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活所迫而当特务
　　我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就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什么情况都有，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
　　
　　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演员姜文演的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6年8月，我离开军统局，那时国共正在和谈。
　　文革时成了批斗对象
　　解放后，我被划成了“反革命”。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我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什么，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于是，我决定勇敢地活下去。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了，晚年的生活过得很平安。
　　目前，军统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内地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人生就是这样，转眼之间，我已经85岁了。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摘自《党史天地》2012.21)）B①
　　王庆莲是内地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