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什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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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知道“艺术为政治服务”是一句著名的口号,它让我们想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极左时代,想起那个“红光亮”和“假大空”的煽情风格,想起概念化典型化的“八个样板戏”。“文革”进入历史已经多年,除了寻绎真相的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除了在那个年代付出一段青春与生命的人们,除了四处搜罗“文革”物品的收藏家们,大概很少有人还会记得这句口号。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艺术界的人们,他们一直在有意遗忘这句口号;而艺术界的后来者们,则几乎不知道这句口号。在今天这个艺术相对自由的年代,谁也不会说“艺术为政治服务”。如果不幸说了,那么,等着吧,窃笑、冷笑和嘲笑一定会随着敌视蜂拥而上。
  剧作家张广天大概对这句口号情有独钟,否则他不会写出《格瓦拉》,不会重拾“街头剧”的大众艺术样式,不会侃侃而谈,从毛泽东思想到革命文艺,从左派艺术到社会主义。我想他肯定是个为了政治而从事艺术的人。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做版画的朋友,他叫刘庆元,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黑白木刻的创作。他的作品是现实的黑白反映,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却显然丢弃了“典型化”的表现,直截了当,让人想起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的传统。那是什么传统?那是一种早已被品位和雅致所丢弃了许多年的传统,一种用木刻来叙述生活的质朴传统。在刘庆元看来,黑白木刻的功能和海报是一样的,目的是方便流传,是广为张贴。张广天遭到了非议,我怀疑是因为有人从中发现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蛛丝马迹。非议他是为了和他区隔,从而和“艺术为政治服务”划清界限。刘庆元呢,则长期无法进入美术的主流,原因嘛,就是他的主题总是那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也不典型的景观,其中没有什么能够让人一眼就相中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惊讶和兴奋的“观念”。关键是他一直都坚持从事木刻创作。而木刻是什么?木刻是一个小画种,不惹眼的、因而不可能产生伟大影响、挑起重大话题的小画种。刘庆元每天从事木刻活动,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在写一种视觉日记,其中不乏愤怒、嘲笑、世俗和幽默。
  个中原因当然是清楚的。当今中国的艺术,早已不是什么“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了。整个艺术界,尽管他们之间有这个或那个的分歧甚至对立,但在拒绝“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早就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已经从被称之为“艺术风格和词汇”的武器库里搬出了无数的时尚武器来为艺术辩护。在他们所搬出来的武器当中,肯定是不会有“政治”这件武器的。这说明,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在艺术界是无须言明的时尚。
  细数起来,这种时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可以看成是对“文革”思潮的一种积极的反动。风气延续至今,尽管当中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暧昧的“政治艺术”,总的来说,否定“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条似乎没有改变。对于艺术界中人来说,艺术可以为许多东西服务,就是不能为“政治”服务。张广天遭到非议,刘庆元的木刻仍然边缘,只是其中一些例子而已。
  我承认,二十多年来,我们的艺术环境渐次宽松,引进的艺术理论名目繁多,创造的艺术风格层出不穷。对艺术理论的探讨,其名词之多,概念之复杂,推论之拗口,也算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使得艰涩与绕语言口令成了维持深刻的有效护身衣。整个艺术领域进步的最大特征是,就美术而言,展览的数量比以往多了,展览的层次也比以往高了,展览的主题更比以往丰富了;就理论和批评而言,人们的著述多了,理论推理复杂了,名词生涩了,一种独特的“美术文风”盛行于天下了。曾经被禁止的艺术形式,比如装置、行为等等,已经成为艺术青年们进行日常狂欢的游戏道具。曾经遭到艺术主流界拒绝的前卫风格,现在已经转化为“当代风格”。本来反抗是一场革命,现在反抗却产生了诱人的利润;本来革命需要人们为之献身,现在革命却成了生产之道。今天,从事艺术反抗事业的获利程度,已经超过了坚守传统风格的获利方式。这让越来越多的充满才气的年轻人投身其间,去从事被命名为“反抗”的艺术生产活动。为全国美展画一张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至多不过为解决职称拿到一纸有效证明,可一个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作品(比如说吃死婴),马上就能在英国BBC的报道中获得上镜机会,从而受到全球最耀眼的艺术策展人的关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可谓泾渭分明。
  今天,艺术不仅仅成为人们发泄的工具,更成为社会繁荣的点缀。艺术在丧失其社会批判的功能的同时,也成了生产之道。这说明,艺术狂欢并不等于社会也在狂欢。当宋冬轻而易举地把可怜的民工拉来做他的作品内容时,究竟是民工地位获得了改变,还是艺术家本人的知名度获得了提升?当民工们脱掉上衣,拿起相机,加入图像狂欢的仪式时,他们的生存状况依然如故。当那些以冒险著称的纪实摄影家拿着“可怕”的相机深入穷乡僻壤,把可怜的人们拍了又拍时,究竟生活中的人们改变大还是拍摄者本人的改变大?不幸或偶然成为摄影家镜头中影像的人们,大概一生也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个摄影比赛叫“荷赛”,有个图片社叫“马格南”,有个重要大奖叫“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在今天的艺术界,究竟有多少人真的会去关心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会去关心社会正义的视觉表达?会去从事一场新的、可以命名为“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事业?今天是一个奇特的日子,各种艺术群体在急剧膨胀,权力意志在巧妙隐形,图像暴力正束装待发。在这奇特的日子里,就是没有人认真研究“艺术为政治服务”这句口号。如果它错了,它错在哪里?它为什么错?如果它招人恨招人骂,为什么?如果它导致了恶劣的结果,真的如此么?
  实话说,骂一句口号很容易,可讨论“政治”,可能真的就不那么简单了。也许出于这个原因,“文革”以后人们就一直对此语焉不详,长期处在失语的状态中。结果是,在今天,如果有人想通过艺术来谈论社会与现实,可能真的是有违潮流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与历史的情境中,谈论“艺术为政治服务”会让人不知所措。不过,我私底下以为,谈论这个话题之所以还有意思,就在于它让我们重视审视直面现实的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视觉几近狂欢的年代,人们如果不选择参与狂欢,那就要培养直面现实的勇气了。
  谁都知道,批判“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文革”以后解放艺术的前提。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艺术一直都给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艺术遭到了政治的践踏,以至于自我毁灭。人们那时是同意这种批判策略的,否则艺术界就不会欢呼吴冠中先生的“形式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艺术界正是借着“形式美”,才把艺术从政治的战车上劫夺回来,从而促成了此后一系列艺术变革的发生。
  不过,从政治战车上劫夺回来的艺术,究竟是个什么,却实在不好回答。当理论家们遵循着严格的逻辑理路思考这问题时,他们发现,“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美”一样,很难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因为所有对艺术和美的解答,其实都是尝试性的,都经不起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析。自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人们如饥似渴,引入了许多西方的艺术与美学理论。那个时期关于美学的文章之多、之长、之复杂,可能都是空前的。那阵子我也是个美学迷,也积极加入到那场关于艺术和美的空前大讨论中。结果很沮丧,我发现,关于“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美”这种思辨性的问题,既无法从理性上获得确切的解答,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寻找到客观的支持。在我看来,“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美”,本身就是人为设定出来的伪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论意义。
  “什么是艺术”不好回答,那么,“什么是政治”好不好回答呢?
  和上述相反,关于“什么是政治”从来就不难回答,只是不好直说。自古以来,一旦问到“什么是政治”,参与这场游戏的人都会彼此会心一笑,心知肚明,然后装出个糊涂样来,说说“今天的天气”之类的话。原因我就不用解释了,因为要回答它则往往带有血腥味。这说明,人们可以回答“什么是政治”,却不能随意讨论政治。历史的经验也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讨论政治太过分了,一定会招惹麻烦。更重要的,过于热情地讨论政治还很可能出现失控的场面,弄不好会走向“暴民运动”。
  这就是艺术和政治的最大不同。“艺术”是个假问题,可以说、可以论、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可就是无法归纳出一个统摄全体人民思想认识的答案。“政治”问题却极其真实,来不得半点掺假,让人惧怕,让人深思,让人忧虑。“政治”是个可以回答,而且还可以回答得不错,但就是不能真实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讨论“艺术”可能有假,可以当真;讨论“政治”肯定是真,大可当假。
  为什么?因为政治关系到国计民生,不能蒙混过关!所以,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这个词用在艺术领域极少,可一旦有谁用了起来,那就说明艺术争论开始涉及到大是大非了,要借政治来划界定位、严格规范了。这也说明,所谓政治,其实指的是一种社会支配性力量,一种现实的权力关系。在这样的政治面前,你是我非一旦含糊,权力运作就会出现可怕的空白,社会也就因之而动荡不安了。所以,当社会学家韦伯把政治定义为支配行为时,社会学就带上了严峻的色彩;当女权运动家米利特把政治与性别挂钩时,女权主义运动也就适时升级了。可见,在任何时代,艺术恐怕都很难回避政治的支配,艺术都要表达对政治的看法。有意思的是,尽管如此,艺术界里还是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艺术的独立性是不容侵犯的。正是上述原因,我们才看到了艺术界一幅奇怪的图景:人们对定义不清的艺术讨论日新月异,热情洋溢;而对无处不在的政治,却似乎少有人愿意寻根究底地说个没完。
  艺术与政治的不平等关系,马上就决定了艺术的不幸命运,使得从政治战车上劫夺下来的艺术,依然摆脱不了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不算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艺术像个美丽的小妾,从前她依附于政治,除了讨好政治外,不能有所作为。后来,小妾获得了解放,觉得自己的美丽无需政治来定义了,可以自由了。然而,离开了政治以后,艺术这小妾就开始茫然了,因为她不知道要嫁给谁。她总不至于要嫁给自己吧?!可到了最后,七折腾八折腾的,自由以后的艺术却悲哀地发现,她除了嫁给自己外,已经不能轻易嫁人了。艺术陷入了一场没有结果的“自恋”当中。
  不过,自恋的艺术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说法,叫做“为艺术而艺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绝大多数艺术家都相信“为艺术而艺术”。后来有人把这种潮流叫做“唯美主义”。事实上,“八五美术新潮”以前的艺术界就是以唯美主义为旗帜的。但是,曾几何时,随着“八五美术新潮”运动的开展、深入与泛滥,唯美主义竟然与权力合流,转身变成了社会的主流艺术,成为新时代的“政治艺术”的重要代表。
  本来,“为艺术而艺术”追求的是“纯艺术”,用以确立艺术家的独立性。“纯艺术”叫法动人,听着舒服。而且,脱离了政治的艺术,大概也只能叫“纯艺术”。可事实却颇耐人寻味:因为“纯艺术”很快地就主流化了,结果“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唯美主义,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起粉饰与装点作用的伪装色,而它们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持续不衰。我站在这个持续不衰的潮流当中,检索“艺术为政治服务”这句口号,在无法直面现实的环境中,艺术真的能够为自己服务吗?我对此至少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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