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论语》杂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于上海的一份畅销一时、影响广泛的同人刊物。杂志创办不久，同人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即因杂志的意外盈利而陷入一场归属之争，最终以林语堂的退出而告终。《论语》是林语堂创办的还是他与邵洵美等共同创办的？当年同人间的那场茶壶风暴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一检视。
关键词：
《论语》杂志 林语堂 邵洵美 章克标
《论语》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成功经营的一本刊物。然创办不久，几位参与创办的合作者即因刊物畅销意外盈利而发生争执，最后以林语堂的退出而告终。这段同人间的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林语堂是争执的一方，他在晚年完成的《八十自叙》中有一段文字对此有所述及：“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我后来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同样以刊登闲适性的小品文为特色——一直办到抗战发生，甚至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1]
这段文字惜墨如金近乎诗化，文中，被林语堂称为“我那位朋友”的“印刷股东”不是别人，他就是在当时有“文坛小孟尝”之称的时代图书杂志公司老板邵洵美。
林语堂又在《方巾气之研究》一文中开篇说道：“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2]
很显然，在这些文字中，林语堂试图透给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的信息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林语堂一手“创办了”《论语》；二是林语堂把《论语》杂志办得红红火火、大赚其钱，被林氏称作“我那位朋友”“印刷股东”，其真实姓名叫邵洵美的看到有利可图，便跳出来主张所有权，很不够意思；不仅不够意思，且能力也不济，接手后“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三是林语堂在此之后“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同样以刊登闲适性的小品文为特色——一直办到抗战发生，甚至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林语堂用对比的方式突出自己办杂志的每每成功来彰显邵洵美的无能。
不难看出，虽是述说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但已是耄耋之年的林氏笔锋依然犀利，显示他对这一争端仍无法释怀。不了解这段公案的读者大都会相信林语堂一个人的陈述。很多林语堂研究者在概括林氏生平时即表述为：“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三种刊物。”由此看来，《论语》杂志“林语堂创办说”的源头正是出自林语堂本人。
其实，林语堂这种认识是一以贯之的。从最初开始，林语堂就自许为《论语》的创办者。就在离开《论语》不久，林语堂即在1933年10月16日出版的《论语》第27期上发表《与陶亢德书》，其中谓：“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
然而真相也许并非如此简单，换句话说事实也许并非完全如此。个人认知是一回事，事实真相又是一回事。有相当多的文献证明，《论语》既非林语堂一人所创办，更无所有权，林氏离开后的《论语》仍大致保持了初创时的风格与活力，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为时势所迫而停刊，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我国同时期文学刊物中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一份著名刊物”。[3]由此也可以判断，林语堂的“记述”是选择性记忆或失忆的产物。
一、《论语》的创办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在晚年回忆录中对《论语》的创办提及不多，仅说“那时林语堂提议出版《论语》，洵美当了后台老板兼编辑”，[4]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对《论语》的产生和几任主编情况有较详细的描述：
在结束《新月》的同时，洵美跟朋友们酝酿办另一本杂志——《论语》半月刊，那是一本幽默杂志。为此，在洵美家客厅里朋友们商谈多次，参加的有林语堂、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徽音、章克标和曹涵美、张光宇、张振宇三兄弟。后来又加上了潘光旦和叶公超。这本杂志出版发行都由洵美的书店、印刷厂承担，资金方面，一开始林语堂和洵美出了一点，第十期后就由洵美独资了。由于开头主编是林语堂，人们常常说“林语堂的《论语》”，其实是个误会。在战后出版的第142期《论语》上洵美写了篇《一年论语》，[5]文中他回忆说：“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几期，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日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但林语堂忙于别的事，自第26期起改为陶亢德任主编了。“此后，林语堂先生又与徐訏先生合编《人间世》，接着又与陶亢德先生合作《宇宙风》，为了外来的稿件不易分开，于是只得与《论语》脱离。”洵美从第82期起，便请郁达夫来继任编辑，但郁达夫到福建去做官了，实际上，是洵美亲自出马主编《论语》。后来又有读者林达祖协助编辑。
当时为了给这本杂志定个既平凡又容易记住的名称，大家真是挖空心思，讨论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章克标俏皮地想出这个名字。“那是好几个夜晚，十来位新月社文友聚在邵洵美家里商讨，可是大家提了一大堆刊名，林语堂就是不满意，弄得大家不免泄气。一旁的章克标心想，你林语堂也太狂了，看来这刊物就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呢，‘林——语’，对，谐音不是‘论语’吗？办刊物不就是论论议议？……”他提出以“论语”为刊名，众口称好，大家拍手叫绝。……林语堂编《论语》，起先没有编辑经验，请陶亢德帮忙。[6][7]
这段文字中，“这本杂志出版发行都由洵美的书店、印刷厂承担，资金方面，一开始林语堂和洵美出了一点，第十期后就由洵美独资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邵洵美自不待言，家大业大，财力雄厚；林语堂此前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发行量很大，不仅一举成名，且赚了不少钱。他们两人各出一点本金是可以想象的。现在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或永远都难以搞清林语堂和邵洵美各出了多少本金，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在“第十期”前后林语堂撤了资（也许是怕蚀本）。但不管怎样，从创刊伊始，邵洵美就是《论语》杂志的老板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他不仅是主要出资方（后又独资），且把书店和印刷厂用于杂志的出版发行。 林达祖在《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一书中亦谈到《论语》的产生：
《论语》的产生，初无计划，是在偶然的闲谈中谈出来的。当时有几个弄弄笔头的朋友，经常在邵洵美家里闲谈今古，话得投机，忽而想起办一个不受任何一方嘱托的自由发言的刊物，一人提出，众人附和。那时邵洵美手里有“时代图书杂志公司”，出刊发行，全无问题，说办就可以办。这个刊物与官方无关，其中谁都不是领导，谁都可以各献主张。但征稿、集稿、发稿，总有一些管理工作，当场大家推林语堂主其事，于是林语堂就成为《论语》第一任编辑。后来一炮打响，生意兴隆起来，各方投稿也多了，在逐渐正规化之下，需要有一位专职编辑来处理日常编务，由林语堂推荐原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任职的陶亢德来担任。[8]
他在另一处有更为详尽的交代：
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章克标、张光宇、张正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让大家无拘无束消消闲，以幽默文章发发牢骚，解解闷气，好在办刊物大家都是内行，又有邵洵美开的时代书店，发行销售不成问题。于是大家对刊物的名称作了反复讨论，如何雅俗共赏，你一言，我一语，竟难得佳名。许多提名都被林语堂否定了，章克标想就是你林语堂反对，忽然，他无意中根据林语堂的“林语”两字，想到了“四书”中的《论语》，套用孔夫子的《论语》，人人皆知，又可谓雅极。这一倡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于是就定名《论语》。[9]
林达祖并未参与《论语》的创办，他对创办过程的记述应属耳闻。虽然都姓林，但林达祖和林语堂应不是太相熟，从两人的人生轨迹来看，好像也没有多少交集。林达祖是后来受邵洵美邀请参与《论语》编辑的、与邵洵美共事最久的一名编辑，他对《论语》创刊及林语堂的离去的看法，源头也应来自邵洵美一方，大概在后来的合作中询及以往，从邵洵美方面了解了不少当时的情况，也不排除他从其他渠道比如“老朋友章克标”处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10]
章克标在“1932年至1935年任上海时代图书印刷出版公司总编辑兼代经理”，[11]是参与“创办”《论语》的中坚人物之一，或者说是“在洵美家客厅里朋友们商谈多次”的关键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后来与林语堂发生正面争执的人。关于《论语》的创办他也曾述及，大意与林达祖的《谈往》相同：该刊创刊前，时当炎夏，大家一面纳凉，一面在邵洵美家客厅里闲谈，讲起要出一本刊物来消消闲。刊物的名字谈得最久，总之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能出奇制胜。众口嘈嘈之际，章忽然想到了与林语堂的大名“林语”两字声音相似的“论语”，心想有论有议，论论议议，干脆借用中国人全知道的孔夫子的《论语》这本书的书名来作刊物的名字，结果大家一致附和。
林淇先生在《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中也有较为翔实的记述：
1932年8月中旬，饭后纳凉的几个夜晚，邵洵美沙龙里几个朋友：章克标、李青崖、郁达夫、全增嘏、潘光旦、沈有乾、孙斯鸣、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等，围绕着要出本幽默刊物这个话题，兴致勃勃地议论着。
要出版一本幽默刊物既经大家商定后，接着就讨论刊物名称的事。于是，你一句，我一言，挖空心思，议论不休。可提了一大堆名字，还是决定不了。其中，林语堂最“疙瘩”，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章克标似乎有点生气了，他心里想看来刊名要叫林语堂，你林语堂才会满意呢！不意，因谐音，他忽从“林语”默念出“论语”两字来，一想，《论语》记孔圣人言，且有论有议，“论语”两字又平易通俗好记，未始不是一个好名称，于是当即提了出来。哪知这个名称中了众人之意，博得满堂喝彩，竟获一致通过。
名称既定，那么由谁来负责编辑呢？……结果大家推举林语堂来负责。邵洵美承众人之意，乃聘林语堂任主编。
综合这些记述，一个事实便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论语》并非由林语堂一人创办，而是“时常聚首”的“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通过“闲聊”反复聊出来的名堂，时间是在1932年某夏日，地点是在“文坛小孟尝”邵洵美的客厅；提议办杂志的是林语堂，他的提议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刊名因每每不获林语堂的肯定而难产，直到最后，方由才思敏捷的章克标提议而定名为《论语》；一开始出资人为邵洵美和林语堂两人，第10期以后由邵洵美独资。由此可见，《论语》杂志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而邵洵美、林语堂和章克标是对《论语》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三个人物。其唯一不同，是对于《论语》的创办，林语堂强调“我个人”，而其他人则是强调“大家共同”而已。
二、《论语》的归属之争
林语堂因是《论语》杂志的倡议者，也就很自然地被推举为第一任主编，一来林语堂还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二来林语堂本人对编辑工作不熟悉，所以曾在开明书局做过编辑、编过《金屋月刊》的章克标承担起大量的具体编辑工作。邵洵美在1947年12月1日出版的《论语》第142期上发表《论语简史》简述道：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
《论语》创办之初，不管是林语堂、章克标、邵洵美，还是列名的长期撰稿人，大家仅为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它会盈利，因此事先讲好参与编辑的人都不取报酬，也不付稿酬，也没有谁去计较编辑费、稿费之类。在前12期的“本刊投稿规约”第四条，申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这也本是当时同人刊物的通例。然而《论语》甫创刊，即一炮而红，受到读者欢迎，光创刊号就一连重印好几次，超乎所有人的意料。随着滚滚而来的利润，参与其事的人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依照林语堂的自述，正当林语堂“办《论语》大赚其钱时”，邵洵美却跳出来主张所有权，“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林语堂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种简单的近乎诗化的叙事方式对于后人还原真相构成困扰。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先看林达祖的“耳闻”：
……约一年之后，林语堂看到《论语》的生意兴隆而眼红了，而这个刊物毕竟是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或者说是邵洵美的，想自己辛苦，只是为了他人作嫁衣裳，一念之私，他决定自己去办《人间世》《宇宙风》，把陶亢德拉去做助手，于是《论语》改由郁达夫与邵洵美合编。不久，郁达夫离沪去闽，邵洵美一人忙不过来，就邀我与他合编。[12]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有更加详细的记述：
章克标和林语堂，最初在《论语》创办时是合作得相当好的编辑伙伴。大家不分彼此，共同把《论语》办得兴旺发达。后来林语堂正式任主编，眼看《论语》销路越来越好，就有点想法了，觉得《论语》是他一手打响的，不能让做老板的邵洵美独擅其利，于是提出增加开支，增添工作人员，提高报酬等。按说邵洵美也不是这种计较的人。但克标又看不过去了，又一次体现了直率之性格，就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篇题为“高等华人”的文章，明显指出了林语堂这种孳孳为利的不漂亮行为。原来以文会友，现在以文为仇了，本来共忧患的朋友，成了不可与之共乐的矛盾双方了。事情既经挑明，林语堂因此离开《论语》，与良友图书公司承包办《人间世》，而后又自己办起了《宇宙风》。[13]
也就是说，率性而为的章克标直接卷入了与林语堂的争执当中。“《论语》在发行到第10期前后，林语堂便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邵让他找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章克标。章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然而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章克标为此非常恼火，向邵洵美抱怨，说林语堂‘是个门槛精！’他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双方分手。”[14]睽诸《论语》稿费变迁，也印证章氏所言非虚。第13期“投稿规约”有关稿费一条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后来，“新定投稿规约”进一步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稿费暂定一律每千字三元，每月底发出。”[15]看不出，几次稿费变动的背后不仅反映了刊物的成长，也记录了一段起自肘腋，发生在同人间的茶壶风暴。
这每月200元编辑费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来做一个对比。1936年舒新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月薪为300多元。[16]1921年，商务印书馆邀胡适南下担任该馆编译所所长，胡适虽未到任却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次考察，他将当时编译所职员月薪列表。[17]（表中列：300元以上2人，250元以上1人，200元以上4人……30元以下62人）聘不到胡适的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改聘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给出的月薪是300元。由此可见，300元已属于高薪揽聘。
大出版社财力雄厚，不惜出重金招聘高级人才，那些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小出版社的待遇普遍很低或没有薪水，如1924年，张静庐等创办的光华书局就是这样，“我们所谓老板们每一个人也只拿十元八元一月的车费没有薪水的”。小的出版社尚且如此，一般的同人刊物更是不计报酬，大家为了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往往自愿义务劳动。《论语》杂志经过大家的努力赚钱了，领点报酬也是应该的，但200元的兼职月薪对于一本同人刊物来说也确实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值得一提的是，导致章、林两人直接冲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章克标对林语堂的先入之见。据章克标回忆，最早他与林语堂相识是在开明书店，那时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林语堂编写英语教科书《开明英文读本》。林语堂与章锡琛之间为版税问题陷入没完没了的谈判，这给作为开明书店一员的章克标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我当然没有参加这种会谈，但看他们来往频繁，很难达成协议，觉得这些人真也够市侩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初识了林语堂，以致我对他可能有些先入之见，以为此人门槛精，太斤斤计较，对于‘为利’有点偏重的样子。”此时又见林语堂不仅安插自己的兄长林憾庐做编辑，还为了编辑费的事一再争执，于是情绪一时失控，冲突在所难免。
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林语堂和章克标的争执，作为老板的邵洵美并没有过多介入。纵观邵、林后来的交情，两人仍然维持了一定的友谊。奇怪的是，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对章克标没有半点攻讦，反而对邵洵美颇多怨望和不屑，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了。
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2009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邵洵美出版事业史研究”成果之一（JA09169S）
参考文献：
[1] [2] 李辉.林语堂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03-104，148.
[3] 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0.
[4] 盛佩玉.盛世家族·邵洵美与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7.
[5] 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91-93.
[6] 章克标.林语堂[J].香港明报月刊[J].1988.
[7] [8] [9] [10] [11] [12] 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下转第124页）
（上接第120页）[13] [14] 李勇军.是谁“创办”了《论语》杂志[N].中华读书报，2009-07-06.
[15] 钱炳寰.中华书局史事丛钞[M]//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299.
[16] 胡适.胡适的日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2.
[17]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杂志公司1938，上海书店1984（影印版）：101.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闽台文化研究所）
《论语》杂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于上海的一份畅销一时、影响广泛的同人刊物。杂志创办不久，同人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即因杂志的意外盈利而陷入一场归属之争，最终以林语堂的退出而告终。《论语》是林语堂创办的还是他与邵洵美等共同创办的？当年同人间的那场茶壶风暴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一检视。
关键词：
《论语》杂志 林语堂 邵洵美 章克标
《论语》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成功经营的一本刊物。然创办不久，几位参与创办的合作者即因刊物畅销意外盈利而发生争执，最后以林语堂的退出而告终。这段同人间的茶壶里的风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林语堂是争执的一方，他在晚年完成的《八十自叙》中有一段文字对此有所述及：“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我后来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同样以刊登闲适性的小品文为特色——一直办到抗战发生，甚至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1]
这段文字惜墨如金近乎诗化，文中，被林语堂称为“我那位朋友”的“印刷股东”不是别人，他就是在当时有“文坛小孟尝”之称的时代图书杂志公司老板邵洵美。
林语堂又在《方巾气之研究》一文中开篇说道：“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2]
很显然，在这些文字中，林语堂试图透给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的信息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林语堂一手“创办了”《论语》；二是林语堂把《论语》杂志办得红红火火、大赚其钱，被林氏称作“我那位朋友”“印刷股东”，其真实姓名叫邵洵美的看到有利可图，便跳出来主张所有权，很不够意思；不仅不够意思，且能力也不济，接手后“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三是林语堂在此之后“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同样以刊登闲适性的小品文为特色——一直办到抗战发生，甚至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林语堂用对比的方式突出自己办杂志的每每成功来彰显邵洵美的无能。
不难看出，虽是述说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但已是耄耋之年的林氏笔锋依然犀利，显示他对这一争端仍无法释怀。不了解这段公案的读者大都会相信林语堂一个人的陈述。很多林语堂研究者在概括林氏生平时即表述为：“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三种刊物。”由此看来，《论语》杂志“林语堂创办说”的源头正是出自林语堂本人。
其实，林语堂这种认识是一以贯之的。从最初开始，林语堂就自许为《论语》的创办者。就在离开《论语》不久，林语堂即在1933年10月16日出版的《论语》第27期上发表《与陶亢德书》，其中谓：“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
然而真相也许并非如此简单，换句话说事实也许并非完全如此。个人认知是一回事，事实真相又是一回事。有相当多的文献证明，《论语》既非林语堂一人所创办，更无所有权，林氏离开后的《论语》仍大致保持了初创时的风格与活力，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为时势所迫而停刊，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我国同时期文学刊物中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一份著名刊物”。[3]由此也可以判断，林语堂的“记述”是选择性记忆或失忆的产物。
一、《论语》的创办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邵洵美的夫人盛佩玉在晚年回忆录中对《论语》的创办提及不多，仅说“那时林语堂提议出版《论语》，洵美当了后台老板兼编辑”，[4]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对《论语》的产生和几任主编情况有较详细的描述：
在结束《新月》的同时，洵美跟朋友们酝酿办另一本杂志——《论语》半月刊，那是一本幽默杂志。为此，在洵美家客厅里朋友们商谈多次，参加的有林语堂、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徽音、章克标和曹涵美、张光宇、张振宇三兄弟。后来又加上了潘光旦和叶公超。这本杂志出版发行都由洵美的书店、印刷厂承担，资金方面，一开始林语堂和洵美出了一点，第十期后就由洵美独资了。由于开头主编是林语堂，人们常常说“林语堂的《论语》”，其实是个误会。在战后出版的第142期《论语》上洵美写了篇《一年论语》，[5]文中他回忆说：“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几期，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日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但林语堂忙于别的事，自第26期起改为陶亢德任主编了。“此后，林语堂先生又与徐訏先生合编《人间世》，接着又与陶亢德先生合作《宇宙风》，为了外来的稿件不易分开，于是只得与《论语》脱离。”洵美从第82期起，便请郁达夫来继任编辑，但郁达夫到福建去做官了，实际上，是洵美亲自出马主编《论语》。后来又有读者林达祖协助编辑。
当时为了给这本杂志定个既平凡又容易记住的名称，大家真是挖空心思，讨论了好几次，最后还是章克标俏皮地想出这个名字。“那是好几个夜晚，十来位新月社文友聚在邵洵美家里商讨，可是大家提了一大堆刊名，林语堂就是不满意，弄得大家不免泄气。一旁的章克标心想，你林语堂也太狂了，看来这刊物就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呢，‘林——语’，对，谐音不是‘论语’吗？办刊物不就是论论议议？……”他提出以“论语”为刊名，众口称好，大家拍手叫绝。……林语堂编《论语》，起先没有编辑经验，请陶亢德帮忙。[6][7]
这段文字中，“这本杂志出版发行都由洵美的书店、印刷厂承担，资金方面，一开始林语堂和洵美出了一点，第十期后就由洵美独资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邵洵美自不待言，家大业大，财力雄厚；林语堂此前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发行量很大，不仅一举成名，且赚了不少钱。他们两人各出一点本金是可以想象的。现在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或永远都难以搞清林语堂和邵洵美各出了多少本金，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在“第十期”前后林语堂撤了资（也许是怕蚀本）。但不管怎样，从创刊伊始，邵洵美就是《论语》杂志的老板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他不仅是主要出资方（后又独资），且把书店和印刷厂用于杂志的出版发行。 林达祖在《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一书中亦谈到《论语》的产生：
《论语》的产生，初无计划，是在偶然的闲谈中谈出来的。当时有几个弄弄笔头的朋友，经常在邵洵美家里闲谈今古，话得投机，忽而想起办一个不受任何一方嘱托的自由发言的刊物，一人提出，众人附和。那时邵洵美手里有“时代图书杂志公司”，出刊发行，全无问题，说办就可以办。这个刊物与官方无关，其中谁都不是领导，谁都可以各献主张。但征稿、集稿、发稿，总有一些管理工作，当场大家推林语堂主其事，于是林语堂就成为《论语》第一任编辑。后来一炮打响，生意兴隆起来，各方投稿也多了，在逐渐正规化之下，需要有一位专职编辑来处理日常编务，由林语堂推荐原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任职的陶亢德来担任。[8]
他在另一处有更为详尽的交代：
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章克标、张光宇、张正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让大家无拘无束消消闲，以幽默文章发发牢骚，解解闷气，好在办刊物大家都是内行，又有邵洵美开的时代书店，发行销售不成问题。于是大家对刊物的名称作了反复讨论，如何雅俗共赏，你一言，我一语，竟难得佳名。许多提名都被林语堂否定了，章克标想就是你林语堂反对，忽然，他无意中根据林语堂的“林语”两字，想到了“四书”中的《论语》，套用孔夫子的《论语》，人人皆知，又可谓雅极。这一倡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于是就定名《论语》。[9]
林达祖并未参与《论语》的创办，他对创办过程的记述应属耳闻。虽然都姓林，但林达祖和林语堂应不是太相熟，从两人的人生轨迹来看，好像也没有多少交集。林达祖是后来受邵洵美邀请参与《论语》编辑的、与邵洵美共事最久的一名编辑，他对《论语》创刊及林语堂的离去的看法，源头也应来自邵洵美一方，大概在后来的合作中询及以往，从邵洵美方面了解了不少当时的情况，也不排除他从其他渠道比如“老朋友章克标”处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10]
章克标在“1932年至1935年任上海时代图书印刷出版公司总编辑兼代经理”，[11]是参与“创办”《论语》的中坚人物之一，或者说是“在洵美家客厅里朋友们商谈多次”的关键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后来与林语堂发生正面争执的人。关于《论语》的创办他也曾述及，大意与林达祖的《谈往》相同：该刊创刊前，时当炎夏，大家一面纳凉，一面在邵洵美家客厅里闲谈，讲起要出一本刊物来消消闲。刊物的名字谈得最久，总之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能出奇制胜。众口嘈嘈之际，章忽然想到了与林语堂的大名“林语”两字声音相似的“论语”，心想有论有议，论论议议，干脆借用中国人全知道的孔夫子的《论语》这本书的书名来作刊物的名字，结果大家一致附和。
林淇先生在《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中也有较为翔实的记述：
1932年8月中旬，饭后纳凉的几个夜晚，邵洵美沙龙里几个朋友：章克标、李青崖、郁达夫、全增嘏、潘光旦、沈有乾、孙斯鸣、张光宇、张振宇、黄文农等，围绕着要出本幽默刊物这个话题，兴致勃勃地议论着。
要出版一本幽默刊物既经大家商定后，接着就讨论刊物名称的事。于是，你一句，我一言，挖空心思，议论不休。可提了一大堆名字，还是决定不了。其中，林语堂最“疙瘩”，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章克标似乎有点生气了，他心里想看来刊名要叫林语堂，你林语堂才会满意呢！不意，因谐音，他忽从“林语”默念出“论语”两字来，一想，《论语》记孔圣人言，且有论有议，“论语”两字又平易通俗好记，未始不是一个好名称，于是当即提了出来。哪知这个名称中了众人之意，博得满堂喝彩，竟获一致通过。
名称既定，那么由谁来负责编辑呢？……结果大家推举林语堂来负责。邵洵美承众人之意，乃聘林语堂任主编。
综合这些记述，一个事实便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论语》并非由林语堂一人创办，而是“时常聚首”的“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通过“闲聊”反复聊出来的名堂，时间是在1932年某夏日，地点是在“文坛小孟尝”邵洵美的客厅；提议办杂志的是林语堂，他的提议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刊名因每每不获林语堂的肯定而难产，直到最后，方由才思敏捷的章克标提议而定名为《论语》；一开始出资人为邵洵美和林语堂两人，第10期以后由邵洵美独资。由此可见，《论语》杂志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而邵洵美、林语堂和章克标是对《论语》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三个人物。其唯一不同，是对于《论语》的创办，林语堂强调“我个人”，而其他人则是强调“大家共同”而已。
二、《论语》的归属之争
林语堂因是《论语》杂志的倡议者，也就很自然地被推举为第一任主编，一来林语堂还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二来林语堂本人对编辑工作不熟悉，所以曾在开明书局做过编辑、编过《金屋月刊》的章克标承担起大量的具体编辑工作。邵洵美在1947年12月1日出版的《论语》第142期上发表《论语简史》简述道：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
《论语》创办之初，不管是林语堂、章克标、邵洵美，还是列名的长期撰稿人，大家仅为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它会盈利，因此事先讲好参与编辑的人都不取报酬，也不付稿酬，也没有谁去计较编辑费、稿费之类。在前12期的“本刊投稿规约”第四条，申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这也本是当时同人刊物的通例。然而《论语》甫创刊，即一炮而红，受到读者欢迎，光创刊号就一连重印好几次，超乎所有人的意料。随着滚滚而来的利润，参与其事的人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依照林语堂的自述，正当林语堂“办《论语》大赚其钱时”，邵洵美却跳出来主张所有权，“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林语堂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种简单的近乎诗化的叙事方式对于后人还原真相构成困扰。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先看林达祖的“耳闻”：
……约一年之后，林语堂看到《论语》的生意兴隆而眼红了，而这个刊物毕竟是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或者说是邵洵美的，想自己辛苦，只是为了他人作嫁衣裳，一念之私，他决定自己去办《人间世》《宇宙风》，把陶亢德拉去做助手，于是《论语》改由郁达夫与邵洵美合编。不久，郁达夫离沪去闽，邵洵美一人忙不过来，就邀我与他合编。[12]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有更加详细的记述：
章克标和林语堂，最初在《论语》创办时是合作得相当好的编辑伙伴。大家不分彼此，共同把《论语》办得兴旺发达。后来林语堂正式任主编，眼看《论语》销路越来越好，就有点想法了，觉得《论语》是他一手打响的，不能让做老板的邵洵美独擅其利，于是提出增加开支，增添工作人员，提高报酬等。按说邵洵美也不是这种计较的人。但克标又看不过去了，又一次体现了直率之性格，就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篇题为“高等华人”的文章，明显指出了林语堂这种孳孳为利的不漂亮行为。原来以文会友，现在以文为仇了，本来共忧患的朋友，成了不可与之共乐的矛盾双方了。事情既经挑明，林语堂因此离开《论语》，与良友图书公司承包办《人间世》，而后又自己办起了《宇宙风》。[13]
也就是说，率性而为的章克标直接卷入了与林语堂的争执当中。“《论语》在发行到第10期前后，林语堂便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邵让他找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章克标。章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然而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章克标为此非常恼火，向邵洵美抱怨，说林语堂‘是个门槛精！’他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双方分手。”[14]睽诸《论语》稿费变迁，也印证章氏所言非虚。第13期“投稿规约”有关稿费一条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后来，“新定投稿规约”进一步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稿费暂定一律每千字三元，每月底发出。”[15]看不出，几次稿费变动的背后不仅反映了刊物的成长，也记录了一段起自肘腋，发生在同人间的茶壶风暴。
这每月200元编辑费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来做一个对比。1936年舒新城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月薪为300多元。[16]1921年，商务印书馆邀胡适南下担任该馆编译所所长，胡适虽未到任却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次考察，他将当时编译所职员月薪列表。[17]（表中列：300元以上2人，250元以上1人，200元以上4人……30元以下62人）聘不到胡适的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改聘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给出的月薪是300元。由此可见，300元已属于高薪揽聘。
大出版社财力雄厚，不惜出重金招聘高级人才，那些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小出版社的待遇普遍很低或没有薪水，如1924年，张静庐等创办的光华书局就是这样，“我们所谓老板们每一个人也只拿十元八元一月的车费没有薪水的”。小的出版社尚且如此，一般的同人刊物更是不计报酬，大家为了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往往自愿义务劳动。《论语》杂志经过大家的努力赚钱了，领点报酬也是应该的，但200元的兼职月薪对于一本同人刊物来说也确实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值得一提的是，导致章、林两人直接冲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章克标对林语堂的先入之见。据章克标回忆，最早他与林语堂相识是在开明书店，那时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林语堂编写英语教科书《开明英文读本》。林语堂与章锡琛之间为版税问题陷入没完没了的谈判，这给作为开明书店一员的章克标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我当然没有参加这种会谈，但看他们来往频繁，很难达成协议，觉得这些人真也够市侩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初识了林语堂，以致我对他可能有些先入之见，以为此人门槛精，太斤斤计较，对于‘为利’有点偏重的样子。”此时又见林语堂不仅安插自己的兄长林憾庐做编辑，还为了编辑费的事一再争执，于是情绪一时失控，冲突在所难免。
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林语堂和章克标的争执，作为老板的邵洵美并没有过多介入。纵观邵、林后来的交情，两人仍然维持了一定的友谊。奇怪的是，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对章克标没有半点攻讦，反而对邵洵美颇多怨望和不屑，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了。
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2009年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邵洵美出版事业史研究”成果之一（JA09169S）
参考文献：
[1] [2] 李辉.林语堂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03-104，148.
[3] 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0.
[4] 盛佩玉.盛世家族·邵洵美与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7.
[5] 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91-93.
[6] 章克标.林语堂[J].香港明报月刊[J].1988.
[7] [8] [9] [10] [11] [12] 林达祖，林锡旦.沪上名刊《论语》谈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下转第124页）
（上接第120页）[13] [14] 李勇军.是谁“创办”了《论语》杂志[N].中华读书报，2009-07-06.
[15] 钱炳寰.中华书局史事丛钞[M]//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299.
[16] 胡适.胡适的日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2.
[17]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杂志公司1938，上海书店1984（影印版）：101.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闽台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