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我国城市化进展迅速，本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优势和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城市化推动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但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及其他大城市病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政策，对大、中、小的城市化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以促进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大城市病；差异化
一、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的40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统计显示，1949年-197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城市化率只增加了9.35%，平均每年增加0.31%，而1999年-2009年，仅仅10年增加了17.42%，平均每年增加1.74%，是之前的5.61倍。2016年底为57.4%，预计2020年达到60%（具体如右图所示）。虽然近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有所放缓，但仍将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快速增长。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化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
二、城市化的优势
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例如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等等，将会更加集中，从而使其管理起来更加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其次，它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使经济保持活力。城市化的集聚效应，才使得地铁、高铁、共享单车等的产生成为可能。城市化期间进行的大规模建设，能够带动中国各方面经济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城市化建设，使其向二三产业转移，在其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可以增长见识、提高技能。
另外，城市化的发展，还能够带动农村各方面的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利于城乡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城，促使农业经营产业化、农业技术集成化、基础设施工程化、农业生产机械化等，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同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
城市化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由于机制设计和安排的不尽合理，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便是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空气污染、绿植覆盖下降、水资源短缺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使城市的环境质量下降，也使得居民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
其次，由于城市管理水平的落后及城市的环境承载力的限制，过多人口的迁入导致资源紧张。此外城市的功能有限，迁入的人口过多会使城市医疗、交通、教育等领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一些城市化过于迅速、急躁，或是仅由房地产投资建设，使得很多配套设施无法跟进，形成了一个个“鬼城”，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外，由于我国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农村务工人员不能够在城市落户，农村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城后，导致我国当前形成6000万留守儿童，几千万留守妇女，几千万留守老人。由此，而产生的教育问题、情感缺失、交通运输等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
四、应对措施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深度评估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从2000年和201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郑州、武汉和西安组成的中原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仍然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是人口迁出的主要地区。因此，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势在必行。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户籍是全面放开的，大城市是有一定的管制的，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是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因为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必须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我们不能让特大城市太大，而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失衡的城镇化走向均衡的城镇化。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对于小城市要缩小城乡差别，实行均衡的城镇化战略，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人口流入小城市。比如乌兰察布为例，乌兰察布是个三线城市，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但最近几年在基础建设、人均绿地配套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为这个城市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养老休闲、旅游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便利的交通，有火车、机场、京藏高速等，特别是2019年高铁建成通车后，北京到乌兰察布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其夏天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北京的后花园指日可待。还有其诱人的优惠政策，今年已经成功引进了华为、苹果等巨无霸入住其工业园区。有产业、有配套、有服务，相信今后10年一定是乌兰察布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这也是人口流入小城市的比较好的模式。
其次，对于中等城市要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和产业。以贵州为例，自2015年以来，抢抓国家将贵州列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重大机遇，积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努力培育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建设以大数据、高端智能制造、大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众创孵化平台。截至2017年6月30日，贵州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为230万户，注册资本4.8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和42%。带动就业627207人，带动大学生创业20000人以上，带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达91万人，完美地实现了“换道超车”。
最后，对于特大城市来说一是疏解；二是建设。以北京为例，疏解的是非首都功能，建设的是雄安新区。北京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病主要由于功能过多造成的，北京定位是建设和谐宜居之都。北京有其特殊性，它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人口规划调整要和功能定位匹配的，如果能疏散教育、科研、管理和企业办公等非首都功能，那么人口压力也会缓解。所以，京津冀之间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除了发展北京、天津两双城以外，比如廊坊、石家庄、保定、邯郸、唐山等区域中心城市也应该发展起来，使之承接特大城市的教育、科研、管理和企业办公等功能。今后雄安的发展是个创新潮，国家要将北京的科技研发、教育都搬到雄安，那里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硅谷。实现退休人员异地养老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中国正在进入老年化社会，据人社部2014年统计，我国企业离退休人数已达到8015万人，庞大的人群使得养老产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倡导大城市的退休人员向环境好、人口密度低的小城市转移，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和配套。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城市、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不同品质的养老模式，建立可以随时更换养老居住地的机制，比如把自己在大城市的房子共享出来，根据房子的评估价值可以选择不同品质的养老居住地，不足的部分可以自己掏现金补贴，超出价值的部分可以用现金补贴给退休人员。从而实现异地养老，为大城市减轻人口负担，也为小城市发展提供可能。
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既是我们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題，又是城市化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申玉兰和郑颖，“石家庄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实施情况研究——基于政府规制的角度”，载《现代经济信息》 2016年5期.
[2]张长，“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再思考”，载《城市》 2016年8期.
[3]申红芳、陈超和王磊，“世界农业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载《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3年12期
[4]王桂新，“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11期.
[5]罗淳，“中国‘城市化’的认识重构与实践再思”，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9期.
【关键词】城市化；大城市病；差异化
一、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的40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统计显示，1949年-197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城市化率只增加了9.35%，平均每年增加0.31%，而1999年-2009年，仅仅10年增加了17.42%，平均每年增加1.74%，是之前的5.61倍。2016年底为57.4%，预计2020年达到60%（具体如右图所示）。虽然近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有所放缓，但仍将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快速增长。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城市化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现代化。
二、城市化的优势
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例如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等等，将会更加集中，从而使其管理起来更加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其次，它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使经济保持活力。城市化的集聚效应，才使得地铁、高铁、共享单车等的产生成为可能。城市化期间进行的大规模建设，能够带动中国各方面经济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城市化建设，使其向二三产业转移，在其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可以增长见识、提高技能。
另外，城市化的发展，还能够带动农村各方面的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利于城乡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城，促使农业经营产业化、农业技术集成化、基础设施工程化、农业生产机械化等，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同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
城市化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是，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由于机制设计和安排的不尽合理，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便是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空气污染、绿植覆盖下降、水资源短缺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使城市的环境质量下降，也使得居民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
其次，由于城市管理水平的落后及城市的环境承载力的限制，过多人口的迁入导致资源紧张。此外城市的功能有限，迁入的人口过多会使城市医疗、交通、教育等领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一些城市化过于迅速、急躁，或是仅由房地产投资建设，使得很多配套设施无法跟进，形成了一个个“鬼城”，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外，由于我国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农村务工人员不能够在城市落户，农村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城后，导致我国当前形成6000万留守儿童，几千万留守妇女，几千万留守老人。由此，而产生的教育问题、情感缺失、交通运输等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
四、应对措施
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深度评估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从2000年和201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发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郑州、武汉和西安组成的中原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仍然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是人口迁出的主要地区。因此，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势在必行。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户籍是全面放开的，大城市是有一定的管制的，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是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因为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必须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我们不能让特大城市太大，而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失衡的城镇化走向均衡的城镇化。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对于小城市要缩小城乡差别，实行均衡的城镇化战略，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人口流入小城市。比如乌兰察布为例，乌兰察布是个三线城市，地广人稀，经济欠发达。但最近几年在基础建设、人均绿地配套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为这个城市转型升级、招商引资、养老休闲、旅游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便利的交通，有火车、机场、京藏高速等，特别是2019年高铁建成通车后，北京到乌兰察布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其夏天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成为北京的后花园指日可待。还有其诱人的优惠政策，今年已经成功引进了华为、苹果等巨无霸入住其工业园区。有产业、有配套、有服务，相信今后10年一定是乌兰察布经济腾飞的黄金时期。这也是人口流入小城市的比较好的模式。
其次，对于中等城市要调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资源和产业。以贵州为例，自2015年以来，抢抓国家将贵州列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重大机遇，积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努力培育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建设以大数据、高端智能制造、大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众创孵化平台。截至2017年6月30日，贵州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为230万户，注册资本4.8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0%和42%。带动就业627207人，带动大学生创业20000人以上，带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达91万人，完美地实现了“换道超车”。
最后，对于特大城市来说一是疏解；二是建设。以北京为例，疏解的是非首都功能，建设的是雄安新区。北京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病主要由于功能过多造成的，北京定位是建设和谐宜居之都。北京有其特殊性，它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人口规划调整要和功能定位匹配的，如果能疏散教育、科研、管理和企业办公等非首都功能，那么人口压力也会缓解。所以，京津冀之间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除了发展北京、天津两双城以外，比如廊坊、石家庄、保定、邯郸、唐山等区域中心城市也应该发展起来，使之承接特大城市的教育、科研、管理和企业办公等功能。今后雄安的发展是个创新潮，国家要将北京的科技研发、教育都搬到雄安，那里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硅谷。实现退休人员异地养老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中国正在进入老年化社会，据人社部2014年统计，我国企业离退休人数已达到8015万人，庞大的人群使得养老产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倡导大城市的退休人员向环境好、人口密度低的小城市转移，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和配套。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城市、不同地域、不同风格、不同品质的养老模式，建立可以随时更换养老居住地的机制，比如把自己在大城市的房子共享出来，根据房子的评估价值可以选择不同品质的养老居住地，不足的部分可以自己掏现金补贴，超出价值的部分可以用现金补贴给退休人员。从而实现异地养老，为大城市减轻人口负担，也为小城市发展提供可能。
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既是我们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題，又是城市化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参考文献：
[1]申玉兰和郑颖，“石家庄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度实施情况研究——基于政府规制的角度”，载《现代经济信息》 2016年5期.
[2]张长，“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再思考”，载《城市》 2016年8期.
[3]申红芳、陈超和王磊，“世界农业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载《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3年12期
[4]王桂新，“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11期.
[5]罗淳，“中国‘城市化’的认识重构与实践再思”，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