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3岁的老人程玉琴患有弥漫性脑血栓多年，常年靠吃药控制，状态一直不错。可这几年，女儿徐鸿渐渐发现，虽然母亲的言语、行动都还如常，却变得越来越健忘：比如做完饭总是忘记关煤气，哪怕她再三叮嘱母亲不要自己做饭，哪怕她在煤气灶上贴上提示的小纸条，母亲还是转个身的工夫就又忘了。
　　无数次类似的事情发生后，徐鸿从医生那里领回了“以后别离开人了，怕出危险”的指示，连忙请来保姆全天照护，可没过几个月就发现行不通：保姆除了能为母亲做做家务，平时根本“看不住她”。再加上两人的脾气合不来，母亲常常为些琐事置气，情绪一不好，身体也开始出问题。
　　自2005年父亲去世后，徐鸿的母亲一直独居。唯一的哥哥常年在国外，照顧母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作为一名影视服装设计师，她时常需要跟着各种剧组辗转四处拍戏，一走就是几个月。这些年为了照顾母亲，她推掉了不少工作。可如今，眼看着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离不开人照护，她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不行了，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徐鸿的困境正是当前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困境。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早已进入老龄社会。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而据联合国测算，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超过60岁的老人将有近5亿人，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
　　2015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调查显示，当前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自己，超过1/4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没有得到相应的照料。身体病痛多、生活难自理、生病时无人照顾，是老年人面对的最大的三个困难，而医疗则是老年人养老最强烈的需求。
　　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跑向一个愈发老龄的社会，然而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和他们急迫的医疗、护理需求，整个社会都像徐鸿一样，还没有做好准备。

老有所“医”之困

　　若是放在几年前，徐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要给母亲找养老院。如果说日常照护还可以找保姆来做的话，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两次带母亲看病的经历。
　　程玉琴年轻时是舞蹈演员，落下了腰腿的老伤。有一次，她的腰伤突然发作，动弹不得。徐鸿找到社区医院，可大夫们一听病人的年龄，纷纷表示“不敢接”，让她直接往大医院送。这让她犯了难：母亲的症状够不上急救车出诊的程度，但因为无法坐立，也不能打车，该怎么去呢？
　　无奈之下，徐鸿背着母亲一步步挪上了公交车，前往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公交司机看母女俩实在狼狈，破例在没到站时就给她们停在了医院门口。可好不容易挪到了急诊，因为没有住院床位，徐鸿只得又一步步背着母亲搭公交车回了家。第二天，她几经周折才在家附近找到了一家有床位的中医医院，母亲入院卧床两周后，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次，程玉琴突然胃痛，呕吐不止。急诊医生进行了止痛、止吐的处理后，建议徐鸿带母亲到门诊进一步检查。徐鸿通过114预约到的号已经是一两周之后，等到去检查时，母亲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
　　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程玉琴被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这是老年人中的常见病。这样的结果让徐鸿大舒一口气，但也连连后怕：“幸亏是没什么大事，不然要等这么久可怎么办？”
　　在医疗资源紧缺的中国，“看病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本已体弱多病、折腾不起的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体会显然会更深刻。按照我国“9073”的养老格局——即约有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养老——像程玉琴这样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但事实上，无论选择怎样的形式，基本医疗、照护服务的不足，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201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了76.5岁。人均寿命的延长，也让老年人的医护需求迅速上升。201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口低龄老龄化特征逐渐显现，超过75%的老年人自报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10.54%的老年人为轻度和中度失能;23.8%的老年人存在明显认知衰退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疾病负担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2.1%增至2013年的3.4%，卫生总费用占比近50%。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的慢病负担增长40%。
　　与老年医护需求日益增长相对应的，是传统家庭照料功能的大幅减弱。实施了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起，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自1982年每户家庭人数4.41人减少至2012年的3.02人。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结构的简化，意味着能够承担老年人照料服务的成员在减少。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50后、60后们渐渐步入老年，他们的独生子女后代面临的将会是更加艰难的局面。

错位的养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