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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仍然叫农民工，但除了户口上的归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生活，他们几乎从未经历过。
2010年1月31日，随着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发布，这个群体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称谓——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农村进城务工者，在目前全国1.5亿农民工中，他们的人数大约占一个亿。
国庆长假期间，本刊记者奔赴广东，在东莞、深圳等地约访了数名来自西部的打工青年。在他们当中，有终日劳作在流水线上的青年女工孙霞、李秀荣和柴春晶，有帮助农民工维权的吕延武，有打工诗人郑小琼，还有小说《中国式民工》的作者周述恒等。
他们生存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做着各种最不引人注目但却最繁重、最艰辛的工作，同时，也做着对他们来说还可望不可及的”城市梦”。
“他们之于时代的存在犹如空气之于我们每个人，并由此构成中国30年经济大革命之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集体记忆。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智慧任劳任怨地推动着整体社会的建设性进步，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贡献了血汗、青春、情感，乃至生命，但却因体制和社会的原因，至今仍无法被彻底认同，他们在自己建设的城市社区中一次次成为社会身份的漂流者和迷失者。”导演江小鱼在给《中国式民工》所做的序言中如是说。
同样是2010年，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3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10人身亡。这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人用生命来表达他们对企业和社会的不满甚至绝望。在舆论聚焦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进入公众的视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所长刘开明说，“对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可是，这样的还债，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呢?古浪人在东莞
李 嵱
2010年10月1日，国庆长假如期而至，东莞汽车总站人潮涌动。
甘肃古浪籍女工孙霞和她的工友张红梅一大早就从东城的工厂宿舍赶到了老乡吕延武所在的万江桥。工厂放3天假，他们相约一起去东莞市中心的行政广场游玩。他们本来还约了在茶山镇打工的同乡李秀荣和柴春晶，可因为晕车，两人走到半道又回去了。
“古浪来的就剩我们几个了。”吕延武说。2005年，千乡万才公司在古浪实施“西才东用”计划，分批组织了近千名青年到东莞打工，他们落脚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沙田镇的台资企业诚达鞋厂。
5年后，仍然留在东莞打工的古浪人，已经屈指可数。
难得的假日
站在万江桥上，可以看到东莞最大的游乐园华南摩尔。孙霞和张红梅以前都去玩过，回想起过山车和跳楼机的惊险刺激，两个女孩仍兴奋不已。一起等车的吕延武自愧不如：“哎呀，我这个宅男当的真可以。来这里几年了，不知道这里有个游乐园的。”
90后张红梅一一细数东莞的好玩去处，让吕延武更加感叹： “现在已不是80后的天下了!”
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行政中心广场，南北贯通，气势宏大，人工湖与绿化带连接交替，现代感十足的公共建筑环绕四周，展览馆、图书馆、大剧院、科技馆，还有青少年官一应俱全。
国庆节期间，展览馆是免费开放的，吕延武和两个女孩子便兴冲冲进去参观。在东莞城市大观展览现场，从三国时期生产盐、爆竹、席子的作坊，到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东莞的历史以一个个逼真的场景展示出来。站在一幅生产车间的巨幅照片前，吕延武说， “我们以前干的鞋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也是无尘车间。上下班要换衣服。”
在一张东莞制造业产品销售分布图上，一根根金线从中国版图最南端的这座城市向世界各地辐射出去。吕延武用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注解：“如果东莞堵车，全球将缺货。”
一个灯光闪烁的东莞城市模型沙盘，又引起三个打工者的注意。吕延武说：“我一定要在这里买套房子，这是我的梦想。”
图书馆是吕延武在东莞惟一熟悉的休闲场所。 “天气太热的时候，可以到图书馆一面看书，一面避暑。”偌大的图书馆设施齐全，有免费的饮用水，还有舒适的大沙发。孙霞和张红梅则是第一次逛图书馆，两个女孩子不无兴奋地说： “到时候我们辞工了，无家可归的时候，就睡这里吧!”
去步行街的路上，经过雀巢咖啡工厂，昏暗的街道上飘荡着浓浓的咖啡香。吕延武说，有一次在深圳，别人请他喝咖啡，一杯咖啡28块钱，一份快餐卖30块钱。那顿饭吃得他“想哭”。这让孙霞又想起了华南摩尔： “从跳楼机跳下来，1秒钟，25块钱没了。”
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记者为三个打工青年留下了一张合影。因为有了他们的身影，这座城市的画面显得活泼了许多。都市里的漂泊
“在一个工厂里持久地干下去，很累，受不了。”
对这些古浪籍打工者来说，沙田镇诚达鞋厂已是很久以前的记忆了。从诚达出来以后，他们进厂出厂，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 “一般都是做几个月就不想做了，辞工，回家。过完年，又出来找工作。”吕延武说。
吕延武出生于1985年，和吕博武、刘玉萍、李新凤同龄。他们4人在诚达鞋厂打工时，曾共同创办过一个名叫“烟波风雨”的文学社，因此在老乡中小有名气。如今，文学社的“战友们”大都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结婚嫁人，只剩下吕廷武“一个人的战斗”。
刚来东莞时，吕延武不能适应南方的饮食、气候，还有工厂里严苛的管理。在车间，他尤其不能忍受老大的“训”和“骂”。“老大“是打工者对车间基层管理人员的称呼。有一次，吕延武踩针车时把一只鞋子踩报废了，老大让他罚站，高高地站在凳子上。“我在厂里面很窝囊的，是那种不大说话的人，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但是他反而欺负我。把我惹毛了，我就冲他大喊一声。”那次闹别扭之后，吕延武就离开了鞋厂。
“打工的人，哪个厂好进哪个厂，明年又不一定在哪个厂。”出生于1988年的孙霞被吕延武称为 “老江湖”。从诚达出来后，孙霞不断换工厂，走马灯似的。她现在打工的地方是位于东城区的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厂里一万多人，生产三星和索尼的液晶显示器。
偶尔，孙霞回想自己的打工路也会感慨： “他们都说走来走去，還是诚达那个厂子好。那时候，厂里有空调，有电话，宿舍里面柜子又大。整个厚街那么多鞋厂，都没有诚达宿舍楼修得好。”
日暮时分，三人不知不觉走到广场南面的水池边。望着暮色笼罩的水面，孙霞有点落寞： “今天的喷泉也没喷出来。”回头一望，天空的火烧云煞是漂亮，两个女孩又活泼起来， “在这里照一张云”
10月2曰一大早，孙霞决定去茶山找老乡李秀荣和柴春晶玩。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晃了半个多钟头，孙霞到达茶山镇一个叫怡豪广场的地方，她和老乡约好在这里会合。
李秀荣和柴春晶都在一家塑胶厂上班，是一家台资企业下属的工厂，生产塑胶头盔。因为现在是淡季，没什么订单，所以国庆节放5天假。
李秀荣生于1991年，柴春晶比她还 晚一年出生，都是正经八百的90后。在记者接触的几个古浪青年中，只有李秀荣对离开诚达没有感到后悔： “虽然我们那边的人多，但是没有实力嘛，一起出来的都是小孩子，经验没那么多，人又老实，就很受人家欺负。”
离开诚达后，李秀荣就像一只单飞的小鸟。工厂换了一家又一家，她感觉到哪儿都没有自己想要的工作，直到2008年进了这家塑胶厂。“安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太累了，不管是钱，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浪费了。”李秀荣说。
女工们都习惯随身带着工牌。柴春晶的工牌上写着注塑部。她说，注塑车间不能开空调，车间里只有排气扇。刚去的时候，柴春晶觉得快要热死了，可现在已经适应。“什么都别想，静下心来做事，就一点都不热了。”
流水线上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车间那些女孩子总喜欢跟你比呀，争啊，勾心斗角。如果你不强，就会被欺负。”李秀荣说， “现在还可以啦，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李秀荣所说的“实力”，就是“在工作中，不要让别人对你有话可说”。
柴春晶非常佩服自己的老乡： “她在车间好牛的。“李秀荣和柴春晶现在一个月能拿2DOO多元，但底薪只有920元，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
女孩子的心思
“一个月5块钱，就可以在手机上聊QQ。”孙霞厂里的宿舍住10个人，颇显拥挤。宿舍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下班之后，这些女孩子最大的业余生活就是在手机上聊QQ，打游戏。
李秀荣和柴春晶的宿舍只有4个人，显得宽敞多了。李秀荣仅有的家当，就是一堆漂亮衣服，和一只毛绒大熊。这只大熊，是宿舍原先的工友留下来的。 “就是一个留一个那样留下来的，到底是谁的也不知道。”李秀荣说。
茶山镇的天马公园绿意浓浓，丝毫没有入秋的感觉。明亮的阳光下，龙眼树给草地投下重重的阴影。三个女孩子坐在草地上，话题总离不开自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老大，也会聊“新买的手机”以及“厂里的男孩子”。
孙霞对没抽上国庆节加班的签一直耿耿于怀。“我们老大他好会安排，他让我先抽，还有两个签让他女朋友抽，他女朋友不抽，他就扔了一个给她，结果被抽中了，我没抽上。”孙霞说，“别的部门要加班，要我們去支援，只有几个名额，三倍工资谁不想去啊!”
虽然自己是90后，但柴春晶却看不上厂里同样是90后的女孩子， “我们厂里男孩子性格都蛮好的，就是女孩子有些太垃圾。”她说， “那些人真的太没意思了，她们和男朋友同居，本来很正常，不过她们讲话超难听，让结过婚的人听了都觉得不合适。”
与这些90后的女孩子相比， “老大姐”孙霞的生活就单调了许多。一到星期天，宿舍里的工友都跑了，只剩下她独守空房。“八月十五过的很可怜，一个人都没有。晚上让她们帮我带吃的吧，没一个人回来的，结果在宿舍里吃方便面。” 说着说着，她们的话题又转到远在西北的家乡。“家里面好冷了，这边又这么热。”孙霞自言自语。
”我昨天看武威都13度了。”李秀荣说， “现在回家不适应了，夏天回去气都喘不上来，感觉有沙子在嗓子里面。”
孙霞每年回家过年，顶多待一、两个月， “宁肯出来天天上班，虽然辛苦，但有事可做。”
从天马公园一块高地上，可以看到远处一整片的现代化工厂。走出公园，同样是一片工业区。路过一家木桶饭，三个女孩子决定吃米饭。 “我爱吃米饭，但还是馒头最好吃。”李秀荣说。
在这异乡的街头，三个女孩子要了一瓶冰啤酒，边吃边喝。不远处的广场上，播放着一首缠缠绵绵的情歌。
学做公民的吕延武
写博客，替民工维权，学做公民——在老乡中间，吕延武显然是个异类。
”我是个农民工，但我想做个特别的农民工。”这也是吕延武网名“红别民工”的由来。
过去3年，吕延武一直在一家劳工NG0(非政府组织)组织打工，给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珠三角很多草根劳工NG0一样，吕延武所在的机构也是靠一些境外资金的支持维持生存。
吕延武每周都会去医院，向工伤工友派发法律手册，宣传自己的机构，让他们了解自身的权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 “我们今年已经做了40多个案子了，从认定工伤，到赔偿，一路援助到底。”
虽然力量弱小，但这样的草根NG0组织对那些背井离乡、遇到不公正待遇又求告无门的外来打工者而言，却是一股温暖的力量。
“我工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就不要拍了，因为现在劳工维权还是比较敏感。为什么我们搬了三次家?因为政府不欢迎。”但是，对于加入这个机构，吕廷武至今觉得幸运。“我的老师，我的同事，他们很好，是现在这个国度里很好很好的人。 我在这个机构学到的东西，就是怎么去帮助人。”
多年的坚持，让吕延武得到了更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尊重和支持。特别是像孙霞这样来自家乡的打工妹妹们，都觉得自己的哥哥很了不得，做了很多让她们不可想象的事情。吕延武觉得有一种被看得起的感觉，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 “我这个人不聪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坚持。我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我上的是江湖大学，开始是读博士，现在马上要做教授了。”初中毕业的吕延武这样自嘲。鲁迅和韩寒在他的心里得到同样的推崇和膜拜。在自己博客里，他时常批判这个时代“疯狂”的一面。“虽然我文笔很差，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写一辈子。不管这辈子多么贫困潦倒，我都会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每月工资到手，吕延武总是忍不住先挤出一些钱去当当网上买几本书。他常常因为买书搞得自己手头紧张。今年6月，吕延武花120块钱买了个书柜搬回出租屋，把自己所有的书摆上去。看着一架子的书，吕延武心里美滋滋的。他给自己“书房”取名“红别屋”，他说，这是一个“可以让灵魂解放的屋子”。
在这个城市生活了5年时间，吕延武还是要靠一张用138块钱换来的暂住证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但是，有意无意间，他已经向一个更高的目标迈进了。“我现在不仅是一个打工者，还努力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为这个社会尽到我该尽的责任。”
那个未来“太遥远”
“我为什么一直能扛到今天，一直能按自己的思想走路，也许更多是因为我的父母在支持着我。”吕延武觉得这是自己比家乡其他孩子更幸运的地方。
其实，家乡的亲戚们也替吕延武着急，不知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是玩还是混。国庆节前，他又收到堂哥的短信，劝他回家，找个女孩结婚。每当这种时候，吕延武总觉得无言以对。
“我不敢回家。”吕延武坦言道，他害怕自己心中坚守的那片只有自己懂得的高地，一夕之间被彻底摧毁。在嘈杂拥挤的公交车上，吕延武断断续续地给记者讲着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真想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种地，娶妻，生子，生下来就是这个命，你再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过去。你农民家的人嘛，再不服，再不认命，有什么办法呢。”
从工厂出来以后，吕延武几乎就没有给家里寄过钱了。妹妹晓琴今年上大学了，他知道家里正是缺钱的时候，自己却无能为力。 “将来根扎到哪儿?想在东莞扎能扎的下吗?这个事情太遥远太遥远了。回到农村种地吧，我又不是很甘心。”对于未来，吕延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
女孩子面临的压力也许更大。“我们那边不知怎么回事，在外面谈的家里不同意。”孙霞有点迷茫。
古浪老家的女孩20岁不到就该考虑婚嫁了。“家乡一般说虚岁，虚两岁。”孙霞是跟吕延武一批来东莞打工的，她说“我今年回去，比我们晚几批出来打工的，都回去结婚了，就我们那一批的很少结婚，还在玩。”
孙霞兄妹四个，父亲在家务农，母亲时不时出门打一些短工。弟弟今年也开始打工了。孙霞自己倒没有结婚的压力。“反正每年都回，每年都出来。跟我一起的有几个，她们都不结婚，我也不着急，急什么?”她安慰自己。
李秀荣的姐姐比她大一岁，当初姐妹俩一起出来打工，如今姐姐已经回家结婚了。“她快做妈妈了。她跟我姐夫认识的早，我姐夫现在在山西那边开车。”
和大多数90后打工者一样，李秀荣也是“月光族”。她说，厂里面有饭供应，但时间卡得很死，自己就在外面吃饭，再加上女孩子买点小首饰，吃点零食，还要上网，一个月下来工资剩不下多少。
虽然乐观开朗，但李秀荣也不敢轻易去憧憬未来。 “打工的未来会怎么样?计划不如变化，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失落的。”
李秀荣和柴春晶平时也喜欢在宿舍看点儿书， “读书会让自己丰富一点儿。”李秀荣说。
2010年10月10日，吕延武开始在网上征集稿件，创办《同路》期刊——一份“工人为工人自己说真话”的内部交流性质的文艺杂志。
“这里虽然没有我的一寸土地，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接纳我，但是我真的爱这个地方，我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了，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5年，认识了这么多的工友，我和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打拼，这个城市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爱恨交织，很矛盾的。”吕延武说。
2010年1月31日，随着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发布，这个群体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称谓——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农村进城务工者，在目前全国1.5亿农民工中，他们的人数大约占一个亿。
国庆长假期间，本刊记者奔赴广东，在东莞、深圳等地约访了数名来自西部的打工青年。在他们当中，有终日劳作在流水线上的青年女工孙霞、李秀荣和柴春晶，有帮助农民工维权的吕延武，有打工诗人郑小琼，还有小说《中国式民工》的作者周述恒等。
他们生存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做着各种最不引人注目但却最繁重、最艰辛的工作，同时，也做着对他们来说还可望不可及的”城市梦”。
“他们之于时代的存在犹如空气之于我们每个人，并由此构成中国30年经济大革命之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集体记忆。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智慧任劳任怨地推动着整体社会的建设性进步，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贡献了血汗、青春、情感，乃至生命，但却因体制和社会的原因，至今仍无法被彻底认同，他们在自己建设的城市社区中一次次成为社会身份的漂流者和迷失者。”导演江小鱼在给《中国式民工》所做的序言中如是说。
同样是2010年，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3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10人身亡。这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年轻人用生命来表达他们对企业和社会的不满甚至绝望。在舆论聚焦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进入公众的视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所长刘开明说，“对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可是，这样的还债，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呢?古浪人在东莞
李 嵱
2010年10月1日，国庆长假如期而至，东莞汽车总站人潮涌动。
甘肃古浪籍女工孙霞和她的工友张红梅一大早就从东城的工厂宿舍赶到了老乡吕延武所在的万江桥。工厂放3天假，他们相约一起去东莞市中心的行政广场游玩。他们本来还约了在茶山镇打工的同乡李秀荣和柴春晶，可因为晕车，两人走到半道又回去了。
“古浪来的就剩我们几个了。”吕延武说。2005年，千乡万才公司在古浪实施“西才东用”计划，分批组织了近千名青年到东莞打工，他们落脚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沙田镇的台资企业诚达鞋厂。
5年后，仍然留在东莞打工的古浪人，已经屈指可数。
难得的假日
站在万江桥上，可以看到东莞最大的游乐园华南摩尔。孙霞和张红梅以前都去玩过，回想起过山车和跳楼机的惊险刺激，两个女孩仍兴奋不已。一起等车的吕延武自愧不如：“哎呀，我这个宅男当的真可以。来这里几年了，不知道这里有个游乐园的。”
90后张红梅一一细数东莞的好玩去处，让吕延武更加感叹： “现在已不是80后的天下了!”
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行政中心广场，南北贯通，气势宏大，人工湖与绿化带连接交替，现代感十足的公共建筑环绕四周，展览馆、图书馆、大剧院、科技馆，还有青少年官一应俱全。
国庆节期间，展览馆是免费开放的，吕延武和两个女孩子便兴冲冲进去参观。在东莞城市大观展览现场，从三国时期生产盐、爆竹、席子的作坊，到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东莞的历史以一个个逼真的场景展示出来。站在一幅生产车间的巨幅照片前，吕延武说， “我们以前干的鞋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也是无尘车间。上下班要换衣服。”
在一张东莞制造业产品销售分布图上，一根根金线从中国版图最南端的这座城市向世界各地辐射出去。吕延武用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注解：“如果东莞堵车，全球将缺货。”
一个灯光闪烁的东莞城市模型沙盘，又引起三个打工者的注意。吕延武说：“我一定要在这里买套房子，这是我的梦想。”
图书馆是吕延武在东莞惟一熟悉的休闲场所。 “天气太热的时候，可以到图书馆一面看书，一面避暑。”偌大的图书馆设施齐全，有免费的饮用水，还有舒适的大沙发。孙霞和张红梅则是第一次逛图书馆，两个女孩子不无兴奋地说： “到时候我们辞工了，无家可归的时候，就睡这里吧!”
去步行街的路上，经过雀巢咖啡工厂，昏暗的街道上飘荡着浓浓的咖啡香。吕延武说，有一次在深圳，别人请他喝咖啡，一杯咖啡28块钱，一份快餐卖30块钱。那顿饭吃得他“想哭”。这让孙霞又想起了华南摩尔： “从跳楼机跳下来，1秒钟，25块钱没了。”
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记者为三个打工青年留下了一张合影。因为有了他们的身影，这座城市的画面显得活泼了许多。都市里的漂泊
“在一个工厂里持久地干下去，很累，受不了。”
对这些古浪籍打工者来说，沙田镇诚达鞋厂已是很久以前的记忆了。从诚达出来以后，他们进厂出厂，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 “一般都是做几个月就不想做了，辞工，回家。过完年，又出来找工作。”吕延武说。
吕延武出生于1985年，和吕博武、刘玉萍、李新凤同龄。他们4人在诚达鞋厂打工时，曾共同创办过一个名叫“烟波风雨”的文学社，因此在老乡中小有名气。如今，文学社的“战友们”大都回到家乡，娶妻生子，结婚嫁人，只剩下吕廷武“一个人的战斗”。
刚来东莞时，吕延武不能适应南方的饮食、气候，还有工厂里严苛的管理。在车间，他尤其不能忍受老大的“训”和“骂”。“老大“是打工者对车间基层管理人员的称呼。有一次，吕延武踩针车时把一只鞋子踩报废了，老大让他罚站，高高地站在凳子上。“我在厂里面很窝囊的，是那种不大说话的人，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但是他反而欺负我。把我惹毛了，我就冲他大喊一声。”那次闹别扭之后，吕延武就离开了鞋厂。
“打工的人，哪个厂好进哪个厂，明年又不一定在哪个厂。”出生于1988年的孙霞被吕延武称为 “老江湖”。从诚达出来后，孙霞不断换工厂，走马灯似的。她现在打工的地方是位于东城区的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厂里一万多人，生产三星和索尼的液晶显示器。
偶尔，孙霞回想自己的打工路也会感慨： “他们都说走来走去，還是诚达那个厂子好。那时候，厂里有空调，有电话，宿舍里面柜子又大。整个厚街那么多鞋厂，都没有诚达宿舍楼修得好。”
日暮时分，三人不知不觉走到广场南面的水池边。望着暮色笼罩的水面，孙霞有点落寞： “今天的喷泉也没喷出来。”回头一望，天空的火烧云煞是漂亮，两个女孩又活泼起来， “在这里照一张云”
10月2曰一大早，孙霞决定去茶山找老乡李秀荣和柴春晶玩。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晃了半个多钟头，孙霞到达茶山镇一个叫怡豪广场的地方，她和老乡约好在这里会合。
李秀荣和柴春晶都在一家塑胶厂上班，是一家台资企业下属的工厂，生产塑胶头盔。因为现在是淡季，没什么订单，所以国庆节放5天假。
李秀荣生于1991年，柴春晶比她还 晚一年出生，都是正经八百的90后。在记者接触的几个古浪青年中，只有李秀荣对离开诚达没有感到后悔： “虽然我们那边的人多，但是没有实力嘛，一起出来的都是小孩子，经验没那么多，人又老实，就很受人家欺负。”
离开诚达后，李秀荣就像一只单飞的小鸟。工厂换了一家又一家，她感觉到哪儿都没有自己想要的工作，直到2008年进了这家塑胶厂。“安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太累了，不管是钱，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浪费了。”李秀荣说。
女工们都习惯随身带着工牌。柴春晶的工牌上写着注塑部。她说，注塑车间不能开空调，车间里只有排气扇。刚去的时候，柴春晶觉得快要热死了，可现在已经适应。“什么都别想，静下心来做事，就一点都不热了。”
流水线上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车间那些女孩子总喜欢跟你比呀，争啊，勾心斗角。如果你不强，就会被欺负。”李秀荣说， “现在还可以啦，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李秀荣所说的“实力”，就是“在工作中，不要让别人对你有话可说”。
柴春晶非常佩服自己的老乡： “她在车间好牛的。“李秀荣和柴春晶现在一个月能拿2DOO多元，但底薪只有920元，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
女孩子的心思
“一个月5块钱，就可以在手机上聊QQ。”孙霞厂里的宿舍住10个人，颇显拥挤。宿舍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下班之后，这些女孩子最大的业余生活就是在手机上聊QQ，打游戏。
李秀荣和柴春晶的宿舍只有4个人，显得宽敞多了。李秀荣仅有的家当，就是一堆漂亮衣服，和一只毛绒大熊。这只大熊，是宿舍原先的工友留下来的。 “就是一个留一个那样留下来的，到底是谁的也不知道。”李秀荣说。
茶山镇的天马公园绿意浓浓，丝毫没有入秋的感觉。明亮的阳光下，龙眼树给草地投下重重的阴影。三个女孩子坐在草地上，话题总离不开自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老大，也会聊“新买的手机”以及“厂里的男孩子”。
孙霞对没抽上国庆节加班的签一直耿耿于怀。“我们老大他好会安排，他让我先抽，还有两个签让他女朋友抽，他女朋友不抽，他就扔了一个给她，结果被抽中了，我没抽上。”孙霞说，“别的部门要加班，要我們去支援，只有几个名额，三倍工资谁不想去啊!”
虽然自己是90后，但柴春晶却看不上厂里同样是90后的女孩子， “我们厂里男孩子性格都蛮好的，就是女孩子有些太垃圾。”她说， “那些人真的太没意思了，她们和男朋友同居，本来很正常，不过她们讲话超难听，让结过婚的人听了都觉得不合适。”
与这些90后的女孩子相比， “老大姐”孙霞的生活就单调了许多。一到星期天，宿舍里的工友都跑了，只剩下她独守空房。“八月十五过的很可怜，一个人都没有。晚上让她们帮我带吃的吧，没一个人回来的，结果在宿舍里吃方便面。” 说着说着，她们的话题又转到远在西北的家乡。“家里面好冷了，这边又这么热。”孙霞自言自语。
”我昨天看武威都13度了。”李秀荣说， “现在回家不适应了，夏天回去气都喘不上来，感觉有沙子在嗓子里面。”
孙霞每年回家过年，顶多待一、两个月， “宁肯出来天天上班，虽然辛苦，但有事可做。”
从天马公园一块高地上，可以看到远处一整片的现代化工厂。走出公园，同样是一片工业区。路过一家木桶饭，三个女孩子决定吃米饭。 “我爱吃米饭，但还是馒头最好吃。”李秀荣说。
在这异乡的街头，三个女孩子要了一瓶冰啤酒，边吃边喝。不远处的广场上，播放着一首缠缠绵绵的情歌。
学做公民的吕延武
写博客，替民工维权，学做公民——在老乡中间，吕延武显然是个异类。
”我是个农民工，但我想做个特别的农民工。”这也是吕延武网名“红别民工”的由来。
过去3年，吕延武一直在一家劳工NG0(非政府组织)组织打工，给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珠三角很多草根劳工NG0一样，吕延武所在的机构也是靠一些境外资金的支持维持生存。
吕延武每周都会去医院，向工伤工友派发法律手册，宣传自己的机构，让他们了解自身的权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 “我们今年已经做了40多个案子了，从认定工伤，到赔偿，一路援助到底。”
虽然力量弱小，但这样的草根NG0组织对那些背井离乡、遇到不公正待遇又求告无门的外来打工者而言，却是一股温暖的力量。
“我工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就不要拍了，因为现在劳工维权还是比较敏感。为什么我们搬了三次家?因为政府不欢迎。”但是，对于加入这个机构，吕廷武至今觉得幸运。“我的老师，我的同事，他们很好，是现在这个国度里很好很好的人。 我在这个机构学到的东西，就是怎么去帮助人。”
多年的坚持，让吕延武得到了更年轻一代农民工的尊重和支持。特别是像孙霞这样来自家乡的打工妹妹们，都觉得自己的哥哥很了不得，做了很多让她们不可想象的事情。吕延武觉得有一种被看得起的感觉，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 “我这个人不聪敏，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坚持。我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我上的是江湖大学，开始是读博士，现在马上要做教授了。”初中毕业的吕延武这样自嘲。鲁迅和韩寒在他的心里得到同样的推崇和膜拜。在自己博客里，他时常批判这个时代“疯狂”的一面。“虽然我文笔很差，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写一辈子。不管这辈子多么贫困潦倒，我都会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每月工资到手，吕延武总是忍不住先挤出一些钱去当当网上买几本书。他常常因为买书搞得自己手头紧张。今年6月，吕延武花120块钱买了个书柜搬回出租屋，把自己所有的书摆上去。看着一架子的书，吕延武心里美滋滋的。他给自己“书房”取名“红别屋”，他说，这是一个“可以让灵魂解放的屋子”。
在这个城市生活了5年时间，吕延武还是要靠一张用138块钱换来的暂住证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但是，有意无意间，他已经向一个更高的目标迈进了。“我现在不仅是一个打工者，还努力去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为这个社会尽到我该尽的责任。”
那个未来“太遥远”
“我为什么一直能扛到今天，一直能按自己的思想走路，也许更多是因为我的父母在支持着我。”吕延武觉得这是自己比家乡其他孩子更幸运的地方。
其实，家乡的亲戚们也替吕延武着急，不知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是玩还是混。国庆节前，他又收到堂哥的短信，劝他回家，找个女孩结婚。每当这种时候，吕延武总觉得无言以对。
“我不敢回家。”吕延武坦言道，他害怕自己心中坚守的那片只有自己懂得的高地，一夕之间被彻底摧毁。在嘈杂拥挤的公交车上，吕延武断断续续地给记者讲着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真想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种地，娶妻，生子，生下来就是这个命，你再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过去。你农民家的人嘛，再不服，再不认命，有什么办法呢。”
从工厂出来以后，吕延武几乎就没有给家里寄过钱了。妹妹晓琴今年上大学了，他知道家里正是缺钱的时候，自己却无能为力。 “将来根扎到哪儿?想在东莞扎能扎的下吗?这个事情太遥远太遥远了。回到农村种地吧，我又不是很甘心。”对于未来，吕延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想”。
女孩子面临的压力也许更大。“我们那边不知怎么回事，在外面谈的家里不同意。”孙霞有点迷茫。
古浪老家的女孩20岁不到就该考虑婚嫁了。“家乡一般说虚岁，虚两岁。”孙霞是跟吕延武一批来东莞打工的，她说“我今年回去，比我们晚几批出来打工的，都回去结婚了，就我们那一批的很少结婚，还在玩。”
孙霞兄妹四个，父亲在家务农，母亲时不时出门打一些短工。弟弟今年也开始打工了。孙霞自己倒没有结婚的压力。“反正每年都回，每年都出来。跟我一起的有几个，她们都不结婚，我也不着急，急什么?”她安慰自己。
李秀荣的姐姐比她大一岁，当初姐妹俩一起出来打工，如今姐姐已经回家结婚了。“她快做妈妈了。她跟我姐夫认识的早，我姐夫现在在山西那边开车。”
和大多数90后打工者一样，李秀荣也是“月光族”。她说，厂里面有饭供应，但时间卡得很死，自己就在外面吃饭，再加上女孩子买点小首饰，吃点零食，还要上网，一个月下来工资剩不下多少。
虽然乐观开朗，但李秀荣也不敢轻易去憧憬未来。 “打工的未来会怎么样?计划不如变化，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失落的。”
李秀荣和柴春晶平时也喜欢在宿舍看点儿书， “读书会让自己丰富一点儿。”李秀荣说。
2010年10月10日，吕延武开始在网上征集稿件，创办《同路》期刊——一份“工人为工人自己说真话”的内部交流性质的文艺杂志。
“这里虽然没有我的一寸土地，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接纳我，但是我真的爱这个地方，我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了，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5年，认识了这么多的工友，我和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打拼，这个城市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爱恨交织，很矛盾的。”吕延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