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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的预亏和巨额计提，总是发生在企业经营权杖交接之后不久
“预亏”和“计提”，是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上常用的财务概念，充斥于公告与分析文章之中。“预亏”、“计提”，还有“扭亏为盈”，是业绩欠佳的上市公司理想中的财务三部曲。而长虹在此中透露出的改制意愿，也只是赵勇一石三鸟目标中的一鸟而已。
长虹是中国开放性、竞争性行业中典型的国企，它的人事任免都是地方政府直接操刀。有人以TCL改制成功，而长虹改制失败的事实来证明四川、绵阳两级地方政府不够开明，区域商业文明不够发达，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长虹改制难，在于它在省市两级GDP和财政当中的权重太大了。前者关乎为官一任者的政绩，而后者则直接就是钱袋子的问题。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经营规模比长虹大的企业有，但以企业在省市两级GDP和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而言，能跟长虹比肩的则无。这个原因，既决定了长虹的改制难度，也决定了一旦长虹有业绩问题，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会采用人事任免的方式，直接介入企业。倪润峰、赵勇的交接过程波澜起伏，原因在此。
如果倪润峰还在位，APEX的应收账款问题、长虹在南方证券的委托国债投资问题，会作为“发展中的问题”，在财务处理时逐渐化解。问题是，一直恋栈的倪润峰“退休”了。这些前任的经营问题，要经过一段时间，在后任手里逐渐挥发出来。
一波三折的倪、赵权杖交接过程，决定了前后任之间的经营责任必须做一个了断。后任没理由、也没义务为前任承担经营责任。
所以，长虹在2004年底，就对APEX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在南方证券的委托投资，分别计提3.1亿美元和1.828亿人民币的坏账准备金。2005年3月18日，长虹又对存货计提减值准备金11亿。累计提取准备金37亿元人民币。
按一般常例，应收款未必颗粒无收，存货未必不能削价处理，部分实现价值。长虹新任班子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利用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则和公告制度，把前后任的经营责任划分得一清二楚。
这是长虹预亏、计提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比较纯粹的财务技术问题。大尺度预亏和计提，可以提前化解经营风险。而计提的巨额准备金，也为后期的扭亏为盈做好了财务铺垫。
当年，顾雏军刚收购科龙时，即公告预亏11亿，计提7亿坏账、减值准备金。当媒体对顾雏军一年扭亏为盈质疑时，我就坚信科龙一定能扭亏为盈。敢于不加粉饰，一次亏个够的新任企业领导人，一定有扭亏为盈的方略。
这个问题，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股民，可以发挥逆向思维能力，透过巨额亏损，看到扭亏为盈前景。
至于改制问题，于长虹而言，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高难度问题。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长虹在省市两级GDP、财政收入中的权重太大了。别的不说，万一长虹有个风吹草动，光是数万长虹员工的下岗与再就业问题，就够绵阳市长失眠的了。
当年倪润峰从“退居二线”状况到复出，痛定思痛抓改制，到人民大会堂放言“民营化”，我就知道事情要糟。虽说开放性、竞争性行业的“国退民进”是大势所趋，但长虹对省市两级政府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民生、形象问题，对绵阳市政府来说更是如此。倪润峰的“民营化”，直接是把自己放到了跟市政府对立的位置上去烧烤了。
什么叫“民营化”，实质就是私有化。长虹总资产百多亿，靠MBO，是无法从政府国资部门接下较大比例的股权的，要如TCL般在资产增量上做文章，也有个区域气候与事先铺垫问题，是一场水滴石穿的持久战，哪能是一蹴而就的速战速决？
当时，我应媒体之约评点倪润峰的“民营化”，就曾经指出，倪润峰的正确提法应该叫“股权多元化”，目的是明晰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提法，地方政府相对来说容易接受。在这个旗帜下：引进战略投资者，让政府现金入袋，出让股权；与上下游企业（上游如彩管、压缩机企业，下游如家电经销商）换股、交叉持股，结成战略联盟；子公司层面搞MBO；新设公司搞员工持股。经过三五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国有股权逐步稀释，最后瓜熟蒂落，完成集团层面上的改制。
所谓“时不我待”，也许正是年龄因素推动着倪润峰不遗余力推进疾风骤雨式的“民营化”方案。而今，随着倪润峰的退休，“民营化”也成明日黄花，随风而逝。
但是，改制问题对长虹新任掌门人赵勇来说，仍然是一道必须迈过的门槛。所幸的是，技术出身的赵勇在绵阳市副市长位置上呆过3年后，多了一份沉稳与圆熟。他的自下而上的改制方略，在我看来是可行的。
“预亏”、“计提”是上市公司常用的财务工具。但是，大尺度的预亏和巨额计提，总是发生在企业经营权杖交接之后不久。这折射出什么深层次问题呢？
“预亏”和“计提”，是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上常用的财务概念，充斥于公告与分析文章之中。“预亏”、“计提”，还有“扭亏为盈”，是业绩欠佳的上市公司理想中的财务三部曲。而长虹在此中透露出的改制意愿，也只是赵勇一石三鸟目标中的一鸟而已。
长虹是中国开放性、竞争性行业中典型的国企，它的人事任免都是地方政府直接操刀。有人以TCL改制成功，而长虹改制失败的事实来证明四川、绵阳两级地方政府不够开明，区域商业文明不够发达，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长虹改制难，在于它在省市两级GDP和财政当中的权重太大了。前者关乎为官一任者的政绩，而后者则直接就是钱袋子的问题。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经营规模比长虹大的企业有，但以企业在省市两级GDP和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而言，能跟长虹比肩的则无。这个原因，既决定了长虹的改制难度，也决定了一旦长虹有业绩问题，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会采用人事任免的方式，直接介入企业。倪润峰、赵勇的交接过程波澜起伏，原因在此。
如果倪润峰还在位，APEX的应收账款问题、长虹在南方证券的委托国债投资问题，会作为“发展中的问题”，在财务处理时逐渐化解。问题是，一直恋栈的倪润峰“退休”了。这些前任的经营问题，要经过一段时间，在后任手里逐渐挥发出来。
一波三折的倪、赵权杖交接过程，决定了前后任之间的经营责任必须做一个了断。后任没理由、也没义务为前任承担经营责任。
所以，长虹在2004年底，就对APEX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在南方证券的委托投资，分别计提3.1亿美元和1.828亿人民币的坏账准备金。2005年3月18日，长虹又对存货计提减值准备金11亿。累计提取准备金37亿元人民币。
按一般常例，应收款未必颗粒无收，存货未必不能削价处理，部分实现价值。长虹新任班子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利用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则和公告制度，把前后任的经营责任划分得一清二楚。
这是长虹预亏、计提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比较纯粹的财务技术问题。大尺度预亏和计提，可以提前化解经营风险。而计提的巨额准备金，也为后期的扭亏为盈做好了财务铺垫。
当年，顾雏军刚收购科龙时，即公告预亏11亿，计提7亿坏账、减值准备金。当媒体对顾雏军一年扭亏为盈质疑时，我就坚信科龙一定能扭亏为盈。敢于不加粉饰，一次亏个够的新任企业领导人，一定有扭亏为盈的方略。
这个问题，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股民，可以发挥逆向思维能力，透过巨额亏损，看到扭亏为盈前景。
至于改制问题，于长虹而言，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高难度问题。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长虹在省市两级GDP、财政收入中的权重太大了。别的不说，万一长虹有个风吹草动，光是数万长虹员工的下岗与再就业问题，就够绵阳市长失眠的了。
当年倪润峰从“退居二线”状况到复出，痛定思痛抓改制，到人民大会堂放言“民营化”，我就知道事情要糟。虽说开放性、竞争性行业的“国退民进”是大势所趋，但长虹对省市两级政府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民生、形象问题，对绵阳市政府来说更是如此。倪润峰的“民营化”，直接是把自己放到了跟市政府对立的位置上去烧烤了。
什么叫“民营化”，实质就是私有化。长虹总资产百多亿，靠MBO，是无法从政府国资部门接下较大比例的股权的，要如TCL般在资产增量上做文章，也有个区域气候与事先铺垫问题，是一场水滴石穿的持久战，哪能是一蹴而就的速战速决？
当时，我应媒体之约评点倪润峰的“民营化”，就曾经指出，倪润峰的正确提法应该叫“股权多元化”，目的是明晰产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提法，地方政府相对来说容易接受。在这个旗帜下：引进战略投资者，让政府现金入袋，出让股权；与上下游企业（上游如彩管、压缩机企业，下游如家电经销商）换股、交叉持股，结成战略联盟；子公司层面搞MBO；新设公司搞员工持股。经过三五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国有股权逐步稀释，最后瓜熟蒂落，完成集团层面上的改制。
所谓“时不我待”，也许正是年龄因素推动着倪润峰不遗余力推进疾风骤雨式的“民营化”方案。而今，随着倪润峰的退休，“民营化”也成明日黄花，随风而逝。
但是，改制问题对长虹新任掌门人赵勇来说，仍然是一道必须迈过的门槛。所幸的是，技术出身的赵勇在绵阳市副市长位置上呆过3年后，多了一份沉稳与圆熟。他的自下而上的改制方略，在我看来是可行的。
“预亏”、“计提”是上市公司常用的财务工具。但是，大尺度的预亏和巨额计提，总是发生在企业经营权杖交接之后不久。这折射出什么深层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