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好、就業旺，經濟下行、就業困難，這是經濟發展與就業的普遍規律。然而，2012年的大陸就業形勢卻仿佛走出了一條與以往不同的曲線——與外界普遍預測的2012年將會出現較大面積裁員和失業相反，很多企業感覺招工比往年還困難。2004年開始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用工荒，不僅在經濟下行的2012年存在於東部，同時，它也已傳導至中部。
　　2013年伊始，經濟低迷而導致的企業收縮仍未有根本性好轉，卻出現了更大面積的用工荒，大陸的勞動力市場怎麼了？至少，這意味著，傳統的勞動力供需關係已無法進一步解釋時下的「用工荒」難題，在此背後的真相又何在？
　　東部沿海地區招工難
　　「3000個工作崗位只有800人應聘？企業排隊招聘仍然難招到人才？」剛剛過完農曆春節，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智通人才連鎖在莞城總部的一場招聘會迎來2013年首度「滿座」，976家企業擠滿了所有攤位。
　　「看到滿座，只好臨時『加塞』。」智通人才負責人說，當天提供的崗位總量接近一萬，相比四月招聘企業和崗位數量均增加了三成。
　　而在佛山，南海獅山工業園的一家衛浴企業招聘負責人梁先生計畫到南海勞動就業服務中心設攤招人，然而由於申請設攤的企業太多，他的企業被安排到幾天後才有位置。
　　情況不僅僅只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諸多企業也深受招工難的困擾。
　　「招工人越來越難了，我們6月漲薪27%，但還是留不住人。」昆山一家大型台資電子企業負責人抱怨道，「除了漲薪，我們還採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但還是留不住，90後的小孩子們都不願意吃苦，外面的工作機會又太多，所以我們的離職率一直在10%以上，有時達到20%。我們在重慶的工廠，此前都是靠政府一批批送學生來暫時補充一些人手。人力還是供不應求啊。」
　　紡織行業巨頭吳江盛虹集團一位管理層人士也表示，感覺目前招工比較難，工人流動性太大，很容易辭職，這樣一來熟練工也比較少。
　　「用工荒」蔓延至中西部
　　中西部省份人手也一樣緊張。2012年，曾經僅在沿海發達地區才有的「用工荒」現象，在中西部地區開始蔓延，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用工上紛紛叫「渴」。
　　「不愁市場，就愁招不到工人。」劉先生是四川成都一家制鞋廠的老闆，為兩個西班牙品牌做代工，也生產自己品牌的女鞋。「今年新招了200多人，原計畫再招100個，招不上來。」這裡號稱中國「女鞋之都」，近3年承接大量沿海轉移專案，年產鞋超1億雙。
　　在湖北省，調查發現，全省2012年上半年的就業形勢總體趨穩：新增就業40.3萬人，比上年同期增長14.0%。但該省部分地級市隨著招商引資力度的不斷加大，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用工荒」現象也隨之而來並日趨嚴峻。
　　湖北黃岡市勞動就業管理局最新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以來，該局在該市各工業園區用工需求量較大的紡織服裝、餐飲服務、機械製造、建材、電子資訊、糧油加工、生物醫藥、金屬加工、能源石化及汽車配件等十大行業中，平均缺工率達21%，其程度較2011年略有上升。調查的335家企業，生產經營需要總人數為11.6萬人，目前現有員工總人數為9.2萬人，缺工人數為2.4萬人，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其中，尤其以青壯年勞動力缺口為較大，由於大部分企業招聘年齡一般在18～40歲之間，而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要麼超齡要麼缺乏技能，不能適應企業生產經營需要。
　　湖北當陽也在為「用工荒」發愁。當陽市237家規模企業中，共有93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工現象，目前空崗4930個，主要以普通技工為主，集中在陶瓷、服裝、紡織、化工等勞動密集型企業。
　　宿遷市副市長、蘇州宿遷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顧玉坤觀察到，勞動力相對於資本，已經占據了博弈中的主導優勢。
　　「以前是勞動力跟著資本走，當時資本聚集在東南沿海，所以有『孔雀東南飛』，勞動力大量遷徙；現在，則是資本追逐勞動力密集地區落戶。例如，台灣可成電子在蘇州的廠區，工人流動率高達30%，人力資源成本巨大，在宿遷設立新工廠後，宿遷人當地就業，流動率降低到6%左右，流動率降低，熟練工隨之增加，良品率也提升了。」顧玉坤說。而因此，現在很多大型企業在諮詢招商引資環境時，都會要求當地政府協助解決招工難題。
　　人口紅利減少背後
　　2006年公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指出，大陸15～64歲總勞動力要在2016年才達到高峰。但是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大陸總勞動力在2012年達到頂峰後將開始負增長。很多學者認為，從中長期來看，大陸勞動力總供給可能正在迎來拐點，人口紅利正在消失。
　　「根據人口預測，我認為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捩點。其實，根據最新的人口數據，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個轉捩點目前已經到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
　　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基於聯合國人口署的數據預計，大陸全部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2015年左右見頂。這也是說，雖然業內在衡量人口紅利的具體時間窗口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對於目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持相同態度。
　　然而，來自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孟昕最新的調查卻顯示，事實並非這麼簡單。孟昕曾對大陸九省15座城市5000戶向城市遷移的農村家庭進行了調查，發現，儘管2008～2012年期間，工薪階層每年的月工資和小時工資增幅分別為12%和14%，但2011～2012年期間，實際小時工資增幅只有3.7%。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經驗和更高技能水準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資在2012年只增長了1.7%。
　　孟昕表示，這可能顯示，許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來干預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近年來，更加發達地區的城市一直在談論提升當地經濟在產業鏈上位置的重要性，並試圖縮小當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規模。 　　「當經濟狀況良好時，政府干預可能會更加有效。當經濟狀況不好時，市場力量將起主導作用，地方政府認真執行勞動法的可能性會降低。這或許是2012年工資增幅出現下降的原因。」孟昕說。
　　孟昕的調查還顯示，2010年只有約25%的農村戶口勞動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們在城市居留的時間也相對比較短，約為7～9年。當農民工想要結婚生子時，當他們失業、生病時，或者當他們需要照顧上學的孩子或父母時，他們除了返回家鄉別無選擇。
　　經濟結構扭曲
　　8年前的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市場，如果有人問起為什麼會出現用工荒，一般性的解釋將會是，市場上的工人數量已滿足不了處於經濟上行週期工廠擴張的需要，那麼，如果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2012年下半年呢？
　　「沿海地區的用工緊張，主要是由於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吸納了很多勞動力在本地就業。此外，近郊一些農民由於城市化、拆遷補償獲益而退出勞動市場，也降低了勞動力的供應量。」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李曉春表示。
　　勞動經濟學教授陸銘則認為，「用工荒」只是一種表像，因為數億人口還在農村沒有變成產業工人，其背後根本問題是大陸經濟的結構性扭曲。
　　陸銘認為，民工荒是農民工工資上漲的要求跟企業支付能力的不匹配而產生的。工資上漲沒有生活成本上漲快，導致勞動者實際所得並未快速增長，勞動供應下降，出現用工荒。這種不匹配終極根源在於行政之手的干預。
　　一方面，在房價的帶動下，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勞動者自身素質提高卻不明顯，相應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卻停滯不前。前者要求更高的工資才能維持生活，後者卻使得企業無法支付更高的工資。
　　在市場經濟中，通常工資的上漲是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自然結果，但在大陸，卻是勞動者的實際生產率基本不變、工資被生活成本推動上漲。
　　從企業方面看，勞動者自身素質提高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卻是緩慢、停滯的。當經濟危機到來，外需下滑，企業立即陷入困境，支付工人工資的能力下降，但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並沒有下降，因此企業的支付能力與農民工的最低要求之間出現了斷檔，於是企業招不到人——「用工荒」出現了。再加上農民收入的連續提高和惠農政策頻出，很多農民工便選擇呆在了家鄉。
　　而進一步推究其根源：為什麼農民工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漲？為什麼企業沒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資？在陸銘看來，這都是行政干預要素分配所導致的扭曲，土地、資金這兩大經濟核心要素，都因為行政干預出現了扭曲。
　　土地方面，2004年開始，建設用地指標管控更加嚴格，新增指標傾向於內地省份。沿海各省土地供應緊張，進而導致地價快速上升，地價的上漲帶動房價的上漲。同時，利率的低估也會鼓勵住房貸款，加劇房價的上漲。住房支出是最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價上漲、房租上漲，從而剛性抬高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勢必帶動工資上漲。
　　資金方面，由於對利率的人為壓低、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各種補貼和鼓勵，使得企業在工人和機器之間做選擇的時候，更願意多買機器。這種資本密集化的結果，看上去勞動生產率在提升，但其實工人自身的素質並沒有多大變化。在經濟上則體現為產品升級換代緩慢、低創新、產能過剩。
　　陸銘說，統計數據顯示近些年大陸的勞動生產率在提升，但這是緣於投資強度增大，不是勞動者素質提升。大陸經濟近些年來的數量型擴張，並不能形成真正的競爭力。
　　為此陸銘建議，應打破戶籍制度藩籬、加大公共財政對教育和培訓的支出、縮減城鄉教育差距，提升勞動力的素質，這也是經濟升級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