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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上的谋略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关键一票”的关键作用
在1932年10月举行的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而此时，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下，王稼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被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结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忙问：“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坚定地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接着，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自己的主张，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聂荣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谈话，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对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战略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伍修权同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会者的“唇枪舌剑”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则说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得直皱眉头，表情十分尴尬。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稍稍停顿一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一度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但此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大概他也意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将失势无权了，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关键一票”的关键作用
在1932年10月举行的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而此时，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下，王稼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被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结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忙问：“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坚定地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接着，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自己的主张，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聂荣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谈话，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对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战略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伍修权同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会者的“唇枪舌剑”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则说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得直皱眉头，表情十分尴尬。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稍稍停顿一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李德远远地坐在门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也一度为自己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想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但此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大概他也意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将失势无权了，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主张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
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