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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2014年中国教育在发展之余，启动了一批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教育的亮点、热点丰富。但是，也应看到，在改革之余，中国教育固有的问题和难点仍然存在，能否逐步、有效地解决好这些问题，是2015年及之后的“十三五”计划中，中国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4年中国教育的“开门红”，是OECD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公布的2012年度PISA测试，上海继2009年夺冠后蝉联冠军。PISA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对15岁学生进行数学、阅读、科学三科学业成绩的测试，成为基础教育领域国际竞争的晴雨表。在此之前，世界第一的荣誉一直属于芬兰。“向上海学习”成为一个国际热点，英国教育大臣率队到上海考察，发掘中国教育的秘密，并组织上海数学教师去英国传授经验。
PISA夺冠振奋了国人的自信：中国教育好像没那么差！反对妄自菲薄的意见上升。上海教育成功的经验是具有共性的，包括对孩子的强烈预期，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各级政府的教研组织、强大的教师培训系统、教师的超工作量服务等，其中有些是西方国家难以学习的。一些名校纷纷在北美建分校，输出中国教育的成功模式。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国家长继续热切地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的潮流。研究者也发现，上海在PISA测试中还得了别的一些“第一”：学习时间最长、学生厌学情绪严重，等等。
9月，北京十一学校“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及学校转型的实践研究”、清华附小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共同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由教向学的转变，由大一统的教育走向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
比获奖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教育的实质性改变。2014年北京市的“小升初”改革，自我革命，攻坚克难，取消了共建生、条子生、跨区择校等“旁门左道”，一举改变了持续多年的“小升初”择校乱象，初步实现了就近入学，成为地方政府教育创新的突出典范。
但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仍是在农村。一些贫困地区和农村办学条件差，教师难以稳定，学前教育、英语和音体美师资绝对短缺，约1/3的农村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还存在许多代课教师，教育资源继续向城市倾斜，加剧了基础教育“城满、乡弱、村空”的局面。
2014年初，国务院启动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计划投入2000亿元、用3至5年时间全面改善農村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不过，2014年底，黑龙江、河南多地发生了农村教师罢课抗议待遇过低的事件，再次凸显了农村教师待遇这一中国教育最短板。而且，如同此前的多项工程那样，这次“薄改工程”改善的仍然是硬件而没有涉及农村教师待遇。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流动儿童”，以及他们放在农村的孩子“留守儿童”。这两个新的教育边缘群体的义务教育问题，最为凸显当前中国的教育公平。统计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共127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126.75万人;如果以17岁以下人口计，这两个群体接近一亿人。
“留守儿童”集中在条件简陋的农村寄宿制学校，由于亲子分离、缺乏监护人，失去了有效教育的基本前提，许多幼年的寄宿孩子，在身心健康和学业上都出现明显的问题;而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益仍然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春夏之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筑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门槛，许多流动儿童不得不返乡就读，或以其他方式沉淀于城市。这一轮严控的直接动因是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然而，大城市人口控制与给非户籍人口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也不存在相互绑架、制约的法律关系。它凸显了中国在急切推动城市化的同时，对于人的城市化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仍需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高考完的学生走出考场。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共有939万人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人数较2013年增加了27万人。图/GETTY
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基础教育最突出的问题还是炽烈的应试教育。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蛊惑，使得起跑线不断前移，学前教育的“小学化”和价格高昂的“学区房”，成为新的问题。“应试教育”的野蛮变种，是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以升学率为唯一追求的“考试集中营”。然而中国社会对这种现象既有激烈的批判，也有基于实际功利的鼓吹赞同，显示出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普及教育阶段和互联网时代，却仍没有形成理想教育的共识，家长群体成为捍卫应试教育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构成中国基础教育既有亮点也有盲点、参差不齐、反差巨大的未来面貌。
“应试教育”高烧不退的原因，直接归因于高考制度的“指挥棒”作用。
2010年国家制定《教育规划纲要》，将高考制度改革视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2014年9月，《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基础教育：炽烈的应试教育仍是最突出的问题
2014年中国教育的“开门红”，是OECD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公布的2012年度PISA测试，上海继2009年夺冠后蝉联冠军。PISA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对15岁学生进行数学、阅读、科学三科学业成绩的测试，成为基础教育领域国际竞争的晴雨表。在此之前，世界第一的荣誉一直属于芬兰。“向上海学习”成为一个国际热点，英国教育大臣率队到上海考察，发掘中国教育的秘密，并组织上海数学教师去英国传授经验。
PISA夺冠振奋了国人的自信：中国教育好像没那么差！反对妄自菲薄的意见上升。上海教育成功的经验是具有共性的，包括对孩子的强烈预期，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各级政府的教研组织、强大的教师培训系统、教师的超工作量服务等，其中有些是西方国家难以学习的。一些名校纷纷在北美建分校，输出中国教育的成功模式。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国家长继续热切地将孩子送往国外留学的潮流。研究者也发现，上海在PISA测试中还得了别的一些“第一”：学习时间最长、学生厌学情绪严重，等等。
9月，北京十一学校“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及学校转型的实践研究”、清华附小的“小学语文主题教学实践研究”共同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由教向学的转变，由大一统的教育走向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
比获奖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教育的实质性改变。2014年北京市的“小升初”改革，自我革命，攻坚克难，取消了共建生、条子生、跨区择校等“旁门左道”，一举改变了持续多年的“小升初”择校乱象，初步实现了就近入学，成为地方政府教育创新的突出典范。
但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仍是在农村。一些贫困地区和农村办学条件差，教师难以稳定，学前教育、英语和音体美师资绝对短缺，约1/3的农村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还存在许多代课教师，教育资源继续向城市倾斜，加剧了基础教育“城满、乡弱、村空”的局面。
2014年初，国务院启动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计划投入2000亿元、用3至5年时间全面改善農村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不过，2014年底，黑龙江、河南多地发生了农村教师罢课抗议待遇过低的事件，再次凸显了农村教师待遇这一中国教育最短板。而且，如同此前的多项工程那样，这次“薄改工程”改善的仍然是硬件而没有涉及农村教师待遇。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流动儿童”，以及他们放在农村的孩子“留守儿童”。这两个新的教育边缘群体的义务教育问题，最为凸显当前中国的教育公平。统计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流动儿童共1277.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126.75万人;如果以17岁以下人口计，这两个群体接近一亿人。
“留守儿童”集中在条件简陋的农村寄宿制学校，由于亲子分离、缺乏监护人，失去了有效教育的基本前提，许多幼年的寄宿孩子，在身心健康和学业上都出现明显的问题;而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益仍然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春夏之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筑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门槛，许多流动儿童不得不返乡就读，或以其他方式沉淀于城市。这一轮严控的直接动因是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然而，大城市人口控制与给非户籍人口提供教育公共服务，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也不存在相互绑架、制约的法律关系。它凸显了中国在急切推动城市化的同时，对于人的城市化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仍需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基础教育最突出的问题还是炽烈的应试教育。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蛊惑，使得起跑线不断前移，学前教育的“小学化”和价格高昂的“学区房”，成为新的问题。“应试教育”的野蛮变种，是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以升学率为唯一追求的“考试集中营”。然而中国社会对这种现象既有激烈的批判，也有基于实际功利的鼓吹赞同，显示出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普及教育阶段和互联网时代，却仍没有形成理想教育的共识，家长群体成为捍卫应试教育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构成中国基础教育既有亮点也有盲点、参差不齐、反差巨大的未来面貌。
高考改革：关注教育公平 但“指挥棒”仍在
“应试教育”高烧不退的原因，直接归因于高考制度的“指挥棒”作用。
2010年国家制定《教育规划纲要》，将高考制度改革视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2014年9月，《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