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梁学”的繁兴
所谓“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全集、日记和手书,似乎现在都已出版过了,而成为“热门”的梁漱溟研究(堪称“梁学”),也是好书迭见。 马勇《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思想奇人——梁漱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王宗昱《梁漱溟》(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中华书局,1994)和《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景海峰与黎业明合著《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郭齐勇与龚建平合著《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李善峰《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以及马东玉《梁漱溟评传》(东方出版社,2008)等。笔者最近看到的一本新书,是群言出版社“民盟历史文献年谱系列”和“民盟历史人物丛书”之一的《梁漱溟》,其实即梁漱溟门生李渊庭和阎秉华夫妇所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书的修订本(增订有《梁漱溟全集》中梁漱溟原本不打算披露的若干文章和日记等的相关内容),应该说是“梁学”的必读书籍,它通过大量引用传主或谱主的著作、谈话以及背景说明,将其一生展现于读者眼前,而编著者20年前即从事于此,其间曾得梁漱溟先生的亲授、修订,诚可谓弥足珍贵(故而本书封面有梁漱溟“亲修”二字)。
由“民盟”的历史文献或人物还想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过去因各种原因,研究和出版可以说乏善可陈,随着对他们的重视,理所应当有一定“热”度,那么,除了梁漱溟,还应包括沈钧儒、褚辅成、张东荪、张申府、罗隆基等(据说其中有的即将出版)。笔者阅读此书之时,又恰逢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梁巨川遗书》(附有梁漱溟亲撰的年谱)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原名《桂林梁先生遗书》)。熟悉梁漱溟的读者知道梁氏父子之间的精神遗传,当年梁济的“精神洁癖”和自我了断的悲剧,实在是对梁漱溟一生刻骨铭心的精神薰沐和砥砺。
说到精神的遗传,所谓“梁学”的繁兴,厥功甚伟,就是这一本标名《梁漱溟》的书。这本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李渊庭先生是当年梁漱溟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所、重庆北碚私立勉仁书院的学生和研究员,他长期追随梁漱溟,成为他的秘书,晚年又与妻子阎秉华一起,不顾病残,整理了《梁漱溟先生讲孔孟》,编写了《梁漱溟先生年谱》,在笔者印象中,这又类似于陈寅恪弟子的蒋天枢先生之所为,令人钦佩。 至于此书,有论者谓:“书中的文字绝不是对梁漱溟先生其人其事的简单陈述,而是以直引的方式,于言谈之间纤毫毕现其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书中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一代民主爱国人士梁漱溟先生笃实、豪迈、明通的秉性,超俗而又满腔热忱的意趣,以及深厚的哲学理念和高远的人生境界。”切中肯綮,洵为的论。不过,笔者倒有一个意见,从《梁漱溟先生年谱》到《梁漱溟》,书名这样改,可以商榷。此书的编辑认为原书书名中的“年谱”二字,实不足以展示一代宗师梁漱溟一生波澜壮阔的画面,故而取《梁漱溟》即“这位现代圣人之名来承载书中丰富的内涵”。其实,这似乎大可不必,相反,《梁漱溟先生年谱》较《梁漱溟》对识货的读者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包蕴”,因为依从读者的口碑,关于历史人物的书籍,传记是常常不太可靠的,年谱(以及日记)却往往高出一筹,何况书中已有梁先生生前的手迹“年谱草稿”四字,说明了谱主的意愿也是如此。另外,从出版史上来说,编纂历史人物的年谱,有一《年谱长编》的体例或传统,这是从古人治史的经验传袭下来的,当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创“通鉴体”,继之的李焘仿其作,遂作《资治通鉴长编》,以“长编”的形式处理史料,良有以也,后人为人物立谱,为了更合理地驾驭史料,多取《年谱长编》的形式,如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以笔者所见,目前已有唐才常、盛宣怀、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王国维、蔡元培、孙中山、宋庆龄、胡适之、丁文江、胡先骕、瞿秋白、叶圣陶、徐悲鸿、闻一多、丁玲等的《年谱长编》,则《梁漱溟先生年谱》当应为其中之一。
二、“问题中人”的问题
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其看点,除了“奇人”、“传奇”之外,用梁漱溟自己的话,他不是“学问家”,而是一个“问题中人”。所谓“问题”,林林总总,合而为二,就是他一生始终在不断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可能我们每个人也会去追求和思考,那么,梁漱溟曾得出过什么结论,或者他有什么思想高度呢?这在此书中,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线索和脉络。
在梁漱溟生活的年代,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震荡和变革,几乎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之所思,为之所谋。个人、国家,其实是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在梁漱溟那里,化做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前者人生,又连带出了理想、教育、文化等问题。比如他早期的佛家之想,所谓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出于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于是出路自见。晚年梁漱溟则融合诸说,并亲书座右铭曰:“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至于教育,梁漱溟曾被“破格”在北大授课,后来又退出,自己办学,理由是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这在现代教育中,实在是稀缺的“资源”了。其实,梁漱溟并不是人们以为的新变化、新思潮的反对者,他只是感觉那些标名“新”的东西,过于变幻莫测,它反而扰乱了新变化和新思潮的真正传播,也搅乱了人心,使人们难以建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若有之,即是梁漱溟他再创的讲学之风,以及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与社会改造运动相结合的实践。
至于后者的中国问题,梁漱溟的回答,最突出的莫过于是他的“乡村建设”的构想和实践了。或许这是读书人逾出了边界,他的这些答案,其效果每每都是苦涩的,梁漱溟终成了一位捉襟见肘的“尴尬人”——“乡村建设”也好、“中间路线”也罢、“文化守成主义”也好,或许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窘境,让人经常为之唏嘘,雕栏拍遍。换言之,梁漱溟最终思考的结论,是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统合为一个焦点,并从这一焦点出发,构建了他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其中,“乡村建设”是其中国文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理想的落脚点,对此,论者或毁或誉,评骘不一,不过,梁漱溟在海通之后中国急剧沉沦、儒学传统也行于崩溃的危境下,执著地去挖掘和高扬儒家理念的精华,又嫁接西方普适价值,又并非坐而论道,准确地从乡村下手,试图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尽管这中间有许多他的一相情愿,以及不能自拔的矛盾和根本性错误,但他的一番实践,却是让人心动,在历史上又呈现出悲壮色彩的。于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此也可谓是“同情之了解”了,更毋须说当年梁漱溟的所思所为,现在仍然有让人长久思索和品味的思想史和历史实践意义,如草根中国的农村问题、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东方色彩的拯救路径(有如印度的甘地)、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谓创造性转换),等等。
“问题”,如果归结为“文化”(写下《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亨廷顿也已凋谢),梁漱溟生前有许多创见,这都在本书中历历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三种走向”的世界文化。本书,是编著者20余年前开始的一项工作,在1988年书成时,编著者在“后记”中说:“世界形势日渐趋向缓和,这就是由于(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霸’——笔者注)互相害怕核武器,而启发了理性,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性抬头”,合了梁漱溟多年前的一句话:“人类未来的文化是以理性为主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过,“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给世界以和平和理性,“9•11”、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等等,提醒人们万不可轻信那一点点人类任何形式的“进步”,至于笃信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又以“人生向上,伦理情谊”标榜中国文化,则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待展开的无尽话题了。
三、补缺和拾遗
最后,谈一点关于本书的问题。
此书虽经多次增订,大概是限于资讯上的条件,仍有许多失记,如谱主关键年份的1957年(丁酉),所记寥寥,不能完整呈现谱主的真实思想和心路历程。其实,在开展“大鸣大放”时,梁漱溟何以一开始就采取了冷静旁观的态度,没有发表任何谈话和言论,是有他的理由的。其间,他曾说:“我不是不肯说话,也不是有意见不提,我对于领导党在整风中的做法——广开言路,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向领导党提意见,非常感动,油然而起一种敬佩的心,话好像都没有了。”他还说:“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的发言和写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如以党代政、有职无权问题等,应该说的,好像都说了,不必再去重复。”他又说:因为他自己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在任何一种团体组织,“我是在一切的外面,四下不着边际,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有些问题也只听人家这么说那么说,而自己没有亲身的感受。自己没有感受,认识就不真,很可以不必说。”如果说这是他基于此前围绕“九天九地”的浪言而得出的教训,似乎与他一向只讲真话不讲假话、不附和不随大流的立场不符,果然,当年他接受《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的采访,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建议,他以为“党的决定和方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才能成为法律和政令,才能发生强制的效力”,并指出“以党代政”的危害性。当然,经过共和国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如他曾说:“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时,我很赞赏,觉得共产党又做了一样漂亮的事。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学术思想就不能繁荣,科学就不能深入。科学这东西必须扎下根,才能生长、开花。这个政策是了不起的。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我的心理感受就不同了,我不是在赞赏,而是深深地感动了。你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做了多少好事情,现在它都丢开不提,只觉得自己有缺点,要人家给它提意见。这种襟怀,这种作风,就把一切问题都化小了,我相信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这些言论没有收入年谱,实在是可惜。
梁漱溟对某些人而言,是一个狂人,他曾称:“无我为大,有本无穷”;他还多次说:“吾辈不出如苍何”,他要笃行“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因而常常敢作“狮子吼”,多有常人不可及之处。其实,在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同时,他也是勇于反省、不断改过的人。这如当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梁漱溟对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还引述《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论点,叹息毛泽东的不悟,此后,他奉行“只说话,不行动”的原则,闭关撰写《中国文化要义》,陶醉于自己的理论创建之中,而现实却是毛泽东和中共以他最反对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取得了天下(对这位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采取了最大的包容,直到后来不能包容下去为止),可后来,梁漱溟却由衷感到:过去认为国事茫无头绪,甚至有无指望也不敢说,只觉得中国问题太大、太多,但今天任何人都会看到中国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前途,任何人都要敬佩和心折,于是他会在1957年整风时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以及“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决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开放言论彻底,要尽量地开放;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也是因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和他的老友陈铭枢、章伯钧、储安平等之间有了一些不同,另据《梁漱溟和章伯钧、罗隆基》(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后来在罗隆基90诞辰的座谈会上,梁漱溟出于至诚,提到罗的一些短处,“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等等。至于自己,后来他也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和自己的“改良主义”是不同的,还恍然于“毛主席真懂阶级”。
当然,晚年的梁漱溟更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斗姿态卓绝于世的,如又是这本书没有收入的内容:在“文革”预演的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梁漱溟在山西参观,结束时,政协委员们召开座谈会,梁漱溟发言时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语录:“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斗争,还没有共同携手向自然作战,那么,人类就还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接着,他谈了感受,以为政治思想教育虽然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却不应以之取代法律和政令,他还以斯大林的错误为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普通人都能认识到的,可当年却让人震惊不已,回京后,政协机关组织批判梁漱溟说他把阶级斗争诬蔑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梁漱溟说:他就是不能理解“这几年忽然又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为什么呢?结合恩格斯的论断和联系中共八大的决议,不是说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人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应该是同心协力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大自然的宣战吗?征服自然不是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的坦途吗?梁漱溟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表示他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理解,结果,这个举动恰恰成为当时证明阶级斗争严峻性和迫切性的例子。
以上一点材料,可以说明一个立体的梁漱溟,对于目前许多解诠他的书籍和文章而言,做到如何不偏失,应该是这本年谱(或《年谱长编》)的当用之处。
所谓“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全集、日记和手书,似乎现在都已出版过了,而成为“热门”的梁漱溟研究(堪称“梁学”),也是好书迭见。 马勇《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思想奇人——梁漱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王宗昱《梁漱溟》(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中华书局,1994)和《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景海峰与黎业明合著《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郭齐勇与龚建平合著《梁漱溟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李善峰《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以及马东玉《梁漱溟评传》(东方出版社,2008)等。笔者最近看到的一本新书,是群言出版社“民盟历史文献年谱系列”和“民盟历史人物丛书”之一的《梁漱溟》,其实即梁漱溟门生李渊庭和阎秉华夫妇所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书的修订本(增订有《梁漱溟全集》中梁漱溟原本不打算披露的若干文章和日记等的相关内容),应该说是“梁学”的必读书籍,它通过大量引用传主或谱主的著作、谈话以及背景说明,将其一生展现于读者眼前,而编著者20年前即从事于此,其间曾得梁漱溟先生的亲授、修订,诚可谓弥足珍贵(故而本书封面有梁漱溟“亲修”二字)。
由“民盟”的历史文献或人物还想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过去因各种原因,研究和出版可以说乏善可陈,随着对他们的重视,理所应当有一定“热”度,那么,除了梁漱溟,还应包括沈钧儒、褚辅成、张东荪、张申府、罗隆基等(据说其中有的即将出版)。笔者阅读此书之时,又恰逢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梁巨川遗书》(附有梁漱溟亲撰的年谱)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原名《桂林梁先生遗书》)。熟悉梁漱溟的读者知道梁氏父子之间的精神遗传,当年梁济的“精神洁癖”和自我了断的悲剧,实在是对梁漱溟一生刻骨铭心的精神薰沐和砥砺。
说到精神的遗传,所谓“梁学”的繁兴,厥功甚伟,就是这一本标名《梁漱溟》的书。这本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李渊庭先生是当年梁漱溟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所、重庆北碚私立勉仁书院的学生和研究员,他长期追随梁漱溟,成为他的秘书,晚年又与妻子阎秉华一起,不顾病残,整理了《梁漱溟先生讲孔孟》,编写了《梁漱溟先生年谱》,在笔者印象中,这又类似于陈寅恪弟子的蒋天枢先生之所为,令人钦佩。 至于此书,有论者谓:“书中的文字绝不是对梁漱溟先生其人其事的简单陈述,而是以直引的方式,于言谈之间纤毫毕现其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书中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一代民主爱国人士梁漱溟先生笃实、豪迈、明通的秉性,超俗而又满腔热忱的意趣,以及深厚的哲学理念和高远的人生境界。”切中肯綮,洵为的论。不过,笔者倒有一个意见,从《梁漱溟先生年谱》到《梁漱溟》,书名这样改,可以商榷。此书的编辑认为原书书名中的“年谱”二字,实不足以展示一代宗师梁漱溟一生波澜壮阔的画面,故而取《梁漱溟》即“这位现代圣人之名来承载书中丰富的内涵”。其实,这似乎大可不必,相反,《梁漱溟先生年谱》较《梁漱溟》对识货的读者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包蕴”,因为依从读者的口碑,关于历史人物的书籍,传记是常常不太可靠的,年谱(以及日记)却往往高出一筹,何况书中已有梁先生生前的手迹“年谱草稿”四字,说明了谱主的意愿也是如此。另外,从出版史上来说,编纂历史人物的年谱,有一《年谱长编》的体例或传统,这是从古人治史的经验传袭下来的,当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创“通鉴体”,继之的李焘仿其作,遂作《资治通鉴长编》,以“长编”的形式处理史料,良有以也,后人为人物立谱,为了更合理地驾驭史料,多取《年谱长编》的形式,如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以笔者所见,目前已有唐才常、盛宣怀、梁启超、章太炎、沈曾植、王国维、蔡元培、孙中山、宋庆龄、胡适之、丁文江、胡先骕、瞿秋白、叶圣陶、徐悲鸿、闻一多、丁玲等的《年谱长编》,则《梁漱溟先生年谱》当应为其中之一。
二、“问题中人”的问题
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其看点,除了“奇人”、“传奇”之外,用梁漱溟自己的话,他不是“学问家”,而是一个“问题中人”。所谓“问题”,林林总总,合而为二,就是他一生始终在不断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可能我们每个人也会去追求和思考,那么,梁漱溟曾得出过什么结论,或者他有什么思想高度呢?这在此书中,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线索和脉络。
在梁漱溟生活的年代,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震荡和变革,几乎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之所思,为之所谋。个人、国家,其实是两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在梁漱溟那里,化做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前者人生,又连带出了理想、教育、文化等问题。比如他早期的佛家之想,所谓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出于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于是出路自见。晚年梁漱溟则融合诸说,并亲书座右铭曰:“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至于教育,梁漱溟曾被“破格”在北大授课,后来又退出,自己办学,理由是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这在现代教育中,实在是稀缺的“资源”了。其实,梁漱溟并不是人们以为的新变化、新思潮的反对者,他只是感觉那些标名“新”的东西,过于变幻莫测,它反而扰乱了新变化和新思潮的真正传播,也搅乱了人心,使人们难以建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若有之,即是梁漱溟他再创的讲学之风,以及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与社会改造运动相结合的实践。
至于后者的中国问题,梁漱溟的回答,最突出的莫过于是他的“乡村建设”的构想和实践了。或许这是读书人逾出了边界,他的这些答案,其效果每每都是苦涩的,梁漱溟终成了一位捉襟见肘的“尴尬人”——“乡村建设”也好、“中间路线”也罢、“文化守成主义”也好,或许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窘境,让人经常为之唏嘘,雕栏拍遍。换言之,梁漱溟最终思考的结论,是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统合为一个焦点,并从这一焦点出发,构建了他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其中,“乡村建设”是其中国文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理想的落脚点,对此,论者或毁或誉,评骘不一,不过,梁漱溟在海通之后中国急剧沉沦、儒学传统也行于崩溃的危境下,执著地去挖掘和高扬儒家理念的精华,又嫁接西方普适价值,又并非坐而论道,准确地从乡村下手,试图通过“乡村建设”,改造中国,尽管这中间有许多他的一相情愿,以及不能自拔的矛盾和根本性错误,但他的一番实践,却是让人心动,在历史上又呈现出悲壮色彩的。于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此也可谓是“同情之了解”了,更毋须说当年梁漱溟的所思所为,现在仍然有让人长久思索和品味的思想史和历史实践意义,如草根中国的农村问题、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东方色彩的拯救路径(有如印度的甘地)、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谓创造性转换),等等。
“问题”,如果归结为“文化”(写下《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亨廷顿也已凋谢),梁漱溟生前有许多创见,这都在本书中历历在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三种走向”的世界文化。本书,是编著者20余年前开始的一项工作,在1988年书成时,编著者在“后记”中说:“世界形势日渐趋向缓和,这就是由于(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霸’——笔者注)互相害怕核武器,而启发了理性,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性抬头”,合了梁漱溟多年前的一句话:“人类未来的文化是以理性为主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过,“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给世界以和平和理性,“9•11”、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等等,提醒人们万不可轻信那一点点人类任何形式的“进步”,至于笃信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又以“人生向上,伦理情谊”标榜中国文化,则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待展开的无尽话题了。
三、补缺和拾遗
最后,谈一点关于本书的问题。
此书虽经多次增订,大概是限于资讯上的条件,仍有许多失记,如谱主关键年份的1957年(丁酉),所记寥寥,不能完整呈现谱主的真实思想和心路历程。其实,在开展“大鸣大放”时,梁漱溟何以一开始就采取了冷静旁观的态度,没有发表任何谈话和言论,是有他的理由的。其间,他曾说:“我不是不肯说话,也不是有意见不提,我对于领导党在整风中的做法——广开言路,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向领导党提意见,非常感动,油然而起一种敬佩的心,话好像都没有了。”他还说:“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的发言和写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如以党代政、有职无权问题等,应该说的,好像都说了,不必再去重复。”他又说:因为他自己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在任何一种团体组织,“我是在一切的外面,四下不着边际,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有些问题也只听人家这么说那么说,而自己没有亲身的感受。自己没有感受,认识就不真,很可以不必说。”如果说这是他基于此前围绕“九天九地”的浪言而得出的教训,似乎与他一向只讲真话不讲假话、不附和不随大流的立场不符,果然,当年他接受《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的采访,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建议,他以为“党的决定和方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才能成为法律和政令,才能发生强制的效力”,并指出“以党代政”的危害性。当然,经过共和国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如他曾说:“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时,我很赞赏,觉得共产党又做了一样漂亮的事。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学术思想就不能繁荣,科学就不能深入。科学这东西必须扎下根,才能生长、开花。这个政策是了不起的。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我的心理感受就不同了,我不是在赞赏,而是深深地感动了。你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做了多少好事情,现在它都丢开不提,只觉得自己有缺点,要人家给它提意见。这种襟怀,这种作风,就把一切问题都化小了,我相信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这些言论没有收入年谱,实在是可惜。
梁漱溟对某些人而言,是一个狂人,他曾称:“无我为大,有本无穷”;他还多次说:“吾辈不出如苍何”,他要笃行“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因而常常敢作“狮子吼”,多有常人不可及之处。其实,在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同时,他也是勇于反省、不断改过的人。这如当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梁漱溟对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还引述《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论点,叹息毛泽东的不悟,此后,他奉行“只说话,不行动”的原则,闭关撰写《中国文化要义》,陶醉于自己的理论创建之中,而现实却是毛泽东和中共以他最反对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取得了天下(对这位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采取了最大的包容,直到后来不能包容下去为止),可后来,梁漱溟却由衷感到:过去认为国事茫无头绪,甚至有无指望也不敢说,只觉得中国问题太大、太多,但今天任何人都会看到中国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前途,任何人都要敬佩和心折,于是他会在1957年整风时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以及“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决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开放言论彻底,要尽量地开放;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也是因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和他的老友陈铭枢、章伯钧、储安平等之间有了一些不同,另据《梁漱溟和章伯钧、罗隆基》(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后来在罗隆基90诞辰的座谈会上,梁漱溟出于至诚,提到罗的一些短处,“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等等。至于自己,后来他也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和自己的“改良主义”是不同的,还恍然于“毛主席真懂阶级”。
当然,晚年的梁漱溟更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斗姿态卓绝于世的,如又是这本书没有收入的内容:在“文革”预演的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梁漱溟在山西参观,结束时,政协委员们召开座谈会,梁漱溟发言时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语录:“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斗争,还没有共同携手向自然作战,那么,人类就还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接着,他谈了感受,以为政治思想教育虽然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却不应以之取代法律和政令,他还以斯大林的错误为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普通人都能认识到的,可当年却让人震惊不已,回京后,政协机关组织批判梁漱溟说他把阶级斗争诬蔑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梁漱溟说:他就是不能理解“这几年忽然又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为什么呢?结合恩格斯的论断和联系中共八大的决议,不是说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人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应该是同心协力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大自然的宣战吗?征服自然不是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的坦途吗?梁漱溟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表示他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理解,结果,这个举动恰恰成为当时证明阶级斗争严峻性和迫切性的例子。
以上一点材料,可以说明一个立体的梁漱溟,对于目前许多解诠他的书籍和文章而言,做到如何不偏失,应该是这本年谱(或《年谱长编》)的当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