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生活所迫而当特务
我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就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什么情况都有,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
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演员姜文演的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6年8月,我离开军统局,那时国共正在和谈。
文革时成了批斗对象
解放后,我被划成了“反革命”。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我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什么,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于是,我决定勇敢地活下去。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了,晚年的生活过得很平安。
目前,军统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内地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人生就是这样,转眼之间,我已经85岁了。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摘自《党史天地》2012.21))B①
王庆莲是内地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就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什么情况都有,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
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演员姜文演的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6年8月,我离开军统局,那时国共正在和谈。
文革时成了批斗对象
解放后,我被划成了“反革命”。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我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什么,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于是,我决定勇敢地活下去。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了,晚年的生活过得很平安。
目前,军统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内地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人生就是这样,转眼之间,我已经85岁了。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摘自《党史天地》2012.21))B①
王庆莲是内地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