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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不太景气的商界欠债跑路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一个叫郑元忠的民营企业家有些不同。创业40多年，欠下4亿多债的他对外界说：“虽然欠了债，但我绝不跑路，欠钱慢慢还。”
1982年初，浙江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人落得“投机倒把”的罪名。在个私经济的发源地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轰动全国，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和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八人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其中的郑元忠，1952年8月出生于温州乐清县柳市镇，兄弟姐妹7人。在依靠土地吃饭的年代，贫穷如影随形，郑元忠16 岁初中毕业便辍学了，走上漫漫打工路，盖房、修路、打隧道、造闸门，浪迹江西、湖北等省。197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琢磨起电器开关。他后来回忆时说：“这个东西，三条铜片，还有胶膜搞起来，卖好几块钱，而我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才赚十几块。温州土地多山石、贫瘠，在农村不做点生意是没有出路的。”于是郑元忠创业的第一桶金从电器开关做起，与几个朋友合伙凑齐启动资金，开办了一家开关厂，后来又办起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等，人称“电器大王”。
郑元忠立马富起来了，当万元户还稀缺时，郑元忠家新砌的楼房就花了7万元，在当时惊艳四方。
人怕出名猪怕壮。1982年初夏到1984年早春，在政策摇摆中，“柳市八大王”一个个被抓进了监狱。郑元忠只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潜逃在外一年多后，郑元忠偷偷溜回家“探风”被抓获归案。正值“严打”时节，看守所人满为患，第一天晚上郑元忠是站在马桶边过夜的。
“八大王事件”犹如一片乌云笼罩在温州甚至浙江上空，民营经济几近崩溃。1984年前后，“八大王”相继得到平反，1997年又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好比给民营企业家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郑元忠出狱后，无比感慨：都说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真正尝到螃蟹的鲜美，而我还没有吃就被它夹住了。
郑元忠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报纸上说他家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几个“大王”聚在一起，唏嘘不已。
在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感召下，郑元忠没有灰心，又大张旗鼓地干起来，此后陆续办过开关厂、服装厂，还“脱产”专门在温州大学进修了两年——40岁的他背起书包走进了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为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大学生。1996年，郑元忠重组公司，改名为庄吉集团，取“庄重一生，吉祥一生”之意，还请来著名歌星周华健作形象代言人。
也许是出狱后为了追回曾经耽误的时间，也许是“闲”了几年积聚着一股爆发力，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郑元忠的庄吉集团如日中天，红红火火，发展成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可没想到的是，在跌宕起伏中追求庄重吉祥的郑元忠，又面临潜藏的危机，这一回是他自己挖好坑往里跳。
当企业红火之时，心高气傲的郑元忠飘飘然，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企业开始摊大饼了。2003 年开始，庄吉集团启动多元化战略，先后涉足房地产、有色金属、造船业、物流、电力等领域，企业规模急剧膨胀。危机正是在那个野蛮扩张时期埋下根的。
郑元忠的雄心是缔造一个横跨多个产业的庄吉集团，他特别看重造船业，凭直觉认为这个行业很红火，订单多，来钱快。再说，庄吉 2003 年在外地搞房地产，确实也赚了不少钱，有资金投资船业。银行也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撵着庄吉集团的屁股主动放贷。哪知，正当庄吉船业扬帆启程之际，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贸易物流锐减，船只需求突然间减少许多。此时，对庄吉来说，不接单是等死，接单也是找死。两难中，郑元忠硬着头皮继续上马。
关键时刻船东又添乱，庄吉船业为香港某公司承建的两艘巨无霸货轮在即将竣工时遭到船东“弃船”，资金链立即亮起红灯。庄吉集团先期为庄吉船业垫资3亿元，担保3亿多，被拖下了水。而彼时，国内造船业除了大型国企可以承接军工船订单之外，沿海民營企业根本没有竞争优势，转型、破产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对此，郑元忠浑然不觉。
2012年对庄吉集团来说是个凶险之年，这一年郑元忠正值60周岁。当郑元忠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不该乱铺摊子、乱上项目，特别是不该涉猎船业。随着银行贷款到期，庄吉船业资金链濒临崩盘，关于庄吉破产、老总跑路的传闻也越来越多。
危急时刻，郑元忠向温州有关层面递交的一份《紧急报告》声称：
由于近期船东弃船、银行抽贷、互保企业信任危机，三者叠加在一起，将庄吉集团推向了一个窘迫的境地。作为一个累计缴税 10 多亿元的企业，我们希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一点帮助。一是银行不抽贷，延缓还贷还息时间，按基准利率贷款;二是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暂时的优惠、延期。此外，庄吉集团也在积极展开自救，收缩战线，资产变现，回笼资金。
集团紧急瘦身，收缩战线，除了先后退出了小额贷款公司、有色金属矿产等对外投资产业外，也在积极联系其他船东接盘，只要两艘货轮能够卖掉，就能安度危机。
郑元忠特别保证：“我们不跑路也不跳楼，要积极面对，大不了欠钱慢慢还。”
尽管郑元忠到处奔走呼吁，竭尽全力挽救企业，但终无回天之力。2015年9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数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
庄吉集团的一位高管曾这样描述：郑总辛辛苦苦做企业 40 年，不赌也没乱花钱。一辆宝马车，至今开了31万公里，还在继续开。20年来，庄吉集团缴税 10 多亿元，每年平均解决2万劳动力就业。集团5000 名员工，也从未发生过讨薪闹事。但情怀和本色代替不了市场竞争，昔日的业绩也“对冲”不了决策的错误，况且这是战略性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但仿佛又在意料之中。
其实郑元忠的强项在电器行业，还有后来的服装业，假如他不去涉足船业，就不会有后来的败绩。“螺丝大王”刘大源表示：庄吉破产，我一点也不意外。庄吉是死在大环境里，逃脱不了的，是死在企业互保、银行抽贷上。还好没有跳楼，人没有死就好。经济学者马津龙感叹：元忠可惜了。如果安心地做服装，庄吉不至于落到今天。
温州大学教授张一力指出：温州人最大的特点，是以赚更多的钱做价值判断。这既是企业前期发展的一个动力，也是一把双刃剑。也许正因为这个，不断刺激他要去做大。郑元忠这一代温州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卖方市场，大多发展顺利，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必然面临着转型的困境。
市场环境也需要净化。据多年跟踪采访“柳市八大王”的资深媒体人仲伟志披露，多年前，在温州，银行为了转嫁风险，要求企业互保联保，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就对互保企业施行压贷、抽贷，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往往一夜之间祸从天降，何况拥有90多家子公司的庄吉集团。当年的一个数字说，温州有98%的企业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机爆发，肯定就是一轮企业破产倒闭潮。
庄吉集团的状况，如果没有银行伸出援手，想翻盘，困难很大，想还钱，也只是郑元忠的良好心愿。
2015年2月，温州中院受理了庄吉集团4家公司的破产案件。好在，令人欣慰的事情发生了。此间，由温州市金融办牵头的风险企业帮扶和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办，紧急召集了税务、公安、国土、住建、工商等10余个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庄吉，救还是不救？会议的决议是“救！”
法院审理期间，没有债主上门逼债，没有员工聚众闹事。相反，庄吉的管理层和上千名员工基本都留了下来。破产重整案最终获得通过，庄吉又奇迹般地“活”了。去年3月6日，庄吉集团4家公司破产重整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評为“全国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眼下，庄吉所欠的钱正在“慢慢还”。
就个人而言，日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通报了已经办结的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案件债务人是某破产企业股东，月收入4000元、资产不到5位数，却负债214万余元。在法院的积极调解下，认定该债务人为“诚信而不幸者”，取得4位债权人的谅解，最终只需偿还3.2万余元，且能保持一定水准的生活“体面”。
此案有借鉴意义。当初庄吉破产重整审议时，有一个“破老板不破企业”的结论，这让我们对郑元忠接下来的命运产生想像的空间，他的人格魅力还能“对冲”扑面而来的巨额债务么？
创业艰难
1982年初，浙江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人落得“投机倒把”的罪名。在个私经济的发源地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轰动全国，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和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八人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其中的郑元忠，1952年8月出生于温州乐清县柳市镇，兄弟姐妹7人。在依靠土地吃饭的年代，贫穷如影随形，郑元忠16 岁初中毕业便辍学了，走上漫漫打工路，盖房、修路、打隧道、造闸门，浪迹江西、湖北等省。197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琢磨起电器开关。他后来回忆时说：“这个东西，三条铜片，还有胶膜搞起来，卖好几块钱，而我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才赚十几块。温州土地多山石、贫瘠，在农村不做点生意是没有出路的。”于是郑元忠创业的第一桶金从电器开关做起，与几个朋友合伙凑齐启动资金，开办了一家开关厂，后来又办起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等，人称“电器大王”。
郑元忠立马富起来了，当万元户还稀缺时，郑元忠家新砌的楼房就花了7万元，在当时惊艳四方。
人怕出名猪怕壮。1982年初夏到1984年早春，在政策摇摆中，“柳市八大王”一个个被抓进了监狱。郑元忠只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就被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潜逃在外一年多后，郑元忠偷偷溜回家“探风”被抓获归案。正值“严打”时节，看守所人满为患，第一天晚上郑元忠是站在马桶边过夜的。
“八大王事件”犹如一片乌云笼罩在温州甚至浙江上空，民营经济几近崩溃。1984年前后，“八大王”相继得到平反，1997年又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好比给民营企业家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郑元忠出狱后，无比感慨：都说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真正尝到螃蟹的鲜美，而我还没有吃就被它夹住了。
郑元忠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报纸上说他家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几个“大王”聚在一起，唏嘘不已。
在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感召下，郑元忠没有灰心，又大张旗鼓地干起来，此后陆续办过开关厂、服装厂，还“脱产”专门在温州大学进修了两年——40岁的他背起书包走进了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为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大学生。1996年，郑元忠重组公司，改名为庄吉集团，取“庄重一生，吉祥一生”之意，还请来著名歌星周华健作形象代言人。
也许是出狱后为了追回曾经耽误的时间，也许是“闲”了几年积聚着一股爆发力，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郑元忠的庄吉集团如日中天，红红火火，发展成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可没想到的是，在跌宕起伏中追求庄重吉祥的郑元忠，又面临潜藏的危机，这一回是他自己挖好坑往里跳。
“弃船”危机
当企业红火之时，心高气傲的郑元忠飘飘然，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企业开始摊大饼了。2003 年开始，庄吉集团启动多元化战略，先后涉足房地产、有色金属、造船业、物流、电力等领域，企业规模急剧膨胀。危机正是在那个野蛮扩张时期埋下根的。
郑元忠的雄心是缔造一个横跨多个产业的庄吉集团，他特别看重造船业，凭直觉认为这个行业很红火，订单多，来钱快。再说，庄吉 2003 年在外地搞房地产，确实也赚了不少钱，有资金投资船业。银行也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撵着庄吉集团的屁股主动放贷。哪知，正当庄吉船业扬帆启程之际，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贸易物流锐减，船只需求突然间减少许多。此时，对庄吉来说，不接单是等死，接单也是找死。两难中，郑元忠硬着头皮继续上马。
关键时刻船东又添乱，庄吉船业为香港某公司承建的两艘巨无霸货轮在即将竣工时遭到船东“弃船”，资金链立即亮起红灯。庄吉集团先期为庄吉船业垫资3亿元，担保3亿多，被拖下了水。而彼时，国内造船业除了大型国企可以承接军工船订单之外，沿海民營企业根本没有竞争优势，转型、破产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对此，郑元忠浑然不觉。
2012年对庄吉集团来说是个凶险之年，这一年郑元忠正值60周岁。当郑元忠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不该乱铺摊子、乱上项目，特别是不该涉猎船业。随着银行贷款到期，庄吉船业资金链濒临崩盘，关于庄吉破产、老总跑路的传闻也越来越多。
危急时刻，郑元忠向温州有关层面递交的一份《紧急报告》声称：
由于近期船东弃船、银行抽贷、互保企业信任危机，三者叠加在一起，将庄吉集团推向了一个窘迫的境地。作为一个累计缴税 10 多亿元的企业，我们希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一点帮助。一是银行不抽贷，延缓还贷还息时间，按基准利率贷款;二是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暂时的优惠、延期。此外，庄吉集团也在积极展开自救，收缩战线，资产变现，回笼资金。
集团紧急瘦身，收缩战线，除了先后退出了小额贷款公司、有色金属矿产等对外投资产业外，也在积极联系其他船东接盘，只要两艘货轮能够卖掉，就能安度危机。
郑元忠特别保证：“我们不跑路也不跳楼，要积极面对，大不了欠钱慢慢还。”
尽管郑元忠到处奔走呼吁，竭尽全力挽救企业，但终无回天之力。2015年9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数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
深刻教训
庄吉集团的一位高管曾这样描述：郑总辛辛苦苦做企业 40 年，不赌也没乱花钱。一辆宝马车，至今开了31万公里，还在继续开。20年来，庄吉集团缴税 10 多亿元，每年平均解决2万劳动力就业。集团5000 名员工，也从未发生过讨薪闹事。但情怀和本色代替不了市场竞争，昔日的业绩也“对冲”不了决策的错误，况且这是战略性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但仿佛又在意料之中。
其实郑元忠的强项在电器行业，还有后来的服装业，假如他不去涉足船业，就不会有后来的败绩。“螺丝大王”刘大源表示：庄吉破产，我一点也不意外。庄吉是死在大环境里，逃脱不了的，是死在企业互保、银行抽贷上。还好没有跳楼，人没有死就好。经济学者马津龙感叹：元忠可惜了。如果安心地做服装，庄吉不至于落到今天。
温州大学教授张一力指出：温州人最大的特点，是以赚更多的钱做价值判断。这既是企业前期发展的一个动力，也是一把双刃剑。也许正因为这个，不断刺激他要去做大。郑元忠这一代温州企业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卖方市场，大多发展顺利，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必然面临着转型的困境。
市场环境也需要净化。据多年跟踪采访“柳市八大王”的资深媒体人仲伟志披露，多年前，在温州，银行为了转嫁风险，要求企业互保联保，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就对互保企业施行压贷、抽贷，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往往一夜之间祸从天降，何况拥有90多家子公司的庄吉集团。当年的一个数字说，温州有98%的企业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机爆发，肯定就是一轮企业破产倒闭潮。
庄吉集团的状况，如果没有银行伸出援手，想翻盘，困难很大，想还钱，也只是郑元忠的良好心愿。
2015年2月，温州中院受理了庄吉集团4家公司的破产案件。好在，令人欣慰的事情发生了。此间，由温州市金融办牵头的风险企业帮扶和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办，紧急召集了税务、公安、国土、住建、工商等10余个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庄吉，救还是不救？会议的决议是“救！”
法院审理期间，没有债主上门逼债，没有员工聚众闹事。相反，庄吉的管理层和上千名员工基本都留了下来。破产重整案最终获得通过，庄吉又奇迹般地“活”了。去年3月6日，庄吉集团4家公司破产重整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評为“全国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眼下，庄吉所欠的钱正在“慢慢还”。
就个人而言，日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通报了已经办结的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案件债务人是某破产企业股东，月收入4000元、资产不到5位数，却负债214万余元。在法院的积极调解下，认定该债务人为“诚信而不幸者”，取得4位债权人的谅解，最终只需偿还3.2万余元，且能保持一定水准的生活“体面”。
此案有借鉴意义。当初庄吉破产重整审议时，有一个“破老板不破企业”的结论，这让我们对郑元忠接下来的命运产生想像的空间，他的人格魅力还能“对冲”扑面而来的巨额债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