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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在张勋复辟失败、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后,28岁的张公权买舟北上,以中国银行副总裁身份负责“整理京钞”。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况下,令中国、交通两个国家银行大量印发钞票,导致两行京钞贬值,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市民的生计,而且也动摇了两行的信用基础,引起两行广大商股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各界呼声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着手对中交两行京钞进行整理,冀图通过节制发行收回旧钞等手段,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1916年10月,在陈锦涛的财政总长任上,“北京、天津钞票……即恢复兑现”;然而,由于现银准备不足,“不及数日,京钞限制兑现,二月后完全停兑。”唯一的措施,是设置四个兑现点,“每日……兑现四万元,每人限制一元。”张公权看到,“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翌晨兑完始散。其恶劣情形,不堪入目。”
更要命的是,在一年多的“停兑”风潮后,银行为政府的垫款不减反增,“不兑现纸币发行数目,日有增加”。以中国银行为例,1915年底,中行垫款为1204万元;张公权出任副总裁时,这个数字已猛增到3660余万元,“加上各机关欠款,转入部账之四百七十余万元,及积欠利息五百余万元”,高达4630余万元。加上奄奄一息的交通银行,两行垫款共计9300余万元,毫无兑现保证。
凡此种种,让张公权如坐针毡,“深悔不应贸然担任。”然而,令张公权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几年,他不仅彻底解决了京钞风潮,还以“整理京钞”为着眼点,确立了金融独立于财政、近似美联储式的现代银行制度,“促进中行成为一健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小额兑现
任职之初,张公权首先着手的,是“小额兑现”问题。如前所述,每日每人限兑一元的办法,不仅使四万人每夜露宿街头、“有损国家体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原为稳定零售市场、“体恤小民生计”的手笔,丝毫没有达成目的。在京钞市价跌至六折之际,大批投机商人、地痞流氓纷纷买进京钞,再雇人排队兑现,“往兑者,纯系市侩所雇之乞丐。”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11月1日,张公权取消了“限兑一元”办法;与此同时,他以长芦盐政司的每月七万元还款为担保,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一百万元,专门回收市价仅六七折、大多数还在普通市民手里的铜圆券。由于铜圆券尚未形成投机市场,辅币的流通因此大大增加了。学者姚崧龄后来写道,“零售市价藉以稳定”……
与改进小额兑现相比,“整理京钞”困难重重、任重道远。此后,张公权采取的两项整理办法,先后无疾而终。
一是准许京钞做上海汇兑,“汇价较市价略优”;二是各地征税机关,以及交通部下属的各官办企业,如铁路、电报局、轮船公司,均不得拒收京钞,并以票面原值抵扣税款或出售车船票。但在几个月的努力后,汇兑回收计划失败了。姚崧龄谈到,“上海所存之汇兑资金有限,青黄不接时,仍不能不以收回之京钞,重行发出筹备资金。”与此相比,抵税、售票计划的失败,不仅有着一个前近代化国家的悲怆色彩,并且彰显了混乱时局与金融整顿的紧张关系:作为农业社会,无论电报、货运或车船票,均寥寥无几;京钞的发行以城市为主,但农业税却是赋税大宗;加上南北决裂,“各路纷纷载兵运粮……客货运价款大减,”两项收回的京钞寥寥无几,不过杯水车薪。
“整理京钞”的初次失败,极大影响了市场信心。几个月间,京钞价格一路看跌。当时的众多报刊,连篇累牍地记载了种种市面乱象:“持一元票赴钱铺兑换铜圆者,必搭官钱局钱票一千……若询其故,则以无铜圆兑”;“当铺支付,向用银圆……然向当十元者,现只当得二、三元。曾有以值价百元之金镯一对,向当铺质押,铺伙只允押五十元,且付纸币。当户不允,几至动武”。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某粮店铺伙因拒收纸币,被警局带去,罚洋十元。铺伙以纸币交付罚款,警局拒不收受。”
在这种情况下,张公权制定了“整理京钞”的三大办法,即扩充商股、修改《中国银行则例》;限制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发行公债以收回“京钞”。
官办?商办?
作为大清银行的遗产,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以官为主的产物。远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原大清银行商股股东就上书孙中山,“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与此同时,“原有之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事所受损失及一切滥账……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500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另再加招商股500万两……”
在几年的时间里,对政府作为、无数滥账,股东们已忍无可忍。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是,在认同商股权利之外,“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财政)部筹款,以雄财力,并派正副监督……”
及至北洋政府成立,以官为主、财(政)金(融)不分的状况,依旧延续着。1913年4月15日,在北洋系财阀、财政总长周学熙的主持下,《中国银行则例》颁布了。这个《则例》规定,“股本总额定为银圆六千万元,政府先行认垫三千万元,余由人民认购”;“政府先交股份三分之一,即开始营业”。对此,姚崧龄评价说,“(周学熙)着重于财政收支,视银行为政府之外库,其心目中之中国银行,仅为一政府的银行而已”。
因为是政府的银行,按照《则例》,政府需先交纳一千万元股本,“银行方能成立”,但直到1916年“停兑”前夕,“政府仅先后拨到428.1万元……嗣又以无市价之‘元年六厘公债’票面七百万元,作价571.9万元,凑足官股一千万元之数”,而此时,那批公债已经一文不值了。因为是政府的银行,1915年9月,“曾经开始招募商股……认购并不踊跃”,商股仅认缴236.6万余元,“以一国之中央银行……开业五年,实收资本尚不足则例规定之六分之一”。因为是政府的银行,仅有七百余万元股本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垫款高达1204万元,交通银行的垫款更高达4750万;而作为这一切的顶峰,就是1916年5月12日的“停兑令”,千万储户的血汗收入,险些被用来填充政府开支这个无底洞。
因为是政府的银行,“五年之间,总裁与副总裁人选,先后变更不下十余次。甚且一年之间,连易数人……结果人怀五日京兆之心。”
因为是政府的银行,即使在袁世凯死去、“停兑令”彻底失败后,中国银行为政府的垫款,依旧从1915年底的1204万元猛增到1917年夏天的4630余万元。京钞问题之解决,也才变得遥遥无期,“永无整理之望”。
凡此种种,让张公权下定决心,确立中国银行的独立地位,并以此解决京钞危机。
新《则例》
1917年11月5日,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公权呈请大总统黎元洪批准新《中国银行则例》。
首先是官股商股,不应有数额限定,“凡政府之股份,得随时售予人民。”与此同时,股东总会应早日成立,“招足一千万元即成立股东总会”;无论董事、监事,“悉由股东总会选任”。至于总裁、副总裁人选,则由政府在五名常务董事中挑选任命,任期四年,期间只能由股东总会罢免。姚崧龄认为,这么一来,一种官商相互制衡的制度形成了。
而在后人看来,远不止“官商制衡”那么简单,它是商股控制中央银行、中国确立欧美式银行货币制度的先声。概而言之,这种制度剥离了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政府的借款,也必须以公债也就是未来的赋税收入为抵押,而后由银行借给钞票。只有这样,政府才不能为所欲为,通过滥发纸币、膨胀通货剥夺民间财富。
11月22日,黎元洪颁布总统令,批准了新的《中国银行则例》。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商股招募开始了。或许是张公权在“抗令兑现”中所赢得的广泛声誉,也或许是新《则例》让众多商民不再担心血本无归,“拟续招商股135.67万元,俾官商各半,合成一千万元之数……(不意)商股应募,异常踊跃,截止之日,竟超过227万9800元。”也就是说,中国银行股本达到约1228万元,其中商股接近728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8%左右。姚崧龄后来感慨说,新《则例》颁布后,“不及一月,梁(启超)财政总长辞职,若修改则例工作稍有延迟,新则例能否顺利获准公布,殊难逆料”。
1918年2月24日,在北京西交民巷,百余名官方代表、商股股东出席了第一次股东大会,王克敏、张公权继任正副总裁。更富有意味的是,在此之前,“股利虽可按一分六厘支付,而股票市价,仅值七折”;在此之后,“民国七年六月,股票市价每股值73元5角,年底涨至80元”,到次年4月,“每股市价竟由80元、85元、93元,涨至100元……”
公债方案
与中国银行股价一路看涨同时,京钞价值不断下跌。如前所述,1918年2月,每百元京钞已仅值59.2元。之所以如此,与政府垫款、纸币发行的依旧增加密切相关。1917年9月,在中行垫款4630余万元、两行合计垫款9300余万元后,“对于政府紧急需要,不能坐视不顾……自六年九月底,以迄七年九月底,增垫京钞1770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张公权认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治标之道,不外收缩京钞”,治本之道,则是“停止政府垫款”。
那么,如何停止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呢?
这一年,上苍站在了张公权这一边。1917年8月6日,也就是张公权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十几天后,中国对德宣战,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几个月后,“协约国为表示善意起见,允将庚子赔款延期五年。”也就是说,此后五年,分期39年偿还、总额达到9亿8千万两的庚子赔款,有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亿7600万元可归北洋政府支配。一时之间,北洋政府空前宽裕。
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5月,中国银行会同交通银行,“呈请政府,以此为担保,发行五年期之短期公债4800万元……中交两行各得2400万元,直接抵消两行政府欠款。”与此同时,张公权考虑到,“停兑京钞市价,只在六折左右,而短期公债,有延期赔款作抵,担保确实,发行后,债票价格必在百元左右。”以京钞直接兑换这笔公债券,不仅持币者“获利未免过厚”,而且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投机风潮。为此,张公权提出,“加发二十年期之长期公债4500万元,中行得2500万元,交行得2000万元……各按五成数目搭配出售。”
这一年初夏,按照这个方案,中交两行共售出公债、也就是换回京钞4431万余元。几年来有增无减的纸币发行态势,终于得到了遏制。
现代银行的诞生
与中国加入协约国几乎同时,一场旷日持久、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西原大借款”谈判,在中日两国间进行着。与其说它意在借款,毋宁说是一场外交、政治谈判:在西方各国陷入大战、远东权力出现真空之际,日本试图以借款攫取山东、东北利益;对此,北洋政府也心照不宣,试图以借款折冲樽俎。谈判主角、交通总长曹汝霖认为,“倘为条约,从此永订,倘为借款,日后可偿……”
1918年3月23日,曹汝霖改任财政总长,“西原借款”谈判由此渐入佳境。几个月后,两国达成了共计八项、为数一亿四千余万元的借款协议。当此之际,中交两行以“大宗资金流入”、“政府不虞匮乏”为由,要求财政部明令此后不再要求银行垫款。对此,曹汝霖慨然应允,他发表声明说,“自七年十月十二日(1918年10月12日)起,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
这个声明,使“京钞风潮”从此成为了过去。当年秋天,两行再次出售公债2648万余元,其中中行名下达到1748万余元,垫款额下降到“一千余万元之数”。紧接着,为彻底解决京钞问题,1920年9月14日,段祺瑞再次颁布国务院令,发行3600万元六年短期公债,“专收京钞,以四个月为限,逾期之后,无论公私机关,不得再有京钞收入,并不得再有京钞行市。”
得以实现的,又何止是纷扰近五年、“几无宁日”的京钞风潮之结束?得以实现的,还有几代人的现代银行梦。此后两年多,通过增募商股、购买官股,中国银行的股本达到三千余万元。更重要的是,它的商股比例高达99.75%,一种财(政)金(融)两分、民间力量控制钞票发行权的现代银行模式,完全确立起来了。姚崧龄由此感慨万千:在此之前,“官督商办”的汉冶萍公司,“虽有股本近二千万元,而所负内外债竟达四千余万元”;官商合营的轮船招商局,“官僚气习过重,内容腐败,营业均告失败……结果失去社会信心。”与此相对比,仅仅几年时间,“(中国银行)不特以股本论,成为中国最大之股份公司,而组织既渐入正轨,信用亦日趋健全,所有民营企业莫不奉为模范。”它折射了一种亘古有之、历久弥新的“货殖”真相:公权力参与市场,是经济与民生的最大灾难;它距离市场有多远,社会力量就能引领繁荣走多远。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厦门)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况下,令中国、交通两个国家银行大量印发钞票,导致两行京钞贬值,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市民的生计,而且也动摇了两行的信用基础,引起两行广大商股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在各界呼声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着手对中交两行京钞进行整理,冀图通过节制发行收回旧钞等手段,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1916年10月,在陈锦涛的财政总长任上,“北京、天津钞票……即恢复兑现”;然而,由于现银准备不足,“不及数日,京钞限制兑现,二月后完全停兑。”唯一的措施,是设置四个兑现点,“每日……兑现四万元,每人限制一元。”张公权看到,“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翌晨兑完始散。其恶劣情形,不堪入目。”
更要命的是,在一年多的“停兑”风潮后,银行为政府的垫款不减反增,“不兑现纸币发行数目,日有增加”。以中国银行为例,1915年底,中行垫款为1204万元;张公权出任副总裁时,这个数字已猛增到3660余万元,“加上各机关欠款,转入部账之四百七十余万元,及积欠利息五百余万元”,高达4630余万元。加上奄奄一息的交通银行,两行垫款共计9300余万元,毫无兑现保证。
凡此种种,让张公权如坐针毡,“深悔不应贸然担任。”然而,令张公权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几年,他不仅彻底解决了京钞风潮,还以“整理京钞”为着眼点,确立了金融独立于财政、近似美联储式的现代银行制度,“促进中行成为一健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小额兑现
任职之初,张公权首先着手的,是“小额兑现”问题。如前所述,每日每人限兑一元的办法,不仅使四万人每夜露宿街头、“有损国家体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原为稳定零售市场、“体恤小民生计”的手笔,丝毫没有达成目的。在京钞市价跌至六折之际,大批投机商人、地痞流氓纷纷买进京钞,再雇人排队兑现,“往兑者,纯系市侩所雇之乞丐。”
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11月1日,张公权取消了“限兑一元”办法;与此同时,他以长芦盐政司的每月七万元还款为担保,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一百万元,专门回收市价仅六七折、大多数还在普通市民手里的铜圆券。由于铜圆券尚未形成投机市场,辅币的流通因此大大增加了。学者姚崧龄后来写道,“零售市价藉以稳定”……
与改进小额兑现相比,“整理京钞”困难重重、任重道远。此后,张公权采取的两项整理办法,先后无疾而终。
一是准许京钞做上海汇兑,“汇价较市价略优”;二是各地征税机关,以及交通部下属的各官办企业,如铁路、电报局、轮船公司,均不得拒收京钞,并以票面原值抵扣税款或出售车船票。但在几个月的努力后,汇兑回收计划失败了。姚崧龄谈到,“上海所存之汇兑资金有限,青黄不接时,仍不能不以收回之京钞,重行发出筹备资金。”与此相比,抵税、售票计划的失败,不仅有着一个前近代化国家的悲怆色彩,并且彰显了混乱时局与金融整顿的紧张关系:作为农业社会,无论电报、货运或车船票,均寥寥无几;京钞的发行以城市为主,但农业税却是赋税大宗;加上南北决裂,“各路纷纷载兵运粮……客货运价款大减,”两项收回的京钞寥寥无几,不过杯水车薪。
“整理京钞”的初次失败,极大影响了市场信心。几个月间,京钞价格一路看跌。当时的众多报刊,连篇累牍地记载了种种市面乱象:“持一元票赴钱铺兑换铜圆者,必搭官钱局钱票一千……若询其故,则以无铜圆兑”;“当铺支付,向用银圆……然向当十元者,现只当得二、三元。曾有以值价百元之金镯一对,向当铺质押,铺伙只允押五十元,且付纸币。当户不允,几至动武”。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某粮店铺伙因拒收纸币,被警局带去,罚洋十元。铺伙以纸币交付罚款,警局拒不收受。”
在这种情况下,张公权制定了“整理京钞”的三大办法,即扩充商股、修改《中国银行则例》;限制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发行公债以收回“京钞”。
官办?商办?
作为大清银行的遗产,中国银行是官商合办、以官为主的产物。远在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原大清银行商股股东就上书孙中山,“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与此同时,“原有之官股500万两,即行消灭,备抵此次战事所受损失及一切滥账……股东等原有之大清银行股份500万两,仍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另再加招商股500万两……”
在几年的时间里,对政府作为、无数滥账,股东们已忍无可忍。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是,在认同商股权利之外,“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财政)部筹款,以雄财力,并派正副监督……”
及至北洋政府成立,以官为主、财(政)金(融)不分的状况,依旧延续着。1913年4月15日,在北洋系财阀、财政总长周学熙的主持下,《中国银行则例》颁布了。这个《则例》规定,“股本总额定为银圆六千万元,政府先行认垫三千万元,余由人民认购”;“政府先交股份三分之一,即开始营业”。对此,姚崧龄评价说,“(周学熙)着重于财政收支,视银行为政府之外库,其心目中之中国银行,仅为一政府的银行而已”。
因为是政府的银行,按照《则例》,政府需先交纳一千万元股本,“银行方能成立”,但直到1916年“停兑”前夕,“政府仅先后拨到428.1万元……嗣又以无市价之‘元年六厘公债’票面七百万元,作价571.9万元,凑足官股一千万元之数”,而此时,那批公债已经一文不值了。因为是政府的银行,1915年9月,“曾经开始招募商股……认购并不踊跃”,商股仅认缴236.6万余元,“以一国之中央银行……开业五年,实收资本尚不足则例规定之六分之一”。因为是政府的银行,仅有七百余万元股本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垫款高达1204万元,交通银行的垫款更高达4750万;而作为这一切的顶峰,就是1916年5月12日的“停兑令”,千万储户的血汗收入,险些被用来填充政府开支这个无底洞。
因为是政府的银行,“五年之间,总裁与副总裁人选,先后变更不下十余次。甚且一年之间,连易数人……结果人怀五日京兆之心。”
因为是政府的银行,即使在袁世凯死去、“停兑令”彻底失败后,中国银行为政府的垫款,依旧从1915年底的1204万元猛增到1917年夏天的4630余万元。京钞问题之解决,也才变得遥遥无期,“永无整理之望”。
凡此种种,让张公权下定决心,确立中国银行的独立地位,并以此解决京钞危机。
新《则例》
1917年11月5日,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副总裁张公权呈请大总统黎元洪批准新《中国银行则例》。
首先是官股商股,不应有数额限定,“凡政府之股份,得随时售予人民。”与此同时,股东总会应早日成立,“招足一千万元即成立股东总会”;无论董事、监事,“悉由股东总会选任”。至于总裁、副总裁人选,则由政府在五名常务董事中挑选任命,任期四年,期间只能由股东总会罢免。姚崧龄认为,这么一来,一种官商相互制衡的制度形成了。
而在后人看来,远不止“官商制衡”那么简单,它是商股控制中央银行、中国确立欧美式银行货币制度的先声。概而言之,这种制度剥离了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政府的借款,也必须以公债也就是未来的赋税收入为抵押,而后由银行借给钞票。只有这样,政府才不能为所欲为,通过滥发纸币、膨胀通货剥夺民间财富。
11月22日,黎元洪颁布总统令,批准了新的《中国银行则例》。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商股招募开始了。或许是张公权在“抗令兑现”中所赢得的广泛声誉,也或许是新《则例》让众多商民不再担心血本无归,“拟续招商股135.67万元,俾官商各半,合成一千万元之数……(不意)商股应募,异常踊跃,截止之日,竟超过227万9800元。”也就是说,中国银行股本达到约1228万元,其中商股接近728万元,占股本总额的58%左右。姚崧龄后来感慨说,新《则例》颁布后,“不及一月,梁(启超)财政总长辞职,若修改则例工作稍有延迟,新则例能否顺利获准公布,殊难逆料”。
1918年2月24日,在北京西交民巷,百余名官方代表、商股股东出席了第一次股东大会,王克敏、张公权继任正副总裁。更富有意味的是,在此之前,“股利虽可按一分六厘支付,而股票市价,仅值七折”;在此之后,“民国七年六月,股票市价每股值73元5角,年底涨至80元”,到次年4月,“每股市价竟由80元、85元、93元,涨至100元……”
公债方案
与中国银行股价一路看涨同时,京钞价值不断下跌。如前所述,1918年2月,每百元京钞已仅值59.2元。之所以如此,与政府垫款、纸币发行的依旧增加密切相关。1917年9月,在中行垫款4630余万元、两行合计垫款9300余万元后,“对于政府紧急需要,不能坐视不顾……自六年九月底,以迄七年九月底,增垫京钞1770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张公权认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治标之道,不外收缩京钞”,治本之道,则是“停止政府垫款”。
那么,如何停止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呢?
这一年,上苍站在了张公权这一边。1917年8月6日,也就是张公权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十几天后,中国对德宣战,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几个月后,“协约国为表示善意起见,允将庚子赔款延期五年。”也就是说,此后五年,分期39年偿还、总额达到9亿8千万两的庚子赔款,有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亿7600万元可归北洋政府支配。一时之间,北洋政府空前宽裕。
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5月,中国银行会同交通银行,“呈请政府,以此为担保,发行五年期之短期公债4800万元……中交两行各得2400万元,直接抵消两行政府欠款。”与此同时,张公权考虑到,“停兑京钞市价,只在六折左右,而短期公债,有延期赔款作抵,担保确实,发行后,债票价格必在百元左右。”以京钞直接兑换这笔公债券,不仅持币者“获利未免过厚”,而且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投机风潮。为此,张公权提出,“加发二十年期之长期公债4500万元,中行得2500万元,交行得2000万元……各按五成数目搭配出售。”
这一年初夏,按照这个方案,中交两行共售出公债、也就是换回京钞4431万余元。几年来有增无减的纸币发行态势,终于得到了遏制。
现代银行的诞生
与中国加入协约国几乎同时,一场旷日持久、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西原大借款”谈判,在中日两国间进行着。与其说它意在借款,毋宁说是一场外交、政治谈判:在西方各国陷入大战、远东权力出现真空之际,日本试图以借款攫取山东、东北利益;对此,北洋政府也心照不宣,试图以借款折冲樽俎。谈判主角、交通总长曹汝霖认为,“倘为条约,从此永订,倘为借款,日后可偿……”
1918年3月23日,曹汝霖改任财政总长,“西原借款”谈判由此渐入佳境。几个月后,两国达成了共计八项、为数一亿四千余万元的借款协议。当此之际,中交两行以“大宗资金流入”、“政府不虞匮乏”为由,要求财政部明令此后不再要求银行垫款。对此,曹汝霖慨然应允,他发表声明说,“自七年十月十二日(1918年10月12日)起,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
这个声明,使“京钞风潮”从此成为了过去。当年秋天,两行再次出售公债2648万余元,其中中行名下达到1748万余元,垫款额下降到“一千余万元之数”。紧接着,为彻底解决京钞问题,1920年9月14日,段祺瑞再次颁布国务院令,发行3600万元六年短期公债,“专收京钞,以四个月为限,逾期之后,无论公私机关,不得再有京钞收入,并不得再有京钞行市。”
得以实现的,又何止是纷扰近五年、“几无宁日”的京钞风潮之结束?得以实现的,还有几代人的现代银行梦。此后两年多,通过增募商股、购买官股,中国银行的股本达到三千余万元。更重要的是,它的商股比例高达99.75%,一种财(政)金(融)两分、民间力量控制钞票发行权的现代银行模式,完全确立起来了。姚崧龄由此感慨万千:在此之前,“官督商办”的汉冶萍公司,“虽有股本近二千万元,而所负内外债竟达四千余万元”;官商合营的轮船招商局,“官僚气习过重,内容腐败,营业均告失败……结果失去社会信心。”与此相对比,仅仅几年时间,“(中国银行)不特以股本论,成为中国最大之股份公司,而组织既渐入正轨,信用亦日趋健全,所有民营企业莫不奉为模范。”它折射了一种亘古有之、历久弥新的“货殖”真相:公权力参与市场,是经济与民生的最大灾难;它距离市场有多远,社会力量就能引领繁荣走多远。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