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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阶级社会的出现，而封建等级观念，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入人心，古代服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渗透着封建等级观念。中国古代服饰在服饰材料、服饰样式、服饰色彩、图案纹样、服饰佩饰等方面深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与封建等级观念相互交融，是加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强有力工具，同时也是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
【关键词】中国古代服饰;封建等级观念
服饰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的物质条件，又是人们在社会性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表现。它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形成之初，其实是以满足人们生理需要为目的，但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它不仅仅是物质所在，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成为阶级社会加强其统治的一种无形工具。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衣冠之国”，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中，服饰文化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和内涵。封建统治者根据统治的需要创建了服饰制度，并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带帽，以区分君臣士庶的差别，清楚地表现出人们的身份、地位，可谓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
一、封建等级观念与中国古代服饰制度融合的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氏族首领利用职权之便将交换所得的物品据为私有，私有制逐渐形成。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逐渐产生了阶级，社会等级观念也随之产生。而服饰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自出现之日起就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有着深刻的等级观念，而这种等级观念又在几千年的服饰发展演化过程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服饰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直在更新和演变，但以服饰材料、服饰样式、服饰色彩、服饰图案纹样、服饰佩饰来彰显着装者等级身份的观念，却从未改变。等级观念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相互交错，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等级观念与之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封建等级观念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反映
（一）服饰材料
我们常听说“衣锦还乡”这个成语，尤其在演绎古代生活的电视剧中比较常见，而“衣锦还乡”的“锦”指的是丝绸的一个品种。在中国古代，平民庶人的衣料只可以使用麻布等材料，所以被称为“布衣”。而上等的绫罗绸缎，只有身份级别比较高的达官贵人才可以使用，“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蚕妇》其实就是对这种等级观念差别的一种反应和体现。
从中国古代服饰的质料上来看，古代的服装材料有葛、麻、丝、棉、毛等。中国古代，服装成为统治阶级区别尊卑的工具，统治者会对各个阶层所穿服饰的衣料做出各种规定和限制，等级观念在服装材料方面有很深的体现。古代对商人服饰材料的制约，体现了对整个商人阶层的约束。
（二）服饰样式
在中国古代，服装的样式并不是以审美标准来进行区分，它更是身份地位的一种体现。服饰在追求美观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以其不同的样式划分来进行社会阶层的区分，以保障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
从服饰的样式支付上来看，主要有两种基本样式：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制，这两种样式交替使用，兼容并蓄。从官服制度的样式来看，不论社会制度发生如何变化，通过服饰来区分官阶品次的高低及身份，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从民间服饰方面来看，虽然没有官服制度严苛，但仍然也会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统治者会对普通老百姓的服饰，也做出相应的限制和规定。如明朝时期，据说朱元璋曾亲自对士人的巾帽样式进行定夺;而清朝入关以后，更是推行满人传统服饰，尽管遭到了汉人的强烈反抗，清朝统治者允许一部分人保持汉族习惯，但还是被以满族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的冠服制度所取代。
（三）服饰色彩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深层意蕴，在于服制颜色的规定。服装色彩被打上了等级意识的深深烙印。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将本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区别的颜色进行了人为的划分，以此明地位、别尊卑。例如在古代，青、红、黑、白、黄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并且将黄色定位天子所使用之色，以区別他人。一般平民的服饰，大多采用介于五种正色之间的色彩。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不使之与官服正色相同。
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色彩也标识着主人的权利与等级，因此不论官民，其着装服饰的色彩都有着规定和限制。例如《尚书大全》中有“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对十二章纹色彩的记载。又如隋唐时期的品色衣制度，即为隋唐时期明确以衣服的色彩来区别官品尊卑的一项服制。唐代的制度则更为严格，据《隋唐嘉话·卷中》记载“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唐代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将赤黄色规定为皇帝专用的色彩，臣民禁用。紫色也被规定为三品以上官员使用之色，被赋予了特殊地位。这些规定和制度一直延续到宋代。到了清朝，对颜色的划分更加精细，将黄色又细致的规范到杏黄色和金黄色，官吏和百姓如穿戴黄色的衣物那就是犯了十恶不赦的谋反大罪。除此之外，另对服饰上所绣蟒的数量也进行了官位区分。而清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纲常伦理思想发展的巅峰，更是形成“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的封建等级秩序，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可见，服色制度是古代服饰制度演变中最为突出的反应。
（四）服饰图案纹样
中国古代服饰的图案纹样渗透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人们所处阶级的不同所穿服饰上的纹样图案也不同。古代统治者对服装图案纹样进行详尽规定，让老百姓从服饰上就对统治者产生敬畏，可谓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可以说，以图案纹饰为“标识”来表示官阶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的特有形式之一。
（五）服饰佩饰
佩饰在我国古代服饰中占有者重要地位，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通过悬挂配饰的材质、多少，反应其身份和等级低位。
1.黼 黼用于冕服，始于商周服装制度形成时期，用不同色彩和不同纹饰来体现等级差别，是礼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作为一个佩饰，在不同的服装上有不同的名称。用在帝王及百官冕服中叫“芾”，用在祭服中叫做“韨”或“黻”，用在其他服饰上则叫“韠”。清代以后黼便不再使用。
2.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玉，石之美者”。中华民族爱玉的情节源远流长，玉石圆润光滑、色泽柔和、温凉适中的特有质地，给人一种温馨、宁静、和谐的感觉，常用来比喻最崇高的品德，与君子联系在一起。这种“玉道德文化”的氛围，使得它包含了更多的雕琢工艺之美和内在蕴含之美。
3.印、绶 绶是用五彩丝线织成的网状丝织物，官员在腰上悬挂绶带，用不同的色彩区分等级。由于在汉代它多与官印一同佩戴，所以又被称“印绶”或“玺绶”。汉以后，保留了绶带的佩带习惯，但它的颜色和规格会发生变化，规定佩绶用于六品以上官员;明代主要以色的多少及花纹来区别等级;清代使用的是顶带，即以顶冠顶子的质料及翎子的不同来区分官员品级的高低。
4.鱼、牌 鱼即鱼符，是一种鱼形装饰物。佩鱼源于战国时期的兵符，它的使用始于隋代开皇年间，唐代沿袭了这一制度。这一时期的佩鱼制度也比较严格，在材料、装饰灯方面都有严格的定制。到了宋代时，则之佩戴描绘有鱼形装饰的鱼袋，系挂在身后。明清时期，会将使用者的姓名、年龄、面部特征都都制于牌上。
纵观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国的服饰文化始终贯穿于阶级社会的等级观念中。古人云“黄帝有熊氏，始制服，以别贵贱之等。”借助黄帝之名把乾尊坤卑之序引入服装，把服饰穿着和治天下联系起来，衣着服饰由此被打上“分上下，定尊卑，治万民”的政治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服饰上的等级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青睐，封建等级观念不仅没有阻碍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反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服饰不断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 袁仄：《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16.
[2]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关键词】中国古代服饰;封建等级观念
服饰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的物质条件，又是人们在社会性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表现。它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形成之初，其实是以满足人们生理需要为目的，但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它不仅仅是物质所在，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成为阶级社会加强其统治的一种无形工具。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衣冠之国”，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中，服饰文化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和内涵。封建统治者根据统治的需要创建了服饰制度，并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带帽，以区分君臣士庶的差别，清楚地表现出人们的身份、地位，可谓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
一、封建等级观念与中国古代服饰制度融合的过程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氏族首领利用职权之便将交换所得的物品据为私有，私有制逐渐形成。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逐渐产生了阶级，社会等级观念也随之产生。而服饰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自出现之日起就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有着深刻的等级观念，而这种等级观念又在几千年的服饰发展演化过程中加以强化和完善。
服饰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直在更新和演变，但以服饰材料、服饰样式、服饰色彩、服饰图案纹样、服饰佩饰来彰显着装者等级身份的观念，却从未改变。等级观念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相互交错，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等级观念与之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封建等级观念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的反映
（一）服饰材料
我们常听说“衣锦还乡”这个成语，尤其在演绎古代生活的电视剧中比较常见，而“衣锦还乡”的“锦”指的是丝绸的一个品种。在中国古代，平民庶人的衣料只可以使用麻布等材料，所以被称为“布衣”。而上等的绫罗绸缎，只有身份级别比较高的达官贵人才可以使用，“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蚕妇》其实就是对这种等级观念差别的一种反应和体现。
从中国古代服饰的质料上来看，古代的服装材料有葛、麻、丝、棉、毛等。中国古代，服装成为统治阶级区别尊卑的工具，统治者会对各个阶层所穿服饰的衣料做出各种规定和限制，等级观念在服装材料方面有很深的体现。古代对商人服饰材料的制约，体现了对整个商人阶层的约束。
（二）服饰样式
在中国古代，服装的样式并不是以审美标准来进行区分，它更是身份地位的一种体现。服饰在追求美观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以其不同的样式划分来进行社会阶层的区分，以保障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
从服饰的样式支付上来看，主要有两种基本样式：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制，这两种样式交替使用，兼容并蓄。从官服制度的样式来看，不论社会制度发生如何变化，通过服饰来区分官阶品次的高低及身份，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从民间服饰方面来看，虽然没有官服制度严苛，但仍然也会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统治者会对普通老百姓的服饰，也做出相应的限制和规定。如明朝时期，据说朱元璋曾亲自对士人的巾帽样式进行定夺;而清朝入关以后，更是推行满人传统服饰，尽管遭到了汉人的强烈反抗，清朝统治者允许一部分人保持汉族习惯，但还是被以满族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的冠服制度所取代。
（三）服饰色彩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深层意蕴，在于服制颜色的规定。服装色彩被打上了等级意识的深深烙印。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将本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区别的颜色进行了人为的划分，以此明地位、别尊卑。例如在古代，青、红、黑、白、黄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并且将黄色定位天子所使用之色，以区別他人。一般平民的服饰，大多采用介于五种正色之间的色彩。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不使之与官服正色相同。
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色彩也标识着主人的权利与等级，因此不论官民，其着装服饰的色彩都有着规定和限制。例如《尚书大全》中有“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对十二章纹色彩的记载。又如隋唐时期的品色衣制度，即为隋唐时期明确以衣服的色彩来区别官品尊卑的一项服制。唐代的制度则更为严格，据《隋唐嘉话·卷中》记载“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唐代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将赤黄色规定为皇帝专用的色彩，臣民禁用。紫色也被规定为三品以上官员使用之色，被赋予了特殊地位。这些规定和制度一直延续到宋代。到了清朝，对颜色的划分更加精细，将黄色又细致的规范到杏黄色和金黄色，官吏和百姓如穿戴黄色的衣物那就是犯了十恶不赦的谋反大罪。除此之外，另对服饰上所绣蟒的数量也进行了官位区分。而清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纲常伦理思想发展的巅峰，更是形成“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的封建等级秩序，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可见，服色制度是古代服饰制度演变中最为突出的反应。
（四）服饰图案纹样
中国古代服饰的图案纹样渗透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人们所处阶级的不同所穿服饰上的纹样图案也不同。古代统治者对服装图案纹样进行详尽规定，让老百姓从服饰上就对统治者产生敬畏，可谓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可以说，以图案纹饰为“标识”来表示官阶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的特有形式之一。
（五）服饰佩饰
佩饰在我国古代服饰中占有者重要地位，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人通过悬挂配饰的材质、多少，反应其身份和等级低位。
1.黼 黼用于冕服，始于商周服装制度形成时期，用不同色彩和不同纹饰来体现等级差别，是礼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作为一个佩饰，在不同的服装上有不同的名称。用在帝王及百官冕服中叫“芾”，用在祭服中叫做“韨”或“黻”，用在其他服饰上则叫“韠”。清代以后黼便不再使用。
2.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玉，石之美者”。中华民族爱玉的情节源远流长，玉石圆润光滑、色泽柔和、温凉适中的特有质地，给人一种温馨、宁静、和谐的感觉，常用来比喻最崇高的品德，与君子联系在一起。这种“玉道德文化”的氛围，使得它包含了更多的雕琢工艺之美和内在蕴含之美。
3.印、绶 绶是用五彩丝线织成的网状丝织物，官员在腰上悬挂绶带，用不同的色彩区分等级。由于在汉代它多与官印一同佩戴，所以又被称“印绶”或“玺绶”。汉以后，保留了绶带的佩带习惯，但它的颜色和规格会发生变化，规定佩绶用于六品以上官员;明代主要以色的多少及花纹来区别等级;清代使用的是顶带，即以顶冠顶子的质料及翎子的不同来区分官员品级的高低。
4.鱼、牌 鱼即鱼符，是一种鱼形装饰物。佩鱼源于战国时期的兵符，它的使用始于隋代开皇年间，唐代沿袭了这一制度。这一时期的佩鱼制度也比较严格，在材料、装饰灯方面都有严格的定制。到了宋代时，则之佩戴描绘有鱼形装饰的鱼袋，系挂在身后。明清时期，会将使用者的姓名、年龄、面部特征都都制于牌上。
纵观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国的服饰文化始终贯穿于阶级社会的等级观念中。古人云“黄帝有熊氏，始制服，以别贵贱之等。”借助黄帝之名把乾尊坤卑之序引入服装，把服饰穿着和治天下联系起来，衣着服饰由此被打上“分上下，定尊卑，治万民”的政治烙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服饰上的等级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青睐，封建等级观念不仅没有阻碍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反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服饰不断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 袁仄：《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16.
[2]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