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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武汉市东南郊约20公里有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龙泉山，龙泉山除了优美的湖光山色外，沿其南北两列山(主要是天马峰和玉屏峰)下，还环列着九座明代楚王茔园!
原来，楚藩封国始于1370年，灭于1643年，历时274年。这在时间上与明王朝的兴衰(1368—1644年)是相一致的。楚系藩王共历八代九传：第一代楚王朱桢，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子，是首批受封的亲王之一，死后谥号为“昭”，是为楚昭王自楚昭王之后，历传庄、宪、康、靖、端、愍、恭、贞八王。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桢就藩武昌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武昌，俘楚贞王华奎并将其沉江处死止，楚系藩王盘踞武昌长达263年，是明代渚藩中颇具影响的一系，与秦、蜀、周并称为明代四大名藩。除末代楚贞王华奎是否系衣冠入葬其茔园需要考证外，其余的八位楚王及其王妃、夫人，包括楚贞王的继妃等均葬入在龙泉山内各自的茔园中。
楚昭王墓的发掘
(
)昭园
昭园是楚昭王的茔园，是龙泉山九座明楚王茔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坐落在天马峰下，坐北朝南，系依山就势修筑而成。昭园在历史上曾遭受多次破坏，其中较大的便有四次(张献忠军、曰寇、“大跃进”、“文革”)。
(二)昭王墓的发掘
为了配合龙泉山的旅游开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0年12月5日至1991年1月10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武汉市博物馆和武昌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参加，共同对楚昭干墓进行了发掘。发掘表明，昭园虽屡遭破坏，而昭干墓却奇迹般地未曾被盗，保存完整。
随葬器物共三百一十八件，分布存主室及东、西、北龛内。主室前(南)置石供桌，后(北)设石棺床，桌前竖立一方石质《大明楚王圹志》，圹志前及供桌后(即供桌与棺床之间)各立一方石座砖碑灵牌，东、西、北龛的龛门坎正中也各立一方石座砖碑灵牌。供桌面上安放“五供”铜香炉1、烛台2、香瓶2，还有一宝(盒)、一册(匣)、一香龠。石棺床上安放椁棺，棺内敛尸及随葬金腰带、铜半镜、串饰等。由于棺椁已腐朽垮塌，原置椁顶上的木旌顶滑落至东龛门坎上。置于东、西、北三龛内的随葬品均为冥器，其中东、西龛主要放木质小箱小匣，已朽，只剩下其箱其匣的附件(锁、钉、活页等)及少量冥器(铜、铁炉等)，北龛主要放置铜、铁、铅、锡质各类冥器。概括起来，主室的供桌放祭品，棺床放佩饰，三龛放冥器。
墓内出土的《大明楚于圹志》载，墓主朱桢，是太祖朱元璋第六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洪武三年(1370年)，年方七岁的朱桢就被册封为楚王，十八岁时(洪武十四年)就藩，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日“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一……赐谥日昭……以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葬于国之东南灵泉山之原”。
楚昭王墓的特异之处
楚昭王墓的下葬年代明确(永乐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是明代前期的亲]二墓。目前已发表的同期亲王(或同级别)墓主要有鲁荒王朱檀(洪武二十二年葬)、蜀世子朱悦蠊(永乐八年葬)、辽简王朱植(洪熙元年葬)、梁庄王朱瞻增(正统六年葬)、宁献王朱权(正统十四年葬)等，将楚昭干墓与之相比较，其自身的特点颇为显著，其中有的已为研究者所关注。该墓的特点主要有，
(一)茔园规模最大，而墓室规模则最小
上述诸亲王墓仍保存有茔园的只有鲁荒王和梁庄王，鲁荒王茔园为南北206米×80米，而梁庄于茔园只存其北半部，东西宽250米。相比之下，楚昭王茔园要大得多，为南北355米×335米，高3.3米。可是，其墓室全长只有13.84米，比上述诸墓的都小，甚至还不足蜀世子朱悦臁墓室(通长33米)、宁献王朱权墓室(通长31.7米)的一半!仅以墓室规模而论，楚昭王墓只相当于同期的郡王一级，如葬于宣德三年的晋悼平王朱济煸墓(墓室全长13.1米)。楚昭王墓还是明前期噼一的单室亲王墓，这点连郡王朱济煸墓(二室)都不如。过去的研究认为，亲王墓的规模在明初期(洪武年间)较小，前期(永乐至成化)较太，到了明代后期(弘治以后)又变小，明代楚藩王趣闻
今天，当我们翻开《灵泉志》、《国榷》、《朱氏宗谱》等书发现龙泉山与楚藩由盛而衰的过程中，有许多正史所不我的奇闻佚事和民司传说，也由此可见朱明干朝风采一斑，现摘其要者略述之。
与楚有缘
据《明史》载，“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洪式三年封楚王。十四年就藩武昌。”朱桢生于元罕正二十四年(1364年)，此时朱元璋正率军至武昌亲征陈友谅之子陈理，陈理兵败请降，进行受降之叫，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说后宫生下一子，踌躇满志的朱元璋听后便许卜将此子封为楚王的诺言。朱桢的生母胡氏，因母以子贵被册封为充妃。
明代礼制规定“凡亲王、王世子俱授金册金宝”，所甚至只及前期的一半或相当于前期的郡王墓。显而易见，楚昭干墓恰是这种看法的一个反证。
此外，昭园“回”字形的茔园布局虽与梁庄王的相同，但后者的地宫是设在内茔园(并非宝城)里，昭王地宫则在其内茔园外。
(二)墓葬偏离茔园中轴线
昭园中轴方向为147度，而昭王墓的中轴方向是137度，二者相差10度。这种“园墓相偏”现象，与前述的“园大墓小”，都是比较罕见的。
(三)随葬器物明(冥)器化
朱元璋临终前曾要求，其身后的“丧祭仪物，毋用金玉”(《明史——太祖三》)，因此，明代前期亲王墓的随葬品一般较省俭。而楚昭王墓的随葬器物明器化，唯明湘献王朱柏墓与之相类似。但朱柏(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是惧怕建文帝报复而自杀身亡的(《明史——诸王二》)，其身后之事从简或降格实属情理之中，随葬品明器化也就不足为奇。而楚昭王朱桢贵为宗人府宗正，名声显赫，这与湘献王是大不相同的。
(四)几件特殊的器物
明代亲王墓属于高等级墓葬，囿于当时朝廷规定的礼制，各位亲王墓内随葬器物的种类往往大同小异，而唯其“小异”，更显特殊。因为，“小异”是缘于时(刚期)、空(地域)、人(爱好)的不同，这也是构成墓葬特点的因素。如该墓随葬的镀金铜封册、石座砖碑灵牌、铜半镜、镶木金腰带、荷叶形木旌顶等便均不见于目前全国已掘的其他亲王墓。
镀金铜封册原用绸布包裹着置于髹金册盒内底层。长方形，由大小相等的两版对合，再灌锡汁封固而成。两版的正面(即对合面)浅褚红色，各铸铭楷书阴文，反面镀金，长边各斜穿四个小孔(孔自反面穿入，从侧面穿出)。两版共有十六个小孔，台版后，形成八对相对应的孔，却不见穿缀物。合版长24.7厘米，宽10.3厘米，厚1厘米(每版各0.5厘米)，孔径0.2厘米。
册的两版正面，其四周各有两道阴刻方框线，框线内各阴刻正楷册封文共190字，封文直行右起，两版连读，如下：
维洪武三年岁次庚戌四月己未朔越七／
日乙丑／ 皇帝若日君天下者禄及有德贵子必王此／谓亲王“金宝”，就是亲王的印，其印文日“某于之宝”，是由名叫“印绥监”的机构监制的。洪武二年(1370年)朱元璋首次分封诸王，年方七岁的朱桢也存其列，虽被割为楚王，却出现一段奇异的插曲：据《灵泉志·灵泉序》载，当朱桢受封时，并不是被封为楚干而是齐王，这时，奇怿的事出现了——他的“金宝”竟铸造了三次都不成功这时，朱元造终于想起当年的诺言，遂改封朱桢为楚王，那“金宝”才铸成(“以桢王齐，宝三铸不成。上曰‘我昔破湖广驻梅亭曾云以此子王楚’，宝成”)。信奉天命的朱元璋皇帝见此，便“遣方士赍御制祝文，祭告武昌封内山川。今有封建亭云”。
夺“五龙捧圣”风水佳地
《灵泉志》记载：“明楚昭王出猎，逐白兔干九峰狮子山。见李氏墓，竟夺其地。”随后不久，“夺而弃之。嗣是有术土傅仙子，捐灵泉为大地，因心图之”。灵泉山的天马峰下有处被风水先生认为的“万龙捧圣“之地，原已筑有汉武阳候樊哙墓、元相沈如钧墓、明吏张添佑墓等，楚昭于欲将其预作为自己的“吉壤”，必须将之全部迁移。此举当然遭到樊、沈张等姓后裔的反列。为达到目的，楚昭干向灵泉山内的八大家提出“欲以夹山易灵泉”(当叫将龙泉山外一带称方为夹山)，而月是“以三易一”(即以夹山的三亩地换灵泉的亩地)。即便如J比，八大姓还是不干。他们认为，田地屋宇，可以抵换，但“(灵泉)山内外约计三百余冢，若并数迁改之，必害及子孙，祸及枯骨。为人祖者不得依故士而寝，为人后者不获蒙故业而安”。然而，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官司打到皇帝那里，八大姓不同意也得干。直到后来，“只有沈闰老不允，与楚
人事耳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尤简在／
帝心小子桢今命尔为楚王分茅昨土岂易亨／
哉朕起自农民与群雄并驱十有八年艰／
苦百端志在奉／
天地享神祗张皇师旅伐罪救民时刻书怠以，
成帝业今尔固其国者当敬／
天地在心不可逾札以祀其／
宗社山川依时享之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
於戏奉，
天勤民藩辅帝室能修厥德则永膺；福体朕，
训言尚其慎之／
封册是亲王的“委任状”，每位亲王都有，目非同般的赏赐，为何只有楚昭下将之随葬?
髹金木谥宝原以绸布包裹，置于髹金宝盒之内盒里。谥宝为木胎，圆雕龟纽，正方体，阳刻篆体谥文“楚昭王宝”四字，通体髹金。通纽高4厚米，印本10.2厘米×10.2厘米，高2.5厘米。
明代洪武年间规定，“亲干册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日‘某王之宝’”(《明史·舆服四》)。这里的“宝”是指封宝，即封王时由皇帝授予的干印。另外还规定，“世子承袭，止授金册传用金宝”(《明会典·王国礼一》)，说明封“宝”要代代相传，如无子继承下位，则要将“宝”上缴朝廷(《明会典·王礼“若薨故而本支尽绝，无人收藏者，亦当追缴”)。楚明代楚藩王趣闻
王面圣。皇上劝语，沈阁老推订，煽沈姓朱，朱氏源流总系)。
昭王薨后有子继位(即楚庄王)，其封“宝”便“传用”，入葬其墓只能用谥宝——因其印文有谥号“昭”之故。此谥宝不用金质而用髹金的木质，仅具象征。
铜半镜出自墓主腰间，只存一面整镜的三分之一强，推测系有意为之。镜正面平滑，背面外区有一周凸弦纹，长(直径)28.8厘米，宽13.6厘米，中厚0.5厘米。
半镜葬俗始于汉代，盛行唐代，被认为是夫妻情深的信物，为何除了楚昭王外，其他同期亲王都不作此表示，
镶木金腰带出自墓主腰间。由二十枚镶木金鳄、两枚金带扣和一枚金舌簧组成，带轻已腐，金罅所镶之木饰件已朽。金筠的形状有长方形(按明代的罅制称之为排方，下同)、长条形(辅弼小方)、桃形(圆桃)、端圆弧的长方形(铊尾)。按金镑、带扣的出土位置进行复原排列，它有三台(即合口处的中心铸及左、右小方)，六桃(左、右各三)，二辅弼(左、右各)，二尾(左、右各)、二带扣(左、右各一)，七排方(后排)，金舌簧是合口处中心罅的配件，此正符合明代亲王服带制。
亲王墓中大多只随葬玉腰带，唯梁庄王墓还葬有金腰带，其种类也较多，既有镶宝的，也有镶玉的，却唯独没有镶木的。湘献王墓虽出有金腰带，但已明器化(可能与他畏罪自杀有关)。镶木的腰带在一些等级较低的明墓中可以见到，如“李夫人王氏墓”(洪武二十九年葬)，出有一条“镀金银镶木腰带”。
代名藩楚昭王却偏偏使用镶木的腰带，这又是何故?
荷叶形木旌顶出自棺床东侧下，斜靠在东龛门槛上。器型近似长方体，系用整木圆雕成张侧视为倒置的荷叶，叶上浮雕出叶脉，平底，底凿出一个长方形凹槽，槽内尚嵌一段薄木残片。通体涂描颜料；叶脉描金黄色，叶面涂粉绿色，逼真地反映荷叶形态。叶蒂处是一件铆接的长方形铜构件，构件衔环纽，镀金。长86.4厘米，通纽高24厘米，厚3.2厘米，底槽长68.8厘米，宽0.6厘米，深2.6厘米。
铭旌是丧葬仪仗用品，八葬时置于棺椁之上，此制在明代普遍使用。《定陵》书中便报道出有“铭旌木龙牌”，这大概由于系皇帝之故才使用“龙牌”，而楚昭王使用的铭旌则是“荷牌”，并只剩下其顶段。它原应置于棺椁顶上，因棺椁腐朽才旁落于棺床下。值得注意的是，同属木质，漆木棺椁已朽，而此器却完好。龙捧圣”之地作为自己的墓地。昭王之后，历庄、宪、康、靖、端、愍王，无不前赴后继地到灵泉谋地，预作各自的’‘古壤’。为此，楚藩与当地八大姓的御状官司不断。
而到了楚愍王将龙泉山尽数圈为楚藩茔域后，楚藩只历两代王(楚恭王和楚贞王)便告灭亡。1643年5月张献忠的起义军攻陷武昌，抓获末代楚王华奎，将其沉入长江淹死。由于灵泉八姓中的张、李二姓受楚藩之害最深，而灭明亡楚的正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于是，八姓后裔便据此认定是上天对楚藩作恶的“报复”，”灵泉八家祖茔居宅，起正统一_二年丁，被楚府侵占同已，宏治间靖王深恨张李不换，血本上奏。嘉靖时王愈凶暴，欲尽诛二姓苗裔，以故张李二姓受害更甚。厥后崇祯末年，张献忠屠武昌，令楚宗亲俱灭，投诸江者六千余人，自溺者一千匹百余人，并灵泉各寝盗发，其衣冠遗骸皆化为乌有。李自成至燕京，直逼怀宗白缢，而明祚绝。又何莫非天使张李子孙乱朱，报二百余年之仇。”(《灵泉志——报复说》)
此“张李子孙乱朱”的“天命”论与“报复”说也许是巧合，而龙泉山由盛而衰与楚藩由兴而亡的过程，则的确是几乎同步。
原来，楚藩封国始于1370年，灭于1643年，历时274年。这在时间上与明王朝的兴衰(1368—1644年)是相一致的。楚系藩王共历八代九传：第一代楚王朱桢，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六子，是首批受封的亲王之一，死后谥号为“昭”，是为楚昭王自楚昭王之后，历传庄、宪、康、靖、端、愍、恭、贞八王。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桢就藩武昌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武昌，俘楚贞王华奎并将其沉江处死止，楚系藩王盘踞武昌长达263年，是明代渚藩中颇具影响的一系，与秦、蜀、周并称为明代四大名藩。除末代楚贞王华奎是否系衣冠入葬其茔园需要考证外，其余的八位楚王及其王妃、夫人，包括楚贞王的继妃等均葬入在龙泉山内各自的茔园中。
楚昭王墓的发掘
(
)昭园
昭园是楚昭王的茔园，是龙泉山九座明楚王茔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坐落在天马峰下，坐北朝南，系依山就势修筑而成。昭园在历史上曾遭受多次破坏，其中较大的便有四次(张献忠军、曰寇、“大跃进”、“文革”)。
(二)昭王墓的发掘
为了配合龙泉山的旅游开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90年12月5日至1991年1月10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武汉市博物馆和武昌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参加，共同对楚昭干墓进行了发掘。发掘表明，昭园虽屡遭破坏，而昭干墓却奇迹般地未曾被盗，保存完整。
随葬器物共三百一十八件，分布存主室及东、西、北龛内。主室前(南)置石供桌，后(北)设石棺床，桌前竖立一方石质《大明楚王圹志》，圹志前及供桌后(即供桌与棺床之间)各立一方石座砖碑灵牌，东、西、北龛的龛门坎正中也各立一方石座砖碑灵牌。供桌面上安放“五供”铜香炉1、烛台2、香瓶2，还有一宝(盒)、一册(匣)、一香龠。石棺床上安放椁棺，棺内敛尸及随葬金腰带、铜半镜、串饰等。由于棺椁已腐朽垮塌，原置椁顶上的木旌顶滑落至东龛门坎上。置于东、西、北三龛内的随葬品均为冥器，其中东、西龛主要放木质小箱小匣，已朽，只剩下其箱其匣的附件(锁、钉、活页等)及少量冥器(铜、铁炉等)，北龛主要放置铜、铁、铅、锡质各类冥器。概括起来，主室的供桌放祭品，棺床放佩饰，三龛放冥器。
墓内出土的《大明楚于圹志》载，墓主朱桢，是太祖朱元璋第六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洪武三年(1370年)，年方七岁的朱桢就被册封为楚王，十八岁时(洪武十四年)就藩，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日“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一……赐谥日昭……以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葬于国之东南灵泉山之原”。
楚昭王墓的特异之处
楚昭王墓的下葬年代明确(永乐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是明代前期的亲]二墓。目前已发表的同期亲王(或同级别)墓主要有鲁荒王朱檀(洪武二十二年葬)、蜀世子朱悦蠊(永乐八年葬)、辽简王朱植(洪熙元年葬)、梁庄王朱瞻增(正统六年葬)、宁献王朱权(正统十四年葬)等，将楚昭干墓与之相比较，其自身的特点颇为显著，其中有的已为研究者所关注。该墓的特点主要有，
(一)茔园规模最大，而墓室规模则最小
上述诸亲王墓仍保存有茔园的只有鲁荒王和梁庄王，鲁荒王茔园为南北206米×80米，而梁庄于茔园只存其北半部，东西宽250米。相比之下，楚昭王茔园要大得多，为南北355米×335米，高3.3米。可是，其墓室全长只有13.84米，比上述诸墓的都小，甚至还不足蜀世子朱悦臁墓室(通长33米)、宁献王朱权墓室(通长31.7米)的一半!仅以墓室规模而论，楚昭王墓只相当于同期的郡王一级，如葬于宣德三年的晋悼平王朱济煸墓(墓室全长13.1米)。楚昭王墓还是明前期噼一的单室亲王墓，这点连郡王朱济煸墓(二室)都不如。过去的研究认为，亲王墓的规模在明初期(洪武年间)较小，前期(永乐至成化)较太，到了明代后期(弘治以后)又变小，明代楚藩王趣闻
今天，当我们翻开《灵泉志》、《国榷》、《朱氏宗谱》等书发现龙泉山与楚藩由盛而衰的过程中，有许多正史所不我的奇闻佚事和民司传说，也由此可见朱明干朝风采一斑，现摘其要者略述之。
与楚有缘
据《明史》载，“楚昭王桢，太祖第六子。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洪式三年封楚王。十四年就藩武昌。”朱桢生于元罕正二十四年(1364年)，此时朱元璋正率军至武昌亲征陈友谅之子陈理，陈理兵败请降，进行受降之叫，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说后宫生下一子，踌躇满志的朱元璋听后便许卜将此子封为楚王的诺言。朱桢的生母胡氏，因母以子贵被册封为充妃。
明代礼制规定“凡亲王、王世子俱授金册金宝”，所甚至只及前期的一半或相当于前期的郡王墓。显而易见，楚昭干墓恰是这种看法的一个反证。
此外，昭园“回”字形的茔园布局虽与梁庄王的相同，但后者的地宫是设在内茔园(并非宝城)里，昭王地宫则在其内茔园外。
(二)墓葬偏离茔园中轴线
昭园中轴方向为147度，而昭王墓的中轴方向是137度，二者相差10度。这种“园墓相偏”现象，与前述的“园大墓小”，都是比较罕见的。
(三)随葬器物明(冥)器化
朱元璋临终前曾要求，其身后的“丧祭仪物，毋用金玉”(《明史——太祖三》)，因此，明代前期亲王墓的随葬品一般较省俭。而楚昭王墓的随葬器物明器化，唯明湘献王朱柏墓与之相类似。但朱柏(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是惧怕建文帝报复而自杀身亡的(《明史——诸王二》)，其身后之事从简或降格实属情理之中，随葬品明器化也就不足为奇。而楚昭王朱桢贵为宗人府宗正，名声显赫，这与湘献王是大不相同的。
(四)几件特殊的器物
明代亲王墓属于高等级墓葬，囿于当时朝廷规定的礼制，各位亲王墓内随葬器物的种类往往大同小异，而唯其“小异”，更显特殊。因为，“小异”是缘于时(刚期)、空(地域)、人(爱好)的不同，这也是构成墓葬特点的因素。如该墓随葬的镀金铜封册、石座砖碑灵牌、铜半镜、镶木金腰带、荷叶形木旌顶等便均不见于目前全国已掘的其他亲王墓。
镀金铜封册原用绸布包裹着置于髹金册盒内底层。长方形，由大小相等的两版对合，再灌锡汁封固而成。两版的正面(即对合面)浅褚红色，各铸铭楷书阴文，反面镀金，长边各斜穿四个小孔(孔自反面穿入，从侧面穿出)。两版共有十六个小孔，台版后，形成八对相对应的孔，却不见穿缀物。合版长24.7厘米，宽10.3厘米，厚1厘米(每版各0.5厘米)，孔径0.2厘米。
册的两版正面，其四周各有两道阴刻方框线，框线内各阴刻正楷册封文共190字，封文直行右起，两版连读，如下：
维洪武三年岁次庚戌四月己未朔越七／
日乙丑／ 皇帝若日君天下者禄及有德贵子必王此／谓亲王“金宝”，就是亲王的印，其印文日“某于之宝”，是由名叫“印绥监”的机构监制的。洪武二年(1370年)朱元璋首次分封诸王，年方七岁的朱桢也存其列，虽被割为楚王，却出现一段奇异的插曲：据《灵泉志·灵泉序》载，当朱桢受封时，并不是被封为楚干而是齐王，这时，奇怿的事出现了——他的“金宝”竟铸造了三次都不成功这时，朱元造终于想起当年的诺言，遂改封朱桢为楚王，那“金宝”才铸成(“以桢王齐，宝三铸不成。上曰‘我昔破湖广驻梅亭曾云以此子王楚’，宝成”)。信奉天命的朱元璋皇帝见此，便“遣方士赍御制祝文，祭告武昌封内山川。今有封建亭云”。
夺“五龙捧圣”风水佳地
《灵泉志》记载：“明楚昭王出猎，逐白兔干九峰狮子山。见李氏墓，竟夺其地。”随后不久，“夺而弃之。嗣是有术土傅仙子，捐灵泉为大地，因心图之”。灵泉山的天马峰下有处被风水先生认为的“万龙捧圣“之地，原已筑有汉武阳候樊哙墓、元相沈如钧墓、明吏张添佑墓等，楚昭于欲将其预作为自己的“吉壤”，必须将之全部迁移。此举当然遭到樊、沈张等姓后裔的反列。为达到目的，楚昭干向灵泉山内的八大家提出“欲以夹山易灵泉”(当叫将龙泉山外一带称方为夹山)，而月是“以三易一”(即以夹山的三亩地换灵泉的亩地)。即便如J比，八大姓还是不干。他们认为，田地屋宇，可以抵换，但“(灵泉)山内外约计三百余冢，若并数迁改之，必害及子孙，祸及枯骨。为人祖者不得依故士而寝，为人后者不获蒙故业而安”。然而，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官司打到皇帝那里，八大姓不同意也得干。直到后来，“只有沈闰老不允，与楚
人事耳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尤简在／
帝心小子桢今命尔为楚王分茅昨土岂易亨／
哉朕起自农民与群雄并驱十有八年艰／
苦百端志在奉／
天地享神祗张皇师旅伐罪救民时刻书怠以，
成帝业今尔固其国者当敬／
天地在心不可逾札以祀其／
宗社山川依时享之谨兵卫恤下民必尽其道／
於戏奉，
天勤民藩辅帝室能修厥德则永膺；福体朕，
训言尚其慎之／
封册是亲王的“委任状”，每位亲王都有，目非同般的赏赐，为何只有楚昭下将之随葬?
髹金木谥宝原以绸布包裹，置于髹金宝盒之内盒里。谥宝为木胎，圆雕龟纽，正方体，阳刻篆体谥文“楚昭王宝”四字，通体髹金。通纽高4厚米，印本10.2厘米×10.2厘米，高2.5厘米。
明代洪武年间规定，“亲干册宝，册制与皇太子同。其宝用金，龟纽，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日‘某王之宝’”(《明史·舆服四》)。这里的“宝”是指封宝，即封王时由皇帝授予的干印。另外还规定，“世子承袭，止授金册传用金宝”(《明会典·王国礼一》)，说明封“宝”要代代相传，如无子继承下位，则要将“宝”上缴朝廷(《明会典·王礼“若薨故而本支尽绝，无人收藏者，亦当追缴”)。楚明代楚藩王趣闻
王面圣。皇上劝语，沈阁老推订，煽沈姓朱，朱氏源流总系)。
昭王薨后有子继位(即楚庄王)，其封“宝”便“传用”，入葬其墓只能用谥宝——因其印文有谥号“昭”之故。此谥宝不用金质而用髹金的木质，仅具象征。
铜半镜出自墓主腰间，只存一面整镜的三分之一强，推测系有意为之。镜正面平滑，背面外区有一周凸弦纹，长(直径)28.8厘米，宽13.6厘米，中厚0.5厘米。
半镜葬俗始于汉代，盛行唐代，被认为是夫妻情深的信物，为何除了楚昭王外，其他同期亲王都不作此表示，
镶木金腰带出自墓主腰间。由二十枚镶木金鳄、两枚金带扣和一枚金舌簧组成，带轻已腐，金罅所镶之木饰件已朽。金筠的形状有长方形(按明代的罅制称之为排方，下同)、长条形(辅弼小方)、桃形(圆桃)、端圆弧的长方形(铊尾)。按金镑、带扣的出土位置进行复原排列，它有三台(即合口处的中心铸及左、右小方)，六桃(左、右各三)，二辅弼(左、右各)，二尾(左、右各)、二带扣(左、右各一)，七排方(后排)，金舌簧是合口处中心罅的配件，此正符合明代亲王服带制。
亲王墓中大多只随葬玉腰带，唯梁庄王墓还葬有金腰带，其种类也较多，既有镶宝的，也有镶玉的，却唯独没有镶木的。湘献王墓虽出有金腰带，但已明器化(可能与他畏罪自杀有关)。镶木的腰带在一些等级较低的明墓中可以见到，如“李夫人王氏墓”(洪武二十九年葬)，出有一条“镀金银镶木腰带”。
代名藩楚昭王却偏偏使用镶木的腰带，这又是何故?
荷叶形木旌顶出自棺床东侧下，斜靠在东龛门槛上。器型近似长方体，系用整木圆雕成张侧视为倒置的荷叶，叶上浮雕出叶脉，平底，底凿出一个长方形凹槽，槽内尚嵌一段薄木残片。通体涂描颜料；叶脉描金黄色，叶面涂粉绿色，逼真地反映荷叶形态。叶蒂处是一件铆接的长方形铜构件，构件衔环纽，镀金。长86.4厘米，通纽高24厘米，厚3.2厘米，底槽长68.8厘米，宽0.6厘米，深2.6厘米。
铭旌是丧葬仪仗用品，八葬时置于棺椁之上，此制在明代普遍使用。《定陵》书中便报道出有“铭旌木龙牌”，这大概由于系皇帝之故才使用“龙牌”，而楚昭王使用的铭旌则是“荷牌”，并只剩下其顶段。它原应置于棺椁顶上，因棺椁腐朽才旁落于棺床下。值得注意的是，同属木质，漆木棺椁已朽，而此器却完好。龙捧圣”之地作为自己的墓地。昭王之后，历庄、宪、康、靖、端、愍王，无不前赴后继地到灵泉谋地，预作各自的’‘古壤’。为此，楚藩与当地八大姓的御状官司不断。
而到了楚愍王将龙泉山尽数圈为楚藩茔域后，楚藩只历两代王(楚恭王和楚贞王)便告灭亡。1643年5月张献忠的起义军攻陷武昌，抓获末代楚王华奎，将其沉入长江淹死。由于灵泉八姓中的张、李二姓受楚藩之害最深，而灭明亡楚的正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于是，八姓后裔便据此认定是上天对楚藩作恶的“报复”，”灵泉八家祖茔居宅，起正统一_二年丁，被楚府侵占同已，宏治间靖王深恨张李不换，血本上奏。嘉靖时王愈凶暴，欲尽诛二姓苗裔，以故张李二姓受害更甚。厥后崇祯末年，张献忠屠武昌，令楚宗亲俱灭，投诸江者六千余人，自溺者一千匹百余人，并灵泉各寝盗发，其衣冠遗骸皆化为乌有。李自成至燕京，直逼怀宗白缢，而明祚绝。又何莫非天使张李子孙乱朱，报二百余年之仇。”(《灵泉志——报复说》)
此“张李子孙乱朱”的“天命”论与“报复”说也许是巧合，而龙泉山由盛而衰与楚藩由兴而亡的过程，则的确是几乎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