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维度与历史语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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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感慨在汉语语境的德语文学研究中,没能出现有分量的分体文类史著作。谷裕博士这部著作(《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可谓本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中国学者终于有了一部研究德语小说史的专著。仅就此而言,就值得充分褒扬。而就学术思路来看,从相对宏观的文学史叙述进入具体精深的个案研究,再试图经由个案把握相对宏阔的宏观建构,这种思路也很有发展潜力。
  前言之外,全书共分8章。掐头(导论)去尾(结语),主体共6章,分别以6部具体长篇小说(歌德《亲和力》、诺瓦利斯《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伊默曼《蒙豪森》、凯勒《绿衣亨利》、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拉伯《鸟鸣谷档案》)为文本个案,试图讨论古典晚期小说、早期浪漫小说、比得迈尔时期、诗意现实主义、市民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向现代文学的过渡六段文学史分期。
  应该说,作者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这尤其表现在对文本分析的角度和理论提升的自觉,所谓“主要从文本阅读出发,以文学解释学为基础,兼顾人文思想史、社会史及德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学’理论和方法,同时在局部尝试了解构和互文等当代文论的应用”(内容简介),确实很让人心生期待。这在本学科相对浮泛的学术史演进过程中,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不过也正因为是初创阶段,也就有很多属于远未定论、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有些甚至属于最基本的。从细读文本入手,结合一定的理论思维,努力地追求一种更高的理论境界,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取径。但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是,此前的问题或许是过于宏观,即在没有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但进入文本层面后,担心的恰相反,即“入小”容易操作,“以小见大”确实说来容易做来难。做具体文本的研究的困境往往在此。以区区6篇小说的研究(即便很有代表性),讨论一个作家或许可以,但要涵盖整个19世纪,确实是一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事情。这不是某一部著作或某一个作者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在面对“一人之力”与“浩瀚对象”必须讨论和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而且,对于全书的这种文学史划分,我也不很赞同,但能够理解作者的用心。实际上正如作者意识到的,被当做古典晚期作品的《亲和力》,其创作年代还要迟于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我心里总是很怀疑,后世文学史家为了自家方便和成就而给前世贤者所贴上的标签,是否过于割裂了作为“素朴诗人”的本性?当然,无论是歌德或诺瓦利斯,作为古典思脉和浪漫思脉的代表人物,并没有错。但他们都是具有自己强烈个性和生命精神的诗人和思者,如何在历史分期与个体体贴之间寻找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对史家严峻的考验?
  我多少觉得可惜的是,作者谈19世纪德语小说,居然轻易就放过了蒂克 《人名对照表》中也未载。作者也提到以后要进一步研究的作品与文类,包括霍夫曼的《熊猫穆尔》、施蒂夫特的《晚夏》等,还有历史小说(6)。但这些东西,一般的德国文学史都会提到。。且不说在历史语境中蒂克的重要性,就是后世衡史,我以为蒂克的文学史、思想史价值都明显被低估了。事实上,一般被认为是浪漫派创作代表人物的蒂克,不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被称为“文坛帝王”),基本上接替了歌德的文坛地位,而且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他数量相当惊人的创作实绩,更表现在他别出手眼的文学思想。但用诺瓦利斯来做代表,也不能算错。我倒是蛮喜欢谷裕作的具体文本分析,譬如《亲和力》,这部小说我不喜欢,但认同其思想史价值。但作者说“歌德在小说《亲和力》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努力,即试图把各种矛盾和对立统一起来,纳入一个可以把握的思想、世界观和价值体系”。(131页)我认为似乎可以商榷。1805年,席勒之逝确实给歌德带来巨大刺激,并导致了其创作生涯的一度衰竭;但歌德之可贵,就在于其坚毅持恒,即便创痛再巨,亦能傲然坚守,故此他在古典时代之后并未改变其基本思路和诗之追求,其思路具体的虽由追求“古典和谐”进一步到“东西衔接”阶段,但求中守一的“古典思脉”立场不变。这部出版于1809年的《亲和力》虽以一种颇为惊世骇俗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但仔细推究,反映的作者观念则一 作者接着说“针对当时读者和批评家的误解,歌德生前就一再指出,读者需要读几遍才能领会其中更多的内容和喻意”。(131页),注释为转引自汉堡版《歌德全集》的致科塔信。原文当为:“Die Aushngebogen des Romans werden nun bald in Ihren Hnden seyn; und ich wünsche, da diese beyden Bndchen zuerst Ihnen und dann dem Publicum Vergnügen machen. Es ist so manches hineingelegt, das wie ich hoffe den Leser zu wiederholter Betrachtung auffordern wird.”参1809年10月1日函,21/5830. An Johann Friedrich Cotta. [Goethe: 1809, S. 288. Digitale Bibliothek Band 10: Goethe: Briefe, Tagebücher, Gesprche, S. 10207 (vgl. Goethe-WA-IV, Bd. 21, S. 98)]。
  
  作者有跨学科的意识,除了前言中提到的“以传统文学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借鉴德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文化学’理论,并在必要的时候十分谨慎地尝试了话语、互文、解构等新兴的所谓后现代理论和方法”之外(第5页),对黑格尔关于小说论述的清理和重视尤其值得称道。跨学科看似简单,做来实不容易。与其跟着时下层出不穷的“理论”(不外乎学术超市的新产品),还不如认知清点整理前辈精英的遗产。
  关于文类问题,似乎也有必要一提。作者在开篇就将诗歌、戏剧、史诗并列(1页),未做任何说明,似乎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具有德国学术史背景者或许可以理解,但就中国学术语境而言则不然,史诗与诗歌作为文类加以并列是很让人费解的。市民史诗似乎不应该是bürgerliche Epopoe(31页);史诗是Epos,这里我怀疑是否Epope 席勒曾在注释中提到过这个概念:“Wer daher hier noch fragen knnte, zu welcher von den drei Gattungen ich die Epope, den Roman, das Trauerspiel u. a. m. zhle, der würde mich ganz und gar nicht verstanden haben.” [Schiller: 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Schiller: Werke, S. 4316 (vgl. Schiller-SW Bd. 5, S. 0)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103.htm ] 德文名词注释似也颇有误植问题,如黑格尔的“整体”似当为Totalitt,而非Tatalitaet(17页)。。当然这很可能是印刷错误;这类毛病还包括诸如语句不通、缺少助词、多出字词等等 最典型的当然是将格拉斯的《铁皮鼓》误做《铁皮谷》(第14页)。其他如缺少助词:“有几部重要19世纪德语小说没有纳入本书文本分析之列。”(6页)语句不通:“海德格尔的《批判集》中的在小说虚构和伤风败俗这两大特点。”(9页)其他误植:《雅典娜慎典断片集》疑为《雅典娜神殿断片集》(174页注释2)。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引文的问题,似乎可以处理得更细致些。书中多次引席勒 “小说家不是诗人的同胞兄弟”(3、40页),但均未注明出处。查相关的注释,并未见到席勒著述,距离最近的一本书是Hillebrand的《长篇小说理论》 Hillebrand, Bruno: Theorie des Romans. München, 1980. 顺便谈一下注释问题,此书41页注释1为“参见Bruno:《小说理论》,同上,第137页”,查参考文献不能查到,只能顺藤摸瓜一直随注释往前跑,幸亏注释不多,给我找到,原来是将名字当做了姓氏,当然在按姓氏排序的参考文献中无法查到。,不知是否从此而来。席勒的那篇长文《论素朴诗与感伤诗》是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理论思考 “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in Schiller, Friedrich von: Gesammelte Werke(席勒全集). Band 8. Berlin: Aufbau-Verlag, 1955.S.547-631. 此书有两个中译本,《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载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262-349页,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张佳珏译《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第6卷78-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Nave此词虽一般做“天真”、“幼稚”解,但从上下文来看,译成“素朴诗”似更契合。而范大灿教授则将其新译为《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第2卷360页,译林出版社,2006。,只有一处提到这个词语Halbbruder(作者此处注出德文为Halbbruder des Dichters) 查杜登:Halb|bru|der,der: Stiefbruder (a). Stief|bru|der,der [1. Bestandteil (in Zus.) mhd. stief-, ahd. stiof-, eigtl. wohl = abgestutzt, beraubt, verwaist, wohl zu stoen]: a) Bruder, der mit einem Geschwister nur einen Elternteil gemeinsam hat; Halbbruder;  Duden - Deutsches Universalw?rterbuch 2001 大概说来,这里是指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而且其上下文语境颇为不同:
  
   但是,难道诗性文学中不也同样有那么一些经典作品,它们因其内容的物质性而远离于一切审美艺术作品所要求的那种精神性,并同样地损害了理想的高度纯洁性吗?如果作为缪斯纯洁信徒的诗人可以这么做,那么仅是诗人异胞兄弟的小说家,他既与尘世能如此的亲密接触,又为什么不能呢?这里,我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在哀歌诗还是在讽刺诗中都有一些杰作,相比较本文所论,它们所寻求和推荐的好像是另一种自然,它们维护自然与其说是反对坏风俗,还不如说是反对好风俗。因此,或者这些诗作该被摒弃,或者此处提出的哀歌诗概念显得过于随意。
  Aber hat die poetische Literatur nicht sogar klassische Werke aufzuweisen, welche die hohe Reinheit des Ideals auf hnliche Weise zu beleidigen und sich durch die Materialitt ihres Inhalts von jener Geistigkeit, die hier von jedem sthetischen Kunstwerk verlangt wird, sehr weit zu entfernen scheinen? Was selbst der Dichter, der keusche Jünger der Muse, sich erlauben darf, sollte das dem Romanschreiber, der nur sein Halbbruder ist und die Erde noch so sehr berührt, nicht gestattet sein? Ich darf dieser Frage hier um so weniger ausweichen, da sowohl im elegischen als im satirischen Fache Meisterstücke vorhanden sind, welche eine ganz andre Natur, als diejenige ist, von der dieser Aufsatz spricht, zu suchen, zu empfehlen und dieselbe nicht sowohl gegen die schlechten als gegen die guten Sitten zu verteidigen das Ansehen haben. Entweder müten also jene Dichterwerke zu verwerfen oder der hier aufgestellte Begriff elegischer Dichtung viel zu willkürlich angenommen sein. [Schiller: 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Schiller: Werke, S. 4239-4240 (vgl. Schiller-SW Bd. 5, S. 740-741 )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103.htm] 此处中译文为作者自译。另参见《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载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310页。张佳珏译《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第6卷126页。
  应该说,席勒的文学观有其独到之处。他区分诗人、散文体作者(dem prosaischen Erzhler)也自有其一定的意义和自家思路,但似乎不宜过分夸大这种对立。谷裕用了相当的笔墨来论述席勒对于小说体裁的鄙薄,尤其是说小说是“艺术的私生子,最多是个养子,小说家不是诗人的同胞兄弟”(40页),我未能核对出原文。因为这涉及文艺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还请作者有以教我。我们在研究外国对象时,往往大量参考对象国学者著述,这是很正常的,但窃以为,出处应详细标明,这样既可见出作为研究者的严谨,又可彰显中国学者的推进所在。而对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原文,如果能核对原文,当是比较可靠的做法。当然这也涉及国内图书馆的资料状况,但就席勒而论,他的东西应该一般都有收藏的。
  
  在论述的周密性上似也可稍作规整。譬如作者谈到“书信体小说” 参张威廉主编:《德语文学词典》79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前面还说“1740—1780年书信体小说在欧洲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接着就说“书信体小说如昙花一现,不久后便在文坛上消失了”(27、28页)。这个推断是否过快了〔10〕,就说是在德国,虽不妨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高峰,但此前拉罗赫(La Roche, Sophie von, 1731—1807)的《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Fruleins von Sternheim,1771)也相当重要(歌德承认其对自己的影响)〔9〕65;至于蒂克的《威廉•洛维尔先生的历史》(1795—1796)、荷尔德林的《希腊隐者许佩里翁》(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 1799)更具有不可比拟的思想史意义。 19世纪虽有衰颓之势,但脉络未绝,如青年德意志派的蒙特(Theodor Mundt, 1808—1861)作《现代生活歧途》(Moderne Lebenswirren , 1834)〔11〕;这一趋势至20世纪仍可见不绝如缕,如胡赫(Huch, Ricarda, 1864—1947)《最后的夏天》(Der letzte Sommer, 1910)〔12〕567—71、延斯(Jens, Walter, 1923—)《麦斯特先生》(Herr Meister. Dialog über einen Roman. 1963)〔12〕5196—197等,我们仍不难发现其中暗藏的一条文学史线索。
  就体例而言,中西文对照表的列出,相当方便了读者;但索引的缺席,却使得此书的参考价值颇为“缩水”。我要抱歉的是,如此挑剔,当属“看人挑担不吃力”,但我坚持认为,只有如此,学术或则可以稍微推进。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此书作为汉语学界德国文学研究的专题著述,洵为佳作。尤其在文本分析上,很能见出作者的用功与智慧的火花,若能在小处入手的基础上,更多宏观观照,兼及历史进程,结合时代关怀,明确问题意识,或能更别出手眼。
  〔10〕且不说书信体小说曾在现代中国文坛掀起的波潮(如《莎菲女士日记》等),在欧洲语境本身,也有其自理查生《帕米拉》、卢梭《新爱洛伊斯》、歌德《维特》而来的一定线索。
  〔11〕[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Liberale und radikaldemokratische Literatur (Bernd Balzer), S. 84. Digitale Bibliothek Band 24: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S. 1672 (vgl. Zmegac-GddL Bd. I/2, S. 315) (c) Beltz Athenum Verlag]
  〔12〕Salzer, Anselm & Tunk, Eduard von (Hrsg.):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插图本德国文学史). Band 5. Kln: Naumann & Gbel, 无出版年份, S.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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