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文人》是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之一种，它选辑了六十五位现代作家自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三十年间所发表的百余篇旧文，留驻得五十三位同代作家的风仪音徽，济楚一堂。选辑的年代界线，让读者从中体尝到一种特具的历史情韵。在这个起点之前，没有这样的“笔”；在这个终点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的大变革，很多文笔下也不再流泻那般的音色了。因之，这本书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历史的；不仅供你吟味，而且令你沉思。
　　也许写周作人的那一组四篇文章最能见出这一特色来，颇适于引做例证。四篇文章包括冯文炳的《知堂先生》(一九三四)，温源宁的《周作人这个人》，郭沫若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九三七)，郑振铎的《惜周作人》(一九四六)。惟温作未注明写作年月。但温源宁用英文所写的一连串文人剪影，首先都发表于《中国评论周报》，后经林语堂等译出转载于《人间世》诸刊，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二十今人志》中，即收有他的《吴宓》、《胡适之》、《徐志摩》三文。所以推想起来，此篇写作年代大约与冯作较为接近。
　　郑振铎《惜》的第一句话是：“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文中又说：“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最后还写道：“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但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是：“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郭沫若《怀》的开头写道：“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落后竟然用了这样的重笔：“‘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象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怀》中评价周作人说：“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郑、郭两位，都兼是文人和学者，他们为文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的见解虽未必就能一言为定，但两文的情意真挚，则灼然可见。至于冯文炳的状摹，如果用北京出名的面人、风筝那等工艺品作比，简直堪称为一件“绝活”，情辞俱美。其中如云：“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象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象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仰止推重，可谓极至。
　　温源宁说周氏“爱写小品，他的小品文不是哗啦哗啦的体，而是闲活动人的伊利亚体(即查尔斯·兰姆笔调)。周先生的文章直象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人生的琐事在周先生的笔下便成为有趣可爱的谈话了，这是一种世上稀有的本领。他能于不重要的题材之中写出重要的事物来。”又说：“小品文作家的周先生从前竟是海军学校的学生呢！可是没有什么奇怪。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乘风破浪地在海洋上驶行着，世上还有什么姿势比这还优美呢？周先生恰似一艘全身钢甲的兵舰——他有铁一般的优美！”这个钢甲铁舰的比喻，颇出意表，我不大能够理会，但此亦是竭诚致其叹美倾倒之意，自无可疑。
　　这四篇文章似乎有点“一边倒”，但四位作者显无偏党。这些文章之所以动人只缘于各有自己的主见深心，敢于直抒胸臆。而在我前面说到的越过此书选文的下限之后，百家不出两家，人们懔懔然于不革即反，遂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定于一尊，周作人与张资平同流，归于汉奸文学，言随人废。于是振铎先生自编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间散文为《蛰居散记》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时，即不收《惜》文，而从《冯文炳选集》中，人们也我不到《知堂先生》了。“年青一代的人”岂止“不见得尽能了解”，识其姓名者盖亦多乎不多矣。如今本书乃一一予以辑录，恰如本丛书的命名，香木自焚的凤凰再生来仪。不管在你是旧友重逢，在他是奇文乍睹，自将一齐喜幸那碧空蓝天的朝来新爽，也当感谢编选者爬梳搜讨的三年辛勤。
　　我曾按本书篇目细加点数，实较《编后记》所说多出一篇，疑是误收了张中行所作的《胡博士》，此文见于《负暄琐话》，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所出书，应移入本书的《续编》。编选者预告《续编》已着手经始，将选辑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年间的包容海外的文章，自是一个好音。
　　
　　(《文人笔下的文人》，秦人路、孙玉蓉编，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3.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