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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陵十三钗》到《陆犯焉识》，
不一样的故事，一样深远的济世情怀。
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海外华语界极具影响力的杰出女性。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广泛的文化名流。她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荷、西班牙等文字，并于多国举办文学研讨会；既有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又有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繁复历史的重新评价，体现出对人性的哲思与批判意识。
她，就是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严歌苓。
北京冬日暖意融融，坐在记者面前的严歌苓，优雅、柔美、从容，透出与众不同的超然气质。近日，适逢她的新作《陆犯焉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她原著并担任编剧之一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正在全球公映。多日连轴转的宣传活动，令她略显疲倦。即便这样，围绕新著的创作情况及文化与人生的相关主题，严歌苓欣然而谈。采访中，她一面认真谦和地倾听记者提问，一面耐心坦诚作答，展现出一份率真平实的魅力，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新书讲述知识分子个人史
《陆犯焉识》讲述的是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在民族历史大背景下，漫长起伏、荡气回肠的个人经历。陆焉识的故事是严歌苓在祖父人生基础上，结合另一位老人的经历，构成小说主人公后半生的内容。严歌苓写这部作品非一时兴起，而在心中酝酿多年。最初她不敢冒然动笔，因为有些东西还需沉淀。凭借驾驭语言的天生灵气，她首先将书名起得颇为拿人——《陆犯焉识》，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严歌苓坦言完成这样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需要充裕的时间，安静的环境。而德国以理性、严谨、具备反省精神闻名世界。她居住的柏林寓所不远处即是葱郁丰盛的森林，古柏劲柚的历史厚重，溪水清流的生命乐音，蓝天白云的开阔舒适，以及点缀在城市高度现代化中的古典贵族气质，调动着她的创作激情。迎着红彤明丽的晨光，严歌苓来到清亮通灵的书房，从九时起一直非常用心地写到下午三时。午后阳光普照的灿烂，缕缕温暖与惬意欢快地洒在她的肩头发梢，美好舒悦。在这样的环境中，严歌苓越写越投入，沉醉其间。任笔下人物于天地间纵横捭阖，展示出生命既五彩斑斓又黑白分明的卓越风姿。周而复始，她连写带改持续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这部写作生涯中篇幅最长、36.5万字的转型小说《陆犯焉识》。
为了使细节更加真实，注重求证的严歌苓历经艰辛，数次来到祖父曾生活过的上海和华盛顿，以及下放时所在的青海。无论是他读书、做学问的校舍，当年的住宅和老街道，还是废弃的监狱遗址，她都逐一进行深入调查。她认为实地探访可以找到一种感觉，有助于尽量接近和还原祖父在那个时空的状态，同时也寻觅那种能把自己搁进去的现场感与画面感。严歌苓获得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让她最有收获的，是早在十余年前便拿到的当年一位“犯人”的狱中笔记。
严歌苓以极具天赋和阅世经验的精到能力，权衡虚构同写实间的关联，时疾时徐，收放自如，最终创作出带着祖父影子的人物形象“陆焉识”，使读者领略到主人公坎坷颠沛的奇特人生和丰富荡漾的内心世界：这位出身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哥，聪慧倜傥，通晓四国语言。年轻无嗣的继母为巩固家族地位，软硬兼施使他娶了自己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度过几年花花公子的不羁生活。取得博士学位归来后，他迎来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涯。
然而，时局变幻，翻云覆雨。1950年代，陆焉识因出身、更因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言行，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革命”。更为残酷的是，在随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无期。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人际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学识，从故乡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繁华之都，到西北人迹罕至、饥寒为伴的荒草冷漠上，被足足“改造”了20年，耗磨掉人生中最黄金宝贵、最能出成就的青壮年华。在艰辛岁月里，于漫漫枯寂中，陆焉识反刍前半生的繁华与荣辱，感慨之中在内心重新确认了对寡味开端之妻婉喻的深爱，成为他在回忆里的完美归宿。
在这部着重叙述个人史的小说一开篇，严歌苓即以独具匠心的敏锐视角，优美清丽的散文笔触，简明直接地带着读者去领略一片广袤千里草地的改变，使人迫不及待地往下阅读：“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不过，那一天还是来了。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
由于不少情节取材于祖父的真实经历，使得整部著作更加引人入胜。暴风骤雨在怒吼，一生难以遁避地充满悲剧色彩，陆焉识逐渐感知真相并且活着。无论黑暗怎样使他闭上眼睛，但心中美妙的歌声是夜间的礼物。他自我拯救的事实仿佛是一首遥远的赞美诗。在西北漠狱中，陆焉识每日劳作之余即打腹稿，不停地在心中写作，寻求精神寄托、鼓舞与安慰。这种神驰一样的自由恣肆，与巨大的命运浩劫史诗般的交相辉映，通过反差与对比使得人物形象更趋于鲜活立体，人性复杂多变的侧面亦得以清晰体现。
“每日打腹稿”的情节读起来梦幻，但却有现实性。严歌苓祖父的记忆力极好，一次家人外出进餐，他回来晚了没带钥匙，就利用等待的空闲在心里默背字典。之所以创作人物的这一重要心理活动，严歌苓是想进一步考量陆焉识是否真正失去了自由。实际上，纵然狂澜袭来，群魔乱舞，但像陆焉识这样的知识分子仍尽力争取平静，他在狱中忠于内心的写作和对感情的重温，是另一番欣欣畅然的自由状态。当行为被限压时，他的心却是开放的。在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寻幽探微，从别样的角度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骨子里和血脉中所应具备的坚韧、格调与理想的凝视仰望。
怪诞的岁月，浓重的迷雾，终究熬磨不过、抗击不了历史内在的道气之风。冬寒难成永劫，春暖总会花开。一阵阵清风拂来，悄然抖落沉渣，吹散阴霾。“文革”结束后，几经辗转，饱含思念的陆焉识终于和冯婉喻团聚。然而，命运的无形之掌无声却有力地塑造、锻打着人生，有时实在无情。回到大城市上海家中的他，告别昔日身外一圈光环，暮年砥砺，衰年冲刺，却发现生活被岁月与政治彻底改变，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自身应有的价值，世俗的眼光将他判了又一个无期。人性深层的悲凉跃然纸上：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利用他；才貌俱佳、已是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数次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的爱妻婉喻却在他归来之前突然没有了意识……
尝遍生活炎凉百味，忘却尘世指摘诘难。在小说的收尾中，陆焉识后来失明，婉喻患上失忆症，成为全书诸多精彩跌宕叙事中的又一传神点睛之处。这样塑造人物出于怎样的考虑？带着好奇与疑问，记者向严歌苓请教。“我有时在想，人怎样去告别生命。很多人越到老时越觉得与生命难舍难分。我发现有些失忆老人的脸上反倒会出现婴儿的神态。他只记得起常在身边的人，忘却周遭的人。于是，他渐渐告别生命的过程不那么痛苦，没有惊恐。至于失忆症，把这样安适的结局留给婉喻，我觉得挺人道的。一个这么好的女人，一辈子都在替别人考虑，很委屈。她失忆之后得到一份童真、一种不吝的态度，要说就说，想骂就骂，管你是什么小组书记。她同样获得了一种自由。人在某种缺陷状态下，比如我父亲晚年近乎耳聋，但他却整天戴着耳机听歌，心里充满着美妙悠扬的旋律，偶尔还会冒出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不需要考虑太多外界琐事，只在内心自语。从父亲身上我看到某种解脱和自由。失聪、失明和失忆的人就有这种状态。”
写作《陆犯焉识》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严歌苓重新认识祖父、父亲乃至反观自身的过程。行文中严歌苓非常冷静，没有流泪。然而，一旦写完从头到尾重读时，她顿感心酸，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来。“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感动成这样。这当中有我对自己身世、对家中长辈那种命运多舛的无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有些时候注定要失败。不过这种激动感情并没有影响到我写作的理性态度。这本书不仅是写家族史，如何在‘祖父的故事’之外有所超越，写出蕴含的深意是我特别留心的。我在文字背后寄托了多少想要表达的话，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真切的反思。”
独立的祖父 自由的父亲
严歌苓生于上海的一个文艺世家，在安徽马鞍山长大。祖父和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也许是机缘偶合，1988年，严歌苓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访问，恰好就读于祖父曾留学过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主修英文小说创作，获艺术硕士学位，及写作最高MFA学位。她极为认真地阅读了祖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大量著作，了解到他当时是如此的满腔热忱。为了国家的繁盛与文明，他无怨无悔地尝试勾勒出一幅壮丽蓝图。
由于生未谋面，在严歌苓的印象中，英年早逝的祖父意味着童年时家中墙上那幅冷俊秀朗的挂像，那些被祖母禁止乱动的典藏线装书和温润古玉，以及经长辈回忆时而具象时而陌生的存在。她从亲人口中得知关于祖父的过往。“在没产生将祖父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意愿前，我就情不自禁地想了解他。”入夜时分，万籁纯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亲人影像般地在严歌苓的脑海里闪回，他们知道这时也许她会记起前人。
祖父是一位传奇人物，自研高中课程，16岁上大学，后越洋求知。资质与学问造就了他，也剥蚀了他，凋零了他。归来后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却湮灭于喧嚣狂潮，40岁即自杀。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他内心恪守一份坚持，不希望跟任何人为敌。他的性格在学术圈显得很特别。“当年上海文艺界有三个鲜明的阵营，学者们都要择其一而站，但祖父却独立其外。他觉得做朋友可以，但不愿是死党。他的痛苦在于内心和外部冲突非常大。他是学政治的，但却一点儿不会玩政治。从祖父的一生中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悲哀。我能理解祖父是因为从父亲身上看到同样的影子，我也有相似的性格。”
纯净灿烂的记忆仿佛时光净瓶中那一捧晶莹的冰雪，剔除杂质，只剩贞洁。思忖片刻，严歌苓进一步追忆道：“祖父最可贵的品质是独立。他有一种书呆子气，把事情看得很单纯，觉得不结党就可以保持做学问的扎实和做人的纯正。但在受中国文化浸淫的社会中，这是非常难的。我通过调查祖父的历史，发现他内心中这种高贵的东西。这种性格父亲也有。年轻时父亲随和平易，但晚年不同流合污，遇到不苟同的事情和人物就不理睬、不结交。这样看似孤独的人，其实是诚实的，回到自己本真的状态中。”
善良、正直、宽容，是严家血脉相传的优秀品质。严歌苓的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1948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建国后供职安徽文联。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铁梨花》等。父亲一直有个心愿，想看到女儿的转型新作《陆犯焉识》。然而命运弄人，他于2011年10月10日病逝，未能等到该书出版。这成为严歌苓心中最大的遗憾。北京秋季，天高日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她陪伴着引领自己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往事历历，情思悠悠。说起的父亲，严歌苓不禁动容：“父亲非常悲天悯人，待人平等。那时家里的保姆，他都很尊敬，年纪大的还帮助养老。他16岁参加革命前，吃美食住洋房。这样的人参加共产党，为的是一种理想——建设更加公正的社会，实现弱者的合法利益。他眼里容不得不公平的事情。若无人格自由，他会非常不舒服。他最反感靠小恩小惠拉拢别人，两面三刀投机摇摆，像小丑一样华而不实地取巧。”
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严歌苓从小耳濡目染，阅读大量文学著作，受到优质教育。父亲引导子女懂得当一个人超越功利，不带目的性地做一件自己由衷热爱的事情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不向艰难困苦屈服的勇气，才可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从而迎来人生曙光的璀璨壮丽，尽量减少失落缺憾。
儿时，父亲曾打算培养严歌苓拉小提琴，但她完全没兴趣。于是，她就去唱歌。家庭渊源，无师自通。严歌苓从小假声就唱得好，但父亲却不欣赏。一次，他好奇地问女儿，你的真声那么好听，为什么要唱假声呢？后来，当发现女儿的假声唱的特别动听时，他同样认可，再未阻拦，还特地给女儿介绍了一位会弹钢琴的音乐老师。想跳舞时，他又带着严歌苓去拜访舞蹈老师。父亲从不势利，不刻意挑选学什么才对孩子更有所谓的前途。他认为首先要有热爱，这才是最重要的。严歌苓自幼爱画人物，不用父亲教，因为那样会丧失兴趣。她自己画，给唐诗配插图，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她的画笔下，人物不古板拘束，而是神气活现，既有洒脱从容的状态，又有细腻润泽的韵味，显现出对美好捕捉的灵秀之气。
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常会镌刻心岩，浸透整个生命旅程。说起这些往事，甜美的记忆泛上心头，严歌苓爽快地作起介绍：“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自由。他教育子女采取非常开明与友善的方式。从幼年起，我们想读什么书就去读，他不但不限制，还时常鼓励。这对孩子兴趣的激发、能力的培养，都有极大益处。这也是我们到最后取得成功的先期基础和重要因素。后来我们子女逐渐成长，父亲会送上温馨的祝福与启发。他说人一辈子有两件事——爱情和事业，如果真正按照自己的心去走，那就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基于此，父亲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这是我非常感谢他的地方。”
诚实地写作
三代人都是忧国忧民的作家，成长经历跟整个民族的发展紧紧交融。风起云生，岁月之海没能淹没家族的姜桂之性。对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严歌苓坦陈：“现在这种问题让年轻人感觉挺过时的。‘知识分子’一词，究竟该如何界定也很难说。但像我们这一代书读得较多的人，还是特别看重并保持做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深切体会到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是应该有质疑精神，否则就会逐渐变成很驯服的一群人。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岁月都是在大的社会动荡中度过，一个决定和运动就会给生活带来云泥之别的深重改变。个体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结合，使我们无形中养成思考和写作习惯，即不大愿意写个人纯粹的心理经验或外在经验。我们的心灵史跟民族大历史择不开。之所以我们现在有怎样的生活，贯穿其间的是国家和民族重大悲剧性事件的延续，有脉络可寻。我的习惯是不能停止追问。”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改观。同时，她十分强调自身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影子。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跟人物一起脉动。这是作家必备的素养，恰当描摹每个人的善与恶，让人物都值得存在。年轻时写作前，严歌苓常挖空心思考虑结构，非常艰难地想出作品的形式，希望有所创新，再呕心沥血地动笔。结果作品出来，除专家认可外，读者并不买账。随着年岁增长，当不去琢磨复杂东西、平铺直叙地讲故事时，她反而既写得舒畅，又受到读者喜爱。
严歌苓现在更喜欢看历史和真实的东西，创作观感发生变化。于她而言，展示漂亮的文字只是一种技巧，更重要的是如何“诚实地写作”。谈到这种感受时，她的声音清脆舒缓：“年轻时我会想这句话能不能惊人，现在则希望写出对的感觉。我认为最难写的就是恰到好处，把你和人物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写出来就很棒。行文中我会问自己，这真是你想写的吗？如果有一点没到位，我也不去写。人生的阅历不断丰富，情感更为诚挚，思想越发成熟后，就会觉得朴素、准确的可贵。要知道，你描写的一定是有感而发，而不是随便敲出。文字可能漂亮，但不是想要的。所以说，诚实地写作才最重要。”
平日繁忙的写作与社会活动之余，严歌苓追寻历史，追思亲人，她深知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不只是个人与家族恩怨。
谁能说出，道路伸向何方，岁月流逝何处，唯有时光。谁能说出，是否爱之成长，如心之所愿，唯有时光。无论生活中的亲人，抑或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主人公，在时光悠悠中，用尽一生领悟自由的真正涵义。因其代价之高昂，磨难之沉重，征途之曲折，更映衬出追寻的壮丽，人性的不屈，文明的可贵。焉识，以一代人的所谓天真，自身的孤傲清立，在注定的强力厄运面前，焉能抑或不屑识别时代潮汐的涨落，宵小争斗的残酷。全书结尾处，严歌苓清新硬气地写下一行安静灵动文字，泛着墨香，闪着金光：“让他（陆焉识）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当结束此次奔波的宣传旅程、登机飞往柏林时，严歌苓在湛碧蓝天和朵朵祥云中静静回望，那让她眷恋的多情大地和亲戚莫逆。不管是独立的祖辈，还是自由的父辈，心中总有一种信仰垮不掉。或许在严歌苓的内心深处亦有欲言又止的感悟：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知海非深。惟愿千秋素光同，生生与君共。
不一样的故事，一样深远的济世情怀。
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海外华语界极具影响力的杰出女性。她，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广泛的文化名流。她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荷、西班牙等文字，并于多国举办文学研讨会；既有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又有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繁复历史的重新评价，体现出对人性的哲思与批判意识。
她，就是著名旅美女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严歌苓。
北京冬日暖意融融，坐在记者面前的严歌苓，优雅、柔美、从容，透出与众不同的超然气质。近日，适逢她的新作《陆犯焉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她原著并担任编剧之一的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正在全球公映。多日连轴转的宣传活动，令她略显疲倦。即便这样，围绕新著的创作情况及文化与人生的相关主题，严歌苓欣然而谈。采访中，她一面认真谦和地倾听记者提问，一面耐心坦诚作答，展现出一份率真平实的魅力，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新书讲述知识分子个人史
《陆犯焉识》讲述的是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在民族历史大背景下，漫长起伏、荡气回肠的个人经历。陆焉识的故事是严歌苓在祖父人生基础上，结合另一位老人的经历，构成小说主人公后半生的内容。严歌苓写这部作品非一时兴起，而在心中酝酿多年。最初她不敢冒然动笔，因为有些东西还需沉淀。凭借驾驭语言的天生灵气，她首先将书名起得颇为拿人——《陆犯焉识》，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严歌苓坦言完成这样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需要充裕的时间，安静的环境。而德国以理性、严谨、具备反省精神闻名世界。她居住的柏林寓所不远处即是葱郁丰盛的森林，古柏劲柚的历史厚重，溪水清流的生命乐音，蓝天白云的开阔舒适，以及点缀在城市高度现代化中的古典贵族气质，调动着她的创作激情。迎着红彤明丽的晨光，严歌苓来到清亮通灵的书房，从九时起一直非常用心地写到下午三时。午后阳光普照的灿烂，缕缕温暖与惬意欢快地洒在她的肩头发梢，美好舒悦。在这样的环境中，严歌苓越写越投入，沉醉其间。任笔下人物于天地间纵横捭阖，展示出生命既五彩斑斓又黑白分明的卓越风姿。周而复始，她连写带改持续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这部写作生涯中篇幅最长、36.5万字的转型小说《陆犯焉识》。
为了使细节更加真实，注重求证的严歌苓历经艰辛，数次来到祖父曾生活过的上海和华盛顿，以及下放时所在的青海。无论是他读书、做学问的校舍，当年的住宅和老街道，还是废弃的监狱遗址，她都逐一进行深入调查。她认为实地探访可以找到一种感觉，有助于尽量接近和还原祖父在那个时空的状态，同时也寻觅那种能把自己搁进去的现场感与画面感。严歌苓获得不少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让她最有收获的，是早在十余年前便拿到的当年一位“犯人”的狱中笔记。
严歌苓以极具天赋和阅世经验的精到能力，权衡虚构同写实间的关联，时疾时徐，收放自如，最终创作出带着祖父影子的人物形象“陆焉识”，使读者领略到主人公坎坷颠沛的奇特人生和丰富荡漾的内心世界：这位出身上海大户人家的公子哥，聪慧倜傥，通晓四国语言。年轻无嗣的继母为巩固家族地位，软硬兼施使他娶了自己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度过几年花花公子的不羁生活。取得博士学位归来后，他迎来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涯。
然而，时局变幻，翻云覆雨。1950年代，陆焉识因出身、更因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言行，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革命”。更为残酷的是，在随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无期。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人际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学识，从故乡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繁华之都，到西北人迹罕至、饥寒为伴的荒草冷漠上，被足足“改造”了20年，耗磨掉人生中最黄金宝贵、最能出成就的青壮年华。在艰辛岁月里，于漫漫枯寂中，陆焉识反刍前半生的繁华与荣辱，感慨之中在内心重新确认了对寡味开端之妻婉喻的深爱，成为他在回忆里的完美归宿。
在这部着重叙述个人史的小说一开篇，严歌苓即以独具匠心的敏锐视角，优美清丽的散文笔触，简明直接地带着读者去领略一片广袤千里草地的改变，使人迫不及待地往下阅读：“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不过，那一天还是来了。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
由于不少情节取材于祖父的真实经历，使得整部著作更加引人入胜。暴风骤雨在怒吼，一生难以遁避地充满悲剧色彩，陆焉识逐渐感知真相并且活着。无论黑暗怎样使他闭上眼睛，但心中美妙的歌声是夜间的礼物。他自我拯救的事实仿佛是一首遥远的赞美诗。在西北漠狱中，陆焉识每日劳作之余即打腹稿，不停地在心中写作，寻求精神寄托、鼓舞与安慰。这种神驰一样的自由恣肆，与巨大的命运浩劫史诗般的交相辉映，通过反差与对比使得人物形象更趋于鲜活立体，人性复杂多变的侧面亦得以清晰体现。
“每日打腹稿”的情节读起来梦幻，但却有现实性。严歌苓祖父的记忆力极好，一次家人外出进餐，他回来晚了没带钥匙，就利用等待的空闲在心里默背字典。之所以创作人物的这一重要心理活动，严歌苓是想进一步考量陆焉识是否真正失去了自由。实际上，纵然狂澜袭来，群魔乱舞，但像陆焉识这样的知识分子仍尽力争取平静，他在狱中忠于内心的写作和对感情的重温，是另一番欣欣畅然的自由状态。当行为被限压时，他的心却是开放的。在陆焉识身上，严歌苓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寻幽探微，从别样的角度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骨子里和血脉中所应具备的坚韧、格调与理想的凝视仰望。
怪诞的岁月，浓重的迷雾，终究熬磨不过、抗击不了历史内在的道气之风。冬寒难成永劫，春暖总会花开。一阵阵清风拂来，悄然抖落沉渣，吹散阴霾。“文革”结束后，几经辗转，饱含思念的陆焉识终于和冯婉喻团聚。然而，命运的无形之掌无声却有力地塑造、锻打着人生，有时实在无情。回到大城市上海家中的他，告别昔日身外一圈光环，暮年砥砺，衰年冲刺，却发现生活被岁月与政治彻底改变，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自身应有的价值，世俗的眼光将他判了又一个无期。人性深层的悲凉跃然纸上：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利用他；才貌俱佳、已是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数次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的爱妻婉喻却在他归来之前突然没有了意识……
尝遍生活炎凉百味，忘却尘世指摘诘难。在小说的收尾中，陆焉识后来失明，婉喻患上失忆症，成为全书诸多精彩跌宕叙事中的又一传神点睛之处。这样塑造人物出于怎样的考虑？带着好奇与疑问，记者向严歌苓请教。“我有时在想，人怎样去告别生命。很多人越到老时越觉得与生命难舍难分。我发现有些失忆老人的脸上反倒会出现婴儿的神态。他只记得起常在身边的人，忘却周遭的人。于是，他渐渐告别生命的过程不那么痛苦，没有惊恐。至于失忆症，把这样安适的结局留给婉喻，我觉得挺人道的。一个这么好的女人，一辈子都在替别人考虑，很委屈。她失忆之后得到一份童真、一种不吝的态度，要说就说，想骂就骂，管你是什么小组书记。她同样获得了一种自由。人在某种缺陷状态下，比如我父亲晚年近乎耳聋，但他却整天戴着耳机听歌，心里充满着美妙悠扬的旋律，偶尔还会冒出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不需要考虑太多外界琐事，只在内心自语。从父亲身上我看到某种解脱和自由。失聪、失明和失忆的人就有这种状态。”
写作《陆犯焉识》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严歌苓重新认识祖父、父亲乃至反观自身的过程。行文中严歌苓非常冷静，没有流泪。然而，一旦写完从头到尾重读时，她顿感心酸，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来。“我从来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感动成这样。这当中有我对自己身世、对家中长辈那种命运多舛的无奈。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有些时候注定要失败。不过这种激动感情并没有影响到我写作的理性态度。这本书不仅是写家族史，如何在‘祖父的故事’之外有所超越，写出蕴含的深意是我特别留心的。我在文字背后寄托了多少想要表达的话，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真切的反思。”
独立的祖父 自由的父亲
严歌苓生于上海的一个文艺世家，在安徽马鞍山长大。祖父和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也许是机缘偶合，1988年，严歌苓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访问，恰好就读于祖父曾留学过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主修英文小说创作，获艺术硕士学位，及写作最高MFA学位。她极为认真地阅读了祖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大量著作，了解到他当时是如此的满腔热忱。为了国家的繁盛与文明，他无怨无悔地尝试勾勒出一幅壮丽蓝图。
由于生未谋面，在严歌苓的印象中，英年早逝的祖父意味着童年时家中墙上那幅冷俊秀朗的挂像，那些被祖母禁止乱动的典藏线装书和温润古玉，以及经长辈回忆时而具象时而陌生的存在。她从亲人口中得知关于祖父的过往。“在没产生将祖父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意愿前，我就情不自禁地想了解他。”入夜时分，万籁纯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亲人影像般地在严歌苓的脑海里闪回，他们知道这时也许她会记起前人。
祖父是一位传奇人物，自研高中课程，16岁上大学，后越洋求知。资质与学问造就了他，也剥蚀了他，凋零了他。归来后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却湮灭于喧嚣狂潮，40岁即自杀。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他内心恪守一份坚持，不希望跟任何人为敌。他的性格在学术圈显得很特别。“当年上海文艺界有三个鲜明的阵营，学者们都要择其一而站，但祖父却独立其外。他觉得做朋友可以，但不愿是死党。他的痛苦在于内心和外部冲突非常大。他是学政治的，但却一点儿不会玩政治。从祖父的一生中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悲哀。我能理解祖父是因为从父亲身上看到同样的影子，我也有相似的性格。”
纯净灿烂的记忆仿佛时光净瓶中那一捧晶莹的冰雪，剔除杂质，只剩贞洁。思忖片刻，严歌苓进一步追忆道：“祖父最可贵的品质是独立。他有一种书呆子气，把事情看得很单纯，觉得不结党就可以保持做学问的扎实和做人的纯正。但在受中国文化浸淫的社会中，这是非常难的。我通过调查祖父的历史，发现他内心中这种高贵的东西。这种性格父亲也有。年轻时父亲随和平易，但晚年不同流合污，遇到不苟同的事情和人物就不理睬、不结交。这样看似孤独的人，其实是诚实的，回到自己本真的状态中。”
善良、正直、宽容，是严家血脉相传的优秀品质。严歌苓的父亲萧马，原名严敦勋，1948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建国后供职安徽文联。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铁梨花》等。父亲一直有个心愿，想看到女儿的转型新作《陆犯焉识》。然而命运弄人，他于2011年10月10日病逝，未能等到该书出版。这成为严歌苓心中最大的遗憾。北京秋季，天高日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她陪伴着引领自己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父亲，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往事历历，情思悠悠。说起的父亲，严歌苓不禁动容：“父亲非常悲天悯人，待人平等。那时家里的保姆，他都很尊敬，年纪大的还帮助养老。他16岁参加革命前，吃美食住洋房。这样的人参加共产党，为的是一种理想——建设更加公正的社会，实现弱者的合法利益。他眼里容不得不公平的事情。若无人格自由，他会非常不舒服。他最反感靠小恩小惠拉拢别人，两面三刀投机摇摆，像小丑一样华而不实地取巧。”
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严歌苓从小耳濡目染，阅读大量文学著作，受到优质教育。父亲引导子女懂得当一个人超越功利，不带目的性地做一件自己由衷热爱的事情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不向艰难困苦屈服的勇气，才可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从而迎来人生曙光的璀璨壮丽，尽量减少失落缺憾。
儿时，父亲曾打算培养严歌苓拉小提琴，但她完全没兴趣。于是，她就去唱歌。家庭渊源，无师自通。严歌苓从小假声就唱得好，但父亲却不欣赏。一次，他好奇地问女儿，你的真声那么好听，为什么要唱假声呢？后来，当发现女儿的假声唱的特别动听时，他同样认可，再未阻拦，还特地给女儿介绍了一位会弹钢琴的音乐老师。想跳舞时，他又带着严歌苓去拜访舞蹈老师。父亲从不势利，不刻意挑选学什么才对孩子更有所谓的前途。他认为首先要有热爱，这才是最重要的。严歌苓自幼爱画人物，不用父亲教，因为那样会丧失兴趣。她自己画，给唐诗配插图，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她的画笔下，人物不古板拘束，而是神气活现，既有洒脱从容的状态，又有细腻润泽的韵味，显现出对美好捕捉的灵秀之气。
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常会镌刻心岩，浸透整个生命旅程。说起这些往事，甜美的记忆泛上心头，严歌苓爽快地作起介绍：“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自由。他教育子女采取非常开明与友善的方式。从幼年起，我们想读什么书就去读，他不但不限制，还时常鼓励。这对孩子兴趣的激发、能力的培养，都有极大益处。这也是我们到最后取得成功的先期基础和重要因素。后来我们子女逐渐成长，父亲会送上温馨的祝福与启发。他说人一辈子有两件事——爱情和事业，如果真正按照自己的心去走，那就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基于此，父亲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这是我非常感谢他的地方。”
诚实地写作
三代人都是忧国忧民的作家，成长经历跟整个民族的发展紧紧交融。风起云生，岁月之海没能淹没家族的姜桂之性。对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严歌苓坦陈：“现在这种问题让年轻人感觉挺过时的。‘知识分子’一词，究竟该如何界定也很难说。但像我们这一代书读得较多的人，还是特别看重并保持做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深切体会到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是应该有质疑精神，否则就会逐渐变成很驯服的一群人。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岁月都是在大的社会动荡中度过，一个决定和运动就会给生活带来云泥之别的深重改变。个体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结合，使我们无形中养成思考和写作习惯，即不大愿意写个人纯粹的心理经验或外在经验。我们的心灵史跟民族大历史择不开。之所以我们现在有怎样的生活，贯穿其间的是国家和民族重大悲剧性事件的延续，有脉络可寻。我的习惯是不能停止追问。”
严歌苓喜欢写民族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探究个人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改观。同时，她十分强调自身与人物的共感，将自己“掰成”不同的部分，给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安上一点影子。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跟人物一起脉动。这是作家必备的素养，恰当描摹每个人的善与恶，让人物都值得存在。年轻时写作前，严歌苓常挖空心思考虑结构，非常艰难地想出作品的形式，希望有所创新，再呕心沥血地动笔。结果作品出来，除专家认可外，读者并不买账。随着年岁增长，当不去琢磨复杂东西、平铺直叙地讲故事时，她反而既写得舒畅，又受到读者喜爱。
严歌苓现在更喜欢看历史和真实的东西，创作观感发生变化。于她而言，展示漂亮的文字只是一种技巧，更重要的是如何“诚实地写作”。谈到这种感受时，她的声音清脆舒缓：“年轻时我会想这句话能不能惊人，现在则希望写出对的感觉。我认为最难写的就是恰到好处，把你和人物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写出来就很棒。行文中我会问自己，这真是你想写的吗？如果有一点没到位，我也不去写。人生的阅历不断丰富，情感更为诚挚，思想越发成熟后，就会觉得朴素、准确的可贵。要知道，你描写的一定是有感而发，而不是随便敲出。文字可能漂亮，但不是想要的。所以说，诚实地写作才最重要。”
平日繁忙的写作与社会活动之余，严歌苓追寻历史，追思亲人，她深知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不只是个人与家族恩怨。
谁能说出，道路伸向何方，岁月流逝何处，唯有时光。谁能说出，是否爱之成长，如心之所愿，唯有时光。无论生活中的亲人，抑或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主人公，在时光悠悠中，用尽一生领悟自由的真正涵义。因其代价之高昂，磨难之沉重，征途之曲折，更映衬出追寻的壮丽，人性的不屈，文明的可贵。焉识，以一代人的所谓天真，自身的孤傲清立，在注定的强力厄运面前，焉能抑或不屑识别时代潮汐的涨落，宵小争斗的残酷。全书结尾处，严歌苓清新硬气地写下一行安静灵动文字，泛着墨香，闪着金光：“让他（陆焉识）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当结束此次奔波的宣传旅程、登机飞往柏林时，严歌苓在湛碧蓝天和朵朵祥云中静静回望，那让她眷恋的多情大地和亲戚莫逆。不管是独立的祖辈，还是自由的父辈，心中总有一种信仰垮不掉。或许在严歌苓的内心深处亦有欲言又止的感悟：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知海非深。惟愿千秋素光同，生生与君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