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鄂军都督印既是湖北军政府的政权符号，也是黎元洪使用的官印。借助湖北地区档案史料，可精确界定民国时期紫花大都督印使用年代。
　　关键词：武昌起义;鄂军都督印;湖北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清军搜查革命黨人的紧张氛围中，在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推动下，武昌城新军第八营率先起事，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随即联合城内新军及学生军攻克湖广总督署、第八镇司令处及湖北藩署。次日，革命军以湖北咨议局为总司令处，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史称“武昌起义”。
　　革命党人举黎元洪①为鄂军都督。都督印不仅是黎氏所使用的官印，更是湖北军政府的政权标志。黎氏所用大都督印自民国元年启用，广泛存在于其签发的档案文书中（表1）。该印为紫色，篆书阳文。若将这些公文进行排序，可大致判断紫花都督印的使用年代。
　　图1的落款时间为民国二年（1913）一月，结合图表可知该印章的使用时间大概集中于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二年（1913）年初。证诸史料与文物，是否能对黎元洪紫花都督印的使用年代做精确判断呢？
　　据《申报》载，紫花印信原为清制，民国成立，因其不合新制，于民国二年（1913）二月咨开各省都督一律改用新印。新印由铸印局统一铸成，为朱色。①1913年，黎元洪转而另启“湖北都督之印”，版式详见1913年3月《杨得彪首功执照》（图2）。武汉市档案馆藏有1913年7月黎元洪签发的公文，落印亦为“湖北都督之印”②，可佐证黎氏于1913年3月以后确已启用新印。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表1中的原始印钤（图3）。若结合实物的相关信息，可将印章的启用时间提前至1911年11月。
　　图3为公文残页，所示大都督印文与表1相同。公文右侧有两列繁体字，记曰：“此印为各省公推鄂督都（都督）为大都督后之印”，应为时人记之。所记史实为1911年11月黎元洪被起义各省代表推举为大都督一事。
　　武昌起义后，南方省份相继响应，宣布独立，统辖各省的中央政府亟须建立。11月中旬，鄂督黎元洪曾派员与孙中山会晤，拟请起义各处派代表与会，由各省联合组织成立一政府。③11月30日，湖北军政府邀集11省23名代表赴汉参会，会议决议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并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①因此，据《辛亥革命图史》所载照片注释所言，第一个都督应为地区军事长官，第二都督则可视作中央之军事长官。据此，该印章应为1911年11月黎氏身份变化后启用。
　　值得注意的是，该印章存续的时间较长，广泛见于各类档案文书。学界编辑各类近代史图史时，常引用图3之翻拍照（图4）。据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档案显示，照片为该馆工作人员于1985年据图3原件拍摄。因图3印文极浅，翻拍照做了技术处理，有一处字迹处理与原件有明显差异。原件“民”“军”皆为出头写法，寓意民军出头，这也是民国初年湖北地区公文的特殊写法。翻拍照中“民”字未出头，疑似漏笔，应予勘误。
　　目前，在缺乏对黎氏文书档案印钤系统研究的背景下，学界对紫花都督印照片的引用值得商榷，问题集中在印章的使用年代上。
　　学界多数认为紫花大都督印为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所用。有编者引用图4时释为“武昌起义时所用之印，文曰‘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印’”②。另有学者编写图史时，或将图4放在“武昌起义”章节③，或是放在“军政府开初几日”④章节，意为武昌起义时期使用之印信。据原书体例，应将图4后移至“各省响应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或“阳夏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实际地位的变化”章节更为恰当。
　　据上文考证，紫花都督印最早仅可追溯至黎元洪1911年11月被举为各省大都督，实际启用则集中于1912年。因此该印的启用应晚于武昌起义或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此外，若比较武昌起义时期与民国元年所用之大都督印，可发现后者用印制度已趋于完善，不仅印文统一，而且所有档案文书上署有“监印官某某某”或“鄂都督府监印官某某某”，即监印权与知印权分离，二者相互制约，可防止越权处理和私印文书。紫花都督印常附有监印官署名，这也是武昌起义以后文书档案的明显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