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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是87年来的，小叶是跟着他大哥来的。当年，我住在金瓯大院第七排，老叶家在第八排。”在2013年最后一夜的饭桌上，叶建丰和三五名老乡围着热腾的铜锅短暂相聚。
“这是我一路走过的啊。”谈到过去，众人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说自己的人生虽然平凡，却足以拍成一部电影。拍摄地点在南腔北调的“浙江村”，主角是缝纫机上堆积如山的衣服。
事实上，他们口中的“浙江村”，非自然村落，更无行政编制，而是进京经商的浙江人（以温州人居多）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它地处北京城南的城乡结合部，以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为腹地，覆及26个自然村，外来人口数量近10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村”以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全国，但其村容的脏差、社会治安的混乱也蜚声京城，素有“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之说。
今年43岁的叶建丰，来自温州永嘉，1990年到北京时还是个毛头小伙。从落脚丰台方庄四合院到南苑乡金瓯大院，从大兴区南小街村到新建工业园区，数次搬家、数次扩厂……他从一个被工商围追堵截的路边商贩，成为如今一家服饰公司的老总。
20多年过去，叶建丰们习惯了老北京的黄铜锅，习惯了北方冬天冷冽的空气。而曾经浩浩荡荡的十万“浙江村”人，如今己消融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背着缝纫机“闯”北京
“一处处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小平房沿着胡同四处蔓延，大小汽车、三轮车团团转成一锅粥。背着大包小包的行人，尽是消瘦清矍的南国身形。街道旁摆着温州人喜食的粉干、虾米皮……方言俚语，嘈杂非凡。”
时光倒退20余年，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南行5公里处的场景。
“温州人敢跑，越跑胆越大！跑到北京，就有了‘浙江村’。”一位温州乐清县工商局的老干部如此评价“浙江村”的由来。
然而，探寻谁是“浙江村”最早的拓荒者，各种版本不一，早已无从考证。其中，有大红门服装商贸区“开市元老”之称的卢必泽，被公认为“浙江村”最早的村民之一。
1947年，卢必泽出生于温州乐清市雁湖乡尚古村。因为家境贫困，身为长子的他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靠着刻苦认真，学成了一手裁缝的好技艺。
1983年5月31日，卢必泽与妻子、大儿子、二儿子、两个妹妹和妹夫共8人，带着外出务工证明，背着缝纫机来到北京。在堂哥的介绍下，他们于6月3日入住南苑乡果园村海户屯33号。
“房东没见过这么多外地人，也不敢出租太多房子，8口人只能挤在一间18平米的平房里。我们4号开工，5号上街摆地摊。” 卢必泽说。
这块18平米的狭小空间是他们全家的卧室、厨房，也是生产车间。拥挤的场地，在卢必泽巧妙的安排下，中间放了三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两个烫衣机，裁衣板下堆满了布料。
一天三顿饭都是在房屋的角落里完成的。吃饭时，全家人围炉而立，利用间隙伸筷加一点菜后就赶快缩回，一顿饭往往不超过15分钟。吃过饭，只是用衣襟抹抹嘴，然后又抱起地上成堆的衣服。
到了晚上，卢必泽和妻子在窗边支起裁衣板在上面休息，两个妹妹和妹夫分别以烫衣板和裁衣板为床，过道中间则放张折叠床，两个儿子睡在上面。
“凌晨3点多就得起来，扛着大包出去卖裤子，中午找个角落眯一会儿。下午收摊后，在家接着做裤子，一直干到晚上12点以后。”卢必泽初到北京时，市场还没有开放，他和妻子只能走街串巷、临街摆摊。
其他早期进京的外来务工人员，同样每天“流窜”于天桥、前门、先农坛等人气旺的市井。卢必泽说，那时“来个警察就要赶紧跑，地上的东西来不及拿，真的心疼死”。
在1982年的北京街头，这样的“游击战”并不少见，也正是基于此，撕开了当时铁板一块的城市流通体制。
“国企商场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女装、男装、内衣都没有，全部紧缺。”卢必泽回忆道，由于市场供不应求，他们生产的服装异常紧俏。今天拿500块钱买了布料，当天就可以生产出利润。“每天一交货，就拿到现钱。”
不久，他们在北京赚钱的消息传回家乡，惊动了雁湖乡甚至整个乐清县（现为县级市）。大家认为做服装挣钱，一些未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就被家里送到裁缝店当学徒。
“我们来了，也带动了其他县。1985年整个海户屯就住不开人了，因为大家都出来了，我们连从老家雇个工人都找不到。”1983年，木樨园周边只有10户左右的浙江人，至第二年已增加到近5000人。
1990年，叶建丰在家乡参加了一个月的裁缝培训班后，带着3名裁缝师傅跟随老乡来到北京。
在这张浙江人聚居的大网中，“师傅带徒弟”、“先走带后走”，好似一夜之间，从海户屯到周围26个自然村，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从马家堡到成寿寺，500公顷的区域面积内聚集了十万“浙江村”人。
从“包柜台”到京温大厦
十万“浙江村”人不可能只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生意越做越顺的卢必泽结束了“到处躲”的岁月，改做服装批发。
1985年，因为雇工和机器的增加，他和家人搬到了海户屯南面的海慧寺，租了一处更大的平房。不久，他迎来北京流通领域的“改革开放”——允许国营商店出租柜台或“引厂进店”（生产厂家在商店设立商品柜台，规定按比例不能超过总柜台的20%）。
“如果浙江人的服装能进王府井百货大楼，我们就能一步步走上去，肯定搞得风风火火。”卢必泽判断。
因为“引厂进店”的条件是进店者为生产厂家，只需要商店和厂家签订合同，无需工商部门审批，所以在那次“浙江村”人承包柜台的热潮中，大部分人没有选择国营商店的“出租”方式。
为了解决“合法身份”问题，同年，卢必泽回到老家乐清，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他的“乐清佳利时装厂”成为温州人在北京挂牌的第一家服装厂。 同时，其他“浙江村”人也各显神通，到温州老家或者外省的乡镇企业，通过一年支付几千元管理费的方式，租借营业执照。
“反正一个执照有三件副本，副本放在他那里也是放着。政策上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应该不允许借吧，但行得通就行，行不通再想办法。”这是当时很多浙江人的共同想法。
1985年，卢必泽在王府井商业街的燕美服装店顺利租到了柜台，一个柜台每月2500元。很快，北京的国营商店里“引”来了天南地北的厂家，而这些企业其实就在北京，在城南的“浙江村”。
每天清晨，人们往往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在南苑乡通往市中心的轴线上，成群结队的三轮车和加重自行车，驮着大大的编织袋或黑色塑料袋，匆忙赶往市区各大商场。
通过这一辆辆自行车，“浙江村”的服装开始占据京城的核心商贸区，这也给了“浙江村”人从家庭作坊走向规模小企业的机遇。
在“浙江村”扩张的过程中，京温服装批发市场（以下简称“京温大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京温大厦位于丰台区南苑路13号，距木樨园桥约500米，占地1.33公顷。当地政府与“浙江村”人的第一次互动也发生在这里。
“‘浙江村’没法赶，是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工作的重要经验，所以大家就想，能不能干脆把这里发展成正规的服装市场。”一位曾经参与大厦筹建的工商干部说，丰台区工商局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不可能去投资盖楼，所以决定借鉴全国其他地方的经验——搞集资。
“集资我们从没搞过，跟这里的温州商户还不知道怎么说话呢！”这种情况下，丰台区工商局通过温州驻京办事处，联系温州市工商局，请他们协助工作。“从1992年三四月份开始，我们局去了温州好几次。大楼名字就叫‘京温’，象征北京和温州的合作。”
1992年，丰台区工商局、温州市工商局、温州市驻京联络处经过三方协商，签订了《关于集资兴建京温轻工业品批发市场协议》。按照协议，京温大厦总投资3500余万元，设置摊位1600余个，主要靠个体户集资，产权归丰台区工商局所有。
“每个经营户交1.3万元就能得到一个摊位，使用权是4年，后来又补交了500元的广告费。”上述工商干部回忆说。
1992年底，大厦摊位基本认购完毕，最后300余个摊位将依靠摇号方式解决。
“我忙着批发服装，没来得及报名。”卢必泽错过了京温大厦摊位的认领期，只得以每个摊位5万元的高价，从他人手里“转卖”过来6个。
此后，丰台区政府与“浙江村”经营户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磨合过程，甚至于1993年3月在过渡市场发生了“罢市风波”。
然而，政府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京温大厦的兴建把“浙江村”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阶段。
被拆的金瓯大院
随着聚居人数的增多，“浙江村”原住农民的房屋已不能承载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自1992年底，一些浙江人合股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合作，当地出地皮，浙江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二层楼房，再分间向外出租。
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这类大院共有50多个。一些大院甚至提供配套的幼儿园、诊所、粮店、菜市场等服务。
1994年，温州人卢华飞所建的金瓯大院是其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大院位于大红门久敬庄地区，占地60亩，建房1000多间，可容纳3000余人。卢华飞称：“60亩没打算一下子盖完，后来一看那么多温州人要租房子，才一口气都盖了。”
在金瓯大院，居民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由“院主”负责解决，邻里们出现纠纷也要由“院主”来调解。
为了管理大院，卢华飞建立了大院管理委员会，下分若干组，设有财务、治安调解、消防、电工维修等，还聘请了17位专业保安人员。同时，他将大院按经营情况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如夹克、时装等。
随着服装生产链的成熟，产业的集群效应在大院中开始显现。此时，一个个大院，如同一家家公司，从原料、生产到销售，应有尽有。
为了方便居民出行，金瓯大院还开了一条“公共汽车专线”，租了4辆面包车，每天从早6点到晚7点，往返于大院和木樨园之间。
“面包车能坐20多人，15分钟开一班，10来分钟就到木樨园了。” 为了生活安全和生产场地扩大，叶建丰成为金瓯大院的第一批住户。“大院房租比农民的贵近一倍，但是做生意、加工制造都方便。”
然而，当卢华飞正陶醉于自己所规划的蓝图时，却迎来了著名的“大清理”。
1995年，国务院下达关于全国流动人口管理的若干文件，作为首都，北京身先士卒。此外，此类大院多为非法占用农村土地，甚至有传闻称，曾有村民联合上告，引起了北京市人大的重视。
追溯1986年“浙江村”的初步形成不难发现，虽然“浙江村”人的到来给北京城南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房租收入，对地区的经济推动更为明显，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理政策”一直是北京政府的主导方向。
仅从1985年到1991年底，北京市政府就组织公安、联防、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部门对“浙江村”进行了七八次“清理”。“清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演变成长达多年的“清理—逃跑—回潮—再清理”拉锯战。
究其原因，除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的空白与摸索，“浙江村”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也是政府不可不重视的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1992年时还是一名学生，为了完成“浙江村”的博士论文，他曾在马家堡一带居住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在他的记忆中，村里的垃圾随处可见，做皮衣剩下的皮料肆意堆放，一下雨，泥泞的路上淌着黑水，到处臭气熏天。“你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恶心，很多人说那里是‘人间地狱’。”
1994年和1995年，“浙江村”乱到了极致。当时，一位政府调研员需要进村拍摄照片，领导特意为她配了一双雨鞋。 此外，“浙江村”治安情况日益恶化。人们夜里不敢出门，白天外出则将皮包贴在肚皮上不敢松手。
“从晚上11点到早晨6点，一个晚上4个人轮流。只要有外人来了，就敲锣提醒大家。”1991年至1994年，搬到高桥西里居住的卢必泽，联合四周60多户老乡，组成自卫队在夜里巡逻放哨。“我跑到大红门派出所申请的巡逻袖章。”
针对治安问题，公安机关几经打击却收效甚微，这导致北京市政府方面下决心彻底治理“浙江村”。
撤离“浙江村”
1996年5月，由南苑乡果园村投资兴建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破土动工。其后，百荣世贸商城、方仕国际商城、天雅女装大厦等30余座批发商厦兴起。
自2003年开始，由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木樨园商圈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小商品批发市场。
来京30载，如今，卢必泽已是北京奥森源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赛美皮衣创始人，并持有木樨园天雅大厦、雅宝路天雅大厦、天雅古玩城等众多企业的股份。
“我们觉得那不是苦，以前穷得太怕了，来北京有活干就不觉得苦。在33号的小平房，每夜耳边机器声很响，但我睡得很香。”谈到当年的艰辛，卢必泽和老伴只是笑笑。
时过境迁，随着北京主城区外扩，“海户屯33号”等地名早已在地图上隐没。同时，在政府一次次的“清理”下，“浙江村”服装企业或搬迁，或回乡，散落四方。
“浙江村”被关闭后，木樨园、大红门周边的“珠江骏景”小区，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下，商业楼天雅大厦90%为温州人所有。而周围的其他社区如望桃园，业主中温州人的数量也占到70%。
“实际上，它是个从有形变成无形的群体。”在王春光看来，目前分散的“浙江村”人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它的内部关系网通过商会、产业链紧紧相连。
据叶建丰介绍，2000年以后，有一支数量庞大的服装企业队伍，陆续后撤到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村一带。他自己的丰豹服饰也由于产业升级，在2007年搬至南小街一村。“可以说，那里是‘浙江村’人的再次聚集地。”
“2011年，最高峰时，南小街4个村，大大小小的服装企业、作坊有千余家。”南小街一村书记任广正一一算到。
然而，这个“再次聚居地”并不长久，2011年“4·25”火灾后，大兴区政府认为违章建筑非法出租和非法经营是酿成灾难的深层次原因。按照部署，南小街所有无照工厂全部取缔关门。
“当时，要求租用村民宅基地的家庭作坊必须清理出去。现在，一村只有227家服装厂了。”任广正说。
源于这次风波，2012年底，叶建丰的厂房再次搬迁，后撤至大兴区新建工业区。对于仍滞留在南小街村的服装企业，叶建丰并不看好：“南小街肯定要拆，早晚都要搬走，听说要建高新科技产业园。现在，北京市好像对服装产业不怎么需求了。这两年在大兴区，服装企业的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
在南小街村《民生周刊》记者看到，“中科电商谷”的施工现场场面颇大，吊车四起，围墙上写着“为电商精英建造城市”。
外界认为，“4·25”火灾是大兴区加速拆违、产业升级的加速器。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发改委等部门宣布了《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作为南城规划的一部分，大兴区自然迎来了产业升级的机遇。
在“城南计划”的步步紧逼下，卢必泽认为留守北京的众多浙江服装企业将再次面临搬迁。“与其到时被迫离开，不如早点寻找出路。”
为此，卢希（卢必泽之子）、卢坚胜等“浙江村”第二代，开始谋划未来“浙江村”人的去留。2010年，他们借助浙江商会平台，投资300亿元，签下河北廊坊永清县2万亩土地，正式启动“浙商服装新城”的建设。
其中，浙商服装城规划占地5000亩，计划投资70亿元，预算吸纳服装生产企业1000家左右。此外，还有占地均为5000亩的浙商商贸城、浙商理想城（高档住宅区）、浙商旅游休闲城等。
“选择永清县，是因为永清离北京南城仅50公里。再过两年，北京至永清的高速公路开通，到北京南城只需20多分钟，到天津也仅需20多分钟。”卢必泽说，他已经认购了“新城”的40亩土地，“在那边每人盖的房都是自己的产业，就是扎根了。”
“这是我一路走过的啊。”谈到过去，众人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说自己的人生虽然平凡，却足以拍成一部电影。拍摄地点在南腔北调的“浙江村”，主角是缝纫机上堆积如山的衣服。
事实上，他们口中的“浙江村”，非自然村落，更无行政编制，而是进京经商的浙江人（以温州人居多）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它地处北京城南的城乡结合部，以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为腹地，覆及26个自然村，外来人口数量近10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村”以物美价廉的服装闻名全国，但其村容的脏差、社会治安的混乱也蜚声京城，素有“京城人不知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无几”之说。
今年43岁的叶建丰，来自温州永嘉，1990年到北京时还是个毛头小伙。从落脚丰台方庄四合院到南苑乡金瓯大院，从大兴区南小街村到新建工业园区，数次搬家、数次扩厂……他从一个被工商围追堵截的路边商贩，成为如今一家服饰公司的老总。
20多年过去，叶建丰们习惯了老北京的黄铜锅，习惯了北方冬天冷冽的空气。而曾经浩浩荡荡的十万“浙江村”人，如今己消融在北京的各个角落。
背着缝纫机“闯”北京
“一处处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小平房沿着胡同四处蔓延，大小汽车、三轮车团团转成一锅粥。背着大包小包的行人，尽是消瘦清矍的南国身形。街道旁摆着温州人喜食的粉干、虾米皮……方言俚语，嘈杂非凡。”
时光倒退20余年，这便是天安门广场南行5公里处的场景。
“温州人敢跑，越跑胆越大！跑到北京，就有了‘浙江村’。”一位温州乐清县工商局的老干部如此评价“浙江村”的由来。
然而，探寻谁是“浙江村”最早的拓荒者，各种版本不一，早已无从考证。其中，有大红门服装商贸区“开市元老”之称的卢必泽，被公认为“浙江村”最早的村民之一。
1947年，卢必泽出生于温州乐清市雁湖乡尚古村。因为家境贫困，身为长子的他放弃了继续读书的念头，靠着刻苦认真，学成了一手裁缝的好技艺。
1983年5月31日，卢必泽与妻子、大儿子、二儿子、两个妹妹和妹夫共8人，带着外出务工证明，背着缝纫机来到北京。在堂哥的介绍下，他们于6月3日入住南苑乡果园村海户屯33号。
“房东没见过这么多外地人，也不敢出租太多房子，8口人只能挤在一间18平米的平房里。我们4号开工，5号上街摆地摊。” 卢必泽说。
这块18平米的狭小空间是他们全家的卧室、厨房，也是生产车间。拥挤的场地，在卢必泽巧妙的安排下，中间放了三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两个烫衣机，裁衣板下堆满了布料。
一天三顿饭都是在房屋的角落里完成的。吃饭时，全家人围炉而立，利用间隙伸筷加一点菜后就赶快缩回，一顿饭往往不超过15分钟。吃过饭，只是用衣襟抹抹嘴，然后又抱起地上成堆的衣服。
到了晚上，卢必泽和妻子在窗边支起裁衣板在上面休息，两个妹妹和妹夫分别以烫衣板和裁衣板为床，过道中间则放张折叠床，两个儿子睡在上面。
“凌晨3点多就得起来，扛着大包出去卖裤子，中午找个角落眯一会儿。下午收摊后，在家接着做裤子，一直干到晚上12点以后。”卢必泽初到北京时，市场还没有开放，他和妻子只能走街串巷、临街摆摊。
其他早期进京的外来务工人员，同样每天“流窜”于天桥、前门、先农坛等人气旺的市井。卢必泽说，那时“来个警察就要赶紧跑，地上的东西来不及拿，真的心疼死”。
在1982年的北京街头，这样的“游击战”并不少见，也正是基于此，撕开了当时铁板一块的城市流通体制。
“国企商场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女装、男装、内衣都没有，全部紧缺。”卢必泽回忆道，由于市场供不应求，他们生产的服装异常紧俏。今天拿500块钱买了布料，当天就可以生产出利润。“每天一交货，就拿到现钱。”
不久，他们在北京赚钱的消息传回家乡，惊动了雁湖乡甚至整个乐清县（现为县级市）。大家认为做服装挣钱，一些未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就被家里送到裁缝店当学徒。
“我们来了，也带动了其他县。1985年整个海户屯就住不开人了，因为大家都出来了，我们连从老家雇个工人都找不到。”1983年，木樨园周边只有10户左右的浙江人，至第二年已增加到近5000人。
1990年，叶建丰在家乡参加了一个月的裁缝培训班后，带着3名裁缝师傅跟随老乡来到北京。
在这张浙江人聚居的大网中，“师傅带徒弟”、“先走带后走”，好似一夜之间，从海户屯到周围26个自然村，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从马家堡到成寿寺，500公顷的区域面积内聚集了十万“浙江村”人。
从“包柜台”到京温大厦
十万“浙江村”人不可能只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生意越做越顺的卢必泽结束了“到处躲”的岁月，改做服装批发。
1985年，因为雇工和机器的增加，他和家人搬到了海户屯南面的海慧寺，租了一处更大的平房。不久，他迎来北京流通领域的“改革开放”——允许国营商店出租柜台或“引厂进店”（生产厂家在商店设立商品柜台，规定按比例不能超过总柜台的20%）。
“如果浙江人的服装能进王府井百货大楼，我们就能一步步走上去，肯定搞得风风火火。”卢必泽判断。
因为“引厂进店”的条件是进店者为生产厂家，只需要商店和厂家签订合同，无需工商部门审批，所以在那次“浙江村”人承包柜台的热潮中，大部分人没有选择国营商店的“出租”方式。
为了解决“合法身份”问题，同年，卢必泽回到老家乐清，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他的“乐清佳利时装厂”成为温州人在北京挂牌的第一家服装厂。 同时，其他“浙江村”人也各显神通，到温州老家或者外省的乡镇企业，通过一年支付几千元管理费的方式，租借营业执照。
“反正一个执照有三件副本，副本放在他那里也是放着。政策上怎么说的我们不知道，应该不允许借吧，但行得通就行，行不通再想办法。”这是当时很多浙江人的共同想法。
1985年，卢必泽在王府井商业街的燕美服装店顺利租到了柜台，一个柜台每月2500元。很快，北京的国营商店里“引”来了天南地北的厂家，而这些企业其实就在北京，在城南的“浙江村”。
每天清晨，人们往往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在南苑乡通往市中心的轴线上，成群结队的三轮车和加重自行车，驮着大大的编织袋或黑色塑料袋，匆忙赶往市区各大商场。
通过这一辆辆自行车，“浙江村”的服装开始占据京城的核心商贸区，这也给了“浙江村”人从家庭作坊走向规模小企业的机遇。
在“浙江村”扩张的过程中，京温服装批发市场（以下简称“京温大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京温大厦位于丰台区南苑路13号，距木樨园桥约500米，占地1.33公顷。当地政府与“浙江村”人的第一次互动也发生在这里。
“‘浙江村’没法赶，是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工作的重要经验，所以大家就想，能不能干脆把这里发展成正规的服装市场。”一位曾经参与大厦筹建的工商干部说，丰台区工商局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不可能去投资盖楼，所以决定借鉴全国其他地方的经验——搞集资。
“集资我们从没搞过，跟这里的温州商户还不知道怎么说话呢！”这种情况下，丰台区工商局通过温州驻京办事处，联系温州市工商局，请他们协助工作。“从1992年三四月份开始，我们局去了温州好几次。大楼名字就叫‘京温’，象征北京和温州的合作。”
1992年，丰台区工商局、温州市工商局、温州市驻京联络处经过三方协商，签订了《关于集资兴建京温轻工业品批发市场协议》。按照协议，京温大厦总投资3500余万元，设置摊位1600余个，主要靠个体户集资，产权归丰台区工商局所有。
“每个经营户交1.3万元就能得到一个摊位，使用权是4年，后来又补交了500元的广告费。”上述工商干部回忆说。
1992年底，大厦摊位基本认购完毕，最后300余个摊位将依靠摇号方式解决。
“我忙着批发服装，没来得及报名。”卢必泽错过了京温大厦摊位的认领期，只得以每个摊位5万元的高价，从他人手里“转卖”过来6个。
此后，丰台区政府与“浙江村”经营户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磨合过程，甚至于1993年3月在过渡市场发生了“罢市风波”。
然而，政府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京温大厦的兴建把“浙江村”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新阶段。
被拆的金瓯大院
随着聚居人数的增多，“浙江村”原住农民的房屋已不能承载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自1992年底，一些浙江人合股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合作，当地出地皮，浙江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二层楼房，再分间向外出租。
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这类大院共有50多个。一些大院甚至提供配套的幼儿园、诊所、粮店、菜市场等服务。
1994年，温州人卢华飞所建的金瓯大院是其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大院位于大红门久敬庄地区，占地60亩，建房1000多间，可容纳3000余人。卢华飞称：“60亩没打算一下子盖完，后来一看那么多温州人要租房子，才一口气都盖了。”
在金瓯大院，居民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由“院主”负责解决，邻里们出现纠纷也要由“院主”来调解。
为了管理大院，卢华飞建立了大院管理委员会，下分若干组，设有财务、治安调解、消防、电工维修等，还聘请了17位专业保安人员。同时，他将大院按经营情况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如夹克、时装等。
随着服装生产链的成熟，产业的集群效应在大院中开始显现。此时，一个个大院，如同一家家公司，从原料、生产到销售，应有尽有。
为了方便居民出行，金瓯大院还开了一条“公共汽车专线”，租了4辆面包车，每天从早6点到晚7点，往返于大院和木樨园之间。
“面包车能坐20多人，15分钟开一班，10来分钟就到木樨园了。” 为了生活安全和生产场地扩大，叶建丰成为金瓯大院的第一批住户。“大院房租比农民的贵近一倍，但是做生意、加工制造都方便。”
然而，当卢华飞正陶醉于自己所规划的蓝图时，却迎来了著名的“大清理”。
1995年，国务院下达关于全国流动人口管理的若干文件，作为首都，北京身先士卒。此外，此类大院多为非法占用农村土地，甚至有传闻称，曾有村民联合上告，引起了北京市人大的重视。
追溯1986年“浙江村”的初步形成不难发现，虽然“浙江村”人的到来给北京城南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房租收入，对地区的经济推动更为明显，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清理政策”一直是北京政府的主导方向。
仅从1985年到1991年底，北京市政府就组织公安、联防、工商、税务、卫生等管理部门对“浙江村”进行了七八次“清理”。“清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演变成长达多年的“清理—逃跑—回潮—再清理”拉锯战。
究其原因，除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的空白与摸索，“浙江村”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也是政府不可不重视的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1992年时还是一名学生，为了完成“浙江村”的博士论文，他曾在马家堡一带居住长达一年半的时间。
在他的记忆中，村里的垃圾随处可见，做皮衣剩下的皮料肆意堆放，一下雨，泥泞的路上淌着黑水，到处臭气熏天。“你在里面待一两个小时就会觉得恶心，很多人说那里是‘人间地狱’。”
1994年和1995年，“浙江村”乱到了极致。当时，一位政府调研员需要进村拍摄照片，领导特意为她配了一双雨鞋。 此外，“浙江村”治安情况日益恶化。人们夜里不敢出门，白天外出则将皮包贴在肚皮上不敢松手。
“从晚上11点到早晨6点，一个晚上4个人轮流。只要有外人来了，就敲锣提醒大家。”1991年至1994年，搬到高桥西里居住的卢必泽，联合四周60多户老乡，组成自卫队在夜里巡逻放哨。“我跑到大红门派出所申请的巡逻袖章。”
针对治安问题，公安机关几经打击却收效甚微，这导致北京市政府方面下决心彻底治理“浙江村”。
撤离“浙江村”
1996年5月，由南苑乡果园村投资兴建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破土动工。其后，百荣世贸商城、方仕国际商城、天雅女装大厦等30余座批发商厦兴起。
自2003年开始，由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木樨园商圈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服装、小商品批发市场。
来京30载，如今，卢必泽已是北京奥森源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赛美皮衣创始人，并持有木樨园天雅大厦、雅宝路天雅大厦、天雅古玩城等众多企业的股份。
“我们觉得那不是苦，以前穷得太怕了，来北京有活干就不觉得苦。在33号的小平房，每夜耳边机器声很响，但我睡得很香。”谈到当年的艰辛，卢必泽和老伴只是笑笑。
时过境迁，随着北京主城区外扩，“海户屯33号”等地名早已在地图上隐没。同时，在政府一次次的“清理”下，“浙江村”服装企业或搬迁，或回乡，散落四方。
“浙江村”被关闭后，木樨园、大红门周边的“珠江骏景”小区，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下，商业楼天雅大厦90%为温州人所有。而周围的其他社区如望桃园，业主中温州人的数量也占到70%。
“实际上，它是个从有形变成无形的群体。”在王春光看来，目前分散的“浙江村”人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它的内部关系网通过商会、产业链紧紧相连。
据叶建丰介绍，2000年以后，有一支数量庞大的服装企业队伍，陆续后撤到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村一带。他自己的丰豹服饰也由于产业升级，在2007年搬至南小街一村。“可以说，那里是‘浙江村’人的再次聚集地。”
“2011年，最高峰时，南小街4个村，大大小小的服装企业、作坊有千余家。”南小街一村书记任广正一一算到。
然而，这个“再次聚居地”并不长久，2011年“4·25”火灾后，大兴区政府认为违章建筑非法出租和非法经营是酿成灾难的深层次原因。按照部署，南小街所有无照工厂全部取缔关门。
“当时，要求租用村民宅基地的家庭作坊必须清理出去。现在，一村只有227家服装厂了。”任广正说。
源于这次风波，2012年底，叶建丰的厂房再次搬迁，后撤至大兴区新建工业区。对于仍滞留在南小街村的服装企业，叶建丰并不看好：“南小街肯定要拆，早晚都要搬走，听说要建高新科技产业园。现在，北京市好像对服装产业不怎么需求了。这两年在大兴区，服装企业的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
在南小街村《民生周刊》记者看到，“中科电商谷”的施工现场场面颇大，吊车四起，围墙上写着“为电商精英建造城市”。
外界认为，“4·25”火灾是大兴区加速拆违、产业升级的加速器。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发改委等部门宣布了《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作为南城规划的一部分，大兴区自然迎来了产业升级的机遇。
在“城南计划”的步步紧逼下，卢必泽认为留守北京的众多浙江服装企业将再次面临搬迁。“与其到时被迫离开，不如早点寻找出路。”
为此，卢希（卢必泽之子）、卢坚胜等“浙江村”第二代，开始谋划未来“浙江村”人的去留。2010年，他们借助浙江商会平台，投资300亿元，签下河北廊坊永清县2万亩土地，正式启动“浙商服装新城”的建设。
其中，浙商服装城规划占地5000亩，计划投资70亿元，预算吸纳服装生产企业1000家左右。此外，还有占地均为5000亩的浙商商贸城、浙商理想城（高档住宅区）、浙商旅游休闲城等。
“选择永清县，是因为永清离北京南城仅50公里。再过两年，北京至永清的高速公路开通，到北京南城只需20多分钟，到天津也仅需20多分钟。”卢必泽说，他已经认购了“新城”的40亩土地，“在那边每人盖的房都是自己的产业，就是扎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