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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闽台茶文化就像一道桥，连起了一水之隔的台湾与大陆。如今，随着闽台茶文化的深入交流，两岸茶人必将同心协力，复兴中华茶文化。
自古以来，闽台先民面对着浩瀚无涯的大海，自发地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存方式。千百年来闽台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他们在异地开拓市场、从事海外商贸活动，甚至迁离故土、落地他乡。持久、规模化的闽台商人的海外活动，不仅带动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推动了世界文化体系里中华文化圈的建立。
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搭建在想象中的空中楼阁，它需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媒介。茶叶这一特殊物品，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世界上的茶树原产地却并不只有中国一个，但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了这种植物，并发展成为一种灿烂而独特的茶文化。海峡两岸人士将之先作为一种商品、进而将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现象发扬光大，并且逐步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在世界茶文化发展史上，福建和台湾的茶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映衬，相互促进，对世界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闽茶漂洋过海—东渡日本
唐时，福建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制茶业发达。唐哀帝天佑二年（公元905年）诏，福建今后停贡橄榄，“只进供蜡面茶”，正是从侧面反映了福建茶业的繁荣。
宋代福建茶以“建州茶”为代表，其以产量多、质量高、品种迭出而声名远扬，被列为贡品。武夷茶由于质优也甚受外商的欢迎，而成为外销商品。宋代时政府因武夷茶外销日多，特在泉州设置专职提举宫，以管理包括建茶在内的对外贸易事项，同时，又屡次“申严私服（武夷茶）入海之禁”。茶叶与钱币虽然严禁私贩，但由于有利可图，每年仍有大量的武夷茶从泉州港偷运出海。
随着泉州港的开发及海外贸易的空前发展，海上“丝瓷”之路开通，宋人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福建茶业愈加繁盛，从唐代就已经列为贡物的闽中茶叶至此更是驰名全国。在福建，至少有五个州产茶，书称“闽中之茶，尤天下之所嗜”—闽茶成为天下人的至爱。当时的建州北苑是名动天下的贡茶产地和御焙所在地。建茶的崛起大大刺激了福建瓷业的昌荣，所以当时在武夷山麓、闽江两岸可谓处处窑烟，清脆瓷声不绝于耳。
关于建茶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在李尾咕《宋代建安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一文中，作者认为：宋代福建的“建安”茶叶广为种植，并且斗茶盛行，建安斗茶代表着中国宋代茶文化的最高水平，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传播，对日本茶道的草创有着极大的贡献。1995年1月10日，日本东京博物馆副馆长林屋靖三参观了“北苑”遗址之后说：“这里是中国古代精制茶的始祖地。”
日本茶道发扬并深化了唐宋时“茶宴”、“斗茶”之文化涵养精神，形成了具浓郁民族特色和风格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示了福建传统内涵的茶文化之巨大影响，至今，日本茶具仍以福建产的黑瓷茶具为佳。
闽茶，西靡欧美
我国的茶叶传播到西方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丝绸之路，经过俄罗斯，到达希腊、土耳其等国家；而另外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是从福建东南沿海出发，到达欧洲，主要是西班牙。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将武夷红茶输入欧洲。因为在17世纪时，中国已经开始制作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镇桐木关的红茶，当17世纪初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它也由此进入了西方社会。明末崇祯十三年时，红茶始由荷兰转至英伦，福建红茶从此进入英国，并由英国发端，渗透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最终形成了与其发源地东方相映成趣的另一种“茶文化”。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武夷茶这一珍品随着凯瑟琳一起进入了英国皇室，而凯瑟琳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她心爱的“红色之汁”，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凯瑟琳视茶为天赐的健美饮料，并且崇茶、嗜茶，而被世人称为“饮茶皇后”，她的肖像也被英国商人用在武夷红茶的包装上。正是由于她的倡导，饮茶在英国宫廷开始盛行起来，接着就扩展到各王公贵族豪富世家。饮武夷茶成为他们养生的灵丹妙药和风雅的社交礼仪，对欧洲人的情趣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富有的家庭，纷纷效法中国茶宴形式，布置雅致，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品茗。英国人说：“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胜过印度、锡兰远甚”。
福建红茶对欧美政治有着巨大影响。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几乎被荷兰人所垄断，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了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摩擦，经过两次英荷战争后，英国政府渐渐取代荷兰垄断了茶叶贸易。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并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专营权，规定每艘船需要载满七分之一茶才准入港口。
西欧人在饮用中国武夷茶的同时，也把饮茶习惯传播到了美洲。1660年，欧洲移民将茶叶引进北美殖民地，到1767年的已达将近90万磅（合400多吨），及至1773年，英国殖民政权为了增加利税，而实行茶叶法，抽取过重的茶叶税，导致了当地人民的愤怒与反抗。就在1773年12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许多反英的波士顿茶党，化装成印第安人，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大海，船上的茶叶正是武夷茶。波士顿的斗争赢得美国各地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抗茶会，从而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并在1776年宣布美国独立。
福建红茶对欧美经济的渗透也十分显著。据有关资料记载：“1714~1721年，英国政府征收的茶叶货税和关税共1391143镑，年均173892.87镑；1748~1759年茶税总收入高达6288588镑，年均524049镑；1784~1796年度，英国政府取得的茶税也达4832180镑，年均402681.67镑。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提供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而这时英国国库取得的茶税平均每年为330万镑，那么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也不会低于此数。茶叶的税收，是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闽茶造就世界茶都
正是由于茶叶、丝绸等中国器物的贸易输入导致中西贸易逆差甚大，大量白银由西方流入中国，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西方殖民者找到了一种商品—鸦片。他们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而中国禁烟运动又给他们以借口，发起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一开始，西方各国进口的中国红茶主要产自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区，集散于距崇安县城50里的星村和崇安城外15里的赤石街。由星村到广州的福建茶叶贸易商路，全长2885里，通常需要50至60天才能到达，而稍后开辟的崇安至上海新茶路，全程1860里，也要24天到达。这对茶叶的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后果，不能适应世界茶叶市场急剧增长的需要。于是在19世纪，英商船只陆续潜入福州，开始寻求新的茶叶贸易港口。1832年时，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就派出阿美士德号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航行，最终得出结论，认为闽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红茶产地”，通过闽江运茶至福州出口要比从广州出口节省运费，因此，福州又是很理想的茶叶输出港。
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福州成为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之一，由此也成为福州港兴起的契机。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从而一跃成为国际茶叶贸易中心之一。
福州新茶路的开通，改变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使茶叶贸易成为福建地区的经济支柱，促进了福建茶叶经济的发展。由于红茶贸易的缘故，福州已经大踏步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事港之一。
闽台联手助力中华茶文化复兴
自古以来，闽台茶叶有着很深的渊源。从历史上看，台湾茶叶生产的创始者，都是从福建移居台湾的先民。台湾近两百年来所产制的乌龙茶，如文山包种、冻顶乌龙、木栅铁观音与高山茶，其品种皆源自福建。
“冻顶乌龙茶”被视为台湾乌龙茶的珍品，其来历是清咸丰年间，由台湾南投县鹿谷乡秀才林凤池从武夷山带回的36株茶苗，植于冻顶山上世代繁育，而成为今日冻顶乌龙茶的发源地。2007年，林凤池的后裔、台湾冻顶乌龙同业公会会长林献堂先生向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赠送了“茶香远播”的题词，再续冻顶乌龙的武夷茶缘。
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其实福建与台湾的名茶，都以乌龙茶为特色。福建有武夷岩茶、铁观音，台湾有冻顶乌龙、玉山乌龙等等。
近两百年来，由于闽台两地的这种文化地理与血缘关系，台湾的早期茶叶，不论品种及技术，几乎都来自福建。简单地说，台湾乌龙茶分为南北二类，北部是以武夷山岩茶技艺蜕变而成功，南部是以安溪茶技术演变而来的。由福建茶叶专家张天福等人研制的乌龙茶“做青”工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台湾部分吸收后，改良了“台式乌龙”的制作工艺。
闽台隔海相望，两地土壤、气候、制茶工艺、饮茶习惯、茶礼茶俗等都相似，闽台两地的茶产业与茶文化可说是一脉相传。近年来，武夷山茶产业在与台湾茶产业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2007年，首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上，武夷山大红袍与台湾冻顶乌龙互融制作龙凤团茶；首届武夷山国际禅茶文化节上，取自台湾南投县鹿谷乡的山泉水与汲自福建武夷山的山泉水交融一处，共同冲泡由台湾冻顶乌龙与福建武夷山大红袍拼配而成的乌龙茶，再续茶缘。闽台两地加强合作，极大地促进了闽台茶业的发展，所以自1992年台胞在闽首次投资创办茶业企业以来，迄今已在闽创办茶企百余家。台湾茶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入闽后，大大促进了福建茶业的发展。
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闽台茶文化就像一道桥，连起了一水之隔的台湾与大陆。如今，随着闽台茶文化的深入交流，两岸茶人必将同心协力，复兴中华茶文化。
自古以来，闽台先民面对着浩瀚无涯的大海，自发地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舟为车”的生存方式。千百年来闽台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他们在异地开拓市场、从事海外商贸活动，甚至迁离故土、落地他乡。持久、规模化的闽台商人的海外活动，不仅带动了中外物流的交换，更推动了世界文化体系里中华文化圈的建立。
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搭建在想象中的空中楼阁，它需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媒介。茶叶这一特殊物品，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世界上的茶树原产地却并不只有中国一个，但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了这种植物，并发展成为一种灿烂而独特的茶文化。海峡两岸人士将之先作为一种商品、进而将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现象发扬光大，并且逐步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在世界茶文化发展史上，福建和台湾的茶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映衬，相互促进，对世界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闽茶漂洋过海—东渡日本
唐时，福建已经成为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制茶业发达。唐哀帝天佑二年（公元905年）诏，福建今后停贡橄榄，“只进供蜡面茶”，正是从侧面反映了福建茶业的繁荣。
宋代福建茶以“建州茶”为代表，其以产量多、质量高、品种迭出而声名远扬，被列为贡品。武夷茶由于质优也甚受外商的欢迎，而成为外销商品。宋代时政府因武夷茶外销日多，特在泉州设置专职提举宫，以管理包括建茶在内的对外贸易事项，同时，又屡次“申严私服（武夷茶）入海之禁”。茶叶与钱币虽然严禁私贩，但由于有利可图，每年仍有大量的武夷茶从泉州港偷运出海。
随着泉州港的开发及海外贸易的空前发展，海上“丝瓷”之路开通，宋人经济中心开始南移，福建茶业愈加繁盛，从唐代就已经列为贡物的闽中茶叶至此更是驰名全国。在福建，至少有五个州产茶，书称“闽中之茶，尤天下之所嗜”—闽茶成为天下人的至爱。当时的建州北苑是名动天下的贡茶产地和御焙所在地。建茶的崛起大大刺激了福建瓷业的昌荣，所以当时在武夷山麓、闽江两岸可谓处处窑烟，清脆瓷声不绝于耳。
关于建茶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在李尾咕《宋代建安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一文中，作者认为：宋代福建的“建安”茶叶广为种植，并且斗茶盛行，建安斗茶代表着中国宋代茶文化的最高水平，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传播，对日本茶道的草创有着极大的贡献。1995年1月10日，日本东京博物馆副馆长林屋靖三参观了“北苑”遗址之后说：“这里是中国古代精制茶的始祖地。”
日本茶道发扬并深化了唐宋时“茶宴”、“斗茶”之文化涵养精神，形成了具浓郁民族特色和风格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显示了福建传统内涵的茶文化之巨大影响，至今，日本茶具仍以福建产的黑瓷茶具为佳。
闽茶，西靡欧美
我国的茶叶传播到西方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丝绸之路，经过俄罗斯，到达希腊、土耳其等国家；而另外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是从福建东南沿海出发，到达欧洲，主要是西班牙。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将武夷红茶输入欧洲。因为在17世纪时，中国已经开始制作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镇桐木关的红茶，当17世纪初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它也由此进入了西方社会。明末崇祯十三年时，红茶始由荷兰转至英伦，福建红茶从此进入英国，并由英国发端，渗透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最终形成了与其发源地东方相映成趣的另一种“茶文化”。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武夷茶这一珍品随着凯瑟琳一起进入了英国皇室，而凯瑟琳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她心爱的“红色之汁”，参加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凯瑟琳视茶为天赐的健美饮料，并且崇茶、嗜茶，而被世人称为“饮茶皇后”，她的肖像也被英国商人用在武夷红茶的包装上。正是由于她的倡导，饮茶在英国宫廷开始盛行起来，接着就扩展到各王公贵族豪富世家。饮武夷茶成为他们养生的灵丹妙药和风雅的社交礼仪，对欧洲人的情趣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富有的家庭，纷纷效法中国茶宴形式，布置雅致，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品茗。英国人说：“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胜过印度、锡兰远甚”。
福建红茶对欧美政治有着巨大影响。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几乎被荷兰人所垄断，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了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摩擦，经过两次英荷战争后，英国政府渐渐取代荷兰垄断了茶叶贸易。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并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专营权，规定每艘船需要载满七分之一茶才准入港口。
西欧人在饮用中国武夷茶的同时，也把饮茶习惯传播到了美洲。1660年，欧洲移民将茶叶引进北美殖民地，到1767年的已达将近90万磅（合400多吨），及至1773年，英国殖民政权为了增加利税，而实行茶叶法，抽取过重的茶叶税，导致了当地人民的愤怒与反抗。就在1773年12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许多反英的波士顿茶党，化装成印第安人，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大海，船上的茶叶正是武夷茶。波士顿的斗争赢得美国各地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抗茶会，从而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并在1776年宣布美国独立。
福建红茶对欧美经济的渗透也十分显著。据有关资料记载：“1714~1721年，英国政府征收的茶叶货税和关税共1391143镑，年均173892.87镑；1748~1759年茶税总收入高达6288588镑，年均524049镑；1784~1796年度，英国政府取得的茶税也达4832180镑，年均402681.67镑。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提供了‘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而这时英国国库取得的茶税平均每年为330万镑，那么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也不会低于此数。茶叶的税收，是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闽茶造就世界茶都
正是由于茶叶、丝绸等中国器物的贸易输入导致中西贸易逆差甚大，大量白银由西方流入中国，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西方殖民者找到了一种商品—鸦片。他们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而中国禁烟运动又给他们以借口，发起了鸦片战争，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一开始，西方各国进口的中国红茶主要产自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区，集散于距崇安县城50里的星村和崇安城外15里的赤石街。由星村到广州的福建茶叶贸易商路，全长2885里，通常需要50至60天才能到达，而稍后开辟的崇安至上海新茶路，全程1860里，也要24天到达。这对茶叶的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后果，不能适应世界茶叶市场急剧增长的需要。于是在19世纪，英商船只陆续潜入福州，开始寻求新的茶叶贸易港口。1832年时，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就派出阿美士德号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航行，最终得出结论，认为闽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红茶产地”，通过闽江运茶至福州出口要比从广州出口节省运费，因此，福州又是很理想的茶叶输出港。
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南京条约》的签订使福州成为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之一，由此也成为福州港兴起的契机。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从而一跃成为国际茶叶贸易中心之一。
福州新茶路的开通，改变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使茶叶贸易成为福建地区的经济支柱，促进了福建茶叶经济的发展。由于红茶贸易的缘故，福州已经大踏步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事港之一。
闽台联手助力中华茶文化复兴
自古以来，闽台茶叶有着很深的渊源。从历史上看，台湾茶叶生产的创始者，都是从福建移居台湾的先民。台湾近两百年来所产制的乌龙茶，如文山包种、冻顶乌龙、木栅铁观音与高山茶，其品种皆源自福建。
“冻顶乌龙茶”被视为台湾乌龙茶的珍品，其来历是清咸丰年间，由台湾南投县鹿谷乡秀才林凤池从武夷山带回的36株茶苗，植于冻顶山上世代繁育，而成为今日冻顶乌龙茶的发源地。2007年，林凤池的后裔、台湾冻顶乌龙同业公会会长林献堂先生向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赠送了“茶香远播”的题词，再续冻顶乌龙的武夷茶缘。
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其实福建与台湾的名茶，都以乌龙茶为特色。福建有武夷岩茶、铁观音，台湾有冻顶乌龙、玉山乌龙等等。
近两百年来，由于闽台两地的这种文化地理与血缘关系，台湾的早期茶叶，不论品种及技术，几乎都来自福建。简单地说，台湾乌龙茶分为南北二类，北部是以武夷山岩茶技艺蜕变而成功，南部是以安溪茶技术演变而来的。由福建茶叶专家张天福等人研制的乌龙茶“做青”工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台湾部分吸收后，改良了“台式乌龙”的制作工艺。
闽台隔海相望，两地土壤、气候、制茶工艺、饮茶习惯、茶礼茶俗等都相似，闽台两地的茶产业与茶文化可说是一脉相传。近年来，武夷山茶产业在与台湾茶产业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2007年，首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上，武夷山大红袍与台湾冻顶乌龙互融制作龙凤团茶；首届武夷山国际禅茶文化节上，取自台湾南投县鹿谷乡的山泉水与汲自福建武夷山的山泉水交融一处，共同冲泡由台湾冻顶乌龙与福建武夷山大红袍拼配而成的乌龙茶，再续茶缘。闽台两地加强合作，极大地促进了闽台茶业的发展，所以自1992年台胞在闽首次投资创办茶业企业以来，迄今已在闽创办茶企百余家。台湾茶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入闽后，大大促进了福建茶业的发展。
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闽台茶文化就像一道桥，连起了一水之隔的台湾与大陆。如今，随着闽台茶文化的深入交流，两岸茶人必将同心协力，复兴中华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