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4日，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KazISS）的邀请，我参加了其主办的“欧亚交通走廊：合作新路径”国际会议，与来自中亚各国的学者共同探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交通走廊建设问题。随后，3月底赴新德里参加了印度辨喜国际基金会（VIF）和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USI）联合举办的“丝路连接”国际研讨会，讨论中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两次国际研讨会都聚焦“一带一路”，加上3月下旬尼泊尔新总理夏尔马·奥利访华期间亲自出席“尼泊尔与‘一带一路’”研讨会并致辞，说明“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在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首先来自于其国内定位，被国际社会广泛理解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统筹内外发展大局提出的宏图大略。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央专门设立了高规格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部门在2015年3月底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这份文件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和内涵，明确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方向和任务，成为国内各界和外部世界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没有争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由于其“超规格”的战略定位，以及国内诸多溢美之辞，使得很多人士担忧“一带一路”会发展成为政治形象工程，可能“烂尾”。这种批评之声提醒“一带一路”建设还是要实事求是，切勿过度拔高、政治热情泛滥。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指导中国企业在新形势下更好“走出去”，企业应该充当“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要按市场规则运作，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政治支持。
　　在国际层面，“一带一路”已获70多个国家的支持，其中30多个国家通过双边协议为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背书。那些缺少出海口的内陆国尤其热情，大力支持亚欧互联互通，希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得先机。但也并非没有疑虑。一些国家产生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隐藏”“马歇尔计划”式 “战略企图”的猜忌。事实上，当中国尚未采取实质性的举动时，这种担忧就已产生。
　　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做了一番外交工作后才明确接受“一带一路”的。印度方面，莫迪政府2014年5月上台后对“一带一路”有所保留，还提出了印度自己的“季风工程”。印度虽不反对“一带一路”，但对“一带一路”可能给印度周边外交环境带来复杂影响保持着警惕，担心“一带一路”削弱印度在亚欧大陆南缘地带的影响力。日本则明显采取了竞争甚至抵制措施，比如将该国官方开发援助（ODA）更加明确地应用于政治目的，安倍晋三首相2015年5月宣布五年投资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日本不论是在高铁工程还是在海外港口建设上，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项目构成竞争。美国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鼓励日本和印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欧盟对“一带一路”可谓喜忧参半，认识到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态势、新举措，对它们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大国对“一带一路”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亲疏远近，也可以算是大国关系格局的某种现实写照。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国际政治较量。中亚、中东等地区的大国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更多重视，希望在地区互联互通中扮演“首要”角色，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竞争。来自伊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的学者都认为本国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应该在“一带一路”的道路联通中被赋予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六条“经济走廊”之间也存在竞争，一些国家担心自己所属的那条“走廊”被冷落，都希望中国能将它们所在的“经济走廊”列为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开始怀疑中国是否还有能力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因为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时，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预期是在7.5%左右，目前却下降到6.5-7.0%，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已经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撑需要更加到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开业运营，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也已正式启动，更多民间资本的运筹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推进，相信它们的运作有利于保持和增强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