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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强国战略的推进离不开西北地区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将农村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好学”成为农民新的教育诉求。以甘肃省为对象的调查发现，城镇化进程的加剧致使农村生源锐减，“小校小班”成为农村教育的新特征。农村学校师资普遍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教学质量问题堪忧。西北地区农村教育问题的破解需要开展教育精准投入，提高农村教育投入的社会效益;因地制宜办好小规模学校，培养优质农村教师队伍;开展教育生态移民，关注农村孩子发展的同时，也观照生态环境的建设，多管齐下解决西北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教育;小规模学校;教育精准投入;教育生态移民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2-0005-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2.002
城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城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由“物”转向了“人”。城镇化带动了农村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整体演进，农民也因社会变迁过程中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传统文化的消解，以及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原因而对教育有了新的诉求。西北地区由于受地理、经济和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教育发展水平跟中东部地区的教育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还面临不少特殊困难和亟待解决的短板。根据梯度转移理论，中国中东部地区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要素有必要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移，以帶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是农民再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探讨西北农村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对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变迁的西北农村社会发展透视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了千年之久，其于1978年底开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转型肇始于农村，并逐渐触及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牵动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甘肃省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具有西北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折射出整个西北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一）产业结构变化及生产条件改善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
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剧，农村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甘肃省农村经济结构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占比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占比逐步上升;在农业中种植业占比不断下降，其他产业占比逐步上升。例如，平凉市（原平凉地区）2002年农业总产值192 376.4万元，其中种植业占78.2%[1]。2017年，平凉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95万亩，比上年减少8.09万亩①。国家对农村地区投资持续增加，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加大、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统计显示，2017年，平凉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611元，比上一年增长8.6%。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农民的生存状态由过去着力于解决温饱转向追求美好生活，客观上加快了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平凉市2002年企业人数17.9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0%。到2017年，平凉市常住人口211.2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3.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72%，比上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另据《2017年崆峒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平凉市崆峒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33.5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3.11%。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为2 625.7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218.0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6.39%，较上年末提高1.7%②。根据《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 35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0%。
中国连续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外出务工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也加快了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西北农村地区虽然在发展水平和速度上与中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但中央政府对促进西北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扶持，如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兰州新区的设立、东部省市对西部地区对口帮扶等，让西北农村地区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2014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736元，增长12.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16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456.9元，增长7.5%。2017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076.1元，增长8.3%。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6%，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为30.4%。
收入的稳步增长带来了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但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以甘南州碌曲县尕海乡尕秀村为例，2016年调查时，该村一藏族家庭有8口人，养了130多头牦牛，一年的毛收入大约为9万元，在当地属于富裕家庭。但有的贫困家庭只靠家里的劳动力在当地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打工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贫困。
（二）城镇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结构解体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 590.7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510.94万人，占58.32%。从1999年到2014年，甘肃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每隔5年分别下降4.54、4.04和9.03个百分点。2017年末，甘肃省农村人口为1 407.64万人，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已经超过在农村生活的人口。
我们通过对平凉市崆峒区草峰镇草滩村的调查了解到，该村在20世纪80年代有人口两千多人，1990年以后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增多，2010年以后，村里部分村民开始在城里买房、租房供孩子上学。塬区村民举家进城后，山区有些村民就搬迁到塬区居住。从2012年开始，这种搬迁逐年增多。该村吕家山社20世纪80年代有13户70多口人，2016年只剩2户4口人;郭涧社原有15户70多口人，2016年只剩2户6口人。山区村民搬迁到塬区居住，但土地还在山上，山路步行至少需要1小时，这也是留守者多是些老人的主要原因。 尽管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缓慢，但依然在稳步推进。各地市的具体情况纷繁复杂，既有农民到本地城市的举家进城，更有到新疆等地的跨区域长途跋涉。总体来说，农村居住条件较差、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农村留守的人口越少。人口迁移提高了西北的城镇化水平，扩大了农民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的范围，但同时也加速了偏远农村社会的解体，造成农村的空心化。
（三）农村传统文化的消逝对教育产生潜在影响
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以价值观念为主体的农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视野的开阔、观念的更新和现代科技向农村下移使农民的社会场域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变化，农村文化逐渐消逝。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自发性迁移让他们逐渐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劳作的减少使他们渐渐淡忘与节气相关的传统节日，农谚、农村方言逐渐消失，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农村传统文化内卷化趋势明显，给农村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传统戏曲和露天电影曾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西北地区也不例外。随着电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农民的活动方式不断丰富，传统的文化活动和村民之间的集体活动减少。农民精神生活丰富的同时，村民之间的交往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传统戏曲等文化活动仍然深受村民喜爱，成为农村在嫁娶、丧葬时邻里乡亲和亲朋好友交流的平台。网络已经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加上近年来西北地区交通的逐渐便利化，使农民从关注教育机会公平转向对教育资源公平的重视，关于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比过去更强烈。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教育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农村教育扶持政策，促进了西北农村地区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地区教育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基本上解决了“上学难”问题。但城镇化进程的农村教育问题依然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新的样态，如学校布局不均、生源减少、优质师资缺乏等问题对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甘肃省农村教育发展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新时期。
（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机会公平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十二五”期间，甘肃省抓住国家“全面改薄”③的历史机遇期，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年均40亿元以上，实施项目惠及1.13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253万名学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基本消除了D级危房和“大通铺”现象，实现了乡镇、58个贫困县1 500人以上的行政村，17个“插花县”④行政村、革命老区和藏区行政村幼儿园“五个全覆盖”;学前教育资源不断丰富，构建起了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甘肃全省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3]。
（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成为新时代农民的教育新诉求
农民在大规模流动中经历的各种就业竞争，使其越来越认识到接受良好教育和掌握实用技能的重要性。在城乡教育资源和环境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带孩子到城市去就读成为众多家长的梦想。为了孩子“上好学”，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城里买房或租房，以使孩子享受更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
一方面，农民迫切希望孩子在城里接受较好的教育而甘愿付出;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的激烈又使农民在供养孩子上学问题上陷入纠结中。调查中许多农民认为，农村学生高中毕业后很多人都是上高职院校，考上重点大学的很少，即使大学毕业就业也很难，还不如早点儿掌握一项技能。实际上，尽管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并不比重点大学低，但从就业质量上来说，二者间的差距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显然，农民在追求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让孩子“上好学”成为新时代农民新的教育诉求。
（三）“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存在布点多、规模小、分布散的现象，加之新教师不愿到农村学校任教，师资难以得到补充，致使许多学校小、差、弱。城镇化进程的加剧使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大规模迁移的态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他们为了谋求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带动学龄儿童逐渐流向城市。加之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农村生源锐减，西北地区中小学变得城满、乡弱、村空，“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一师一校”“一师几生”的现象不少[4]。截至2017年，甘肃省共有人数在50人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3 134所，其中小学3 138所，初中16所⑤。农村小学全面进入“小校小班”时代。
21世纪初开始兴办的寄宿制学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已经被证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担负着促进社会稳定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双重功能，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托底工程。近年来，甘肃省在改善农村教育方面着力甚多，力求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小而美、小而优”的建设目标。然而这项工作依然存在着短板和困难，主要是生源流失严重、小班小校有增无减，教师稳定和质量提升难度增加等[5]。
（四）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成为农村教育“心头的痛”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落实使教师的数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西北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据甘肃省教育厅《关于2017年全省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情况的通报》，在督导评估的15个县（市、区）中，除康乐县的中学为64.3%外，其余学校合格学历教师占比均达到100%。单从数字上看，农村学校师资建设问题已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短缺，音乐、体育、美术等在农村学校传统上被认为是“副科”的专业教师不足，幼儿教师尤其缺乏。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学前教育师资与农村实际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西北地区绝大部分地方属于民族地区，农村学校既懂民族语言又精通汉语普通话的“双语型”教学人才尤其缺乏。 在许多农村学校，教师学习动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教师进修或培训虽然让许多教师提高了学历，但其实际教学水平与能力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培训未能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另外，在西北农村地区优秀教师流失严重。以平凉市为例，首批51名“平凉名师”基本上都在城市任教，农村优质师资的缺乏已成为制约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短板。整体上讲，农村教师存在专业发展条件较差、专业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加之城市学校不时采用招考的方式选拔优秀教师，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但导致优秀骨干教师更难留在农村，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更加不利。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能力素质与城市学校的教育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平凉市为例，崆峒区原有市属省级示范性高中平凉一中、区属市级示范性高中平凉二中和区属普通高中平凉五中3所普通高中。通过对平凉一中和平凉五中近3年的录取情况统计后发现，2015—2017年平凉一中新生中农村生源分别为19.4%、20.9%、18.1%，所有艺体专业均无农村生源。对平凉五中2015年文化课录取名单中后100名考生文化课成绩的统计显示，成绩为455.2～471.2分的农村生源占47%。2016年和2017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442～457.3分的农村生源占43%和478.3～487.8分的农村生源39%。数据表明，农村学校无论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还是文化课的教学效果上与城里学校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城乡教育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还很突出。造成这种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师资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西北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
中国正从城镇化迈向新型城镇化，农村问题依然是中国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这不仅事关东中西部教育协调发展的问题，更是中央“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教育精准投入推动西北农村教育的发展
对西北农村教育发展来说，教育经费投入问题仍然是基础性问题。总体来说，西北地区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笼统地依靠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实行精准投入，提高投入的社会效益。“全面改薄”工作要继续稳步推进，加大对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保证农村所有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资源配置基本均衡，要增强对农村教育投入的适切性。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很多农村学校亟需的不是教学大楼、实验大楼等建筑设施，而是采暖设施和实验仪器、宽带网络与计算机，以及艺体类课程器材、运动场地等，特别是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等在西北地区农村学校中尤其缺乏。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理论上会导致农村出生人口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要进一步夯实农村学前教育的基础，增加农村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儲备，改变农村幼儿教育薄弱的状态，防止幼儿园“小学化”现象的出现，满足农民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不让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二）“差别化”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高农村教学质量的基础
农村需要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需要与农村生产活动相结合，“为农性”是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城镇化的产物，是适应偏远农村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的客观实际而设置的规模较小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是否达到100人被当成小规模学校的底线标准[6]。农村教育不是城镇教育的“后花园”，小规模学校是农村教育从管理者本位向教育对象本位的转向。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而且由于实行小班化教学，生师比高，有利于实施个性化教育[7]，有利于农村学生情感和性格的培养。民生问题是地方政府施政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就是保障农民权益和解决民生问题，是保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在价值导向上需要采取“积极差别待遇”，在基建、师资、管理等方面实施政策倾斜，用可视化的行动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康德说，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小规模学校要结合地域特点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从知识与理解、技能与态度、价值与形象等各个方面来培养学生，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避免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西北地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数量众多、布点分散，除地方政府予以积极支持之外，还需要汇聚各方资源，尤其需要家长的支持。
（三）以乡土情怀培养为核心建设优质农村师资队伍
民办教师曾是特定历史时期农村教育的主体，其事业和家庭都在农村，与乡土社会相融，有着很深的乡土情怀。现在很多农村教师来自城市，与乡土社会并非浑然一体，甚至很难融入。很多教师晚去早归，很难做到以校为家，更谈不上安心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师资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输血”，重要的是要培养农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乡土教师是解决农村教育的治本之策。乡土教师懂得农村社会底色，扎根于乡村土壤之中，立足乡土但又不拘泥于乡土[8]。具有乡土情怀的农村教师才能坚守高尚情操，淡泊名利，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根西北农村，为西北农村教育贡献智慧。当然，乡村教师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在教师乡土情怀的培养上，可以考虑在评优评先、职称评聘时对农村教师予以适当照顾，这涉及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关系到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向农村学校倾斜并不是降低评审条件，而是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不让老实人吃亏，有利于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在农村长期从教。
乡土情怀的培养需要完善农村教师培训体系，观照农村教师的培训诉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重点是要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消除农村教育的自我封闭，实现网络视频直播及点播、在线网络课堂、网上教研等[9]。同时，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探讨适合地方特点的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方法和途径[10]，解决好教师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手段落后的问题。激励城区教师向农村流动，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支教，引导优秀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农村教育在教学模式上也应该是乡土的，既强调教师要有扎实的学科和教育理论知识，也要鼓励教师联系实际制订自我专业发展规划，培养“留得住、下得去、教得好”的优质农村师资队伍[11]。 （四）探索教育生態移民的农村教育发展新路子
教育生态移民着眼于标本兼治的问题解决方式[12]，是解决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的可选路径。针对西北农村的实际，可以考虑实行家庭成员分层式教育生态移民。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学生小学毕业后全部移民到具备条件的城区中学免费就读。由地方政府补贴伙食、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随生源流动进入学生就读的学校。二是学生初中毕业后，选择在城区高中就读或进入中职学校学习。孩子到城区就读意味着开始移民，主动选择减少与环境的对抗，渐次减轻贫困地区的环境压力。三是为高中和中职毕业学生提供更多进入高校就读的机会。提升其未来的就业档次，成为具有自主就业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并最终有能力逐步实现全家移民，成为城镇化的受益者。
四、结语
西北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源锐减，农村教育呈现新的特征，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探讨新的路径。基于农村教育的现状，西北地区农村教育问题的破解需要对教育进行精准投入，在办好小规模学校和培养有乡土情怀教师队伍的基础上，观照生态环境建设并适时开展教育生态移民，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教育领域做注解。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17年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特别说明，文中其他关于平凉市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于《2017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特别说明，文中其他关于甘肃省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从2014年到2018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50亿元，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旨在全面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缩小区域、城乡之间教育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④指一个县在大多数人口都已经脱贫致富的情况下，还有一少部分人或地区处于贫困状态，且零星、分散地分布在整个县域范围。
⑤ 数据来源于《甘肃省教育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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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博）
The Orient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Survey in Gansu Province
YANG Kangkai1，ZHANG Xiliang2
（1.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2. Gansu Medical College， Pingliang，Gansu 7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strateg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Northwest China， rural education has been pushed 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 and “going to school well” has become the new educational demand of farmers. Taking Gansu Province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led to a sharp decline in rural students， and “small schools and classes” has become a new feature of rural education. There is a general structural shortage of teachers in rural schools，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wor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ccurat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rural education investment. We should set up small-scale school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rain high-quality rural teachers， carry out ecological education migr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ldren an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ake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education; small-scale schools; preci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ecological migration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教育;小规模学校;教育精准投入;教育生态移民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1）02-0005-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2.002
城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城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由“物”转向了“人”。城镇化带动了农村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整体演进，农民也因社会变迁过程中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传统文化的消解，以及信息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原因而对教育有了新的诉求。西北地区由于受地理、经济和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教育发展水平跟中东部地区的教育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还面临不少特殊困难和亟待解决的短板。根据梯度转移理论，中国中东部地区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要素有必要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移，以帶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是农民再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其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探讨西北农村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对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变迁的西北农村社会发展透视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了千年之久，其于1978年底开始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转型肇始于农村，并逐渐触及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牵动亿万农民切身利益，也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甘肃省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具有西北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折射出整个西北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一）产业结构变化及生产条件改善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
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剧，农村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甘肃省农村经济结构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占比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占比逐步上升;在农业中种植业占比不断下降，其他产业占比逐步上升。例如，平凉市（原平凉地区）2002年农业总产值192 376.4万元，其中种植业占78.2%[1]。2017年，平凉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95万亩，比上年减少8.09万亩①。国家对农村地区投资持续增加，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力度加大、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统计显示，2017年，平凉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611元，比上一年增长8.6%。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条件的改善，使农民的生存状态由过去着力于解决温饱转向追求美好生活，客观上加快了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平凉市2002年企业人数17.9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0%。到2017年，平凉市常住人口211.2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3.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72%，比上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另据《2017年崆峒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平凉市崆峒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33.5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3.11%。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为2 625.7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218.0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6.39%，较上年末提高1.7%②。根据《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 35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0%。
中国连续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外出务工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活水平，也加快了西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西北农村地区虽然在发展水平和速度上与中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但中央政府对促进西北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扶持，如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兰州新区的设立、东部省市对西部地区对口帮扶等，让西北农村地区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2014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736元，增长12.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16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 456.9元，增长7.5%。2017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 076.1元，增长8.3%。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6%，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为30.4%。
收入的稳步增长带来了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但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以甘南州碌曲县尕海乡尕秀村为例，2016年调查时，该村一藏族家庭有8口人，养了130多头牦牛，一年的毛收入大约为9万元，在当地属于富裕家庭。但有的贫困家庭只靠家里的劳动力在当地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打工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贫困。
（二）城镇化加剧了农村社会的结构解体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甘肃省常住人口为2 590.7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 510.94万人，占58.32%。从1999年到2014年，甘肃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每隔5年分别下降4.54、4.04和9.03个百分点。2017年末，甘肃省农村人口为1 407.64万人，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已经超过在农村生活的人口。
我们通过对平凉市崆峒区草峰镇草滩村的调查了解到，该村在20世纪80年代有人口两千多人，1990年以后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增多，2010年以后，村里部分村民开始在城里买房、租房供孩子上学。塬区村民举家进城后，山区有些村民就搬迁到塬区居住。从2012年开始，这种搬迁逐年增多。该村吕家山社20世纪80年代有13户70多口人，2016年只剩2户4口人;郭涧社原有15户70多口人，2016年只剩2户6口人。山区村民搬迁到塬区居住，但土地还在山上，山路步行至少需要1小时，这也是留守者多是些老人的主要原因。 尽管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缓慢，但依然在稳步推进。各地市的具体情况纷繁复杂，既有农民到本地城市的举家进城，更有到新疆等地的跨区域长途跋涉。总体来说，农村居住条件较差、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农村留守的人口越少。人口迁移提高了西北的城镇化水平，扩大了农民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的范围，但同时也加速了偏远农村社会的解体，造成农村的空心化。
（三）农村传统文化的消逝对教育产生潜在影响
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对以价值观念为主体的农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视野的开阔、观念的更新和现代科技向农村下移使农民的社会场域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变化，农村文化逐渐消逝。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自发性迁移让他们逐渐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劳作的减少使他们渐渐淡忘与节气相关的传统节日，农谚、农村方言逐渐消失，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农村传统文化内卷化趋势明显，给农村教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传统戏曲和露天电影曾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西北地区也不例外。随着电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农民的活动方式不断丰富，传统的文化活动和村民之间的集体活动减少。农民精神生活丰富的同时，村民之间的交往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传统戏曲等文化活动仍然深受村民喜爱，成为农村在嫁娶、丧葬时邻里乡亲和亲朋好友交流的平台。网络已经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加上近年来西北地区交通的逐渐便利化，使农民从关注教育机会公平转向对教育资源公平的重视，关于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比过去更强烈。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家颁布了教育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农村教育扶持政策，促进了西北农村地区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地区教育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基本上解决了“上学难”问题。但城镇化进程的农村教育问题依然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新的样态，如学校布局不均、生源减少、优质师资缺乏等问题对教育教学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甘肃省农村教育发展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新时期。
（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机会公平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十二五”期间，甘肃省抓住国家“全面改薄”③的历史机遇期，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年均40亿元以上，实施项目惠及1.13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253万名学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基本消除了D级危房和“大通铺”现象，实现了乡镇、58个贫困县1 500人以上的行政村，17个“插花县”④行政村、革命老区和藏区行政村幼儿园“五个全覆盖”;学前教育资源不断丰富，构建起了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甘肃全省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3]。
（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成为新时代农民的教育新诉求
农民在大规模流动中经历的各种就业竞争，使其越来越认识到接受良好教育和掌握实用技能的重要性。在城乡教育资源和环境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带孩子到城市去就读成为众多家长的梦想。为了孩子“上好学”，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城里买房或租房，以使孩子享受更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
一方面，农民迫切希望孩子在城里接受较好的教育而甘愿付出;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的激烈又使农民在供养孩子上学问题上陷入纠结中。调查中许多农民认为，农村学生高中毕业后很多人都是上高职院校，考上重点大学的很少，即使大学毕业就业也很难，还不如早点儿掌握一项技能。实际上，尽管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并不比重点大学低，但从就业质量上来说，二者间的差距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显然，农民在追求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让孩子“上好学”成为新时代农民新的教育诉求。
（三）“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存在布点多、规模小、分布散的现象，加之新教师不愿到农村学校任教，师资难以得到补充，致使许多学校小、差、弱。城镇化进程的加剧使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大规模迁移的态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他们为了谋求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带动学龄儿童逐渐流向城市。加之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农村生源锐减，西北地区中小学变得城满、乡弱、村空，“小校小班”成为西北农村教育的新特征，“一师一校”“一师几生”的现象不少[4]。截至2017年，甘肃省共有人数在50人以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3 134所，其中小学3 138所，初中16所⑤。农村小学全面进入“小校小班”时代。
21世纪初开始兴办的寄宿制学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已经被证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担负着促进社会稳定和教育均衡发展的双重功能，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托底工程。近年来，甘肃省在改善农村教育方面着力甚多，力求实现农村小规模学校“小而美、小而优”的建设目标。然而这项工作依然存在着短板和困难，主要是生源流失严重、小班小校有增无减，教师稳定和质量提升难度增加等[5]。
（四）师资队伍建设问题成为农村教育“心头的痛”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落实使教师的数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西北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据甘肃省教育厅《关于2017年全省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情况的通报》，在督导评估的15个县（市、区）中，除康乐县的中学为64.3%外，其余学校合格学历教师占比均达到100%。单从数字上看，农村学校师资建设问题已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短缺，音乐、体育、美术等在农村学校传统上被认为是“副科”的专业教师不足，幼儿教师尤其缺乏。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学前教育师资与农村实际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西北地区绝大部分地方属于民族地区，农村学校既懂民族语言又精通汉语普通话的“双语型”教学人才尤其缺乏。 在许多农村学校，教师学习动力不足，创新意识不强，没有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教师进修或培训虽然让许多教师提高了学历，但其实际教学水平与能力并没有真正得到提高，培训未能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另外，在西北农村地区优秀教师流失严重。以平凉市为例，首批51名“平凉名师”基本上都在城市任教，农村优质师资的缺乏已成为制约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短板。整体上讲，农村教师存在专业发展条件较差、专业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加之城市学校不时采用招考的方式选拔优秀教师，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但导致优秀骨干教师更难留在农村，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更加不利。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能力素质与城市学校的教育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平凉市为例，崆峒区原有市属省级示范性高中平凉一中、区属市级示范性高中平凉二中和区属普通高中平凉五中3所普通高中。通过对平凉一中和平凉五中近3年的录取情况统计后发现，2015—2017年平凉一中新生中农村生源分别为19.4%、20.9%、18.1%，所有艺体专业均无农村生源。对平凉五中2015年文化课录取名单中后100名考生文化课成绩的统计显示，成绩为455.2～471.2分的农村生源占47%。2016年和2017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442～457.3分的农村生源占43%和478.3～487.8分的农村生源39%。数据表明，农村学校无论是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还是文化课的教学效果上与城里学校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城乡教育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还很突出。造成这种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师资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西北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
中国正从城镇化迈向新型城镇化，农村问题依然是中国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地区的教育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这不仅事关东中西部教育协调发展的问题，更是中央“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教育精准投入推动西北农村教育的发展
对西北农村教育发展来说，教育经费投入问题仍然是基础性问题。总体来说，西北地区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农村教育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笼统地依靠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实行精准投入，提高投入的社会效益。“全面改薄”工作要继续稳步推进，加大对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保证农村所有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资源配置基本均衡，要增强对农村教育投入的适切性。西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征决定了很多农村学校亟需的不是教学大楼、实验大楼等建筑设施，而是采暖设施和实验仪器、宽带网络与计算机，以及艺体类课程器材、运动场地等，特别是多媒体教室、语言实验室等在西北地区农村学校中尤其缺乏。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理论上会导致农村出生人口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要进一步夯实农村学前教育的基础，增加农村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儲备，改变农村幼儿教育薄弱的状态，防止幼儿园“小学化”现象的出现，满足农民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不让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二）“差别化”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提高农村教学质量的基础
农村需要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需要与农村生产活动相结合，“为农性”是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城镇化的产物，是适应偏远农村学龄儿童数量减少的客观实际而设置的规模较小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是否达到100人被当成小规模学校的底线标准[6]。农村教育不是城镇教育的“后花园”，小规模学校是农村教育从管理者本位向教育对象本位的转向。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而且由于实行小班化教学，生师比高，有利于实施个性化教育[7]，有利于农村学生情感和性格的培养。民生问题是地方政府施政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就是保障农民权益和解决民生问题，是保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在价值导向上需要采取“积极差别待遇”，在基建、师资、管理等方面实施政策倾斜，用可视化的行动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康德说，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小规模学校要结合地域特点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从知识与理解、技能与态度、价值与形象等各个方面来培养学生，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避免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西北地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数量众多、布点分散，除地方政府予以积极支持之外，还需要汇聚各方资源，尤其需要家长的支持。
（三）以乡土情怀培养为核心建设优质农村师资队伍
民办教师曾是特定历史时期农村教育的主体，其事业和家庭都在农村，与乡土社会相融，有着很深的乡土情怀。现在很多农村教师来自城市，与乡土社会并非浑然一体，甚至很难融入。很多教师晚去早归，很难做到以校为家，更谈不上安心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师资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输血”，重要的是要培养农村教师的乡土情怀，乡土教师是解决农村教育的治本之策。乡土教师懂得农村社会底色，扎根于乡村土壤之中，立足乡土但又不拘泥于乡土[8]。具有乡土情怀的农村教师才能坚守高尚情操，淡泊名利，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根西北农村，为西北农村教育贡献智慧。当然，乡村教师也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在教师乡土情怀的培养上，可以考虑在评优评先、职称评聘时对农村教师予以适当照顾，这涉及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关系到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向农村学校倾斜并不是降低评审条件，而是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不让老实人吃亏，有利于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在农村长期从教。
乡土情怀的培养需要完善农村教师培训体系，观照农村教师的培训诉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重点是要提升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消除农村教育的自我封闭，实现网络视频直播及点播、在线网络课堂、网上教研等[9]。同时，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探讨适合地方特点的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方法和途径[10]，解决好教师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手段落后的问题。激励城区教师向农村流动，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支教，引导优秀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农村教育在教学模式上也应该是乡土的，既强调教师要有扎实的学科和教育理论知识，也要鼓励教师联系实际制订自我专业发展规划，培养“留得住、下得去、教得好”的优质农村师资队伍[11]。 （四）探索教育生態移民的农村教育发展新路子
教育生态移民着眼于标本兼治的问题解决方式[12]，是解决西北农村教育发展的可选路径。针对西北农村的实际，可以考虑实行家庭成员分层式教育生态移民。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学生小学毕业后全部移民到具备条件的城区中学免费就读。由地方政府补贴伙食、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随生源流动进入学生就读的学校。二是学生初中毕业后，选择在城区高中就读或进入中职学校学习。孩子到城区就读意味着开始移民，主动选择减少与环境的对抗，渐次减轻贫困地区的环境压力。三是为高中和中职毕业学生提供更多进入高校就读的机会。提升其未来的就业档次，成为具有自主就业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并最终有能力逐步实现全家移民，成为城镇化的受益者。
四、结语
西北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生源锐减，农村教育呈现新的特征，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探讨新的路径。基于农村教育的现状，西北地区农村教育问题的破解需要对教育进行精准投入，在办好小规模学校和培养有乡土情怀教师队伍的基础上，观照生态环境建设并适时开展教育生态移民，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教育领域做注解。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17年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特别说明，文中其他关于平凉市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平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数据来源于《2017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特别说明，文中其他关于甘肃省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从2014年到2018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50亿元，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旨在全面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缩小区域、城乡之间教育差距，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④指一个县在大多数人口都已经脱贫致富的情况下，还有一少部分人或地区处于贫困状态，且零星、分散地分布在整个县域范围。
⑤ 数据来源于《甘肃省教育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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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慷慨，曹成刚.教育生态移民视角下的西南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7（1）：86-89.
（责任编辑：庞博）
The Orient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Survey in Gansu Province
YANG Kangkai1，ZHANG Xiliang2
（1.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China;
2. Gansu Medical College， Pingliang，Gansu 7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strateg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Northwest China， rural education has been pushed 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 and “going to school well” has become the new educational demand of farmers. Taking Gansu Province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led to a sharp decline in rural students， and “small schools and classes” has become a new feature of rural education. There is a general structural shortage of teachers in rural schools，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wor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ccurat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social benefits of rural education investment. We should set up small-scale school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rain high-quality rural teachers， carry out ecological education migr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ldren an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ake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education; small-scale schools; preci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ecological 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