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他说过，她是他惟一可倾诉内心的人。他被撤职后，曾回忆道：“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商城后，日子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日记里的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他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的工资用来抚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他记下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一在外面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写下：“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惟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他的母亲这时已经80多岁，在屋子里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方采秀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他一旦摘帽，他们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
　　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两人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自己的衣物都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条，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资料太多了，以致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地下工作，她也做过。他可能终身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也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支持不住了……”知道死讯后，他写道：“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汪洋恣肆的笔锋，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仅有3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记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人家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壁。仿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在他身上，我终于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惟一办法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用于爱国与学理。”顾准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但那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编辑　魏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