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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陜西省2009-2018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估算了数字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就“数字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正向推动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不同程度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7.006
0 引言
互联网、AI技术、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经济的不断融合，产生了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重要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使得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不断发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驱力。随着数字化发展规模的扩大，许多省市也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的发展规划。《陕西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报告（2019年）》中显示，2018年陕西省数字经济指数为3.54，居全国第14位。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陕西省以“三个经济”搭乘数字化发展快车，推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陕西数字化发展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否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呢？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经济对某行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已有不少，但关于数字化发展对具体省市产业结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林宇豪（2020）从要素流动的视角下，研究了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要素见良性互动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陈小辉（2020）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产业结构水平具有边际递增的促进作用;李晓钟（2020）提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存在长期、持续、动态交互影响，但两者间的拉动作用并不对等。本文以陕西省发展现状为研究背景，分析了陕西省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以及陕西省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陕西省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陕西省通过多年对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支撑型向二、三产同步支撑型转变，“十二五”以来，陕西省紧抓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给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三个经济”，稳步推动本省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目标前进。
2011年-2018年期间第一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在产值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下，其GDP占比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同时，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陕西省的GDP由第二产业为主要拉动力量转变为二、三产业齐头并进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2 数字化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更加成熟，数字技术同传统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数字经济探索了产业发展的新内涵，开拓了产业发展的新领域，为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首先，数字化发展具有高渗透性，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数字信息与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等环节深入作用，促使传统产业向智能化、差异化转变，改变了传统产业生产模式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其次，数字化发展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使产业分化和重组速度加快，各产业间融合的进程大大加快，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使产业生态趋向多样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平台，数据搜集的时间跨度设定为2009—2018年，研究样本为陕西省和陕西各市，共收集到110个样本数据。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主要可以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来进行衡量。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的是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一般采用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测度指标。泰尔指数越小，产业结构间差异越小，结构越合理。
TL=∑ni=1YiY）ln（YiLi/YL）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衡量，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是一个重要特征，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记为TS），表示结构高级化的测度。本文参照已有的研究思路，对产业结构水平两个影响维度分别赋予0.5的权重，加权求得产业结构水平指数，计算公式为：
structure=0.5TL+0.5TS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数字化发展水平。通过对数字化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同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从信息化发展指标、互联网发展指标两个方面来测度数字化发展水平。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现有的关于数字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将经济增长水平lngdpp;政府支持程度gov;金融发展水平fin设定为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
3.3 模型构建
为探究陕西省数字化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根据二者间作用机制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structurei，t=β0+αidigitali，t+∑3j=1βjcontroli，t+εit（1） 式（1）中，i表示各市级地区;t表示年份;digitali，t表示各地区不同年份数字化发展水平，structurei，t表示各地区不同年份产业结构升级情况，controli，t表示各类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时间效应。LSDV检验结果显示部分个体虚拟变量不显著，所以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个体效应。综上，本文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的影响，本文拟使用聚类标准误，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陕西省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均值为0.733，最大值为1.253，最小值为0.46。同时，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497，最大值为1.655，最小值为0.118，可以看出陕西省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不均衡，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结合陕西省具体情况分析，此结果可能和陕南、关中和陕北资源分布情况有关，使得能源资源富集地区产业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陕南生态资源丰富，为旅游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条件。
表2报告了实证回归的测算结果。分别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估计系数以此为0.219、0.031、0.084，与理论推断的影响结果一致。在混合回归模型中，数字化发展水平变化1单位，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1.9%，因此，要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把握发展机遇，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提高产业发展效率和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控制变量上，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影响程度最大的为经济发展水平（-0.208），其次为金融发展水平（0.163），最后为政府支持力度（0.123）。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力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负向的，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可能存在门限效应，在到达门限值之前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反向作用。
5 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测算2009-2018年陕西省各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水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促进数字化发展和产业结构深度融合。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数字化发展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助力产业结构优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从产业跨界和数据驱动两个维度出发，促进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渗透作用，实现产业的数字红利。
（2）提高数字化发展水平，发展数字化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建立数字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专业机构，负责数字化发展助推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加大对数字化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倒逼基础网络的升级，要加快5G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加强云计算中心和大数据平台的部署，促进数字化发展在硬件设施和软件方面同步推进。
（3）完善治理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政府在数字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持并引导数字化经济发展，制定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政策的落实，同时调整不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例，从整体上把握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张宇航，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物流技术创新[J].物流工程与管理，2020，（12）：50-54.
[2]林宇豪，陳英葵.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要素流动视角下的空间计量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0，（09）：172-175.
[3]陈小辉，张红伟，吴永超，等.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水平？[J].证券市场导报，2020，（07）：20-29.
[4]刘军，杨渊鋆.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06）：81-96.
[5]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J].经济纵横，2018，（09）：85-91.
[6]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7.006
0 引言
互联网、AI技术、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与经济的不断融合，产生了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重要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使得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不断发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驱力。随着数字化发展规模的扩大，许多省市也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的发展规划。《陕西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报告（2019年）》中显示，2018年陕西省数字经济指数为3.54，居全国第14位。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陕西省以“三个经济”搭乘数字化发展快车，推动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陕西数字化发展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否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呢？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经济对某行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已有不少，但关于数字化发展对具体省市产业结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林宇豪（2020）从要素流动的视角下，研究了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要素见良性互动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陈小辉（2020）测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产业结构水平具有边际递增的促进作用;李晓钟（2020）提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存在长期、持续、动态交互影响，但两者间的拉动作用并不对等。本文以陕西省发展现状为研究背景，分析了陕西省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以及陕西省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陕西省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陕西省通过多年对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支撑型向二、三产同步支撑型转变，“十二五”以来，陕西省紧抓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给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三个经济”，稳步推动本省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目标前进。
2011年-2018年期间第一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在产值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下，其GDP占比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同时，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陕西省的GDP由第二产业为主要拉动力量转变为二、三产业齐头并进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2 数字化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更加成熟，数字技术同传统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数字经济探索了产业发展的新内涵，开拓了产业发展的新领域，为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首先，数字化发展具有高渗透性，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数字信息与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等环节深入作用，促使传统产业向智能化、差异化转变，改变了传统产业生产模式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
其次，数字化发展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使产业分化和重组速度加快，各产业间融合的进程大大加快，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使产业生态趋向多样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平台，数据搜集的时间跨度设定为2009—2018年，研究样本为陕西省和陕西各市，共收集到110个样本数据。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主要可以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来进行衡量。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的是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一般采用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性的测度指标。泰尔指数越小，产业结构间差异越小，结构越合理。
TL=∑ni=1YiY）ln（YiLi/YL）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衡量，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是一个重要特征，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记为TS），表示结构高级化的测度。本文参照已有的研究思路，对产业结构水平两个影响维度分别赋予0.5的权重，加权求得产业结构水平指数，计算公式为：
structure=0.5TL+0.5TS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数字化发展水平。通过对数字化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同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从信息化发展指标、互联网发展指标两个方面来测度数字化发展水平。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现有的关于数字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将经济增长水平lngdpp;政府支持程度gov;金融发展水平fin设定为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
3.3 模型构建
为探究陕西省数字化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根据二者间作用机制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structurei，t=β0+αidigitali，t+∑3j=1βjcontroli，t+εit（1） 式（1）中，i表示各市级地区;t表示年份;digitali，t表示各地区不同年份数字化发展水平，structurei，t表示各地区不同年份产业结构升级情况，controli，t表示各类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时间效应。LSDV检验结果显示部分个体虚拟变量不显著，所以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个体效应。综上，本文采用混合回归模型。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的影响，本文拟使用聚类标准误，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陕西省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均值为0.733，最大值为1.253，最小值为0.46。同时，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497，最大值为1.655，最小值为0.118，可以看出陕西省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不均衡，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结合陕西省具体情况分析，此结果可能和陕南、关中和陕北资源分布情况有关，使得能源资源富集地区产业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陕南生态资源丰富，为旅游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条件。
表2报告了实证回归的测算结果。分别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估计系数以此为0.219、0.031、0.084，与理论推断的影响结果一致。在混合回归模型中，数字化发展水平变化1单位，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1.9%，因此，要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把握发展机遇，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提高产业发展效率和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控制变量上，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影响程度最大的为经济发展水平（-0.208），其次为金融发展水平（0.163），最后为政府支持力度（0.123）。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支持力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负向的，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可能存在门限效应，在到达门限值之前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反向作用。
5 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测算2009-2018年陕西省各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水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促进数字化发展和产业结构深度融合。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数字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数字化发展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助力产业结构优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从产业跨界和数据驱动两个维度出发，促进数字技术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渗透作用，实现产业的数字红利。
（2）提高数字化发展水平，发展数字化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建立数字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专业机构，负责数字化发展助推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加大对数字化发展的扶持力度。完善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的发展倒逼基础网络的升级，要加快5G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加强云计算中心和大数据平台的部署，促进数字化发展在硬件设施和软件方面同步推进。
（3）完善治理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政府在数字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持并引导数字化经济发展，制定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推动政策的落实，同时调整不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例，从整体上把握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张宇航，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物流技术创新[J].物流工程与管理，2020，（12）：50-54.
[2]林宇豪，陳英葵.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要素流动视角下的空间计量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0，（09）：172-175.
[3]陈小辉，张红伟，吴永超，等.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水平？[J].证券市场导报，2020，（07）：20-29.
[4]刘军，杨渊鋆.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06）：81-96.
[5]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J].经济纵横，2018，（09）：85-91.
[6]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