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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运用文化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分析“春”“秋”两字的内在联系，既分析了“春秋”的本义，有力地表现了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文化功能，具有代表性。又在此基础上求索其引申含义，从一个角度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时间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和自身的生存式样以及由此滋生的文化哲学，具有典型性。
关键词：春秋；形成；引申；文化意蕴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出现是继语言出现之后的一次重大技术发明。这项特殊技术对保留和继承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开拓创造将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①因此，文字绝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和符号，而且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汉字作为流传数千年至今仍极为活跃的表意文字已可谓绝无仅有，其中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骄傲。不少学者已从“春”字中透视出中华文化史甚至中国哲学史。②如果全面审视“春”的文化意蕴，实际上，“春”在很多情况下与“秋”是相关联的，经常连用，既保留了“春秋”的本义，有力地表现了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文化功能，具有代表性。又在此基础上引申发展，从一个角度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时间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和自身的生存式样以及由此滋生的文化哲学，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图运用文化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分析“春”“秋”两字内在联系，通过大量含“春秋”二字的熟语进而发掘其中的文化意蕴。
一、“春”、“秋”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意蕴
“春”的形成最晚不迟于殷商时代，在甲骨卜辞中每每与“秋”对言，指称春季和秋季，起源于中国先民对“时”的理解。《说文》“时，四时也。从日，寺声。”时从日，时的变化与日有关。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先民的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的产生，是以对天体的运行、物候的变化、生活的节奏、生命的存在的初步认识与把握为基础的。天体的运行，特别是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总是展现着时间的存在，提示着时间的流逝，昭显着时间的周期和节律。物候的变化，特别是草木的荣枯、鸟兽的伏出，总是展现着时间与机遇的并存，提示着时间与事物的对应，昭显着时间与生活的关联。生活的节奏，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必然周期，总是展现着时间的价值，提示着时间的流动，昭显着时间与人生的不可分离。至于生命的存在，它则意味着有幼必有老、有生必有死，更是总在展现着时间流动的不可逆性，提示着生命的必然有限性，同时也促使人形成对于时间的自觉、对于生命的筹划和原始的宗教精神。于是，中华民族开始了对时间的体察、分段以及情感与理性的认识，汉语中逐渐有了“日”与“夕”、“旦”与“暮”、“旬”与“月”、“祀”和“年”等时间名词，生活中逐渐有了与之相关的时间意识和原始历法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为模式。然而，中华先民既然已经创造了“日、旬、月、年”等时间名词并且自成系统，可以较为准确地标度时间之流，他们何以还要再造“春、秋”以及“夏、冬”呢？这里有明显的重叠，先民是能够意识得到的。
我们认为，必须探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并且最好能沿着哲学大师卡西尔提示的人类语言造词规律向前求索。无论什么，只要它看上去对于我们的意愿或意志，对于我们的希望或焦虑，对于我们的活动和行动是重要的，那么，它，并且惟有它，才有可能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东西，才能得以从感觉表象的统一的嬗变之流中被选择出来，才能在诸多的感觉表象中被“注意”到——亦即是说，才能受到语言的特别重视，从而获得一个名称。③
那么，在殷商时代，什么是中华先民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呢？主要是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从事的并且赖以生存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因此，我们循着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探寻“春”和“秋”得以形成的契机。殷商时代，原始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中华先民已经初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对生态环境的依存性，初步体察到农作物乃至许多植物动物的生长规律，他们力图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关注如何确定备耕、播种、施肥、收获等等农活的具体月日，并且逐步建构起与农业生产节奏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节奏。于是，他们观测天象，观察物候，日渐认识到仅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是不够的，还有必要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划分为耕种的季节和收获的季节乃至四个季节，并且循此安排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收成、推进农业的发展。这就是那个时代与中华先民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大事之一，正如《管子·四时》表述的：“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昏昏，孰知之哉？惟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由此可见，中华先民主要是基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耕生活方式的反思和筹划，根据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构想，将一年的周期性时间重新划分为“春、秋”两季进而切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以便协调“天人关系”而实现“令有时”，以便重建个人和国家的生活秩序，使季节及其所体现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应有的重视并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从而将其引入民族的文化世界。
中华先民基于农耕文化心理去体验和认识一年中的播种和收获的这两个季节，也体现在大量的熟语中：
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雨（霜）叶落迟
没有春风（不到春风），难下秋雨
秋耕要深，春耕要浅; 春天粪满缸，秋天谷满仓
春天消灭一只蝇，夏秋疾病少流行
春天种下秋天收，平时积下急时用
春要暖，秋要冻，一年四季不害病
春狗秋猫，性命难逃
春狗吠，冬狗眠，秋狗精灵，夏狗管鸟蝇
春官好做，秋官难当
春困夏乏秋打盹
老健春寒秋后热
春困秋乏
春露秋霜
春蚓秋蛇
春花秋月
春韭秋菘
春要捂，秋要冻
春不种，秋不收
春不减衣，秋不加帽
春来多捉一只蛾，秋后多收谷一箩
春天蓄满塘，秋天多打粮
春偷懒，秋瞪眼
春夏不晒背，秋冬要后悔
冬不节约春要愁，夏不劳动秋无收
春鲢，夏鲤，秋胖头
春华秋实，各有其时
春兰秋菊，物各有时
春耕宜迟，秋耕宜早
春天的梦，秋天的屁
春雾花香夏雾热，秋雾凉风冬雾雪
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冻死。
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
春钓边，秋钓滩，夏季钓中间
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
春鳊秋鲤，冷鲫热鲈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
二、“春、秋”的引申发挥及其文化意蕴
在商代和西周前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时，所以后来指春秋就意味着一年。这是“春秋”最初最主要的引申义。《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意思是蟪蛄生命短促不到一年。《战国策·楚策四》：“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皇帝晏驾，春秋十九。”由年数之义直接引申出岁月之义。《楚辞·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汉书·晁错传》：“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这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旧说春秋犹言四时（《诗经·鲁颂·阙官》郑玄笺）错举春秋以包春夏秋冬四时。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既然“春”与“秋”是一年的两个季节，以部分整体，它们自然就符合逻辑地引申出“年岁”一义。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够深刻的。它的不够就在于未能深入了解汉语的词义引申规律及其与文化哲学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妨分析一个简单而又典型的用例：“乡里女儿十八春，描眉画额点红唇。”（赵符庚《灯市词》）。此中“春”字指年岁，却又不能置换成“秋”，也不宜改易为“岁”。如果仿造一个句子“乡里老妪八十秋”，此中“秋”字也指年岁，却又不能置换成“春”，也不宜改易为“岁”。可见在“岁、年”意义上“春”、“秋”、“岁”固然具有同义关系，却又各有其特殊的语义结构、语义特征和语义功能，它们都来自中华民族对于春季和秋季的不同体验。”春”是万物萌发的季节，是充满与希望的季节，以它指“年岁”，仍然不失其本色；“秋”是万物收获的季节，是充满成果与经验的季节，它指代“年岁”，同样不失其本色。这都已经积淀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了词义引申的动力和先导。所以，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华先民的“春季观念”、“时间观念”，促成了“春”、“秋”分别引申出“年岁”义，并且造就了这一“年岁”义的独特语义结构和语义特征。
“春秋”直接引申出来的另一意义是祭祀。开始专指春秋两季的祭祀。《国语·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韦昭注：“春秋，言春秋 、袷。”后来通常也泛指所有的祭祀。《左传·僖公十三年》：“春秋窀穸之事。”
此外，“春秋”还特指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史实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为其传者，以《左氏》、《公羊》、《谷梁》最着。因借其意，“春秋”又引申为褒贬之义。清代和额邦额《夜谭随录·崔秀才》：“胸中自有泾渭，皮里自具春秋。”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郭生》：“王（王生）谛玩之，其所涂留，似有春秋。”成语春秋笔法、春秋笔浊就是这个涵义。
此后，“春秋”成了古代编年史的通称。史官所记的史料在上古也称为春秋，这是因为“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见杜预《春秋序》）“春”还直接引申出“东方”一义，与“秋”引申出“西方”一义相对举。早在狩猎迁徙时代，中华先民就形成了初步的空间观念，进而认识了天地五方。后来又产生了初步的时间观念，进而认识了天地四时，并且惯于以空间观念解释时间观念，以天地五方说明天地四时。在商周之际，中华先民形成了“五行”观念后来又产生了“阴阳”由两种天文现象提升为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动力，认为是“阴阳”的变化造成了一年四季。到了战国时代，伴随着统一的进程，思想家们又将空间与时间、阴阳与五生、阴阳与四时五方等等整合搭配，建构起了一个统一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图式。仅就其中的“四时”而言，春季“生气方盛，阳气发泄”，草木繁盛，大地披绿，有如日出东方，因而以“木”为德，其色尚“青”，与“东方”相配，宜于相应的政令。司春之神又被称为“东后、东君、东皇、东帝”，就是因为春从东来、春由东生。每当春季来临的时候，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典礼，这典礼要在东郊举行。
正如“春”是由东方之神操纵着一样，在古人观念中“秋”是西方之神施展杀伐收敛威力的结果。秋就是因聚敛而得名的。《周礼·秋官·司寇》贾公彦疏引郑玄《周礼目录》云“秋者，遒也，如秋义杀害收聚敛藏于万物也。”遒就是聚敛的意思。秋季“杀气浸盛，阳气日衰”，草木黄落，大地白露，有如日落西方，因而以“金”为德，其色尚白，与“西方”相宜配，宜于相应的政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因此，“春”就引申出“东方”一义，“秋”就引申出“西方”一义，透过这些纷繁的观念而直入底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春”与“东方”相配而引申出“东方”一义，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先民关于春季的认识在起作用，还是源自中华先民的“春季观念”、“时间观念”以及对生存方式的反思与筹划。文人墨客还把春夏秋冬和个人情感联系起来，伤春悲秋。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春属喜，秋属悲。“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是普遍形态。尽管个别人也写了一些翻案文章，给秋天涂上热烈、欢快的色彩，但逢秋而悲是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汉语中的“愁”字就有因秋而生的涵义。《礼记·乡饮酒义》中说“秋之为言愁也。”这话应倒过来说成“愁之为言秋也”，才合乎语源学的声训原则。
中国文化中的惜春悲秋与中国人审美意识的产生也有关系，这种意识产生于对活跃、旺盛的生命力的崇拜，古代中国人最初的审美对象主要是感觉，官能方面使他们生存的意义，感到具有使其日常生活“生机勃勃”的那种效力的事物。但是我们还可以说”惜春悲秋”是忧郁者的忧患意识在自然中的映照，或者说就是种种忧郁情怀的映现。在这些忧郁者的眼中，非但暮春落花可以引起伤感，就是初春、仲春照样可以引发愁情，关键是愁人眼中春，所以尽管是朝气勃勃的春天，也是“春色如愁”。伤春的情怀自《诗赋》就已露端倪，至宋词发展到了极至。从唐诗宋词中就可以看出，人生不得意，感时伤情，忧国忧民等种种忧郁情怀都可以引发伤春悲秋之感。在文人作品中，伤春是感伤美好的东西不能永驻，伤春主要成了“女之不遇、士之不遇”的符号；而悲秋则是悲叹生命的陨落，悲秋主要成了离愁别情、孤独衰老、事业无成的符号。
通观以上考察分析，就其语义结构而言，“春”和“秋”都还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本义所遗传下来的一个共同义素，即促使万物萌动或收获。就其指称对象而言，“春”和“秋”已超越领域进入了自然现象领域、文化活动领域、文化心理领域乃至人的生存方式领域。这就可以说明，中华先民早已基于农耕文化特性和需要，将自己关于“春”、“秋”的本有认识逐步予以推广和深化，当作观察乃至建构世界诸多相关事物的一个参照系统和吸纳模式。
参考文献：
〔1〕《文化语言学》.邢福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汉语与中国文化》.申小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汉语词汇与文化》.常敬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贺国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关键词：春秋；形成；引申；文化意蕴
文字是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出现是继语言出现之后的一次重大技术发明。这项特殊技术对保留和继承过去的历史与文化，开拓创造将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①因此，文字绝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和符号，而且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汉字作为流传数千年至今仍极为活跃的表意文字已可谓绝无仅有，其中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一大骄傲。不少学者已从“春”字中透视出中华文化史甚至中国哲学史。②如果全面审视“春”的文化意蕴，实际上，“春”在很多情况下与“秋”是相关联的，经常连用，既保留了“春秋”的本义，有力地表现了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文化功能，具有代表性。又在此基础上引申发展，从一个角度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时间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和自身的生存式样以及由此滋生的文化哲学，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图运用文化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分析“春”“秋”两字内在联系，通过大量含“春秋”二字的熟语进而发掘其中的文化意蕴。
一、“春”、“秋”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意蕴
“春”的形成最晚不迟于殷商时代，在甲骨卜辞中每每与“秋”对言，指称春季和秋季，起源于中国先民对“时”的理解。《说文》“时，四时也。从日，寺声。”时从日，时的变化与日有关。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先民的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的产生，是以对天体的运行、物候的变化、生活的节奏、生命的存在的初步认识与把握为基础的。天体的运行，特别是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总是展现着时间的存在，提示着时间的流逝，昭显着时间的周期和节律。物候的变化，特别是草木的荣枯、鸟兽的伏出，总是展现着时间与机遇的并存，提示着时间与事物的对应，昭显着时间与生活的关联。生活的节奏，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必然周期，总是展现着时间的价值，提示着时间的流动，昭显着时间与人生的不可分离。至于生命的存在，它则意味着有幼必有老、有生必有死，更是总在展现着时间流动的不可逆性，提示着生命的必然有限性，同时也促使人形成对于时间的自觉、对于生命的筹划和原始的宗教精神。于是，中华民族开始了对时间的体察、分段以及情感与理性的认识，汉语中逐渐有了“日”与“夕”、“旦”与“暮”、“旬”与“月”、“祀”和“年”等时间名词，生活中逐渐有了与之相关的时间意识和原始历法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为模式。然而，中华先民既然已经创造了“日、旬、月、年”等时间名词并且自成系统，可以较为准确地标度时间之流，他们何以还要再造“春、秋”以及“夏、冬”呢？这里有明显的重叠，先民是能够意识得到的。
我们认为，必须探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并且最好能沿着哲学大师卡西尔提示的人类语言造词规律向前求索。无论什么，只要它看上去对于我们的意愿或意志，对于我们的希望或焦虑，对于我们的活动和行动是重要的，那么，它，并且惟有它，才有可能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只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东西，才能得以从感觉表象的统一的嬗变之流中被选择出来，才能在诸多的感觉表象中被“注意”到——亦即是说，才能受到语言的特别重视，从而获得一个名称。③
那么，在殷商时代，什么是中华先民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呢？主要是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从事的并且赖以生存赖以立国的农业生产。因此，我们循着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探寻“春”和“秋”得以形成的契机。殷商时代，原始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中华先民已经初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对生态环境的依存性，初步体察到农作物乃至许多植物动物的生长规律，他们力图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关注如何确定备耕、播种、施肥、收获等等农活的具体月日，并且逐步建构起与农业生产节奏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节奏。于是，他们观测天象，观察物候，日渐认识到仅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是不够的，还有必要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划分为耕种的季节和收获的季节乃至四个季节，并且循此安排生产、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收成、推进农业的发展。这就是那个时代与中华先民的“意志和行动的焦点相关联”的大事之一，正如《管子·四时》表述的：“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昏昏，孰知之哉？惟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由此可见，中华先民主要是基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耕生活方式的反思和筹划，根据自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和构想，将一年的周期性时间重新划分为“春、秋”两季进而切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以便协调“天人关系”而实现“令有时”，以便重建个人和国家的生活秩序，使季节及其所体现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应有的重视并获得语言“意义”的标记，从而将其引入民族的文化世界。
中华先民基于农耕文化心理去体验和认识一年中的播种和收获的这两个季节，也体现在大量的熟语中：
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雨（霜）叶落迟
没有春风（不到春风），难下秋雨
秋耕要深，春耕要浅; 春天粪满缸，秋天谷满仓
春天消灭一只蝇，夏秋疾病少流行
春天种下秋天收，平时积下急时用
春要暖，秋要冻，一年四季不害病
春狗秋猫，性命难逃
春狗吠，冬狗眠，秋狗精灵，夏狗管鸟蝇
春官好做，秋官难当
春困夏乏秋打盹
老健春寒秋后热
春困秋乏
春露秋霜
春蚓秋蛇
春花秋月
春韭秋菘
春要捂，秋要冻
春不种，秋不收
春不减衣，秋不加帽
春来多捉一只蛾，秋后多收谷一箩
春天蓄满塘，秋天多打粮
春偷懒，秋瞪眼
春夏不晒背，秋冬要后悔
冬不节约春要愁，夏不劳动秋无收
春鲢，夏鲤，秋胖头
春华秋实，各有其时
春兰秋菊，物各有时
春耕宜迟，秋耕宜早
春天的梦，秋天的屁
春雾花香夏雾热，秋雾凉风冬雾雪
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冻死。
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
春钓边，秋钓滩，夏季钓中间
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
春鳊秋鲤，冷鲫热鲈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
二、“春、秋”的引申发挥及其文化意蕴
在商代和西周前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时，所以后来指春秋就意味着一年。这是“春秋”最初最主要的引申义。《庄子·逍遥游》“蟪蛄不知春秋”，意思是蟪蛄生命短促不到一年。《战国策·楚策四》：“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洛阳伽蓝记·永宁寺》：“皇帝晏驾，春秋十九。”由年数之义直接引申出岁月之义。《楚辞·远游》：“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汉书·晁错传》：“刻于玉版，藏于金匮，历之春秋，纪之后世，这帝者祖宗，与天地相终。”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旧说春秋犹言四时（《诗经·鲁颂·阙官》郑玄笺）错举春秋以包春夏秋冬四时。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既然“春”与“秋”是一年的两个季节，以部分整体，它们自然就符合逻辑地引申出“年岁”一义。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够深刻的。它的不够就在于未能深入了解汉语的词义引申规律及其与文化哲学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妨分析一个简单而又典型的用例：“乡里女儿十八春，描眉画额点红唇。”（赵符庚《灯市词》）。此中“春”字指年岁，却又不能置换成“秋”，也不宜改易为“岁”。如果仿造一个句子“乡里老妪八十秋”，此中“秋”字也指年岁，却又不能置换成“春”，也不宜改易为“岁”。可见在“岁、年”意义上“春”、“秋”、“岁”固然具有同义关系，却又各有其特殊的语义结构、语义特征和语义功能，它们都来自中华民族对于春季和秋季的不同体验。”春”是万物萌发的季节，是充满与希望的季节，以它指“年岁”，仍然不失其本色；“秋”是万物收获的季节，是充满成果与经验的季节，它指代“年岁”，同样不失其本色。这都已经积淀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了词义引申的动力和先导。所以，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华先民的“春季观念”、“时间观念”，促成了“春”、“秋”分别引申出“年岁”义，并且造就了这一“年岁”义的独特语义结构和语义特征。
“春秋”直接引申出来的另一意义是祭祀。开始专指春秋两季的祭祀。《国语·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韦昭注：“春秋，言春秋 、袷。”后来通常也泛指所有的祭祀。《左传·僖公十三年》：“春秋窀穸之事。”
此外，“春秋”还特指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史实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为其传者，以《左氏》、《公羊》、《谷梁》最着。因借其意，“春秋”又引申为褒贬之义。清代和额邦额《夜谭随录·崔秀才》：“胸中自有泾渭，皮里自具春秋。”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郭生》：“王（王生）谛玩之，其所涂留，似有春秋。”成语春秋笔法、春秋笔浊就是这个涵义。
此后，“春秋”成了古代编年史的通称。史官所记的史料在上古也称为春秋，这是因为“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见杜预《春秋序》）“春”还直接引申出“东方”一义，与“秋”引申出“西方”一义相对举。早在狩猎迁徙时代，中华先民就形成了初步的空间观念，进而认识了天地五方。后来又产生了初步的时间观念，进而认识了天地四时，并且惯于以空间观念解释时间观念，以天地五方说明天地四时。在商周之际，中华先民形成了“五行”观念后来又产生了“阴阳”由两种天文现象提升为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动力，认为是“阴阳”的变化造成了一年四季。到了战国时代，伴随着统一的进程，思想家们又将空间与时间、阴阳与五生、阴阳与四时五方等等整合搭配，建构起了一个统一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图式。仅就其中的“四时”而言，春季“生气方盛，阳气发泄”，草木繁盛，大地披绿，有如日出东方，因而以“木”为德，其色尚“青”，与“东方”相配，宜于相应的政令。司春之神又被称为“东后、东君、东皇、东帝”，就是因为春从东来、春由东生。每当春季来临的时候，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典礼，这典礼要在东郊举行。
正如“春”是由东方之神操纵着一样，在古人观念中“秋”是西方之神施展杀伐收敛威力的结果。秋就是因聚敛而得名的。《周礼·秋官·司寇》贾公彦疏引郑玄《周礼目录》云“秋者，遒也，如秋义杀害收聚敛藏于万物也。”遒就是聚敛的意思。秋季“杀气浸盛，阳气日衰”，草木黄落，大地白露，有如日落西方，因而以“金”为德，其色尚白，与“西方”相宜配，宜于相应的政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因此，“春”就引申出“东方”一义，“秋”就引申出“西方”一义，透过这些纷繁的观念而直入底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春”与“东方”相配而引申出“东方”一义，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先民关于春季的认识在起作用，还是源自中华先民的“春季观念”、“时间观念”以及对生存方式的反思与筹划。文人墨客还把春夏秋冬和个人情感联系起来，伤春悲秋。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春属喜，秋属悲。“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是普遍形态。尽管个别人也写了一些翻案文章，给秋天涂上热烈、欢快的色彩，但逢秋而悲是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汉语中的“愁”字就有因秋而生的涵义。《礼记·乡饮酒义》中说“秋之为言愁也。”这话应倒过来说成“愁之为言秋也”，才合乎语源学的声训原则。
中国文化中的惜春悲秋与中国人审美意识的产生也有关系，这种意识产生于对活跃、旺盛的生命力的崇拜，古代中国人最初的审美对象主要是感觉，官能方面使他们生存的意义，感到具有使其日常生活“生机勃勃”的那种效力的事物。但是我们还可以说”惜春悲秋”是忧郁者的忧患意识在自然中的映照，或者说就是种种忧郁情怀的映现。在这些忧郁者的眼中，非但暮春落花可以引起伤感，就是初春、仲春照样可以引发愁情，关键是愁人眼中春，所以尽管是朝气勃勃的春天，也是“春色如愁”。伤春的情怀自《诗赋》就已露端倪，至宋词发展到了极至。从唐诗宋词中就可以看出，人生不得意，感时伤情，忧国忧民等种种忧郁情怀都可以引发伤春悲秋之感。在文人作品中，伤春是感伤美好的东西不能永驻，伤春主要成了“女之不遇、士之不遇”的符号；而悲秋则是悲叹生命的陨落，悲秋主要成了离愁别情、孤独衰老、事业无成的符号。
通观以上考察分析，就其语义结构而言，“春”和“秋”都还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本义所遗传下来的一个共同义素，即促使万物萌动或收获。就其指称对象而言，“春”和“秋”已超越领域进入了自然现象领域、文化活动领域、文化心理领域乃至人的生存方式领域。这就可以说明，中华先民早已基于农耕文化特性和需要，将自己关于“春”、“秋”的本有认识逐步予以推广和深化，当作观察乃至建构世界诸多相关事物的一个参照系统和吸纳模式。
参考文献：
〔1〕《文化语言学》.邢福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汉语与中国文化》.申小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汉语词汇与文化》.常敬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贺国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