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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Q正傳>之艺术价值的新估》是李长之《鲁迅批判》中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对于当时和今天《阿Q正传》的解读乃至当代文学批评，都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本文立足于李长之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当下两个时代，对《<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进行重新解读，以期发现其新的解读内容和新的批评方式，同时思考对当下的启示。
关键词：李长之；《<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一、艺术价值的“新估”
在这篇书评中，“新估”是一个核心词。李长之对《阿Q正传》最重要的艺术价值新估，便是解读了鲁迅对阿Q所抱有的无限同情。“在《阿Q正传》里，我们看一切人对阿Q是没有同情的，可是这一般人之对阿Q没有同情，却正是显示作者鲁迅对阿Q之无限的同情。”[1]在李长之看来，阿Q是不被人理解的，是没有一个人所同情的，除了鲁迅。他被压迫与剥削的一无所有，却仍然成为别人奚落嘲笑的对象。赌博与进衙门时的可爱天真，被钱府赶出来的狼狈，一定要画却永远画不好的圆，示众时的荒诞，鲁迅笔下的阿Q经历了人世间各种各样非人的痛苦与遭遇，最后换来的不过是众人一句：“他们白跟一趟了”。李长之认为，鲁迅用沉痛而严肃的笔调描写了阿Q想成之为人的努力和社会对阿Q生前死后的残酷冰冷，从而在对比中表现出对阿Q的无限同情，而这种同情远大于鲁迅对阿Q的讽刺，也正是这种同情，让《阿Q正传》“真”，从而具有了纯粹而永久的艺术价值。
这种“同情说”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左翼文学的盛行与救亡情绪的日渐高涨，让当时的《阿Q正传》解读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批判国民性”与“讽刺阿Q”似乎成为了不刊之论。在这种情况下，李长之能够突破当时主流话语的包围，同时也突破自己以往的艺术判断，而回到“人”本身，是难能可贵，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个人而立意要好，一个人而不愿意受人奚落，这是人性，无论他知识多么不够.无论他愚昧到什么程度.那是环境的事，人还是人，人们在灵魂的深处，终有相同而且相通的所在”[2]。李长之抛开了当时所盛行的“环境决定论”，不去讨论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环境的反抗，而是走向共通的人性。在去除了启蒙与批判的话语后，“人”成为最重要的关注点，从而得出了鲁迅的一切文字也最终指向了人的不幸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同情。从这一角度来说，《<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的精神内涵与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李长之对《阿Q正传》的艺术风格同样给予了关注。“当时作者去写阿Q，也许是随便的，因为随便，所以才有那特有的从容不迫的优长”[3]。“从容”是李长之对于《阿Q正传》风格的总体评价。尽管这一评价依旧带着古典文艺批评的模糊性特点，李长之在这一方面也并没有进一步去分析。但李长之已经注意到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矛盾冲突性的淡化。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淡化，使得《阿Q正传》在叙事上可以呈现更多的可能，也使读者能够更加冷静的去观察阿Q以及阿Q的生存境遇，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从容”的叙事效果。
二、文学批评的“新方式”
在《<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中，充满情感的主体与客体的契合正是李长之所采用的一种突出的文学批评方式，这也正是李长之在“救亡压倒启蒙”年代的一大突破。李长之阐释鲁迅与阿Q的关系时谈到：“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地。别人可以给阿Q以弃逐，可是鲁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怀里的。”[4]李长之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主流文学批评家一样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入手，将阿Q与落后的时代和愚昧的人民相关联，而是从作家主体切入，对鲁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感同身受去体会鲁迅的创作心理与创作情感，将自己充沛的情感注入到文学批评当中，从而将鲁迅的精神状况与阿Q的精神状况相连，在得出阿Q是鲁迅“爱着的人物”的结论的同时，发现鲁迅与阿Q在性格与精神上的内在关联性。这也许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鲁迅的“冷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对于像阿Q这样的落后的农民，乃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的爱，从而发现鲁迅身上被人忽视的“温暖”。
此外，注重文本的联系性同样是李长之的一个重要批评方式。在解读《阿Q正传》时，李长之注意到《阿Q正传》与《风波》的关系，他从《阿Q正传》作于《风波》之后这一时间性入手，认为《阿Q正传》中的洋先生和阿Q都能在《风波》找到痕迹，特别是将阿Q与赵七爷做了比较，认为二者“同是以别人的胜利，引为自己的胜利；以别人的威风，派作自己的威风的人物”[5]，极富创见，与此同时，李长之还通过《风波》寻找到《阿Q正传》的风格来源，认为二者都是“从容”的。在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中，《阿Q正传》的解读不再是一个文本自身内部封闭性的分析和阐释，而是放到鲁迅的创作时间轴上去寻求彼此之间的关联，通过不同文本前后的影响，来重新解读人物形象的特点和形成的雏形，进而审视鲁迅完整的创作特点。
三、穿越时空的当代启示
很难说对于《阿Q正传》的解读究竟是前进还是原地徘徊。今天的很多声音仍然停留在“改造国民性”的批判主体上，阿Q依旧是那个从三十年代开始就需要被启蒙的愚昧民众，“启蒙”依旧影响着众多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接受。与此同时，左翼批评传统中对于作品革命性重视的延续和社会历史批评的根深蒂固，让《阿Q正传》变成了一面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来审视二三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现状和民众愚昧麻木的事实，从而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与不彻底性，又显示着无产阶级革命解决广大农村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这些结论更多地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在追求《阿Q正传》的批判性与社会历史性的同时，却以一种近乎“权威”的话语方式阻碍了鲁迅这部文本的进一步阐述，鲁迅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最本职的小说家的身份。在“改造说”和“镜子说”之外，寻求新的声音来重新激活《阿Q正传》的内在丰富性，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
李长之的《<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也许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回到“人”这个中心点，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状况，以一种同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阿Q和《阿Q正传》。李长之写道：“这篇东西的永久价值才确立了，因为：真。因为真，所以这篇东西，是一篇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它是没夹杂任何动机，任何企图，任何顾忌”[6]。李长之抛开其他人附加在作品中的社会价值与艺术意义，而是从“真”的角度出发，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永久价值。这里的“真”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鲁迅笔下人物的“真”。阿Q的生存状态是真实的，是一种本身不带有褒贬的一种真实存在，也正是这种真实存在，让阿Q在任何时间都具有真实的鲜活力，也正是这种真实，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现实的无奈和悲哀，从而产生出一种同情与悲悯。另一方面是鲁迅的“真”。在李长之看来，鲁迅在进行《阿Q正传》的创作时，并没有像茅盾等人那样主体先行，为了一个固定的主题或目的进行书写，而是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我手写我口”，没有所谓的政治或其他目的，一定程度上真正地回到了艺术作品与艺术价值本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对于“人”的关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那时候的许多文学作品与批评都以人的生存状况与个体精神作为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力图续接五四时期的人文传统。然而，大量西方理论的传入与力图纳入世界潮流的焦虑，让文学批评的关注点本质上偏离的“人”这一主题，愈发地远离人生，变成了更富有学理性、更规范的“冷漠”的批评。从这一角度来说，李长之的《<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文学批评的前进之路。
注释：
[1][2][3][4][5][6]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76，80，83，75，72，76.
关键词：李长之；《<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一、艺术价值的“新估”
在这篇书评中，“新估”是一个核心词。李长之对《阿Q正传》最重要的艺术价值新估，便是解读了鲁迅对阿Q所抱有的无限同情。“在《阿Q正传》里，我们看一切人对阿Q是没有同情的，可是这一般人之对阿Q没有同情，却正是显示作者鲁迅对阿Q之无限的同情。”[1]在李长之看来，阿Q是不被人理解的，是没有一个人所同情的，除了鲁迅。他被压迫与剥削的一无所有，却仍然成为别人奚落嘲笑的对象。赌博与进衙门时的可爱天真，被钱府赶出来的狼狈，一定要画却永远画不好的圆，示众时的荒诞，鲁迅笔下的阿Q经历了人世间各种各样非人的痛苦与遭遇，最后换来的不过是众人一句：“他们白跟一趟了”。李长之认为，鲁迅用沉痛而严肃的笔调描写了阿Q想成之为人的努力和社会对阿Q生前死后的残酷冰冷，从而在对比中表现出对阿Q的无限同情，而这种同情远大于鲁迅对阿Q的讽刺，也正是这种同情，让《阿Q正传》“真”，从而具有了纯粹而永久的艺术价值。
这种“同情说”在当时的文学与社会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左翼文学的盛行与救亡情绪的日渐高涨，让当时的《阿Q正传》解读只剩下了一种声音。“批判国民性”与“讽刺阿Q”似乎成为了不刊之论。在这种情况下，李长之能够突破当时主流话语的包围，同时也突破自己以往的艺术判断，而回到“人”本身，是难能可贵，也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一个人而立意要好，一个人而不愿意受人奚落，这是人性，无论他知识多么不够.无论他愚昧到什么程度.那是环境的事，人还是人，人们在灵魂的深处，终有相同而且相通的所在”[2]。李长之抛开了当时所盛行的“环境决定论”，不去讨论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环境的反抗，而是走向共通的人性。在去除了启蒙与批判的话语后，“人”成为最重要的关注点，从而得出了鲁迅的一切文字也最终指向了人的不幸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同情。从这一角度来说，《<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的精神内涵与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李长之对《阿Q正传》的艺术风格同样给予了关注。“当时作者去写阿Q，也许是随便的，因为随便，所以才有那特有的从容不迫的优长”[3]。“从容”是李长之对于《阿Q正传》风格的总体评价。尽管这一评价依旧带着古典文艺批评的模糊性特点，李长之在这一方面也并没有进一步去分析。但李长之已经注意到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矛盾冲突性的淡化。正是这种矛盾冲突的淡化，使得《阿Q正传》在叙事上可以呈现更多的可能，也使读者能够更加冷静的去观察阿Q以及阿Q的生存境遇，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从容”的叙事效果。
二、文学批评的“新方式”
在《<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中，充满情感的主体与客体的契合正是李长之所采用的一种突出的文学批评方式，这也正是李长之在“救亡压倒启蒙”年代的一大突破。李长之阐释鲁迅与阿Q的关系时谈到：“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地。别人可以给阿Q以弃逐，可是鲁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怀里的。”[4]李长之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主流文学批评家一样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入手，将阿Q与落后的时代和愚昧的人民相关联，而是从作家主体切入，对鲁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感同身受去体会鲁迅的创作心理与创作情感，将自己充沛的情感注入到文学批评当中，从而将鲁迅的精神状况与阿Q的精神状况相连，在得出阿Q是鲁迅“爱着的人物”的结论的同时，发现鲁迅与阿Q在性格与精神上的内在关联性。这也许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鲁迅的“冷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对于像阿Q这样的落后的农民，乃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的爱，从而发现鲁迅身上被人忽视的“温暖”。
此外，注重文本的联系性同样是李长之的一个重要批评方式。在解读《阿Q正传》时，李长之注意到《阿Q正传》与《风波》的关系，他从《阿Q正传》作于《风波》之后这一时间性入手，认为《阿Q正传》中的洋先生和阿Q都能在《风波》找到痕迹，特别是将阿Q与赵七爷做了比较，认为二者“同是以别人的胜利，引为自己的胜利；以别人的威风，派作自己的威风的人物”[5]，极富创见，与此同时，李长之还通过《风波》寻找到《阿Q正传》的风格来源，认为二者都是“从容”的。在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中，《阿Q正传》的解读不再是一个文本自身内部封闭性的分析和阐释，而是放到鲁迅的创作时间轴上去寻求彼此之间的关联，通过不同文本前后的影响，来重新解读人物形象的特点和形成的雏形，进而审视鲁迅完整的创作特点。
三、穿越时空的当代启示
很难说对于《阿Q正传》的解读究竟是前进还是原地徘徊。今天的很多声音仍然停留在“改造国民性”的批判主体上，阿Q依旧是那个从三十年代开始就需要被启蒙的愚昧民众，“启蒙”依旧影响着众多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接受。与此同时，左翼批评传统中对于作品革命性重视的延续和社会历史批评的根深蒂固，让《阿Q正传》变成了一面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来审视二三十年代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现状和民众愚昧麻木的事实，从而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与不彻底性，又显示着无产阶级革命解决广大农村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这些结论更多地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在追求《阿Q正传》的批判性与社会历史性的同时，却以一种近乎“权威”的话语方式阻碍了鲁迅这部文本的进一步阐述，鲁迅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最本职的小说家的身份。在“改造说”和“镜子说”之外，寻求新的声音来重新激活《阿Q正传》的内在丰富性，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
李长之的《<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也许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回到“人”这个中心点，关注人自身的生存状况，以一种同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阿Q和《阿Q正传》。李长之写道：“这篇东西的永久价值才确立了，因为：真。因为真，所以这篇东西，是一篇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它是没夹杂任何动机，任何企图，任何顾忌”[6]。李长之抛开其他人附加在作品中的社会价值与艺术意义，而是从“真”的角度出发，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永久价值。这里的“真”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鲁迅笔下人物的“真”。阿Q的生存状态是真实的，是一种本身不带有褒贬的一种真实存在，也正是这种真实存在，让阿Q在任何时间都具有真实的鲜活力，也正是这种真实，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现实的无奈和悲哀，从而产生出一种同情与悲悯。另一方面是鲁迅的“真”。在李长之看来，鲁迅在进行《阿Q正传》的创作时，并没有像茅盾等人那样主体先行，为了一个固定的主题或目的进行书写，而是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我手写我口”，没有所谓的政治或其他目的，一定程度上真正地回到了艺术作品与艺术价值本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对于“人”的关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那时候的许多文学作品与批评都以人的生存状况与个体精神作为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力图续接五四时期的人文传统。然而，大量西方理论的传入与力图纳入世界潮流的焦虑，让文学批评的关注点本质上偏离的“人”这一主题，愈发地远离人生，变成了更富有学理性、更规范的“冷漠”的批评。从这一角度来说，李长之的《<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文学批评的前进之路。
注释：
[1][2][3][4][5][6]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76，80，83，75，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