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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排队时，每一个学生都领到一个号，按号报名，以免有人插队。
最早是在台湾听到“硬课”这个词，形容那些上起来很hard的课，教授往往布置各种各样的任务，并且打分严格，正如孟芸芸选到的课那样。这恰好能用来与近年大学流行词汇“水课”相对应，所谓“水课”是指老师要求松、打分好、容易过的课程。
“学生大都是经济理性的，显然他们认为提高GPA带来的奖学金、保研、留学等诸多福利比一节课带给他们的知识更重要，如果这门课真的很好但给分低，我会旁听，但绝对不会去选。”一位同学的评论道出很多人的心声。
手松课松，成为许多文化素质课的普遍情况。但对“水课”之名，老师也颇感冤枉。“每门课都是精心设计的” 老师表示，每学期他都会专程去台湾呆一段时间，拍摄图像并复印大量资料，以备下学期的课程教案。“如果学分要求少一点，大课课容量（学生人数）变小一点，水课就会少很多了。” 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复旦大学2012级管理学院的萧泽一直被同学们称为“大学霸”，因为他的GPA成绩高得惊人。萧泽说：“选水课不如选好的课友，大家一起互相督促学习并且组成小组做pre，不仅提高成绩还能真真正正学到东西。”
“硬课”与“水课”的冰火两重天
“硬课”与“水课”时常显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待遇。一门坊间流传的著名“水课”，往往在第一轮选课时就被热情高涨的同学们一扫而光，那些不走运的只能祈祷教务处增加选课名额。
网上有不少学校学长所写的《选课学导论》，俨然成了选课的法宝，长达几十页的文档几乎囊括了本校所有通选课程及部分专业的评价及打分情况。虽然学长的初衷不是为大家找“水课”，但是不少同学抱着这种心态使用，并且还根据如今的课程变化修订新版本。另一个选课神器则是学生自制的诸如“GPA TOOL”的软件，上面能够查到学校2008～2011年的教师打分情况，尽管制作者早已经在网络上取消分享，但“GPA TOOL”仍在学生间流传着。
“硬课”则是冰火两重天的冰了。2011级的孟芸芸进入复旦大学后选的第一门任意选修课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校官方的《选课指导》书上，这门讲述商业原理的课程容纳人数是40人。尽管事先了解这门课开在江湾校区，选课人数或许会比较少，孟芸芸踏进教室时还是吓了一跳：已经接近上课时间，教室里仍只有老师一个人。
事实上这门课的确只有2人选课，其中一人还长期缺课，于是孟芸芸成为唯一的学生。她在办公室里完成了一学期的课程，教授满怀歉意地向她解释道：“由于只有1人选课，使用教室太浪费资源。”然而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孟芸芸认为自己收获颇丰，教授讲课深入浅出而且风趣幽默，几乎是自己大学上过最有意思的课程。总结为什么这样的好课却无人问津，孟芸芸无奈地将原因归结为，“这门课平时作业很多，老师要求高。”
清华大学教授大学物理课的老师毕楷杰一如既往地带着他特别的教棍——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光剑模型，出现在教室里。这间可容纳近200人的大教室里，40余名同学挤挤挨挨地坐在前5排的位置，往后则是大片的留白。
在清华已15个年头，毕凯杰基本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第一节课，整个教室都会坐满，第三节课的时候，一半人都会走掉。”他无奈地告诉同学。但是，在座有人看不下去了。计算机系2012级本科生赵晟佳当晚就在网上写下了疑问——为什么好老师不受欢迎？
老毕想要让大家学到的是他认为重要的品质：执着、好奇、主动、探索，热爱所学的科学。这些，却似乎并非大家真正需要的。学分绩（GPA）往往是最被关注的。
为GPA消得上“水课”
学分绩（GPA），这一名词在赵同学日志之下的评论中被一次次提及。类似“课堂很生动，但架不住成绩不生动”的感慨比比皆是。
“学生大都是经济理性的，显然他们认为提高GPA带来的奖学金、保研、留学等诸多福利比一节课带给他们的知识更重要，如果这门课真的很好但给分低，我会旁听，但绝对不会去选。”一位同学的评论道出很多人的心声。课堂之外的现实世界，给了同学充足刷分的理由。
“GPA就像是做所有事情的通行证，提高绩点是我选水课最主要的原因。”复旦大学2013级社政学院的周诗认为，不管以后想要保研做学术、出国深造抑或是找工作，绩点都是重要的门槛，因而大家选课时会格外关注老师的给分情况。面对学生想拿高GPA的现实要求，当前复旦的给分体系难以满足。与其他大学相比，复旦的成绩统计方式更加接近西方的大学，不反馈给学生具体的分数而以ABCDEF的档次评价学生的成绩。其中“A”代表着4.0满绩点的成绩，而到了“B ”就只有3.3了，中间相当于隔着一条“鸿沟”。同时学校规定每门课最多有30%的学生能够拿到“A”等成绩，所以大家不得不拼命去选愿意给满“A”名额的老师来提高成绩。
据了解，在复旦相较于社政学院，经济学院学业竞争更加激烈，只有过GPA3.80才有机会进前专业二十名，许多出国交流项目都对绩点有硬性要求。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2级本科生王笑晴表示，在经管，想去北美交换学分绩至少要在年级排前30名。想要推研，至少要在年级排前1/3，走学术道路或者去投资银行，对学分绩要求更高。
孟芸芸说：“一般国外一个学期只用上四到五门课，我们却要上十几门，精力不足，不得不选些水课来充学分。”复旦毕业生平均要修140多个学分才能毕业，除去实习等时间，平均每学期要选二十来个学分，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这是不小的负担。尤其对于理工科的学生而言，平日疲于应对高难度的专业课作业，在通选课上只能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这种情况下学生最看重的不是“A”，他们期待学业轻松、老师宽容的课程。例如一些课程，仅要求学生在期末交篇论文，平时不点名、无作业，尤其受这类学生欢迎。“有时候为了赶作业，只能选择性地逃课，所以希望老师宽容些。”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学们追求优异的心态使得他们对老师的给分特别在意。沈茜坦言因为从小到大都被视为优秀学生，自己不能接受“B ”以下的分数，她最害怕的是付出了努力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尽管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她对部分以严厉著称的老师仍感到望而却步，毕竟给分好的“水课”比较能避免分数上付出与收获不相等的情况。
同样烦恼的老师
“水课”一方面影响着学生，另一方面亦影响老师的教学。
清华大学有一门历史课曾是各选课推荐上的常客，像很多面向清华全校同学的文化素质课一样，这门课给分厚道，平均分为89，且课程考核只需一篇论文。但在这门课的授课教师看来，登上这类推荐名单，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上榜一门，我就停一门。”
2013年秋季学期，老师还是给一个学院2012级同学上了这门课，选课结束时，全班近半人没选上。那些拼得一个坐席的同学们，却有人几乎从没有来上过课。开学初的6周内老师密集点名4次，发现近20人缺勤达到3次。
这些人，都被他劝退了。
“刚毕业当老师时，心比较狠，平均分也就70～80分。”老师说，“现在，对很多同学来说90分以下都不能接受了。”
同时放宽的，还有课程作业量。在多年前的课上，该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按学术标准来要求，他们不得不反复修改，甚为苦恼。一名曾在课上表现非常优异的学生，只获得了85分。如今，他不再如此“心狠手辣”。每学期选课前，清华学子会评价老师的工作（简称评教），评教结果后5%的老师，将被取消一次晋升机会。
手松课松，成为许多文化素质课的普遍情况。但对“水课”之名，老师也颇感冤枉。“每门课都是精心设计的”，该老师表示，每学期他都会专程去台湾呆一段时间，拍摄图像并复印大量资料，以备下学期的课程教案。
“如果学分要求少一点，大课课容量（学生人数）变小一点，水课就会少很多了。” 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复旦大学，曾经有教授在课上坦言，他教书几十年，发现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1980年代，大家放学了就是看看闲书、做运动、跳跳舞，没有人那么在乎成绩。现在大家包袱更重了，人人都盯着分数看。”以前该教授打分还比较严格，但因为同学们都太在乎成绩，拿了低分还要发邮件追问，他也不得不放宽了打分的标准。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怎么布置教学任务、怎么评分则更加关键了。复旦学生有权在开学试听两周后免费退课或在期中时缴费退课，如果将课程设置得太令人望而生畏，那么这门课可能学生寥寥乃至被取消。近年来，学校开启“评教”系统，在学期结束后学生有权对老师的教学进行评价，而评价的高低则影响该老师的考评。教学任务过重、打分过严都可能引起学生的“反弹”，在评教时给出极低的分数，有些学生甚至会直接进行投诉。由于不想出现“教学事故”，不少“青椒”随着进入学校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变成传说中“人好、给分高、学业轻松”的水课老师。
开始反思
在火热的“水课”潮流中，也不乏有反思的声音：选水课真的有益于我们的学业吗？
孟芸芸在上了一些所谓的水课后发现，“说实话，去上课和不去上课没区别。浑浑噩噩就过了一个学期，想起来有些后悔。”与她看法相似的同学不在少数，不少人表示对上过的一些课全然没有印象，只是拿了不错的分数。“水课”使实际获取的知识和傲人的成绩间形成了反差，GPA有“虚高”的嫌疑。孟芸芸提到，当真正在实习面试、申请交流机会时，常觉得心虚，因为自己的能力远远达不到纸面上光鲜的成绩，害怕在考官面前露出马脚。不难看出，“水课”泛滥带来的第一个害处是让同学们的知识结构充斥着“水分”，技巧性的选课捷径让成绩难以反映学业的真实水平，失去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一位复旦优秀毕业生在社交网络上总结自己学习经验时谈到，水课或许能暂时提高成绩，却不代表出色的能力。他还是鼓励学弟学妹多选“硬课”，学好了这些课基本功才练得扎实。
正如前面提到，选“水课”不一定是为了混学分，有些同学是想更容易拿到高分。这些同学往往在“水课”中表现得并不水，但是获取的成绩却不如预期。“随大流选了一年水课，却觉得没有预想中的效果。”周诗坦言跟着潮流选水课，却发现“坑爹”了。由于“水课”学业要求低还经常不点名，她费很大力气认真学习却只拿个“B ”，而不来上课的同学却因为期末作业写得好轻松拿“A”。“水课”破坏了严谨的打分体系，在宽松的要求下部分学生的付出与成果不成正比。周诗也选过“硬课”，由于害怕被老师挂掉，每次都战战兢兢地超额完成学习任务，课堂上踊跃发言，竟意外地获得好成绩。“我想水课适合想混混过去的同学，如果你本来就很认真，水课反而可能影响成绩。”周诗这样感叹道。
如何为课程“脱水”
当“水课”泛滥逐渐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或许需要学校与同学两方面的努力。复旦校方采取的手段是通过提升课程品质，排挤掉课程的“水分”。今年，学校引入“慕课”，将以往被视为“超级水课”的一些课程打造成内容丰富充实的精品课程，譬如一门课由风格各异的教师团队构成，把以往的照本宣科地朗读课本材料变成集思想教育、哲学、艺术于一体的好课。2013级沈茜在上了该课后表示，“每节课都想去听，不再为了点名而出席课程了。”在打分体系上，教务处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标准，杜绝教师给分“B ”无限的宽容行为，对打分不符合标准的老师进行提醒，并且还对课程作业、试卷进行留档，定期抽查是否符合评判标准。这样在最大程度上鼓励同学们通过努力学习，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好成绩，大大增加了给分的“公平感”。
四年一度的清华大学教育研讨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陈吉宁校长在2013年9月面向所有清华同学、校友的公开信中，言辞恳切地谈到了当下的问题，“我们的培养目标面临着功利化的侵袭……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次，用更宽的视野，对教育教学改革进行深入讨论。”
学分和课程本身的设置都成为众矢之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彭林教授极力反对如今的学分绩制度，“学分绩制度不取消，本科生的教学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改革。”素质核心课“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授课老师蔡宁生则表示：“清华大学若同国际接轨，改革到位，那就实施学分制，即教师开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学生不受太多限制选课，同时实行宽进严出的考核。”
类似的改革声音已持续了多年。
清华大学教研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谈到，改革学分绩的想法一直都有，这种结果导向的学习确实应当调整。另外，课程本身也在调整。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白峰杉表示，未来三四年文化素质课希望做成“大课加小课”，而且小课要加到相当强度，助教主持辅导讨论。
“水课”出不了学霸
校方为学生的成长负责，学生更应当对自己负责。
“真正的学分绩高分学生，极少是靠选课策略选出来的。”作为曾经的辅导员，王斌范表示他理解学生们选水课，却始终强调，选课投机是有风险且不正确的。他认为，清华的培养方案里，本科生170学分左右，那么可能130学分左右是大家上的课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也许在另外40分里，用选课技巧高出10分顶多20分。在这10分或者20分成绩上，学生修这十门课跟修那十门课分数可能是有差别的。即使学生选水课并且投机成功的话，显然这20学分在130分下仍显得微弱得多了。“所以，客观地说，水课的实际受益者是谁呢？为什么还是会有学生去选水课呢？” 王斌范自问自答，“它最后受益者是边缘的这部分人。假如说，一个专业20个人，保研七八个人，那么，学生中的第七名、第八名、第九名，选修的水课学分会起点作用。”
复旦大学2012级管理学院的萧泽一直被同学们称为“大学霸”，因为他的GPA成绩高得惊人。这位“学霸”的成绩不是通过选“水课”拉高的，萧泽说：“选水课不如选好的课友，大家一起互相督促学习并且组成小组做pre，不仅提高成绩还能真真正正学到东西。”在复旦里像他一样改变学习策略的同学越来越多，与其选择给成绩“注水”倒不如以合适的学习策略提高学业的“含金量”。要希望课程不水，首先必须改变的就是自己将大学“水”过去的心态，正如一位复旦毕业生说的那样，“课程水不水，it depends on你自己水不水。只要学会利用学院的一些丰富的学术资源，你绝对不会水过四年的。”
（文中同学孟芸芸、周诗、沈茜、萧泽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尹颖尧 张蕾磊
最早是在台湾听到“硬课”这个词，形容那些上起来很hard的课，教授往往布置各种各样的任务，并且打分严格，正如孟芸芸选到的课那样。这恰好能用来与近年大学流行词汇“水课”相对应，所谓“水课”是指老师要求松、打分好、容易过的课程。
“学生大都是经济理性的，显然他们认为提高GPA带来的奖学金、保研、留学等诸多福利比一节课带给他们的知识更重要，如果这门课真的很好但给分低，我会旁听，但绝对不会去选。”一位同学的评论道出很多人的心声。
手松课松，成为许多文化素质课的普遍情况。但对“水课”之名，老师也颇感冤枉。“每门课都是精心设计的” 老师表示，每学期他都会专程去台湾呆一段时间，拍摄图像并复印大量资料，以备下学期的课程教案。“如果学分要求少一点，大课课容量（学生人数）变小一点，水课就会少很多了。” 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复旦大学2012级管理学院的萧泽一直被同学们称为“大学霸”，因为他的GPA成绩高得惊人。萧泽说：“选水课不如选好的课友，大家一起互相督促学习并且组成小组做pre，不仅提高成绩还能真真正正学到东西。”
“硬课”与“水课”的冰火两重天
“硬课”与“水课”时常显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待遇。一门坊间流传的著名“水课”，往往在第一轮选课时就被热情高涨的同学们一扫而光，那些不走运的只能祈祷教务处增加选课名额。
网上有不少学校学长所写的《选课学导论》，俨然成了选课的法宝，长达几十页的文档几乎囊括了本校所有通选课程及部分专业的评价及打分情况。虽然学长的初衷不是为大家找“水课”，但是不少同学抱着这种心态使用，并且还根据如今的课程变化修订新版本。另一个选课神器则是学生自制的诸如“GPA TOOL”的软件，上面能够查到学校2008～2011年的教师打分情况，尽管制作者早已经在网络上取消分享，但“GPA TOOL”仍在学生间流传着。
“硬课”则是冰火两重天的冰了。2011级的孟芸芸进入复旦大学后选的第一门任意选修课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校官方的《选课指导》书上，这门讲述商业原理的课程容纳人数是40人。尽管事先了解这门课开在江湾校区，选课人数或许会比较少，孟芸芸踏进教室时还是吓了一跳：已经接近上课时间，教室里仍只有老师一个人。
事实上这门课的确只有2人选课，其中一人还长期缺课，于是孟芸芸成为唯一的学生。她在办公室里完成了一学期的课程，教授满怀歉意地向她解释道：“由于只有1人选课，使用教室太浪费资源。”然而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孟芸芸认为自己收获颇丰，教授讲课深入浅出而且风趣幽默，几乎是自己大学上过最有意思的课程。总结为什么这样的好课却无人问津，孟芸芸无奈地将原因归结为，“这门课平时作业很多，老师要求高。”
清华大学教授大学物理课的老师毕楷杰一如既往地带着他特别的教棍——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光剑模型，出现在教室里。这间可容纳近200人的大教室里，40余名同学挤挤挨挨地坐在前5排的位置，往后则是大片的留白。
在清华已15个年头，毕凯杰基本习惯了这样的场景。“第一节课，整个教室都会坐满，第三节课的时候，一半人都会走掉。”他无奈地告诉同学。但是，在座有人看不下去了。计算机系2012级本科生赵晟佳当晚就在网上写下了疑问——为什么好老师不受欢迎？
老毕想要让大家学到的是他认为重要的品质：执着、好奇、主动、探索，热爱所学的科学。这些，却似乎并非大家真正需要的。学分绩（GPA）往往是最被关注的。
为GPA消得上“水课”
学分绩（GPA），这一名词在赵同学日志之下的评论中被一次次提及。类似“课堂很生动，但架不住成绩不生动”的感慨比比皆是。
“学生大都是经济理性的，显然他们认为提高GPA带来的奖学金、保研、留学等诸多福利比一节课带给他们的知识更重要，如果这门课真的很好但给分低，我会旁听，但绝对不会去选。”一位同学的评论道出很多人的心声。课堂之外的现实世界，给了同学充足刷分的理由。
“GPA就像是做所有事情的通行证，提高绩点是我选水课最主要的原因。”复旦大学2013级社政学院的周诗认为，不管以后想要保研做学术、出国深造抑或是找工作，绩点都是重要的门槛，因而大家选课时会格外关注老师的给分情况。面对学生想拿高GPA的现实要求，当前复旦的给分体系难以满足。与其他大学相比，复旦的成绩统计方式更加接近西方的大学，不反馈给学生具体的分数而以ABCDEF的档次评价学生的成绩。其中“A”代表着4.0满绩点的成绩，而到了“B ”就只有3.3了，中间相当于隔着一条“鸿沟”。同时学校规定每门课最多有30%的学生能够拿到“A”等成绩，所以大家不得不拼命去选愿意给满“A”名额的老师来提高成绩。
据了解，在复旦相较于社政学院，经济学院学业竞争更加激烈，只有过GPA3.80才有机会进前专业二十名，许多出国交流项目都对绩点有硬性要求。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2级本科生王笑晴表示，在经管，想去北美交换学分绩至少要在年级排前30名。想要推研，至少要在年级排前1/3，走学术道路或者去投资银行，对学分绩要求更高。
孟芸芸说：“一般国外一个学期只用上四到五门课，我们却要上十几门，精力不足，不得不选些水课来充学分。”复旦毕业生平均要修140多个学分才能毕业，除去实习等时间，平均每学期要选二十来个学分，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这是不小的负担。尤其对于理工科的学生而言，平日疲于应对高难度的专业课作业，在通选课上只能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这种情况下学生最看重的不是“A”，他们期待学业轻松、老师宽容的课程。例如一些课程，仅要求学生在期末交篇论文，平时不点名、无作业，尤其受这类学生欢迎。“有时候为了赶作业，只能选择性地逃课，所以希望老师宽容些。”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学们追求优异的心态使得他们对老师的给分特别在意。沈茜坦言因为从小到大都被视为优秀学生，自己不能接受“B ”以下的分数，她最害怕的是付出了努力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尽管希望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她对部分以严厉著称的老师仍感到望而却步，毕竟给分好的“水课”比较能避免分数上付出与收获不相等的情况。
同样烦恼的老师
“水课”一方面影响着学生，另一方面亦影响老师的教学。
清华大学有一门历史课曾是各选课推荐上的常客，像很多面向清华全校同学的文化素质课一样，这门课给分厚道，平均分为89，且课程考核只需一篇论文。但在这门课的授课教师看来，登上这类推荐名单，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上榜一门，我就停一门。”
2013年秋季学期，老师还是给一个学院2012级同学上了这门课，选课结束时，全班近半人没选上。那些拼得一个坐席的同学们，却有人几乎从没有来上过课。开学初的6周内老师密集点名4次，发现近20人缺勤达到3次。
这些人，都被他劝退了。
“刚毕业当老师时，心比较狠，平均分也就70～80分。”老师说，“现在，对很多同学来说90分以下都不能接受了。”
同时放宽的，还有课程作业量。在多年前的课上，该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按学术标准来要求，他们不得不反复修改，甚为苦恼。一名曾在课上表现非常优异的学生，只获得了85分。如今，他不再如此“心狠手辣”。每学期选课前，清华学子会评价老师的工作（简称评教），评教结果后5%的老师，将被取消一次晋升机会。
手松课松，成为许多文化素质课的普遍情况。但对“水课”之名，老师也颇感冤枉。“每门课都是精心设计的”，该老师表示，每学期他都会专程去台湾呆一段时间，拍摄图像并复印大量资料，以备下学期的课程教案。
“如果学分要求少一点，大课课容量（学生人数）变小一点，水课就会少很多了。” 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复旦大学，曾经有教授在课上坦言，他教书几十年，发现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1980年代，大家放学了就是看看闲书、做运动、跳跳舞，没有人那么在乎成绩。现在大家包袱更重了，人人都盯着分数看。”以前该教授打分还比较严格，但因为同学们都太在乎成绩，拿了低分还要发邮件追问，他也不得不放宽了打分的标准。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怎么布置教学任务、怎么评分则更加关键了。复旦学生有权在开学试听两周后免费退课或在期中时缴费退课，如果将课程设置得太令人望而生畏，那么这门课可能学生寥寥乃至被取消。近年来，学校开启“评教”系统，在学期结束后学生有权对老师的教学进行评价，而评价的高低则影响该老师的考评。教学任务过重、打分过严都可能引起学生的“反弹”，在评教时给出极低的分数，有些学生甚至会直接进行投诉。由于不想出现“教学事故”，不少“青椒”随着进入学校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变成传说中“人好、给分高、学业轻松”的水课老师。
开始反思
在火热的“水课”潮流中，也不乏有反思的声音：选水课真的有益于我们的学业吗？
孟芸芸在上了一些所谓的水课后发现，“说实话，去上课和不去上课没区别。浑浑噩噩就过了一个学期，想起来有些后悔。”与她看法相似的同学不在少数，不少人表示对上过的一些课全然没有印象，只是拿了不错的分数。“水课”使实际获取的知识和傲人的成绩间形成了反差，GPA有“虚高”的嫌疑。孟芸芸提到，当真正在实习面试、申请交流机会时，常觉得心虚，因为自己的能力远远达不到纸面上光鲜的成绩，害怕在考官面前露出马脚。不难看出，“水课”泛滥带来的第一个害处是让同学们的知识结构充斥着“水分”，技巧性的选课捷径让成绩难以反映学业的真实水平，失去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一位复旦优秀毕业生在社交网络上总结自己学习经验时谈到，水课或许能暂时提高成绩，却不代表出色的能力。他还是鼓励学弟学妹多选“硬课”，学好了这些课基本功才练得扎实。
正如前面提到，选“水课”不一定是为了混学分，有些同学是想更容易拿到高分。这些同学往往在“水课”中表现得并不水，但是获取的成绩却不如预期。“随大流选了一年水课，却觉得没有预想中的效果。”周诗坦言跟着潮流选水课，却发现“坑爹”了。由于“水课”学业要求低还经常不点名，她费很大力气认真学习却只拿个“B ”，而不来上课的同学却因为期末作业写得好轻松拿“A”。“水课”破坏了严谨的打分体系，在宽松的要求下部分学生的付出与成果不成正比。周诗也选过“硬课”，由于害怕被老师挂掉，每次都战战兢兢地超额完成学习任务，课堂上踊跃发言，竟意外地获得好成绩。“我想水课适合想混混过去的同学，如果你本来就很认真，水课反而可能影响成绩。”周诗这样感叹道。
如何为课程“脱水”
当“水课”泛滥逐渐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或许需要学校与同学两方面的努力。复旦校方采取的手段是通过提升课程品质，排挤掉课程的“水分”。今年，学校引入“慕课”，将以往被视为“超级水课”的一些课程打造成内容丰富充实的精品课程，譬如一门课由风格各异的教师团队构成，把以往的照本宣科地朗读课本材料变成集思想教育、哲学、艺术于一体的好课。2013级沈茜在上了该课后表示，“每节课都想去听，不再为了点名而出席课程了。”在打分体系上，教务处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标准，杜绝教师给分“B ”无限的宽容行为，对打分不符合标准的老师进行提醒，并且还对课程作业、试卷进行留档，定期抽查是否符合评判标准。这样在最大程度上鼓励同学们通过努力学习，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好成绩，大大增加了给分的“公平感”。
四年一度的清华大学教育研讨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陈吉宁校长在2013年9月面向所有清华同学、校友的公开信中，言辞恳切地谈到了当下的问题，“我们的培养目标面临着功利化的侵袭……我们需要在更深的层次，用更宽的视野，对教育教学改革进行深入讨论。”
学分和课程本身的设置都成为众矢之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彭林教授极力反对如今的学分绩制度，“学分绩制度不取消，本科生的教学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改革。”素质核心课“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授课老师蔡宁生则表示：“清华大学若同国际接轨，改革到位，那就实施学分制，即教师开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学生不受太多限制选课，同时实行宽进严出的考核。”
类似的改革声音已持续了多年。
清华大学教研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谈到，改革学分绩的想法一直都有，这种结果导向的学习确实应当调整。另外，课程本身也在调整。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白峰杉表示，未来三四年文化素质课希望做成“大课加小课”，而且小课要加到相当强度，助教主持辅导讨论。
“水课”出不了学霸
校方为学生的成长负责，学生更应当对自己负责。
“真正的学分绩高分学生，极少是靠选课策略选出来的。”作为曾经的辅导员，王斌范表示他理解学生们选水课，却始终强调，选课投机是有风险且不正确的。他认为，清华的培养方案里，本科生170学分左右，那么可能130学分左右是大家上的课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也许在另外40分里，用选课技巧高出10分顶多20分。在这10分或者20分成绩上，学生修这十门课跟修那十门课分数可能是有差别的。即使学生选水课并且投机成功的话，显然这20学分在130分下仍显得微弱得多了。“所以，客观地说，水课的实际受益者是谁呢？为什么还是会有学生去选水课呢？” 王斌范自问自答，“它最后受益者是边缘的这部分人。假如说，一个专业20个人，保研七八个人，那么，学生中的第七名、第八名、第九名，选修的水课学分会起点作用。”
复旦大学2012级管理学院的萧泽一直被同学们称为“大学霸”，因为他的GPA成绩高得惊人。这位“学霸”的成绩不是通过选“水课”拉高的，萧泽说：“选水课不如选好的课友，大家一起互相督促学习并且组成小组做pre，不仅提高成绩还能真真正正学到东西。”在复旦里像他一样改变学习策略的同学越来越多，与其选择给成绩“注水”倒不如以合适的学习策略提高学业的“含金量”。要希望课程不水，首先必须改变的就是自己将大学“水”过去的心态，正如一位复旦毕业生说的那样，“课程水不水，it depends on你自己水不水。只要学会利用学院的一些丰富的学术资源，你绝对不会水过四年的。”
（文中同学孟芸芸、周诗、沈茜、萧泽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尹颖尧 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