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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体系的发展，国际权力中心也在不断进行演变。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解体，国际权力中心先后经历了以欧洲——美国和苏联——以美国为中心并逐渐拓展至全球的演变历程。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也在又一次的发展当中。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对国际权力中心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以近代以来主要国际关系体系发展为线索，讨论随着体系的变化国际权力中心的演变发展；第三部分以权力中心的发展为线索，提出有关权力转移的观点，进而为中国现阶段的崛起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大国兴衰；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70-0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由此中国也不断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力的中心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基于此背景，需要对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相应的权力架构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权力转移的基本规律，对我国现阶段融入国际体系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有着深远影响。
一、国际权力中心
权力是一切政治行动的要素[1]，国际权力中心即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带。而国家和地区本身具有的实力是其成为中心地带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世界权力中心主要包括两方面力量标准。首先是物质性力量，在物质性力量当中经济力量是决定性的，具体体现在其对世界经济的强制控制力上，如制定贸易规则、掌握世界货币以及进行经济制裁等。此外，军事力量也是重要表现方式。军事力量，或“硬实力”，在实际运用当中，除战争之外更多的是表现在军事威慑等方面。政治权力就是根据行使这种军事力量的硬实力施加对社会的影响，如标准、信仰和价值得以确定的影响形式[2]。与此同时，文化力量，即“软实力”，也可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软实力，即该国或地区的文化、制度以及思想内涵等在周边乃至更广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软实力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息息相关，其核心是国家通过非硬性的手段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受到来自软实力输出国或地区的影响，而它可能无须以高昂的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实力[3]。软实力对于其他国家的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国际政治当中，充分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使其相互结合并交互发生作用的国家或地区才可被称作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国家或地区。
二、国际关系体系发展与权力中心变迁
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体系主要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而国际权力中心也由起初的欧洲到二战之后的美苏两极权力中心，在苏东剧变后，国际权力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冷战后，随着中国的逐渐发展，围绕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中心之争的讨论也此起彼伏。
（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与三十年战争息息相关。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大陆在总体上维持了一种均势。1648年战争结束之后，列强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破除了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之下的“世界主权”，欧洲国际政治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
正是“无序”欧洲的出现，现代主权国家由此诞生，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也由此形成，体系内欧洲国家之间频繁发生战争以及频繁变换结盟对象，其目的是获得体系内的财富和权力，此时体系内并没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系内部国家主权平等，各派宗教享有平等权利。此外，尽管各个国家主权在名义上是平等的，但是在体系内大国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体系内大国协调是重要手段，且其目的是实现体系内部的均势。
2.维也纳体系。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号召震撼整个欧洲的封建专制秩序。因此，维也纳体系是欧洲国家在围剿法国革命、击败拿破仑帝国和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当中，各国秉持多极均势原则，英国等国家成为维持均势的重要平衡手。
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超出欧洲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将远东地区纳入了国际权力的争夺范围。但由于体系内部对战败国的处罚过于严厉，且由于对美国等国的诉求并没有相应的满足，因此导致该体系缺少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支持，故其力量框架缺乏稳定性，均势体系较为脆弱。
4.体系内的权力中心及变迁。国际关系当中，权力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即并未由某一单个国家长期把控，但总体来说自国际政治体系出现之后，从19世纪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到一战之前，欧洲一直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此时的欧洲本身便是列强争夺的主要地区，世界格局也随着欧洲权力的不斷变化产生着相应的变化。
在一战之后，权力中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一战最终是协约国获胜，但此时大国权力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美国的发展，政治权力已经开始逐渐发生转移。同时，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得到了持续发展，但因其政治实力仍较弱，此时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仍然被英法等国所把控，且主导性国际政治体系也是由传统欧洲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故通过第一次的国际政治转移，美国获得了与欧洲大国平等的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权力，美国开始逐渐融入并开始重新规划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因此，第一次国际政治权力转移是由原先的欧洲逐渐转移至美国，此时的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应被认为是由美国和欧洲共同掌控。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便是国际权力中心双中心的现实证明。
（二）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
雅尔塔体系是以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为中心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其最初设想是中苏美英四国组成国际关系四极从而维持国际秩序，但由于二战之后中英均无力参与到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上，而美苏实力随着战争发展不断膨胀，因此美国逐渐承担了原本属于中国和英国的警察任务，苏联仍然承担着其在东欧维持秩序的任务。盟国的四极格局设想在实践当中逐渐演变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权力中心体系瓦解。 第二次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在二战之后开始出现，即从以欧洲为中心、一战之后美国逐渐进入中心变为以美苏为两极中心的格局。此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苏一直是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同时，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以及利益因素也在体系当中不断进行着竞争。雅尔塔体系形成初期，苏联和美国竞争的领域主要在欧洲，正如丘吉尔所言：“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4]
（三）以美国为中心、多个强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权力体系
冷战时期，虽然两极格局是国际政治的主要格局，但与此同时世界上也存在着其他权力中心，例如77国集团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响应世界潮流，承认了“五大权力中心（即美、欧、日、俄（苏）、中）”说，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了美国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崩溃，但是世界力量基本上还是均衡的，除美国这一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各国也在不断发展。因此，第三次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是从美国和苏联转移至美国和其他各个崛起中的大国，国际政治体系也变为由美国和其他多个大国在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制度框架內共同行使国际政治权力、履行国际政治义务的全球化体系，但在这其中美国仍然是国际政治体系当中的主要权力持有者，国际政治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为美国服务的。
三、现阶段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正如前文中对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条件分析所指出的，随着各国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国际体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国际政治权力中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新的变化。就现阶段而言，美国仍然是体系当中的唯一超级大国，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中心地带，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如中国等新崛起国在权力转移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目前美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且其GDP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也在逐年下行，但美国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当中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匹敌。同时也应发现，新兴大国在上述领域内的发展也使得国际政治权力走向分散化。
经济上，尽管美国仍然掌握和引领着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变化，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家之间联系也日益紧密，美国越来越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左右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发展。具体表现为，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且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经济危机的持续拖累，其贸易、金融活动等占世界的份额也相应有所减少，科技领先水平已较过去相对下降[5]。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权力正在发生转移。
经济上的权力下行进而会导致政治权力的式微。正如苏联经济的崩溃导致其政治权力的解体一样，国际政治权力的变迁始终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前提。由于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因此诸如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也参与进了由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事务核心俱乐部。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当中，国际政治权力也日渐分散化。
四、结论与启示
（一）大国的兴衰是权力转移的先决条件
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往往是伴随着大国的兴衰而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际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6]。由此权力的转移也变得频繁和平常了。
在国家的对抗中，最后的胜利者往往是长期稳定占有经济优势的一方，包括农业发展、工业基础、技术革新等等。同样，在国际政治权力的争夺当中，以经济为指标的硬实力也是取得权力首先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其次，在评估国家的实力以及其是否具有成为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潜力时，“软实力”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有时甚至能够成为比“硬实力”作用更明显的一种力量。因此，在权力中心转移进程当中，软硬兼施统筹发展是大国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中国在权力转移中应获得的启示
针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现状，在中国实力不断发展、国家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在国际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发展的历程当中结合自身经验，正视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权力转移过程当中施加自身的影响，从而在新的转移当中把握主动，谋求新的发展。
1.在权力中心转移中认清自身地位。中国在现阶段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当中正在发挥着其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客观现实息息相关的。中国在现今国际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过程当中，积极寻求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力图建设一个对各国都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均力图在和平框架之内同各国共同谋求发展；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力图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法的框架下解决争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发展使其自身获得了迅速攀升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也同样应当努力推动这一变革，进而实现国际社会更加均衡高效的发展，以期为世界谋得更多福祉。
2.在权力中心转移中认识自我。中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逐渐显露出大国的风范和气魄，而同时，借鉴以往大国的兴衰以及权力更迭的经验，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审视自身，在不断纠正自身中谋得发展。
中国在崛起中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大，且资源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带。相比较而言，美国还是一个不怎么依赖贸易的国家（进出口占GDP比重较低），并且美国还有地缘优势和全球的军事存在。而中国在能源、原材料、市场方面都较大地依赖海外，在地缘上则处于被美包围的不利态势，周边潜在区域冲突不少，军事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人口问题是我国将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人口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破裂，老龄化进入长期停滞不前的阶段，今天的日本仍无法通过QE实验来解决老龄化下的通缩问题。中国应引以为鉴，认清自身在发展当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的发展乃至国际政治权力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3.在权力转移当中谋求共同发展。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家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更加激烈[7]。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国家，至于将来的世界，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多极的局面将继续发展。如何完善自我，进而贯彻落实自身的共同发展理念，使世界各国均得到发展是中国目前应加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20.
[2][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09.
[3][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7.
[4]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7.
[5]甄炳禧.世界新格局下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J].国际问题研究，2008（4）.
[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78.
[7]李刚.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及我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9）.
关键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大国兴衰；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70-0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由此中国也不断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力的中心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基于此背景，需要对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相应的权力架构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权力转移的基本规律，对我国现阶段融入国际体系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有着深远影响。
一、国际权力中心
权力是一切政治行动的要素[1]，国际权力中心即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带。而国家和地区本身具有的实力是其成为中心地带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世界权力中心主要包括两方面力量标准。首先是物质性力量，在物质性力量当中经济力量是决定性的，具体体现在其对世界经济的强制控制力上，如制定贸易规则、掌握世界货币以及进行经济制裁等。此外，军事力量也是重要表现方式。军事力量，或“硬实力”，在实际运用当中，除战争之外更多的是表现在军事威慑等方面。政治权力就是根据行使这种军事力量的硬实力施加对社会的影响，如标准、信仰和价值得以确定的影响形式[2]。与此同时，文化力量，即“软实力”，也可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软实力，即该国或地区的文化、制度以及思想内涵等在周边乃至更广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软实力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息息相关，其核心是国家通过非硬性的手段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受到来自软实力输出国或地区的影响，而它可能无须以高昂的代价运用强制性权力或硬实力[3]。软实力对于其他国家的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国际政治当中，充分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使其相互结合并交互发生作用的国家或地区才可被称作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国家或地区。
二、国际关系体系发展与权力中心变迁
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体系主要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而国际权力中心也由起初的欧洲到二战之后的美苏两极权力中心，在苏东剧变后，国际权力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冷战后，随着中国的逐渐发展，围绕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中心之争的讨论也此起彼伏。
（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与三十年战争息息相关。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大陆在总体上维持了一种均势。1648年战争结束之后，列强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条约破除了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之下的“世界主权”，欧洲国际政治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
正是“无序”欧洲的出现，现代主权国家由此诞生，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也由此形成，体系内欧洲国家之间频繁发生战争以及频繁变换结盟对象，其目的是获得体系内的财富和权力，此时体系内并没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系内部国家主权平等，各派宗教享有平等权利。此外，尽管各个国家主权在名义上是平等的，但是在体系内大国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体系内大国协调是重要手段，且其目的是实现体系内部的均势。
2.维也纳体系。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其所倡导的自由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号召震撼整个欧洲的封建专制秩序。因此，维也纳体系是欧洲国家在围剿法国革命、击败拿破仑帝国和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当中，各国秉持多极均势原则，英国等国家成为维持均势的重要平衡手。
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超出欧洲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将远东地区纳入了国际权力的争夺范围。但由于体系内部对战败国的处罚过于严厉，且由于对美国等国的诉求并没有相应的满足，因此导致该体系缺少美国、德国等国家的支持，故其力量框架缺乏稳定性，均势体系较为脆弱。
4.体系内的权力中心及变迁。国际关系当中，权力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即并未由某一单个国家长期把控，但总体来说自国际政治体系出现之后，从19世纪列强争夺海外殖民地到一战之前，欧洲一直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此时的欧洲本身便是列强争夺的主要地区，世界格局也随着欧洲权力的不斷变化产生着相应的变化。
在一战之后，权力中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一战最终是协约国获胜，但此时大国权力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美国的发展，政治权力已经开始逐渐发生转移。同时，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得到了持续发展，但因其政治实力仍较弱，此时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仍然被英法等国所把控，且主导性国际政治体系也是由传统欧洲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故通过第一次的国际政治转移，美国获得了与欧洲大国平等的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权力，美国开始逐渐融入并开始重新规划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因此，第一次国际政治权力转移是由原先的欧洲逐渐转移至美国，此时的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应被认为是由美国和欧洲共同掌控。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便是国际权力中心双中心的现实证明。
（二）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
雅尔塔体系是以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为中心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其最初设想是中苏美英四国组成国际关系四极从而维持国际秩序，但由于二战之后中英均无力参与到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上，而美苏实力随着战争发展不断膨胀，因此美国逐渐承担了原本属于中国和英国的警察任务，苏联仍然承担着其在东欧维持秩序的任务。盟国的四极格局设想在实践当中逐渐演变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权力中心体系瓦解。 第二次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在二战之后开始出现，即从以欧洲为中心、一战之后美国逐渐进入中心变为以美苏为两极中心的格局。此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苏一直是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同时，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以及利益因素也在体系当中不断进行着竞争。雅尔塔体系形成初期，苏联和美国竞争的领域主要在欧洲，正如丘吉尔所言：“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4]
（三）以美国为中心、多个强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权力体系
冷战时期，虽然两极格局是国际政治的主要格局，但与此同时世界上也存在着其他权力中心，例如77国集团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响应世界潮流，承认了“五大权力中心（即美、欧、日、俄（苏）、中）”说，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了美国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崩溃，但是世界力量基本上还是均衡的，除美国这一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外，其他各国也在不断发展。因此，第三次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是从美国和苏联转移至美国和其他各个崛起中的大国，国际政治体系也变为由美国和其他多个大国在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制度框架內共同行使国际政治权力、履行国际政治义务的全球化体系，但在这其中美国仍然是国际政治体系当中的主要权力持有者，国际政治体系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为美国服务的。
三、现阶段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正如前文中对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条件分析所指出的，随着各国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国际体系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国际政治权力中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新的变化。就现阶段而言，美国仍然是体系当中的唯一超级大国，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中心地带，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如中国等新崛起国在权力转移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目前美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且其GDP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也在逐年下行，但美国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当中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匹敌。同时也应发现，新兴大国在上述领域内的发展也使得国际政治权力走向分散化。
经济上，尽管美国仍然掌握和引领着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变化，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家之间联系也日益紧密，美国越来越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左右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发展。具体表现为，美国经济持续低迷，且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经济危机的持续拖累，其贸易、金融活动等占世界的份额也相应有所减少，科技领先水平已较过去相对下降[5]。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权力正在发生转移。
经济上的权力下行进而会导致政治权力的式微。正如苏联经济的崩溃导致其政治权力的解体一样，国际政治权力的变迁始终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前提。由于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因此诸如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也参与进了由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事务核心俱乐部。新兴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当中，国际政治权力也日渐分散化。
四、结论与启示
（一）大国的兴衰是权力转移的先决条件
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往往是伴随着大国的兴衰而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际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6]。由此权力的转移也变得频繁和平常了。
在国家的对抗中，最后的胜利者往往是长期稳定占有经济优势的一方，包括农业发展、工业基础、技术革新等等。同样，在国际政治权力的争夺当中，以经济为指标的硬实力也是取得权力首先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其次，在评估国家的实力以及其是否具有成为国际政治权力中心的潜力时，“软实力”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有时甚至能够成为比“硬实力”作用更明显的一种力量。因此，在权力中心转移进程当中，软硬兼施统筹发展是大国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中国在权力转移中应获得的启示
针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现状，在中国实力不断发展、国家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在国际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发展的历程当中结合自身经验，正视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权力转移过程当中施加自身的影响，从而在新的转移当中把握主动，谋求新的发展。
1.在权力中心转移中认清自身地位。中国在现阶段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当中正在发挥着其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客观现实息息相关的。中国在现今国际政治权力中心转移的过程当中，积极寻求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力图建设一个对各国都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均力图在和平框架之内同各国共同谋求发展；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力图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法的框架下解决争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发展使其自身获得了迅速攀升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权力中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也同样应当努力推动这一变革，进而实现国际社会更加均衡高效的发展，以期为世界谋得更多福祉。
2.在权力中心转移中认识自我。中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逐渐显露出大国的风范和气魄，而同时，借鉴以往大国的兴衰以及权力更迭的经验，中国仍然需要不断审视自身，在不断纠正自身中谋得发展。
中国在崛起中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大，且资源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带。相比较而言，美国还是一个不怎么依赖贸易的国家（进出口占GDP比重较低），并且美国还有地缘优势和全球的军事存在。而中国在能源、原材料、市场方面都较大地依赖海外，在地缘上则处于被美包围的不利态势，周边潜在区域冲突不少，军事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人口问题是我国将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人口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破裂，老龄化进入长期停滞不前的阶段，今天的日本仍无法通过QE实验来解决老龄化下的通缩问题。中国应引以为鉴，认清自身在发展当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的发展乃至国际政治权力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3.在权力转移当中谋求共同发展。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家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间的竞争更加激烈[7]。当今世界，美国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国家，至于将来的世界，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多极的局面将继续发展。如何完善自我，进而贯彻落实自身的共同发展理念，使世界各国均得到发展是中国目前应加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20.
[2][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09.
[3][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7.
[4]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7.
[5]甄炳禧.世界新格局下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J].国际问题研究，2008（4）.
[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78.
[7]李刚.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及我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