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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16日，鲁迅乘上了厦门开往广州的“苏州”号轮船。入夜，他走出船舱凭舷而立，但见“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的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新的美好生活即将开始。
两天后，雨中的广州，鲁迅第一次走进这座心仪的南国名城。第二天，他搬进了中山大学正中最高的大钟楼。由于慕名而来的访客太多，影响看书和写作，鲁迅决定在校外租房。3月29日与许寿裳、许广平一起移居白云楼26号二楼。此处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果然是个清静幽雅的好地方。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鲁迅此来受聘于中山大学，起初抱有远大的梦想和期望，但事实上，它也并非理想的乐土。“四一五”政变发生后，仅中大学生即有40余人被捕入狱。鲁迅因力主营救被捕学生无果，忿而将聘书退还学校当局，以示强烈抗议。校方几次挽留均未能动摇鲁迅的决心，最终于6月6日同意其辞职。9月27日，鲁迅偕许广平乘船奔赴上海。
鲁迅在广州的日子总共253天，这段时间虽不算漫长，却足以让一个人全面领略充满魅力的南粤风味。
来广州之前，鲁迅任教于初创的厦门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一学期。再往前说，鲁迅因在北京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受到政治迫害，于是借厦大广揽师资之际而应聘南下。其时他与许广平的恋情已经确立，但尚无勇气冲破世俗的藩篱。两人同时离京却订下两年之约，鲁迅去福建，许广平回广东老家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各自奋斗两年之后再见面。然而约定很快就被打破，时间仅4个多月，个中原因一言难尽，而“吃”的诱惑，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助推作用。
鲁迅在厦大时，不仅憎恶学校里的派系之争，于饮食方面也十分不满。学校食堂的伙食糟糕透顶，米饭里混杂着不少白色沙粒，拣都没法拣；专门花钱雇了厨子包饭，饭菜仍粗劣不堪，难以下咽，厨子一换再换也无济于事。对于厦门的印象，鲁迅曾向友人吐槽：“其实此地最讨厌者，却是饭菜不好。”
当鲁迅身居厦大吃罐头混日子，许广平则在来信中不断描绘羊城的美食地图。她说，广州素以善食著称，吃的应有尽有，和你在厦大过的孤村生活不同，虽然能否合你口味也说不定，但想来你总可以对付的。你在北京生活了14年，偏好北方口味，而这里也有北方馆子。还有稻香村一类的店，所以糖炒栗子也有了……
广州餐饮业如此繁荣昌盛，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鲁迅岂能不心往神驰？倘说鲁迅是带着舌尖上的憧憬而来，那么他真的没有失望。乍到广州，有许广平当向导，自然少不了检阅一下本土风味，隔三岔五便到饭馆茶楼，果然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不几天，鲁迅就接连光顾了荟芳园、别有春、妙奇香等酒店，还有许广平之前在信中点赞过的北园。
鲁迅日记对每天的饮食起居都有所记录，在穗期间，其中提到的饭店和茶社就有20余家。优越的饮食条件消除了鲁迅的生活忧虑，为他安心创作提供了必要保障。有两个数字可算是有趣的巧合，或可作为以上结论的佐证：鲁迅在广州的日子里，出去吃饭品茗的次数为43，而这期间他创作的杂文数量也是43。
许寿裳与鲁迅是情同手足的好友，鲁迅当年在京孤身寄居于绍兴会馆，曾受到许铭伯、许寿裳兄弟的悉心关照，逢年过节不是请他到家中小酌，就是给他送去鸡鸭鱼肉等可口菜肴。1927年初，鲁迅为正想离京谋事的许寿裳在中大争取了一个教席，也让许寿裳备感“穷途仗友生”。2月19日，许寿裳南下来到广州，适逢鲁迅应邀去香港讲演，许广平随行翻译，便先下榻在旅馆中。翌日午后鲁迅返校，旧雨重逢，鲁迅便将老友接来大钟楼同住，一如往昔的亲密无间。当晚在一景酒家设宴接风，多年后，许寿裳仍记忆犹新，并且给那家饭店一个好评，理由是“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去另一家馆子，饭后许寿裳想抢着付账，或是要回请一下，鲁迅坚决不让，并表示先由他做东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
鲁迅的创作内容广博，他也曾论及各地菜肴的特色，其实与当地盛产的食材密切相关，比方说其家乡以出产竹笋著称，而认为广州等地则鲜有此物。但广东人在食材的取用方面，显示出令人惊异的眼光和胆量，外地人大多望而却步，鲁迅倒是很想试试。
在厦门，鲁迅见识了别人从广州带来的桂花蝉和龙虱，这两样都是可食用的水生甲虫，他觉得“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人敢吃”。许广平在信中对它们做了详细说明：“桂花蝉顾名思义，想是香味如桂花，或因桂花开时乃有，未详。龙虱生水中，外甲壳而内软翅，似金龟虫，也略能飞。食此二物，先去甲翅，次拔去头，则肠脏随出，再去足，食其软部，也有并甲足大嚼，然后吐去渣滓的。嗜者以为佳，否则不敢食，犹蚕蛹也。我是吃的，觉得别有风味，但不能以言传。”尽管不可言传，但鲁迅已然心动，他向许广平表示“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许广平回复：“至于蛇，你到时在年底，不知道可还有？龙虱也已过时，只可买干的了。”
关于蛇，广东有一个经典菜肴叫“三蛇羹”。三蛇，一般指眼镜蛇、金环蛇和榕蛇。将蛇去皮，与猪骨、老鸡加以葱姜、胡椒、绍酒同煲，约一小时取出蛇段剔骨拆丝，继续煲上几小时，上桌前撒上少许菊花瓣。此菜制作精细，滋味绝妙，鲁迅在广州是否尝过亦难以考证，但肯定曾在上海一啖为快。1931年11月21日，鲁迅和许广平邀请周建人夫妇上街看电影，“观毕至特色酒家晚饭，食三蛇羹。”这是鲁迅日记里唯一一次吃蛇的记录。
若假以闲暇，鲁迅说不定能在一年之内吃遍羊城每个角落，可是不久他就无法尽情享受美食了。中大开学的日子是3月2日，照理说有一个多月空余时间来犒劳自己。鲁迅来此原本仅是教书，没想到校方给他戴上了两顶高帽——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于是成天陷入无聊的辩论和开会、补考和算分……鲁迅痛感“做名人”的烦恼，不禁向朋友诉苦：“我这一个多月，竟如活在旋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 其实，刚来那阵子，鲁迅对这里的饮食多少还有点格格不入。因为粤菜力求清鲜脆嫩，菜品大多偏淡，而且有一些无需熟透，对于久居北方、口味较重的人来说，不免会觉得不太合胃口。萧红曾在回忆录里写道：“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也许由于这方面因素，竟引发鲁迅对家乡味道的几多眷恋。“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5月1日，在距绍兴两千余里的广州，天气已很炎热。鲁迅坐在白云楼上朝西的窗子下面，为散文结集作序时，写下了这段话。
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鲁迅很快在岭南饮食文化的熏染下如鱼得水。在鲁迅看来，广州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一方面以奇异的花果、难懂的方言乱人耳目，另一方面又以美妙无比的饮食吊住游子的胃口。
喝茶是广东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广州的大街小巷茶室密布，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陆园、陶陶居都是鲁迅乐于光顾的茶楼，三四月份的入夜时分，鲁迅常与许寿裳、许广平一同出去喝茶。
左手一牽是故交，右手一握是新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受到进步青年的追随和拥戴，而鲁迅在与青年们的交往中，喝茶交谈无疑是一种自然而优雅的方式。
中大英文系有个学生叫毕磊，鲁迅对这个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青年印象深刻。1月31日，毕磊与另外两名同学拜访鲁迅，并向他赠送红色刊物《少年先锋》。毕磊实际上是中共广东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受党组织的委派负责与鲁迅联系。毕磊几乎每天都与鲁迅见面，并多次相邀去陆园喝茶谈事，在茶香袅袅中，彼此建立了真诚的理解和信任。毕磊于4月14日被捕，23日凌晨遇害，年仅25岁。鲁迅时常悲痛地跟人念叨起毕磊：“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鲁迅喝茶从不挑剔，但他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浙产绿茶自不必说，即便是来到广东，自饮或待客，仍以龙井居多。但粤闽地区的茶叶大多清香可口，别具一格，鲁迅曾经予以盛赞，并认为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但对于潮汕工夫茶，鲁迅一开始对其酽苦口味几乎无法接受，在杯盏中兑了不少白开水，仍眉头紧皱，难以下口。后来细细品味，慢慢适应，才青睐有加。
鲁迅患有肺病多年，而广东有一种茶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能止咳平喘。1936年4月初，鲁迅刚从一场大病中稍稍恢复过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每日喝一种茶，是广东出品，云可医咳，似颇有效，近来咳嗽确是很少了”。
广东人对茶点十分看重，粤式点心花样繁多，琳琅满目。鲁迅非常爱吃各地特产的糕饼，他后来定居沪上，与岭南远隔千山万水，依然念念不忘广东茶点，例如玫瑰白糖伦教糕。
相传玫瑰白糖伦教糕明代就有，因源于顺德伦教镇而得名，是岭南糕点的代表作。它是以米浆发酵后蒸熟而成，表面晶莹光洁，内部多孔，入口绵爽，于柔软中略有韧劲；味道香甜，于清凉中稍带酸意。鲁迅提到的，还有一种桂花白糖伦教糕，只是香型有所不同。虽说鲁迅平常爱吃硬的食物，但遇上伦教糕这样精美绝伦的香软糕点，也会“服软”。
鲁迅平素看上去面色冷峻，却决非胸有城府，有时说话行事还会显得童心未泯。廖立峨是追随鲁迅从厦大转到中大的学生，大年初三上午，鲁迅与廖立峨等人前往市北，游览羊城最大的越秀公园，并登高俯瞰全城风光。到了下午，鲁迅一时兴起从高处纵身跳下，未料落地时伤了腿脚，只好坐车返回。
梁式，一度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与许广平同事，后来担纲过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主编，同时兼任黄埔军校教职。鲁迅来穗后的第5天，梁式以《国民新闻》记者身份首访鲁迅。对这次见面，他追忆道：“鲁迅拿着烟卷走过来时，我觉得很面善，没有什么奇异之感——谈到将近中午，我请大家上馆子吃茶点，广州的点心是精美的，鲁迅样样都试试。廉价的烟卷一支复一支点着。”
上世纪20年代，山上正义来华任日文报纸《上海日报》记者，为报道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他专程来到广州，有机会与鲁迅相识，并展开了半年多的交往。山上正义后来翻译出版的《阿Q正传》经鲁迅亲自校订，成为当时最好的一种日译本。有一次，山上正义听说鲁迅许久没吃日本点心了，很想再尝一尝，于是陪同鲁迅来到英法租界沙面，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买了些糕饼，坐在珠江边的一棵老榕树下面。老树枝叶纷披，浓荫如盖，眼前风景如画，岂不快哉！鲁迅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起中国文学与社会的现状和变革。
作为东南沿海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广州的饮食体系显得广采博收、多元并存。不仅有许广平介绍的北方馆子，能买到糖炒栗子的稻香村，山上正义熟悉的日式点心铺，而且锯扒吃西餐的大小门店已在街头巷尾悄然兴起，甚至还有中西菜式和谐共存的太平馆等。鲁迅对西餐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对冰酪、雪糕等西式消闲食物也乐于接受。他日记里记载的中西餐馆，去过最多的是一家叫国民饭店的西餐厅，先后有五次。
鲁迅说过：“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如果借此来简单理解广州的花果和风景，那是恰当不过的。
1月31日已是旧历年底，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鲁迅与许广平等人一道去游花市。徜徉街头，满眼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不禁沉浸在花城欢乐的海洋里。
花卉饱的眼福，水果饱的是口福。
夏季来临，广州瓜果满市，物美价廉，这成了鲁迅和朋友之间通信时的话题。他对岭南佳果不吝赞美之词，满心欢喜溢于言表。5月，“荔枝已上市，吃过两三回了，确比运到上海者好，以其新鲜也。”7月，蝉鸣荔熟最当时，“吃糯米糍，龙牙蕉，此二种甚佳，上海无有……” 感觉和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对于水果的味道而言同样如此。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大发感慨：“我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
若问鲁迅最喜欢的水果是哪一个，答案应当是“火星上的果子”——杨桃。杨桃又名五敛子、三廉子等，民间俗称“星星果”，它性寒汁多，甘甜微酸，有润燥开胃的功效。
鲁迅刚到厦门时，许广平就在信中描述过：“广东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厦门可有么？”鲁迅回信相告：“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杨桃，却没有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
1926年10月时，中大致电邀请鲁迅等人前往广州指导学制改革，鲁迅不好意思向厦大校方开口请假，却对许广平表示，“我很想尝尝杨桃”。鲁迅或许并非真想吃杨桃，而是借此含蓄地表达与心上人相见的渴望。
孙伏园曾在厦大与鲁迅共事，鲁迅没去成广州，孙伏园倒是去了一趟。返程时带了杨桃回来，鲁迅尝过后，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许广平回复辩解：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她认为孙伏园帶去的未必是佳品，而且眼下已是11月中旬，时令已过，市面上已没有这种水果了。
转眼又是一年，到了杨桃成熟的季节。8月初，鲁迅在白云楼上给友人写信时说：“荔枝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食，特先为介绍。”
《在钟楼上》一文中叙述“广州印象”时，鲁迅也特意提到杨桃：“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当然，除了杨桃，其它稀奇的南方水果，鲁迅也乐于向别人特别是外国朋友介绍。有一次，他对内山完造这样说：“老板，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美食当前，只怕没钱。广州有句老话“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与北方相比，南方的物价普遍要高一些。许广平从北京初回广州时即感到：“食品价亦不算太贵，但较北方或略昂，惟若可口，即算值得。”从鲁迅日记及其往来信件中，我们也可窥测一下当时广州的餐饮价格。
《两地书》中，许广平向鲁迅详细介绍过羊城的餐饮消费档次和水准。她说，正式酒宴很贵，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20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广东人请客办酒习惯于这种高大上的筵席，不过寻常的小吃就很便宜了。有一回许广平和表妹等一道郊游，三人在北园饮茶吃菜，饱餐两顿，也不过花了3块多钱。
孙伏园去广州那次，许广平尽地主之谊热情招待，在玉醪春小聚，主宾共3人。当晚连酒带菜花了多少钱呢？许广平告诉鲁迅：“结账并不贵，大出我的意外，菜单六元六，付给七元，就很满意了。”客人酒足饭饱，只是觉得味道偏于清淡，夹菜进嘴前总蘸酱油。
对山珍海味的烹调料理，粤菜大厨的整体素养和水平在各大菜系中位居前列，而且表现出不断推陈出新的创造力。鲁迅离京之前，在一篇文章中坦言：“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
燕窝鱼翅历来闪耀着富贵荣华的色彩，绝非平民百姓能够享用的，鲁迅在历史小说《理水》里，以讽刺的笔触写道：“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酱油，清燉鱼翅，凉拌海参……”但是，这并不表明鲁迅对珍馐美馔予以拒斥，他的原则是“拿来主义”：“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
鲁迅帮许寿裳算过一笔在广州生活的经济账：“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许寿裳的月薪定为小洋240元，小洋兑换大洋大约八折，即合大洋200元上下，而生活费只需其中一半即可，因此决不至于过得很清苦。鲁迅心细如发，为了许寿裳行程顺利，还向他介绍了当时的轮船公司的票价：从上海至广州，若是坐太古兴记公司“S”起头的轮船，如“四川”号、“苏州”号等，供应中餐的船舱即相当于二等舱，其票价需二十五六元。
鲁迅喜欢零食，不但自己吃，也用来招待客人。那时在广州买一些消闲食物，一般也不贵，如鲁迅7月26日的日记中所记：“午往美利权买食品四种，二元七角。”当然也不乏中高档食品，如标价3元一盒的饼干。
中大发给鲁迅的薪酬明显高于许寿裳，每月小洋500元，一半现金一半库券。所谓库券，是地方政府以国库名义发行的一种债券，在一定期限后方可兑换现金。鲁迅在广州期间绝对属于高薪阶层，就算同在中大，有些教授的月薪只有鲁迅的一半左右，而助教月入则不过100元。至于社会上的普通职员、工人，每月平均大概二三十元而已。
由此可见，广州当时的物价，对中下层家庭来说，无疑压力山大。但就鲁迅而言，其收入除了贴补北京的家用之外，仍足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日子。
撇开后来的政治因素以及中大内部派系斗争不说，仅仅在生活尤其是饮食方面，鲁迅对广州的好感几乎爆棚。他在厦门时期深感郁闷的“我有钱，你有美食吗”的难题，一到穗城便迎刃而解。这里的酒楼茶肆鳞次栉比，会让所有食客的胃口应接不暇。不下馆子的时候，许广平也总是想方设法弄些鲁迅爱吃的东西来，比如土鲮鱼，这种略带土腥味的鱼鲜嫩无比，清蒸、油炸或炖汤皆宜。鲁迅和许广平常去的妙奇香，善用阳江圆粒豆豉为调料烹制美味佳肴，豆豉蒸鲮鱼也是该店的招牌菜之一。
在羊城的八个多月里，许广平给予鲁迅的关爱、照顾无微不至，这也为他们后来到上海共同开启新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鲁迅生活上有时过于俭省。从北京南下到厦门，途经上海，他与三弟周建人小聚。在一家小饭馆，两人只叫了一碗炒饭，要了一瓶酒，却不点菜肴，就着炒饭，慢慢喝着。但他在广州为许寿裳接风洗尘，连请多次，菜品丰盛，决不小气。
其实，一次令人回味无穷的聚餐，其意义也许并非取决于吃什么和吃多少，而是取决于和谁一起吃。再昂贵的菜肴终归有价，唯有真情永恒，并非金钱可以衡量。
鲁迅在广州的美食之旅，从人间烟火中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其中的故事为后世津津乐道，其中的情义时时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两天后，雨中的广州，鲁迅第一次走进这座心仪的南国名城。第二天，他搬进了中山大学正中最高的大钟楼。由于慕名而来的访客太多，影响看书和写作，鲁迅决定在校外租房。3月29日与许寿裳、许广平一起移居白云楼26号二楼。此处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果然是个清静幽雅的好地方。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鲁迅此来受聘于中山大学，起初抱有远大的梦想和期望，但事实上，它也并非理想的乐土。“四一五”政变发生后，仅中大学生即有40余人被捕入狱。鲁迅因力主营救被捕学生无果，忿而将聘书退还学校当局，以示强烈抗议。校方几次挽留均未能动摇鲁迅的决心，最终于6月6日同意其辞职。9月27日，鲁迅偕许广平乘船奔赴上海。
鲁迅在广州的日子总共253天，这段时间虽不算漫长，却足以让一个人全面领略充满魅力的南粤风味。
【食在廣州不虚传，藉此慰乡愁】
来广州之前，鲁迅任教于初创的厦门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一学期。再往前说，鲁迅因在北京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受到政治迫害，于是借厦大广揽师资之际而应聘南下。其时他与许广平的恋情已经确立，但尚无勇气冲破世俗的藩篱。两人同时离京却订下两年之约，鲁迅去福建，许广平回广东老家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各自奋斗两年之后再见面。然而约定很快就被打破，时间仅4个多月，个中原因一言难尽，而“吃”的诱惑，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助推作用。
鲁迅在厦大时，不仅憎恶学校里的派系之争，于饮食方面也十分不满。学校食堂的伙食糟糕透顶，米饭里混杂着不少白色沙粒，拣都没法拣；专门花钱雇了厨子包饭，饭菜仍粗劣不堪，难以下咽，厨子一换再换也无济于事。对于厦门的印象，鲁迅曾向友人吐槽：“其实此地最讨厌者，却是饭菜不好。”
当鲁迅身居厦大吃罐头混日子，许广平则在来信中不断描绘羊城的美食地图。她说，广州素以善食著称，吃的应有尽有，和你在厦大过的孤村生活不同，虽然能否合你口味也说不定，但想来你总可以对付的。你在北京生活了14年，偏好北方口味，而这里也有北方馆子。还有稻香村一类的店，所以糖炒栗子也有了……
广州餐饮业如此繁荣昌盛，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鲁迅岂能不心往神驰？倘说鲁迅是带着舌尖上的憧憬而来，那么他真的没有失望。乍到广州，有许广平当向导，自然少不了检阅一下本土风味，隔三岔五便到饭馆茶楼，果然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不几天，鲁迅就接连光顾了荟芳园、别有春、妙奇香等酒店，还有许广平之前在信中点赞过的北园。
鲁迅日记对每天的饮食起居都有所记录，在穗期间，其中提到的饭店和茶社就有20余家。优越的饮食条件消除了鲁迅的生活忧虑，为他安心创作提供了必要保障。有两个数字可算是有趣的巧合，或可作为以上结论的佐证：鲁迅在广州的日子里，出去吃饭品茗的次数为43，而这期间他创作的杂文数量也是43。
许寿裳与鲁迅是情同手足的好友，鲁迅当年在京孤身寄居于绍兴会馆，曾受到许铭伯、许寿裳兄弟的悉心关照，逢年过节不是请他到家中小酌，就是给他送去鸡鸭鱼肉等可口菜肴。1927年初，鲁迅为正想离京谋事的许寿裳在中大争取了一个教席，也让许寿裳备感“穷途仗友生”。2月19日，许寿裳南下来到广州，适逢鲁迅应邀去香港讲演，许广平随行翻译，便先下榻在旅馆中。翌日午后鲁迅返校，旧雨重逢，鲁迅便将老友接来大钟楼同住，一如往昔的亲密无间。当晚在一景酒家设宴接风，多年后，许寿裳仍记忆犹新，并且给那家饭店一个好评，理由是“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去另一家馆子，饭后许寿裳想抢着付账，或是要回请一下，鲁迅坚决不让，并表示先由他做东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
鲁迅的创作内容广博，他也曾论及各地菜肴的特色，其实与当地盛产的食材密切相关，比方说其家乡以出产竹笋著称，而认为广州等地则鲜有此物。但广东人在食材的取用方面，显示出令人惊异的眼光和胆量，外地人大多望而却步，鲁迅倒是很想试试。
在厦门，鲁迅见识了别人从广州带来的桂花蝉和龙虱，这两样都是可食用的水生甲虫，他觉得“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人敢吃”。许广平在信中对它们做了详细说明：“桂花蝉顾名思义，想是香味如桂花，或因桂花开时乃有，未详。龙虱生水中，外甲壳而内软翅，似金龟虫，也略能飞。食此二物，先去甲翅，次拔去头，则肠脏随出，再去足，食其软部，也有并甲足大嚼，然后吐去渣滓的。嗜者以为佳，否则不敢食，犹蚕蛹也。我是吃的，觉得别有风味，但不能以言传。”尽管不可言传，但鲁迅已然心动，他向许广平表示“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许广平回复：“至于蛇，你到时在年底，不知道可还有？龙虱也已过时，只可买干的了。”
关于蛇，广东有一个经典菜肴叫“三蛇羹”。三蛇，一般指眼镜蛇、金环蛇和榕蛇。将蛇去皮，与猪骨、老鸡加以葱姜、胡椒、绍酒同煲，约一小时取出蛇段剔骨拆丝，继续煲上几小时，上桌前撒上少许菊花瓣。此菜制作精细，滋味绝妙，鲁迅在广州是否尝过亦难以考证，但肯定曾在上海一啖为快。1931年11月21日，鲁迅和许广平邀请周建人夫妇上街看电影，“观毕至特色酒家晚饭，食三蛇羹。”这是鲁迅日记里唯一一次吃蛇的记录。
若假以闲暇，鲁迅说不定能在一年之内吃遍羊城每个角落，可是不久他就无法尽情享受美食了。中大开学的日子是3月2日，照理说有一个多月空余时间来犒劳自己。鲁迅来此原本仅是教书，没想到校方给他戴上了两顶高帽——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于是成天陷入无聊的辩论和开会、补考和算分……鲁迅痛感“做名人”的烦恼，不禁向朋友诉苦：“我这一个多月，竟如活在旋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 其实，刚来那阵子，鲁迅对这里的饮食多少还有点格格不入。因为粤菜力求清鲜脆嫩，菜品大多偏淡，而且有一些无需熟透，对于久居北方、口味较重的人来说，不免会觉得不太合胃口。萧红曾在回忆录里写道：“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也许由于这方面因素，竟引发鲁迅对家乡味道的几多眷恋。“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5月1日，在距绍兴两千余里的广州，天气已很炎热。鲁迅坐在白云楼上朝西的窗子下面，为散文结集作序时，写下了这段话。
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鲁迅很快在岭南饮食文化的熏染下如鱼得水。在鲁迅看来，广州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一方面以奇异的花果、难懂的方言乱人耳目，另一方面又以美妙无比的饮食吊住游子的胃口。
【精糕细点茶楼上，谈笑有知交】
喝茶是广东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广州的大街小巷茶室密布，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陆园、陶陶居都是鲁迅乐于光顾的茶楼，三四月份的入夜时分，鲁迅常与许寿裳、许广平一同出去喝茶。
左手一牽是故交，右手一握是新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受到进步青年的追随和拥戴，而鲁迅在与青年们的交往中，喝茶交谈无疑是一种自然而优雅的方式。
中大英文系有个学生叫毕磊，鲁迅对这个瘦小精悍、头脑清晰的青年印象深刻。1月31日，毕磊与另外两名同学拜访鲁迅，并向他赠送红色刊物《少年先锋》。毕磊实际上是中共广东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受党组织的委派负责与鲁迅联系。毕磊几乎每天都与鲁迅见面，并多次相邀去陆园喝茶谈事，在茶香袅袅中，彼此建立了真诚的理解和信任。毕磊于4月14日被捕，23日凌晨遇害，年仅25岁。鲁迅时常悲痛地跟人念叨起毕磊：“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
鲁迅喝茶从不挑剔，但他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浙产绿茶自不必说，即便是来到广东，自饮或待客，仍以龙井居多。但粤闽地区的茶叶大多清香可口，别具一格，鲁迅曾经予以盛赞，并认为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但对于潮汕工夫茶，鲁迅一开始对其酽苦口味几乎无法接受，在杯盏中兑了不少白开水，仍眉头紧皱，难以下口。后来细细品味，慢慢适应，才青睐有加。
鲁迅患有肺病多年，而广东有一种茶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能止咳平喘。1936年4月初，鲁迅刚从一场大病中稍稍恢复过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每日喝一种茶，是广东出品，云可医咳，似颇有效，近来咳嗽确是很少了”。
广东人对茶点十分看重，粤式点心花样繁多，琳琅满目。鲁迅非常爱吃各地特产的糕饼，他后来定居沪上，与岭南远隔千山万水，依然念念不忘广东茶点，例如玫瑰白糖伦教糕。
相传玫瑰白糖伦教糕明代就有，因源于顺德伦教镇而得名，是岭南糕点的代表作。它是以米浆发酵后蒸熟而成，表面晶莹光洁，内部多孔，入口绵爽，于柔软中略有韧劲；味道香甜，于清凉中稍带酸意。鲁迅提到的，还有一种桂花白糖伦教糕，只是香型有所不同。虽说鲁迅平常爱吃硬的食物，但遇上伦教糕这样精美绝伦的香软糕点，也会“服软”。
鲁迅平素看上去面色冷峻，却决非胸有城府，有时说话行事还会显得童心未泯。廖立峨是追随鲁迅从厦大转到中大的学生，大年初三上午，鲁迅与廖立峨等人前往市北，游览羊城最大的越秀公园，并登高俯瞰全城风光。到了下午，鲁迅一时兴起从高处纵身跳下，未料落地时伤了腿脚，只好坐车返回。
梁式，一度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与许广平同事，后来担纲过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主编，同时兼任黄埔军校教职。鲁迅来穗后的第5天，梁式以《国民新闻》记者身份首访鲁迅。对这次见面，他追忆道：“鲁迅拿着烟卷走过来时，我觉得很面善，没有什么奇异之感——谈到将近中午，我请大家上馆子吃茶点，广州的点心是精美的，鲁迅样样都试试。廉价的烟卷一支复一支点着。”
上世纪20年代，山上正义来华任日文报纸《上海日报》记者，为报道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他专程来到广州，有机会与鲁迅相识，并展开了半年多的交往。山上正义后来翻译出版的《阿Q正传》经鲁迅亲自校订，成为当时最好的一种日译本。有一次，山上正义听说鲁迅许久没吃日本点心了，很想再尝一尝，于是陪同鲁迅来到英法租界沙面，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买了些糕饼，坐在珠江边的一棵老榕树下面。老树枝叶纷披，浓荫如盖，眼前风景如画，岂不快哉！鲁迅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起中国文学与社会的现状和变革。
作为东南沿海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广州的饮食体系显得广采博收、多元并存。不仅有许广平介绍的北方馆子，能买到糖炒栗子的稻香村，山上正义熟悉的日式点心铺，而且锯扒吃西餐的大小门店已在街头巷尾悄然兴起，甚至还有中西菜式和谐共存的太平馆等。鲁迅对西餐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对冰酪、雪糕等西式消闲食物也乐于接受。他日记里记载的中西餐馆，去过最多的是一家叫国民饭店的西餐厅，先后有五次。
【岭南花果满枝头，风味未曾识】
鲁迅说过：“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如果借此来简单理解广州的花果和风景，那是恰当不过的。
1月31日已是旧历年底，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鲁迅与许广平等人一道去游花市。徜徉街头，满眼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不禁沉浸在花城欢乐的海洋里。
花卉饱的眼福，水果饱的是口福。
夏季来临，广州瓜果满市，物美价廉，这成了鲁迅和朋友之间通信时的话题。他对岭南佳果不吝赞美之词，满心欢喜溢于言表。5月，“荔枝已上市，吃过两三回了，确比运到上海者好，以其新鲜也。”7月，蝉鸣荔熟最当时，“吃糯米糍，龙牙蕉，此二种甚佳，上海无有……” 感觉和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对于水果的味道而言同样如此。鲁迅在《读书杂谈》一文中大发感慨：“我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
若问鲁迅最喜欢的水果是哪一个，答案应当是“火星上的果子”——杨桃。杨桃又名五敛子、三廉子等，民间俗称“星星果”，它性寒汁多，甘甜微酸，有润燥开胃的功效。
鲁迅刚到厦门时，许广平就在信中描述过：“广东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厦门可有么？”鲁迅回信相告：“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杨桃，却没有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
1926年10月时，中大致电邀请鲁迅等人前往广州指导学制改革，鲁迅不好意思向厦大校方开口请假，却对许广平表示，“我很想尝尝杨桃”。鲁迅或许并非真想吃杨桃，而是借此含蓄地表达与心上人相见的渴望。
孙伏园曾在厦大与鲁迅共事，鲁迅没去成广州，孙伏园倒是去了一趟。返程时带了杨桃回来，鲁迅尝过后，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许广平回复辩解：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她认为孙伏园帶去的未必是佳品，而且眼下已是11月中旬，时令已过，市面上已没有这种水果了。
转眼又是一年，到了杨桃成熟的季节。8月初，鲁迅在白云楼上给友人写信时说：“荔枝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食，特先为介绍。”
《在钟楼上》一文中叙述“广州印象”时，鲁迅也特意提到杨桃：“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当然，除了杨桃，其它稀奇的南方水果，鲁迅也乐于向别人特别是外国朋友介绍。有一次，他对内山完造这样说：“老板，你晓不晓得这个？这个，是广东产的，叫‘黄皮’，只有指头这么大，却确是橘子的一类。不过和金橘，味道却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玉盘珍馐值万钱，情义更无价】
美食当前，只怕没钱。广州有句老话“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与北方相比，南方的物价普遍要高一些。许广平从北京初回广州时即感到：“食品价亦不算太贵，但较北方或略昂，惟若可口，即算值得。”从鲁迅日记及其往来信件中，我们也可窥测一下当时广州的餐饮价格。
《两地书》中，许广平向鲁迅详细介绍过羊城的餐饮消费档次和水准。她说，正式酒宴很贵，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20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广东人请客办酒习惯于这种高大上的筵席，不过寻常的小吃就很便宜了。有一回许广平和表妹等一道郊游，三人在北园饮茶吃菜，饱餐两顿，也不过花了3块多钱。
孙伏园去广州那次，许广平尽地主之谊热情招待，在玉醪春小聚，主宾共3人。当晚连酒带菜花了多少钱呢？许广平告诉鲁迅：“结账并不贵，大出我的意外，菜单六元六，付给七元，就很满意了。”客人酒足饭饱，只是觉得味道偏于清淡，夹菜进嘴前总蘸酱油。
对山珍海味的烹调料理，粤菜大厨的整体素养和水平在各大菜系中位居前列，而且表现出不断推陈出新的创造力。鲁迅离京之前，在一篇文章中坦言：“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
燕窝鱼翅历来闪耀着富贵荣华的色彩，绝非平民百姓能够享用的，鲁迅在历史小说《理水》里，以讽刺的笔触写道：“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酱油，清燉鱼翅，凉拌海参……”但是，这并不表明鲁迅对珍馐美馔予以拒斥，他的原则是“拿来主义”：“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
鲁迅帮许寿裳算过一笔在广州生活的经济账：“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许寿裳的月薪定为小洋240元，小洋兑换大洋大约八折，即合大洋200元上下，而生活费只需其中一半即可，因此决不至于过得很清苦。鲁迅心细如发，为了许寿裳行程顺利，还向他介绍了当时的轮船公司的票价：从上海至广州，若是坐太古兴记公司“S”起头的轮船，如“四川”号、“苏州”号等，供应中餐的船舱即相当于二等舱，其票价需二十五六元。
鲁迅喜欢零食，不但自己吃，也用来招待客人。那时在广州买一些消闲食物，一般也不贵，如鲁迅7月26日的日记中所记：“午往美利权买食品四种，二元七角。”当然也不乏中高档食品，如标价3元一盒的饼干。
中大发给鲁迅的薪酬明显高于许寿裳，每月小洋500元，一半现金一半库券。所谓库券，是地方政府以国库名义发行的一种债券，在一定期限后方可兑换现金。鲁迅在广州期间绝对属于高薪阶层，就算同在中大，有些教授的月薪只有鲁迅的一半左右，而助教月入则不过100元。至于社会上的普通职员、工人，每月平均大概二三十元而已。
由此可见，广州当时的物价，对中下层家庭来说，无疑压力山大。但就鲁迅而言，其收入除了贴补北京的家用之外，仍足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日子。
撇开后来的政治因素以及中大内部派系斗争不说，仅仅在生活尤其是饮食方面，鲁迅对广州的好感几乎爆棚。他在厦门时期深感郁闷的“我有钱，你有美食吗”的难题，一到穗城便迎刃而解。这里的酒楼茶肆鳞次栉比，会让所有食客的胃口应接不暇。不下馆子的时候，许广平也总是想方设法弄些鲁迅爱吃的东西来，比如土鲮鱼，这种略带土腥味的鱼鲜嫩无比，清蒸、油炸或炖汤皆宜。鲁迅和许广平常去的妙奇香，善用阳江圆粒豆豉为调料烹制美味佳肴，豆豉蒸鲮鱼也是该店的招牌菜之一。
在羊城的八个多月里，许广平给予鲁迅的关爱、照顾无微不至，这也为他们后来到上海共同开启新的生活打下了基础。
鲁迅生活上有时过于俭省。从北京南下到厦门，途经上海，他与三弟周建人小聚。在一家小饭馆，两人只叫了一碗炒饭，要了一瓶酒，却不点菜肴，就着炒饭，慢慢喝着。但他在广州为许寿裳接风洗尘，连请多次，菜品丰盛，决不小气。
其实，一次令人回味无穷的聚餐，其意义也许并非取决于吃什么和吃多少，而是取决于和谁一起吃。再昂贵的菜肴终归有价，唯有真情永恒，并非金钱可以衡量。
鲁迅在广州的美食之旅，从人间烟火中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其中的故事为后世津津乐道，其中的情义时时拨动着人们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