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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森创作了震撼当世的《寂静的春天》，以一则“明天的寓言”描绘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自然世界造成的深刻影响。
从前，春天，繁花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狐狸在小山上吠鸣，鹿群静悄悄穿过笼罩着晨雾的原野。但从某一天起，一切开始变化：乌鸦、鸫鸟和鸽子的合唱消失了。寂静取代了一切。
2020年过去，有一些声音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2020年12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公布了更新版《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名录上的物种有128918个，其中35765个濒临灭绝。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全球有31个物种被宣布灭绝。迄今为止，名录上在野外灭绝或彻底灭绝的物种已有982个。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地球正处于动植物的第六次大灭绝时期。自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目前的物种灭绝是最严重的。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活动是“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采取有效行动的时间已所剩不多。
悲歌：消逝的生命
打开更新版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密密麻麻的名单展露在眼前。这些名字无声地凝视着我。这份名录像是一份冰凉的讣告，用寥寥几个词组宣告整个种群命运的终结或濒危：“EX”意味着“灭绝”，“EW”说明“在野外灭绝”，“CR”指的是严重濒危，“EN”代表着濒危……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名字很少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这些动物真实地与我们生活在或者说曾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共享同一片蓝天，仰望同一片星夜。
有些动物曾在碧蓝的南海里遨游，有些动物喜好栖息在澳大利亚东南水域的海底，有些动物以华丽斑斓的外表作为危险的致命信号，有些则以拟态藏隐于灌木丛里。
从鱼类到两栖动物，从昆虫到哺乳动物，2020年宣告灭绝的31个物种涵盖各类物种。
光滑手鱼是2020年为数不多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灭绝物种之一。这种眼睛鼓鼓的、靠鳍行走的不寻常鱼类，被IUCN认为是有记录以来第一种完全灭绝的现代海洋鱼类。
像光滑手鱼一样，小笠原伏翼蝙蝠也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灭绝。科学家们只在19世纪发现了一次这种日本蝙蝠。IUCN在2006年至2020年一直将其标为“数据不足”，但最新的红名单已将该物种列为灭绝物种。
拉瑙湖是菲律宾第二大、棉兰老岛最大湖泊，生活有多种当地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其中17种淡水鱼面临着捕食者物种入侵、过度捕捞和破坏性捕捞的威胁。15个物种被列为“灭绝物种”，其余2个被列为“极度濒危（可能已灭绝）”物种，处境十分危险。
三种中美洲蛙种的族群历史，也在2020年被画上句号。克劳加斯托尔弯唇蛙是危地马拉的一种青蛙，自1978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它们从未有过统一的名称，直到2000年才被认定为独立的物种。这种蛙类在壶菌危机到来之前就灭绝了。科学家推测，是当时的农业发展破坏了它唯一的栖息地。
另外两种灭绝的蛙，是来自巴拿马的华丽毒蛙和来自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的奇里基·哈莱金青蛙。蛙壶菌在近20年对蛙类造成了致命的种群危机，全球化的蛙类贸易，更加速了壶菌对蛙群造成的灭绝。
除了动物，许多植物也无法幸免于灭绝。如夏威夷黄木自1927年之后就再也没被发现过，它们的雨林栖息地已经由于植物入侵、羊群啃食以及火灾等原因遭受毁坏;南非的一种木百合属植物，已有200多年没有被发现，被认为是该国有记载的最早灭绝的物种;澳大利亚的灌木疏花金钗木毁于高度的城市化……这些植物的灭绝，大多数是因为人类的农业活动与城市化推进，造成栖息地的退化与毁灭。
“命悬一线”的濒危物种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回顾与缅怀，它更像是一次鲜活的警告，是对更多生物种群黯淡未来的警醒。
2020年，狐猴物种已然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33种狐猴极度濒危，幸存的107种物种中有103种濒临灭绝。背后的原因是，马达加斯加的森林砍伐和狩猎活动。
由于人类造成生存压力的加剧，13种狐猴物种被推到了更高的濒危类别。比如，此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维氏冕狐猴和贝氏倭狐猴，在近期被列为极度濒危动物。
维氏冕狐猴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狐猴，覆盖着白色的柔毛，有着长长的尾巴，善于在丛林间跳跃。贝氏倭狐猴是2000年被发现的一个新物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出没于潮湿的热带雨林。它们的森林栖息地因砍伐和开垦农业而遭到破坏。人类的非法狩猎进一步加剧了狐猴的悲惨命运。
我们将目光放至非洲的其他地方，估计有53%的灵长类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包括所有的17种红色疣猴——非洲大陆受威胁最大的猴属。整个非洲大陆的灵长类动物，正遭受非法狩猎与栖息地丧失的威胁。
在海洋世界里，种族灭绝的威胁同样不容小觑。如北大西洋右鲸距灭绝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在2018年年底，只有不到250头成熟个体存活，相较于2011年总数下降了约15%。
背后的原因是渔具纠缠。在2012年至2016年之间，有30例明确造成该鲸类死亡或重伤的人为事件发生，其中26例都是因为渔具纠缠。
气候变化似乎也正在加剧对北大西洋右鲸的威胁。夏季，温暖的海水温度可能将其主要猎物种类推向北部，使之进入圣劳伦斯湾。而在这里，鲸鱼更容易被船意外碰到，也极有可能被捕蟹笼缠住。对于极度濒危的北大西洋右鲸而言，这无疑意味着雪上加霜。
去年才被正式记录的失落鲨已被列为“极度濒危（可能已灭绝）”。该物种的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34年。它在我国南海的栖息地被广泛捕猎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很可能已经灭绝了。
淡水动物同样命途坎坷。“土库”，这种在亚马逊河系统中发现的小型灰色海豚物种，在渔具、河流筑坝和污染的严重威胁下，从数据不足变为濒危。随着“土库”的濒危，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淡水海豚物种，都已被列为濒危物种。
动物之外，有部分普罗蒂亚木被认为是脆弱、濒危或极度濒危的物种，另外还有3种澳洲坚果在野外面临灭绝的威胁。
“卡特彼勒真菌”，乍听这一名称会觉得遥远而陌生。但这种真菌其实就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中药——冬虫夏草。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世界上最昂贵的真菌被用于治疗许多疾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真菌的需求急剧上升，但获取渠道十分单一。过去15年中，由于过度采捕，卡特彼勒真菌的种群数量至少下降了30%。这也是真菌首次出现在红色名录的易危物种之列。
倒计时：与时间赛跑
虽然物种灭绝及濒危的形势严峻，但2020年仍有一些利好让自然保护者们看到希望。
从2003年至2019年，欧洲野牛的数量从1800头左右增长到6200头;2020年，蓝鲸又重回南喬治亚州;在柬埔寨野外，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暹罗鳄鱼，幼崽数量创下新纪录;150年未见的英国大蓝蝶重返英格兰西南部……
这些迹象证明了保护的力量。以欧洲野牛为例，在20世纪早期，该物种仅仅以圈养方式存活，50年代被重新引入野外。如今在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们发现了最大的野生种群，自由放养的欧洲野牛群也有47个。
变化令人欣喜，但依然不能忽略背后的风险。欧洲野牛仍然依赖于正在进行的保护措施，比如将野牛转移到更理想的开放栖息地。
记得在2019年翻篇时，人们为长江白鲟的灭绝而哀叹。但遗憾却一次次上演。这样的物种灭绝每时每刻依然在发生。
有些物种早已绝迹，才终于在这份灭绝名单上留下单薄的记录。对濒危生物的保护迫在眉睫，需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行动，来一同应对不可持续的渔业生产、农业土地清理以及物种入侵等全球性威胁。
哀叹毫无意义。灭绝的生物们也听不到人类迟来的哀叹。
（岐岐摘自《看世界》2021年第4期）
从前，春天，繁花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狐狸在小山上吠鸣，鹿群静悄悄穿过笼罩着晨雾的原野。但从某一天起，一切开始变化：乌鸦、鸫鸟和鸽子的合唱消失了。寂静取代了一切。
2020年过去，有一些声音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2020年12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公布了更新版《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名录上的物种有128918个，其中35765个濒临灭绝。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全球有31个物种被宣布灭绝。迄今为止，名录上在野外灭绝或彻底灭绝的物种已有982个。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地球正处于动植物的第六次大灭绝时期。自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目前的物种灭绝是最严重的。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人类活动是“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采取有效行动的时间已所剩不多。
悲歌：消逝的生命
打开更新版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密密麻麻的名单展露在眼前。这些名字无声地凝视着我。这份名录像是一份冰凉的讣告，用寥寥几个词组宣告整个种群命运的终结或濒危：“EX”意味着“灭绝”，“EW”说明“在野外灭绝”，“CR”指的是严重濒危，“EN”代表着濒危……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名字很少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这些动物真实地与我们生活在或者说曾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共享同一片蓝天，仰望同一片星夜。
有些动物曾在碧蓝的南海里遨游，有些动物喜好栖息在澳大利亚东南水域的海底，有些动物以华丽斑斓的外表作为危险的致命信号，有些则以拟态藏隐于灌木丛里。
从鱼类到两栖动物，从昆虫到哺乳动物，2020年宣告灭绝的31个物种涵盖各类物种。
光滑手鱼是2020年为数不多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灭绝物种之一。这种眼睛鼓鼓的、靠鳍行走的不寻常鱼类，被IUCN认为是有记录以来第一种完全灭绝的现代海洋鱼类。
像光滑手鱼一样，小笠原伏翼蝙蝠也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灭绝。科学家们只在19世纪发现了一次这种日本蝙蝠。IUCN在2006年至2020年一直将其标为“数据不足”，但最新的红名单已将该物种列为灭绝物种。
拉瑙湖是菲律宾第二大、棉兰老岛最大湖泊，生活有多种当地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其中17种淡水鱼面临着捕食者物种入侵、过度捕捞和破坏性捕捞的威胁。15个物种被列为“灭绝物种”，其余2个被列为“极度濒危（可能已灭绝）”物种，处境十分危险。
三种中美洲蛙种的族群历史，也在2020年被画上句号。克劳加斯托尔弯唇蛙是危地马拉的一种青蛙，自1978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它们从未有过统一的名称，直到2000年才被认定为独立的物种。这种蛙类在壶菌危机到来之前就灭绝了。科学家推测，是当时的农业发展破坏了它唯一的栖息地。
另外两种灭绝的蛙，是来自巴拿马的华丽毒蛙和来自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的奇里基·哈莱金青蛙。蛙壶菌在近20年对蛙类造成了致命的种群危机，全球化的蛙类贸易，更加速了壶菌对蛙群造成的灭绝。
除了动物，许多植物也无法幸免于灭绝。如夏威夷黄木自1927年之后就再也没被发现过，它们的雨林栖息地已经由于植物入侵、羊群啃食以及火灾等原因遭受毁坏;南非的一种木百合属植物，已有200多年没有被发现，被认为是该国有记载的最早灭绝的物种;澳大利亚的灌木疏花金钗木毁于高度的城市化……这些植物的灭绝，大多数是因为人类的农业活动与城市化推进，造成栖息地的退化与毁灭。
“命悬一线”的濒危物种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回顾与缅怀，它更像是一次鲜活的警告，是对更多生物种群黯淡未来的警醒。
2020年，狐猴物种已然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33种狐猴极度濒危，幸存的107种物种中有103种濒临灭绝。背后的原因是，马达加斯加的森林砍伐和狩猎活动。
由于人类造成生存压力的加剧，13种狐猴物种被推到了更高的濒危类别。比如，此前被列为濒危物种的维氏冕狐猴和贝氏倭狐猴，在近期被列为极度濒危动物。
维氏冕狐猴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狐猴，覆盖着白色的柔毛，有着长长的尾巴，善于在丛林间跳跃。贝氏倭狐猴是2000年被发现的一个新物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出没于潮湿的热带雨林。它们的森林栖息地因砍伐和开垦农业而遭到破坏。人类的非法狩猎进一步加剧了狐猴的悲惨命运。
我们将目光放至非洲的其他地方，估计有53%的灵长类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包括所有的17种红色疣猴——非洲大陆受威胁最大的猴属。整个非洲大陆的灵长类动物，正遭受非法狩猎与栖息地丧失的威胁。
在海洋世界里，种族灭绝的威胁同样不容小觑。如北大西洋右鲸距灭绝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在2018年年底，只有不到250头成熟个体存活，相较于2011年总数下降了约15%。
背后的原因是渔具纠缠。在2012年至2016年之间，有30例明确造成该鲸类死亡或重伤的人为事件发生，其中26例都是因为渔具纠缠。
气候变化似乎也正在加剧对北大西洋右鲸的威胁。夏季，温暖的海水温度可能将其主要猎物种类推向北部，使之进入圣劳伦斯湾。而在这里，鲸鱼更容易被船意外碰到，也极有可能被捕蟹笼缠住。对于极度濒危的北大西洋右鲸而言，这无疑意味着雪上加霜。
去年才被正式记录的失落鲨已被列为“极度濒危（可能已灭绝）”。该物种的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934年。它在我国南海的栖息地被广泛捕猎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很可能已经灭绝了。
淡水动物同样命途坎坷。“土库”，这种在亚马逊河系统中发现的小型灰色海豚物种，在渔具、河流筑坝和污染的严重威胁下，从数据不足变为濒危。随着“土库”的濒危，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淡水海豚物种，都已被列为濒危物种。
动物之外，有部分普罗蒂亚木被认为是脆弱、濒危或极度濒危的物种，另外还有3种澳洲坚果在野外面临灭绝的威胁。
“卡特彼勒真菌”，乍听这一名称会觉得遥远而陌生。但这种真菌其实就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中药——冬虫夏草。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世界上最昂贵的真菌被用于治疗许多疾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真菌的需求急剧上升，但获取渠道十分单一。过去15年中，由于过度采捕，卡特彼勒真菌的种群数量至少下降了30%。这也是真菌首次出现在红色名录的易危物种之列。
倒计时：与时间赛跑
虽然物种灭绝及濒危的形势严峻，但2020年仍有一些利好让自然保护者们看到希望。
从2003年至2019年，欧洲野牛的数量从1800头左右增长到6200头;2020年，蓝鲸又重回南喬治亚州;在柬埔寨野外，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暹罗鳄鱼，幼崽数量创下新纪录;150年未见的英国大蓝蝶重返英格兰西南部……
这些迹象证明了保护的力量。以欧洲野牛为例，在20世纪早期，该物种仅仅以圈养方式存活，50年代被重新引入野外。如今在波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们发现了最大的野生种群，自由放养的欧洲野牛群也有47个。
变化令人欣喜，但依然不能忽略背后的风险。欧洲野牛仍然依赖于正在进行的保护措施，比如将野牛转移到更理想的开放栖息地。
记得在2019年翻篇时，人们为长江白鲟的灭绝而哀叹。但遗憾却一次次上演。这样的物种灭绝每时每刻依然在发生。
有些物种早已绝迹，才终于在这份灭绝名单上留下单薄的记录。对濒危生物的保护迫在眉睫，需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行动，来一同应对不可持续的渔业生产、农业土地清理以及物种入侵等全球性威胁。
哀叹毫无意义。灭绝的生物们也听不到人类迟来的哀叹。
（岐岐摘自《看世界》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