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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与欧洲政府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欧洲人的中国观则呈现出一种不相匹配的发展态势。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欧洲人释放出的情绪是悲观的、消极的，在过去十年中，呈现出消极情绪增长而积极情绪下降的态势。①官方与民间中国观的相互对立冲突形成了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而在作为中欧关系“领跑者”的中德关系之中，这一悖论体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从“官热民冷”的中德关系这一个案入手，考察对华认知欧洲悖论的根由，希望能够找寻中国的应对之道。
一、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与“官热民冷”的中德关系
从一些相关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上看，欧洲人对华认知的态度倾向于消极、悲观，而随着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这一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呈现出对华好感度趋于下降的趋势，这便是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而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数据，可以对这一悖论做出具体分析。
1.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与好感度的降低
中欧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市场，从2004年起，欧盟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欧经贸关系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从2003年的721.6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339.9亿美元，中欧贸易额也从2003年的1252.2亿美元上升到5460.4亿美元。②另一方面，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中欧双方所发表的《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更是标志着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政府间政治、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推动欧洲民间对华认知的水平提升。从2002年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直针对“欧洲人对中国形象的看法”进行调查研究，透过其中对中国总体好感度一项的调研数据，可以发现欧洲人的中国观概况。
如表1所示，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中国好感度呈整体下降态势，特别是德国，好感度持续走低，在2013年，不好感度则达到了所调查国家中最高的6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捷克和波兰两个中东欧国家。欧洲国家对华的不好感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被调查的欧洲国家对中国多持负面印象。
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在德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欧盟中的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展现出“领跑者”的角色，中德关系也在平稳中走向发展。但是，在皮尤研究中心所调查的欧洲国家中，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不好感度一直保持着持续走高的趋势。因此，“官热民冷”的中德关系可以成为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中的一个缩影。
2. 中德关系：“官热”与“民冷”
德国目前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④在本年度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前往对方国家进行访问，双方也在今年3月28日发表了《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建立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随着中德官方关系的逐渐深化，德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的却是相反方向的变化，从表1中可以发现，德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2005年的46%下降到2013年的28%，并且在2008年时达到最低点26%；而在2014年的最新数据中，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8%，不好感度却高达64%⑤。具体到一些议题上，这样消极悲观的态度体现得更加明显：只有25%的德国民众对中国国家主席感到“有信心”，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一件“坏事情”的比例达到45%，认为中国政府并不尊重国民个人自由的比例则达到了所有被调查国家最高的91%。由此，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在中德关系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中德关系呈现出“官热民冷”的态势。
二、中德关系“官热民冷”背后的根由
从形象学的角度而言，异国作为他者形象，不仅是形象的塑造者制作出来的，也是被形塑者自我化了的，他者形象从来都不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呈现，其作为形象本身则始终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⑥具体到德国民众的对华认知上，德国民众的中国观并非仅仅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中国形象存在关系，也展现出德国民众自身的意愿与倾向。因此，中德关系的“官热民冷”，特别是德国民众眼中中国形象的悲观消极，存在着其自身的根由。
1. 程序理性的思维方式
相比于中国的东方式思维方式，德国人的思维更加富于理性，强调程序与目的，习惯从整体和结构上建立体系化的思维，由此衍生出的是严谨性与纪律性。而中国国家战略话语的模糊性甚至矛盾性，加剧了德国民众从理性程序出发的对抗性思维。曾经被广泛提出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便是很好的例证。由于“崛起”在外文翻译中可能会有武力征服的意味，从德国式的程序理性思维出发会对这一战略做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解读，甚至将崛起直接等同于争霸，进一步坐实了“中国威胁论”在其思维中的意象。虽然中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更加温和的“和平发展”取代“和平崛起”，但是东西方思维差异造成的误解与错误认识难以避免地影响着未来对中国形象的解读。
2. 独立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德国的市民社会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现今已显现出成熟而独立的特征。而在对华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德国民众往往出于自身所处的市民社会的特点，将其作为中国社会的比照物，却忽视了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因素。
因此，在中德关系中，人权一直是双方摩擦多发的领域。在对华负面看法的原因中，德国受访者在有关政府不尊重个人自由这一条中的比例最高，达91%⑦，充分显示德国人对个人自由的看重，而造成的对中国负面看法也是将自我期待强加于对他国形象的判断的很好例证。 3. 在双边贸易中受益程度不同的企业因素
具体分析中德经贸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德的经贸往来主要集中在工业、电子、汽车、高新技术等领域，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都是两国较为大型的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并没有在中德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中取得收益。由于中德官方层面上的经贸往来并没有切实惠及中小企业，也没有为德国的普通民众带来收益或者就业机会，反而对其生产与收益水平带来冲击，因此，中小企业和德国普通民众看待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态度显得更加悲观。
4. 德国媒体的消极影响
在普通民众的认知形成过程中，媒体往往发挥着深刻、塑造性的作用。而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总体呈现出一种较为负面的态度：针对中国的崛起，德国媒体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上升意味着欧洲或德国的衰落，把中国的发展更多地看作是挑战和威胁而不是机遇⑧；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德国媒体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对“中国威胁”进行过度的渲染。
德国媒体对华的负面态度既来源于民众的对华认知，又反过来重新塑造了民众的对华认知。德国媒体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影响了德国的普通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民众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只能随着对华的负面报道形成一种消极悲观的中国观。
三、跨越对华认知欧洲悖论的障碍：中国的应对之道
目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面临着关键时期，新战略伙伴关系也为中欧关系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将会对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带来障碍。这一悖论将会影响对中欧关系的积极定位，削弱政治互信的基础，阻碍中欧合作向着更深层次发展，也会对中国影响力的扩展产生阻碍作用，影响中国的软实力构建。
因此，在发展中欧关系的今天，跨越对华认知欧洲悖论的障碍显得尤为关键。除了继续拓宽官方交流的领域与层次，以官方交流促进认知转变外，中国需要为扭转消极认知采取更加广泛的应对之策。
1. 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力度，加强对欧中国形象宣传
在现阶段，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得中国往往陷入西方话语霸权的困境。⑨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欧洲民众长期处在一种对中国真实情况缺乏了解的环境之中，而其对中国产生的消极认知并不是针对中国现实情况的，针对的仅仅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被塑造出的所谓“中国形象”。改善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水平，首先需要的便是给欧洲民众提供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宣传策略，以抵消西方媒体所建构出的所谓“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的对华认知中尽力做到随着我们的意志建构中国形象。
更进一步地，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实际上，相比于简单的宣传，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将会更加有力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有能力、有担当的国际形象，更好地提升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水平。
2.求同存异，以共识推动对华认知水平的提高
中国自我表达的提升、对欧中国形象宣传工作的加强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对华认知水平的提高，这是由于受到迥异的东西方思维方式的阻碍。强求对方为自身做出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力扩大共识领域，减少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尊重彼此的不同看法。在另一方面，双方在一些议题上存在着共识，这些共识可以为对华认知水平的提高注入推动力。例如，中国应当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中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共识，中国国际责任的承担既能惠及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也能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实现。中国与欧洲国家并不是完全相互对立的，双方应当在关切的领域寻求对彼此发展有益的共识，可以有效消弭因思维方式不同而带来的相互误解。
3. 加强中欧民间交往，推动对欧的公共外交工作
从根本上讲，欧洲民众对华认知的悲观消极还是在民间层次上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加强中欧的民间交往显得更加直接而有效，加强中欧学者交流既可以为中欧的相互认知拓展新的渠道，也可以为双边战略的制定提供知识上的储备与支持。
而公共外交则是民间外交与官方交往的综合与延伸，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具体到中国的对欧公共外交工作而言，应当注重在对欧公共外交工作中要始终把握住对象的特殊性⑩，需要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区别对象国的不同，有的放矢。而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具有多样性的欧洲民众与欧洲社会，机构的不同特性将会影响公共外交的方式、力度与渠道，在工作中也要注重把握机构的特性，灵活调整方式。
4.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11
在目前的欧洲国家中，独立的市民社会广泛存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现象的出现与扩展使得中国政府在针对欧洲民众的公共外交外，还需树立针对欧洲社会的社会化外交。12而在对欧社会化外交的进程中，城市外交与人文外交应当成为其中的着力点。
随着外交的权力下移，地方政府越来越参与到外交的层面中。各地方政府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在城市外交层面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与传播。通过姊妹城市、友好城市的建设，大力推进人文交流与经济外交，都可以激发地方政府主体的自主性，从城市的层面推进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水平。而在人文外交领域，中英、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协同参与对欧社会化外交注入了推动力。
中国、欧洲，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制度，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间的巨大差别将不可避免地使彼此的认知失调，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得以产生。面对官方与民间对华认知的巨大鸿沟，面对“官热民冷”的欧洲对华认知，中国政府应当把对欧公共外交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加强对欧中国形象的宣传工作，做到官方交流与民间交往两翼齐飞，既能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水平，又能促进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将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YJAZH148，王义桅主持）
「参考文献」
①郑春荣、伍慧萍主编：《德国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②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顾强：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的对策思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
④梅兆荣：关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
⑤宋黎磊、王义桅：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
⑥王莉：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趋势及应对，《学术探索》，2013年第4期
⑦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
⑧吴白乙：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
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对外传播》，2014年第1期
「注释」
①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3页
②王莉：《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趋势及应对》，《学术探索》，2013年第4期，第34页
③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④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⑤数据详见：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16/
⑥张月：《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号，第111页
⑦数据详见：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71/survey/16/ response/No/
⑧梅兆荣：《关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
⑨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44页
⑩宋黎磊、王义桅：《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50页
11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46页
12同上，第48页
一、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与“官热民冷”的中德关系
从一些相关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上看，欧洲人对华认知的态度倾向于消极、悲观，而随着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这一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反而呈现出对华好感度趋于下降的趋势，这便是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而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数据，可以对这一悖论做出具体分析。
1.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与好感度的降低
中欧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市场，从2004年起，欧盟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欧经贸关系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从2003年的721.6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339.9亿美元，中欧贸易额也从2003年的1252.2亿美元上升到5460.4亿美元。②另一方面，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中欧双方所发表的《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更是标志着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政府间政治、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推动欧洲民间对华认知的水平提升。从2002年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直针对“欧洲人对中国形象的看法”进行调查研究，透过其中对中国总体好感度一项的调研数据，可以发现欧洲人的中国观概况。
如表1所示，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中国好感度呈整体下降态势，特别是德国，好感度持续走低，在2013年，不好感度则达到了所调查国家中最高的6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捷克和波兰两个中东欧国家。欧洲国家对华的不好感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被调查的欧洲国家对中国多持负面印象。
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在德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欧盟中的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在中欧关系的发展中展现出“领跑者”的角色，中德关系也在平稳中走向发展。但是，在皮尤研究中心所调查的欧洲国家中，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不好感度一直保持着持续走高的趋势。因此，“官热民冷”的中德关系可以成为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中的一个缩影。
2. 中德关系：“官热”与“民冷”
德国目前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④在本年度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前往对方国家进行访问，双方也在今年3月28日发表了《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建立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随着中德官方关系的逐渐深化，德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的却是相反方向的变化，从表1中可以发现，德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从2005年的46%下降到2013年的28%，并且在2008年时达到最低点26%；而在2014年的最新数据中，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8%，不好感度却高达64%⑤。具体到一些议题上，这样消极悲观的态度体现得更加明显：只有25%的德国民众对中国国家主席感到“有信心”，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一件“坏事情”的比例达到45%，认为中国政府并不尊重国民个人自由的比例则达到了所有被调查国家最高的91%。由此，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在中德关系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中德关系呈现出“官热民冷”的态势。
二、中德关系“官热民冷”背后的根由
从形象学的角度而言，异国作为他者形象，不仅是形象的塑造者制作出来的，也是被形塑者自我化了的，他者形象从来都不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呈现，其作为形象本身则始终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⑥具体到德国民众的对华认知上，德国民众的中国观并非仅仅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中国形象存在关系，也展现出德国民众自身的意愿与倾向。因此，中德关系的“官热民冷”，特别是德国民众眼中中国形象的悲观消极，存在着其自身的根由。
1. 程序理性的思维方式
相比于中国的东方式思维方式，德国人的思维更加富于理性，强调程序与目的，习惯从整体和结构上建立体系化的思维，由此衍生出的是严谨性与纪律性。而中国国家战略话语的模糊性甚至矛盾性，加剧了德国民众从理性程序出发的对抗性思维。曾经被广泛提出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便是很好的例证。由于“崛起”在外文翻译中可能会有武力征服的意味，从德国式的程序理性思维出发会对这一战略做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解读，甚至将崛起直接等同于争霸，进一步坐实了“中国威胁论”在其思维中的意象。虽然中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更加温和的“和平发展”取代“和平崛起”，但是东西方思维差异造成的误解与错误认识难以避免地影响着未来对中国形象的解读。
2. 独立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德国的市民社会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现今已显现出成熟而独立的特征。而在对华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德国民众往往出于自身所处的市民社会的特点，将其作为中国社会的比照物，却忽视了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因素。
因此，在中德关系中，人权一直是双方摩擦多发的领域。在对华负面看法的原因中，德国受访者在有关政府不尊重个人自由这一条中的比例最高，达91%⑦，充分显示德国人对个人自由的看重，而造成的对中国负面看法也是将自我期待强加于对他国形象的判断的很好例证。 3. 在双边贸易中受益程度不同的企业因素
具体分析中德经贸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德的经贸往来主要集中在工业、电子、汽车、高新技术等领域，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都是两国较为大型的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并没有在中德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中取得收益。由于中德官方层面上的经贸往来并没有切实惠及中小企业，也没有为德国的普通民众带来收益或者就业机会，反而对其生产与收益水平带来冲击，因此，中小企业和德国普通民众看待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态度显得更加悲观。
4. 德国媒体的消极影响
在普通民众的认知形成过程中，媒体往往发挥着深刻、塑造性的作用。而德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总体呈现出一种较为负面的态度：针对中国的崛起，德国媒体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上升意味着欧洲或德国的衰落，把中国的发展更多地看作是挑战和威胁而不是机遇⑧；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德国媒体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对“中国威胁”进行过度的渲染。
德国媒体对华的负面态度既来源于民众的对华认知，又反过来重新塑造了民众的对华认知。德国媒体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影响了德国的普通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民众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中国，只能随着对华的负面报道形成一种消极悲观的中国观。
三、跨越对华认知欧洲悖论的障碍：中国的应对之道
目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面临着关键时期，新战略伙伴关系也为中欧关系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将会对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带来障碍。这一悖论将会影响对中欧关系的积极定位，削弱政治互信的基础，阻碍中欧合作向着更深层次发展，也会对中国影响力的扩展产生阻碍作用，影响中国的软实力构建。
因此，在发展中欧关系的今天，跨越对华认知欧洲悖论的障碍显得尤为关键。除了继续拓宽官方交流的领域与层次，以官方交流促进认知转变外，中国需要为扭转消极认知采取更加广泛的应对之策。
1. 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力度，加强对欧中国形象宣传
在现阶段，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得中国往往陷入西方话语霸权的困境。⑨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欧洲民众长期处在一种对中国真实情况缺乏了解的环境之中，而其对中国产生的消极认知并不是针对中国现实情况的，针对的仅仅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被塑造出的所谓“中国形象”。改善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水平，首先需要的便是给欧洲民众提供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宣传策略，以抵消西方媒体所建构出的所谓“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的对华认知中尽力做到随着我们的意志建构中国形象。
更进一步地，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实际上，相比于简单的宣传，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将会更加有力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有能力、有担当的国际形象，更好地提升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水平。
2.求同存异，以共识推动对华认知水平的提高
中国自我表达的提升、对欧中国形象宣传工作的加强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对华认知水平的提高，这是由于受到迥异的东西方思维方式的阻碍。强求对方为自身做出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未来的发展中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尽力扩大共识领域，减少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尊重彼此的不同看法。在另一方面，双方在一些议题上存在着共识，这些共识可以为对华认知水平的提高注入推动力。例如，中国应当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中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共识，中国国际责任的承担既能惠及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也能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实现。中国与欧洲国家并不是完全相互对立的，双方应当在关切的领域寻求对彼此发展有益的共识，可以有效消弭因思维方式不同而带来的相互误解。
3. 加强中欧民间交往，推动对欧的公共外交工作
从根本上讲，欧洲民众对华认知的悲观消极还是在民间层次上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加强中欧的民间交往显得更加直接而有效，加强中欧学者交流既可以为中欧的相互认知拓展新的渠道，也可以为双边战略的制定提供知识上的储备与支持。
而公共外交则是民间外交与官方交往的综合与延伸，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具体到中国的对欧公共外交工作而言，应当注重在对欧公共外交工作中要始终把握住对象的特殊性⑩，需要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区别对象国的不同，有的放矢。而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具有多样性的欧洲民众与欧洲社会，机构的不同特性将会影响公共外交的方式、力度与渠道，在工作中也要注重把握机构的特性，灵活调整方式。
4.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11
在目前的欧洲国家中，独立的市民社会广泛存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现象的出现与扩展使得中国政府在针对欧洲民众的公共外交外，还需树立针对欧洲社会的社会化外交。12而在对欧社会化外交的进程中，城市外交与人文外交应当成为其中的着力点。
随着外交的权力下移，地方政府越来越参与到外交的层面中。各地方政府主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在城市外交层面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与传播。通过姊妹城市、友好城市的建设，大力推进人文交流与经济外交，都可以激发地方政府主体的自主性，从城市的层面推进欧洲民众的对华认知水平。而在人文外交领域，中英、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为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协同参与对欧社会化外交注入了推动力。
中国、欧洲，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制度，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间的巨大差别将不可避免地使彼此的认知失调，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华认知的欧洲悖论得以产生。面对官方与民间对华认知的巨大鸿沟，面对“官热民冷”的欧洲对华认知，中国政府应当把对欧公共外交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以社会化外交超越公共外交，加强对欧中国形象的宣传工作，做到官方交流与民间交往两翼齐飞，既能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水平，又能促进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将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YJAZH148，王义桅主持）
「参考文献」
①郑春荣、伍慧萍主编：《德国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②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顾强：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的对策思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
④梅兆荣：关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
⑤宋黎磊、王义桅：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
⑥王莉：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趋势及应对，《学术探索》，2013年第4期
⑦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
⑧吴白乙：公共外交——中国外交变革的重要一环，《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3期
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对外传播》，2014年第1期
「注释」
①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3页
②王莉：《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趋势及应对》，《学术探索》，2013年第4期，第34页
③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④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2014）：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⑤数据详见：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16/
⑥张月：《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号，第111页
⑦数据详见：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71/survey/16/ response/No/
⑧梅兆荣：《关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
⑨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44页
⑩宋黎磊、王义桅：《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目标、进展与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50页
11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46页
12同上，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