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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渤海国作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曾与日本进行了频繁的文化交流。然而在文化交流的表象下，背后也隐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动因。本文拟从相关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事件入手，试分析文化交流背后的历史背景，并探讨其对东北亚格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唐代；渤海国；日本；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G125【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04-0038-02
渤海国，建立于公元698～926年，后被契丹所灭，历世229年。公元713年，首领大祚荣接受唐朝的册封，获渤海郡王的封号，并领忽汗州都督，遂改震国为渤海国，成为臣属于唐朝的藩属政权，是唐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府即忽汗州都督府。渤海国自大祚荣开始，历经15代王朝，在其兴盛时期设有5京、15府、62州、100多县。其领土包括现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北岛的东北部和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被称为“海东盛国”。唐代渤海国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一只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中日帮交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分别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加以阐述。
1 大武艺王致圣武天皇书，开创渤日交流的先河
公元727年，武王大武艺派遣高齐德为使者，出使日本国，并向圣武天皇呈大武艺之国书，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城，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业，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节添当列国，监总诸藩，夏高句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协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批瞻未期，时嗣音徽，永敦邻好。”武王言词恳切，与日本修好之心溢于言表。然而，武王为何如此谦逊，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下。武王是一位胸怀大志之人，必有他的企图。大武艺时期，东北诸夷，都臣服与他，这充分暴露出武王有了摆脱唐帝国的野心，并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王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武艺王才开始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在这一历史时期，大武艺的侵略扩张，已经招致了唐朝的干涉，何况唐朝在营州有大量的驻军，附近地区的契丹、奚和突厥势力也较强大，这些部族依附于唐，一旦为唐所用，挥戈南下，不能不对渤海造成直接的威胁，也正是防止外交上的孤立无援，必须寻找新的盟友，新罗与唐朝关系亲密，一旦渤海国与唐王朝发生对抗，新罗就会奉诏发兵入境，侵占渤海领土。为了打破孤立无援的状态，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取得与唐渤不存在利益关系的日本的支持，利用日本牵制新罗势力北进。可以说这次访日是成功的，渤海拉拢了日本。对于日本来说，在唐帝国地方政权中找到自己的盟友。客观上，促进了渤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高齐德在归国时，圣武天皇对使团进行了赏赐，“齐德等八人，各赐彩帛、绫、棉有差。”这说明中（渤）日之间在经济交往中，已经存在一定的贸易。虽然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交往，民间的交往，则还未出现。而这有利于以后双方的进一步交流。在大武艺时期的中日交往，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主要用外交手腕辅以军事进攻，寻找政治盟友来，来分化唐帝国的政治同盟的目的。这也是渤日邦交的良好开端,它为以后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渤日歌舞音乐相容，彰显中日文化的相融
渤日双方在文化上的的交流要属音乐和舞蹈上的结合，是中日两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据《续记》卷十三记载：“天皇御中宫閤门，已珍蒙等奏本国乐，赐帛绵各有差。”这段史料详细渤海乐已在日本登上朝廷，圣武对此进行了赏赐，九年后，在日本寺院内也陆续响起了渤海乐，是日，百官及诸氏人咸会于寺，请僧五千礼佛读经，作大唐、渤海、美乐、五节田舞、久米舞这就更加清楚的显示出渤海乐在日本的上层社会广为流传。据《舞乐要录》记载：“日本塔供养，堂供养。御八讲、朝觐行幸、御宴会正，相扑节等活动分别奏《新靺鞨》和《渤海乐》。在唐代日本的舞蹈在渤海和长安进行演出。”“谴使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这就说明日本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与唐（渤）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也要探讨一下，日本舞女在渤海国演出完毕本应该取道回国，偏偏渤海遣送唐朝？认真研读文王大钦茂所奉行的对唐政策，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无论是渤海的音乐传到日本，还是日本的歌舞传到渤海及唐朝，都渗透着各自的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一则，文王大钦茂继承其父志，实现摆脱唐中央的控制，运用文化手段与日本建立盟国的关系。恰唐朝发生“安史之乱”，给文王带来机会。此时，把本国的技艺传到日本，不但与日本上层社会进行了一次绝佳的接触，而且还会使日本产生好感，这有利于渤海孤立唐王朝，实现其称霸东北亚的野心。二则，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日本这次派遣舞女的主观动机，不仅是一次友好得访问，更是一次对唐王朝的窥视的目的。正如759年（天平宝子三年）小野田守归国第二年，突然掀起了讨伐新罗的议论。日本想实施对新罗的征讨，需要渤海的支持，渤海即自称“高丽”，正附合了日本希望渤海像昔日的高句丽那样能够对新罗那样的战争。出于这样的目的派出了歌舞团。再则，渤海最终没有让歌舞团取道回日本，因为，摆脱唐帝国的时机还尚未成熟，如果让日本使团直接取道回日本，是对唐帝国的不敬。此时，渤海只是唐帝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羁縻州，表面上还是隶属关系。如果不进献的话，势必影响唐帝国对大亲茂有怀疑之心，遣送舞女之事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在这个时期也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渤日交往的过程中，在经济上交往过程中日本赏赐的多是布匹、棉、帛只类的物品，用渤海大虫皮、熊皮、人参等所特有的物产进行交换来换取本国所需要的基本的生活资料。比武艺王时期规模有所扩大，仅棉就有三百吨。这就反映出了渤海统治者对每次文化交流结果的认同，带来本国所需要的生活用品，满足渤海本国的市场需求。渤海的这次派出使者是在“龙原日本道”，把经济重心移至海上，从大钦茂的出使日本国，进行文化交流，以及海外贸易都是以“龙原日本道”为交通枢纽的。
3 渤日文学的繁荣，构成了中日交往的中坚力量
在公元698年，唐朝把佛经传入渤海，渤海的一些城市中和一些市民上层已经信仰佛教。在公元815年王孝廉出使日本，并且有著名的佛教僧人释仁贞陪同。次此出访的王孝廉和释仁贞在日本留下了大量的佳作，并且此次出行的王孝廉与日本高僧空海留下了一段中日之间友谊的佳话。现将王孝廉的诗分别摘录如下：
奉敕陪内宴诗一首
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
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
和坂领客对月思乡见赠之作
寂寂朱明夜，团团明月转。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恨，羁情对动神，谁言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以上这两首诗，都表达了渤海对日本友人的幽思情怀，释仁贞在日本与各界僧人切磋佛法﹑研读佛经。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上的交流。然而，在王孝廉回渤海之后死去，给日本友人以伤感之情，作诗文：空海致王孝廉诗文
渤海国大使：前枉书信，丞坤仪，弃荣养，文以惊胆，浑恸与怀。唯攀慕擗踊，荼毒难居，痛痛当当奈何雪寒，惟动止支胜。贫道禅观未通无由就慰。有始有终，物之常也。有去入空。我师垂迹，冀抑害礼制，以车胜天，归依佛语，早遂所志，.遗书慰，惨怆不次。释空海疏。
这首诗字里行间，无不留露出对好友王孝廉的怀念之情，以及空海把人生生死与佛法相融合的一种精神境界。正所谓“有始有终，物之常也。”渤日之间的佛学文化交流，培养了一大批有至于中日之间友好人士，更是培养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的情谊。在对外贸易上，渤海也不仅从事简单的以物易物，而且上升到文化层次，“于朝堂飨食王孝廉，赐乐及禄”。这就与渤海国力日盛有关系，自大钦茂时期实行了一列的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来，渤海日益强大起来，僖王大言义时期承袭这一国势，“赐乐”，是日本的歌舞传于渤海。如果说王孝廉开创了渤日民间的友好往来的话，而裴氏父子同日本民间世代之交，裴氏曾两次出使日本，与菅原道结下了很深的友情，裴璆也曾三次出使日本，继承父志，宏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时东北亚格局已有明显得的变化，大唐帝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渤海虽然国力有所发展，但也不可避免走上灭亡的道路。契丹族在迅速的发展，新的东北亚格局正在悄然的重组。
4 体育与历法的交流深层次的内涵
渤日两国之间的文化的交流还包括体育竞技（马球），还有在历法上的交流。体育竞技，历来是各国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渤日之间的体育竞技主要是马球。在唐朝时着项活动就很盛行，马球比赛方法是，参赛者分为两队，各自骑马，手持球杖(类似于现代的曲棍球或现代的冰球杖)在鼓声中往来奔跑，击球，球场两端各设一球门，每破门一次为得一筹，得筹多者为胜，在马球比赛中，观众则相互预测比赛结果。以次来打赌。据史书记载，宣王大秀仁时期，王文矩等出使日本，“渤海国使王文矩等打球赐绵二石为赌”可以说，渤海与日本之间的马球比赛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更隐蔽的是在军事上的一种较量，宣王大仁秀时期正是唐王朝衰落时期，朝野不稳，政局动荡。此时渤海也是步入衰退期，在某种意义上说马球竞技也是对渤海实力的探测。这次王文矩不负使命，连日本嵯峨天皇也观看了这场比赛，足可以说明对渤海实力的重视。日本天皇作诗大加赞赏，使得日本举国上下不敢轻视渤海国实力。公元860年渤海使者乌孝慎出使日本，并把《长庆宣明历》传到日本，日本朝廷把此历法奉若至宝，废除了已经实行的《大衍历》和《五纪历》（均为唐历），施行从渤海传来的《长庆宣明历》，这部历法此后沿用了800年，影响深远。然而，渤海为何选择在公元860年出访日本？这与唐帝国宣宗皇帝有关。宣宗在位五十年，励精图治，在他统治的年间唐朝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延缓了唐朝走向衰败的历史进程。在对外关系上，唐朝击败吐蕃，收复失地，这是在安史之乱，在对外关系的一次胜利。极大的震慑其他藩属国，这也包括渤海国在内，使得渤海不敢轻举妄动。大中十四年860年，宣宗病死。懿宗继位，懿宗并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荒淫无道，不理政事，朝政不稳。此时唐王朝以在危机四伏中度过，已经不具备向日本派遣使团的条件，宽平五年，三月入唐僧中瓘托唐商王讷致书，通报了“大唐凋敝之状”，道真因上《请令诸公卿议定谴唐使进止状》。朝廷遂于是年九月十三日停派遣唐使。因此，此时正是渤海向日本派遣使臣的最佳时机。
总之，唐代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观上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培养了彼此双方的民族感情。但也不可否认，在文化交流的背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也起到着动力因素。这是东北亚三角格局多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于渤海交往过程中，日本从未受到内乱和外患的侵扰，使得统治集团能够吸取唐帝国的先进文化成果。就在此时，日本也从一个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变为一个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
5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孙玉良编著.续日本记，渤海史料全编[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240
2 卢 伟.论大武艺统治时期渤海对外扩张及政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1
3 张 岩.徐德源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J].日本研究，1993，(4):200
【关键词】 唐代；渤海国；日本；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G125【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5-1074(2008)04-0038-02
渤海国，建立于公元698～926年，后被契丹所灭，历世229年。公元713年，首领大祚荣接受唐朝的册封，获渤海郡王的封号，并领忽汗州都督，遂改震国为渤海国，成为臣属于唐朝的藩属政权，是唐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府即忽汗州都督府。渤海国自大祚荣开始，历经15代王朝，在其兴盛时期设有5京、15府、62州、100多县。其领土包括现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北岛的东北部和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被称为“海东盛国”。唐代渤海国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一只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中日帮交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分别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加以阐述。
1 大武艺王致圣武天皇书，开创渤日交流的先河
公元727年，武王大武艺派遣高齐德为使者，出使日本国，并向圣武天皇呈大武艺之国书，其词曰：“武艺启山河异城，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业，奕叶重光，本枝百世，武节添当列国，监总诸藩，夏高句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协前经，通使聘邻，始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批瞻未期，时嗣音徽，永敦邻好。”武王言词恳切，与日本修好之心溢于言表。然而，武王为何如此谦逊，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下。武王是一位胸怀大志之人，必有他的企图。大武艺时期，东北诸夷，都臣服与他，这充分暴露出武王有了摆脱唐帝国的野心，并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王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武艺王才开始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在这一历史时期，大武艺的侵略扩张，已经招致了唐朝的干涉，何况唐朝在营州有大量的驻军，附近地区的契丹、奚和突厥势力也较强大，这些部族依附于唐，一旦为唐所用，挥戈南下，不能不对渤海造成直接的威胁，也正是防止外交上的孤立无援，必须寻找新的盟友，新罗与唐朝关系亲密，一旦渤海国与唐王朝发生对抗，新罗就会奉诏发兵入境，侵占渤海领土。为了打破孤立无援的状态，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取得与唐渤不存在利益关系的日本的支持，利用日本牵制新罗势力北进。可以说这次访日是成功的，渤海拉拢了日本。对于日本来说，在唐帝国地方政权中找到自己的盟友。客观上，促进了渤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高齐德在归国时，圣武天皇对使团进行了赏赐，“齐德等八人，各赐彩帛、绫、棉有差。”这说明中（渤）日之间在经济交往中，已经存在一定的贸易。虽然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交往，民间的交往，则还未出现。而这有利于以后双方的进一步交流。在大武艺时期的中日交往，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主要用外交手腕辅以军事进攻，寻找政治盟友来，来分化唐帝国的政治同盟的目的。这也是渤日邦交的良好开端,它为以后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渤日歌舞音乐相容，彰显中日文化的相融
渤日双方在文化上的的交流要属音乐和舞蹈上的结合，是中日两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据《续记》卷十三记载：“天皇御中宫閤门，已珍蒙等奏本国乐，赐帛绵各有差。”这段史料详细渤海乐已在日本登上朝廷，圣武对此进行了赏赐，九年后，在日本寺院内也陆续响起了渤海乐，是日，百官及诸氏人咸会于寺，请僧五千礼佛读经，作大唐、渤海、美乐、五节田舞、久米舞这就更加清楚的显示出渤海乐在日本的上层社会广为流传。据《舞乐要录》记载：“日本塔供养，堂供养。御八讲、朝觐行幸、御宴会正，相扑节等活动分别奏《新靺鞨》和《渤海乐》。在唐代日本的舞蹈在渤海和长安进行演出。”“谴使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这就说明日本国统治者非常重视与唐（渤）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也要探讨一下，日本舞女在渤海国演出完毕本应该取道回国，偏偏渤海遣送唐朝？认真研读文王大钦茂所奉行的对唐政策，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无论是渤海的音乐传到日本，还是日本的歌舞传到渤海及唐朝，都渗透着各自的政治目的和外交目的。一则，文王大钦茂继承其父志，实现摆脱唐中央的控制，运用文化手段与日本建立盟国的关系。恰唐朝发生“安史之乱”，给文王带来机会。此时，把本国的技艺传到日本，不但与日本上层社会进行了一次绝佳的接触，而且还会使日本产生好感，这有利于渤海孤立唐王朝，实现其称霸东北亚的野心。二则，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日本这次派遣舞女的主观动机，不仅是一次友好得访问，更是一次对唐王朝的窥视的目的。正如759年（天平宝子三年）小野田守归国第二年，突然掀起了讨伐新罗的议论。日本想实施对新罗的征讨，需要渤海的支持，渤海即自称“高丽”，正附合了日本希望渤海像昔日的高句丽那样能够对新罗那样的战争。出于这样的目的派出了歌舞团。再则，渤海最终没有让歌舞团取道回日本，因为，摆脱唐帝国的时机还尚未成熟，如果让日本使团直接取道回日本，是对唐帝国的不敬。此时，渤海只是唐帝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的羁縻州，表面上还是隶属关系。如果不进献的话，势必影响唐帝国对大亲茂有怀疑之心，遣送舞女之事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在这个时期也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渤日交往的过程中，在经济上交往过程中日本赏赐的多是布匹、棉、帛只类的物品，用渤海大虫皮、熊皮、人参等所特有的物产进行交换来换取本国所需要的基本的生活资料。比武艺王时期规模有所扩大，仅棉就有三百吨。这就反映出了渤海统治者对每次文化交流结果的认同，带来本国所需要的生活用品，满足渤海本国的市场需求。渤海的这次派出使者是在“龙原日本道”，把经济重心移至海上，从大钦茂的出使日本国，进行文化交流，以及海外贸易都是以“龙原日本道”为交通枢纽的。
3 渤日文学的繁荣，构成了中日交往的中坚力量
在公元698年，唐朝把佛经传入渤海，渤海的一些城市中和一些市民上层已经信仰佛教。在公元815年王孝廉出使日本，并且有著名的佛教僧人释仁贞陪同。次此出访的王孝廉和释仁贞在日本留下了大量的佳作，并且此次出行的王孝廉与日本高僧空海留下了一段中日之间友谊的佳话。现将王孝廉的诗分别摘录如下：
奉敕陪内宴诗一首
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
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
和坂领客对月思乡见赠之作
寂寂朱明夜，团团明月转。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恨，羁情对动神，谁言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以上这两首诗，都表达了渤海对日本友人的幽思情怀，释仁贞在日本与各界僧人切磋佛法﹑研读佛经。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上的交流。然而，在王孝廉回渤海之后死去，给日本友人以伤感之情，作诗文：空海致王孝廉诗文
渤海国大使：前枉书信，丞坤仪，弃荣养，文以惊胆，浑恸与怀。唯攀慕擗踊，荼毒难居，痛痛当当奈何雪寒，惟动止支胜。贫道禅观未通无由就慰。有始有终，物之常也。有去入空。我师垂迹，冀抑害礼制，以车胜天，归依佛语，早遂所志，.遗书慰，惨怆不次。释空海疏。
这首诗字里行间，无不留露出对好友王孝廉的怀念之情，以及空海把人生生死与佛法相融合的一种精神境界。正所谓“有始有终，物之常也。”渤日之间的佛学文化交流，培养了一大批有至于中日之间友好人士，更是培养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的情谊。在对外贸易上，渤海也不仅从事简单的以物易物，而且上升到文化层次，“于朝堂飨食王孝廉，赐乐及禄”。这就与渤海国力日盛有关系，自大钦茂时期实行了一列的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来，渤海日益强大起来，僖王大言义时期承袭这一国势，“赐乐”，是日本的歌舞传于渤海。如果说王孝廉开创了渤日民间的友好往来的话，而裴氏父子同日本民间世代之交，裴氏曾两次出使日本，与菅原道结下了很深的友情，裴璆也曾三次出使日本，继承父志，宏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时东北亚格局已有明显得的变化，大唐帝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渤海虽然国力有所发展，但也不可避免走上灭亡的道路。契丹族在迅速的发展，新的东北亚格局正在悄然的重组。
4 体育与历法的交流深层次的内涵
渤日两国之间的文化的交流还包括体育竞技（马球），还有在历法上的交流。体育竞技，历来是各国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渤日之间的体育竞技主要是马球。在唐朝时着项活动就很盛行，马球比赛方法是，参赛者分为两队，各自骑马，手持球杖(类似于现代的曲棍球或现代的冰球杖)在鼓声中往来奔跑，击球，球场两端各设一球门，每破门一次为得一筹，得筹多者为胜，在马球比赛中，观众则相互预测比赛结果。以次来打赌。据史书记载，宣王大秀仁时期，王文矩等出使日本，“渤海国使王文矩等打球赐绵二石为赌”可以说，渤海与日本之间的马球比赛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更隐蔽的是在军事上的一种较量，宣王大仁秀时期正是唐王朝衰落时期，朝野不稳，政局动荡。此时渤海也是步入衰退期，在某种意义上说马球竞技也是对渤海实力的探测。这次王文矩不负使命，连日本嵯峨天皇也观看了这场比赛，足可以说明对渤海实力的重视。日本天皇作诗大加赞赏，使得日本举国上下不敢轻视渤海国实力。公元860年渤海使者乌孝慎出使日本，并把《长庆宣明历》传到日本，日本朝廷把此历法奉若至宝，废除了已经实行的《大衍历》和《五纪历》（均为唐历），施行从渤海传来的《长庆宣明历》，这部历法此后沿用了800年，影响深远。然而，渤海为何选择在公元860年出访日本？这与唐帝国宣宗皇帝有关。宣宗在位五十年，励精图治，在他统治的年间唐朝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延缓了唐朝走向衰败的历史进程。在对外关系上，唐朝击败吐蕃，收复失地，这是在安史之乱，在对外关系的一次胜利。极大的震慑其他藩属国，这也包括渤海国在内，使得渤海不敢轻举妄动。大中十四年860年，宣宗病死。懿宗继位，懿宗并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荒淫无道，不理政事，朝政不稳。此时唐王朝以在危机四伏中度过，已经不具备向日本派遣使团的条件，宽平五年，三月入唐僧中瓘托唐商王讷致书，通报了“大唐凋敝之状”，道真因上《请令诸公卿议定谴唐使进止状》。朝廷遂于是年九月十三日停派遣唐使。因此，此时正是渤海向日本派遣使臣的最佳时机。
总之，唐代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观上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培养了彼此双方的民族感情。但也不可否认，在文化交流的背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也起到着动力因素。这是东北亚三角格局多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于渤海交往过程中，日本从未受到内乱和外患的侵扰，使得统治集团能够吸取唐帝国的先进文化成果。就在此时，日本也从一个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变为一个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
5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孙玉良编著.续日本记，渤海史料全编[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240
2 卢 伟.论大武艺统治时期渤海对外扩张及政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1
3 张 岩.徐德源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J].日本研究，1993，(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