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的大政治家李光耀是当代智者，他说过的话，这一句那一句都成了世界名言。天地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人跟人怎么会相差这么远？
　　他有一段公开谈话，引导我们深入思考领导者是否天生这个话题。他表示，领导者的特质是天生的，他不相信可以通过教导产生。他认为，你可以教导一个人成为一名管理者，但不是成为领导者。他不相信美国书中所说，领导者是可以教出来的。他又说，人在娘胎时，有七成就已经注定。
　　“天生”之说中国人很熟悉，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说君王是天子，将相都是星宿下凡，奇才异能是天纵，高言妙句是天成。从前，中国正统教育并不是培养领导能力，而是培养你服从领导，即所谓忠臣孝子。相形之下，美国人著书主张“领导者可以被教出来”，承认你也有可能，也给你机会，这样的心态似乎“民主”得多了。
　　当然，可以理解，选择学校的人总会想到自己的志趣发展，学校招生也总会审视学生的志向才能。一个旨在培养领导人才的学校，总会招到一些有领导人特质的青年。这时候教育就有用了，它的功用大概会超过十分之三。
　　李光耀在“领导者”之外另设“管理者”一词，认为教育只能培养管理者。以我的体会，一个组织之内，有人“自己做事”，有人“教人做事”，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是教人做事的人。领导者是大领袖，管理者是小领袖；大领袖无法靠训练产生，小领袖应该可以。领导者和管理者这两个名词无须对立起来。
　　下面还可以有一个名词叫“服从者”。中国人用生理做比喻，说是“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国家要大量生产“臂”和“指”。西洋人用机器做比喻，说是齿轮和螺丝钉，社会需要制造足够的小齿轮、螺丝钉。比喻的功能有其限度，养马驯马的人何以成为大将，如卫青；建筑工人何以成为名相，如傅说——其间的过程有待进一步解说。
　　李光耀也说遗传之外还有三成靠后天，他可能把遗传的决定力估计得高了一些。“玉不琢，不成器”，假定两人天赋相等，一个有机会受教育，一个没有，两人的结果总有差异。如果这两个人所受的教育相同，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机缘，也就是“遇”与“不遇”，这时遗传的作用就很小了。
　　古人也说过“自古英雄无大志”，大志是随着因缘机遇触发成长的，这一过程可称为广义的教育。汉光武帝刘秀的梦想本来是“娶妻当如阴丽华，为官莫若执金吾”，执金吾，京城的治安首长而已；曹操的偶像最初不过是典军校尉，为国家讨贼立功而已。等到曹操想做周文王时，他已读过多么复杂的一套教科书。李光耀说领袖的“特质”不能靠训练，请特别注意“特质”，除了特质，还有技术层面，那些也不能单靠遗传。
　　即使李光耀完全说对了，咱们还是要敲锣打鼓为教育造势，坚持“教育、环境、遗传”这个三角形。教育是现在的依靠、将来的希望。
　　（摘自《桃花流水杳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