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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虽不过倏忽之间，但几分鸿爪雪泥，往往被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完全遮掩，再难找到一丝的痕迹。而那些能在记忆中留存下来的陈年往事，或许会如同断壁残垣般的破损，却仿佛无惧岁月的侵蚀，历时弥久，愈加刻骨铭心。念及旧事，谨以此文，纪念我敬爱的老师。
一
我一直都记得第一次上学去见老师时候的情形。
那个清晨风吹得稍大，天气凉爽。我起了个早，跟母亲去相隔不远的外婆家。快到外婆家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礼胜和礼光两兄弟。礼胜说学校开学了，他带着礼光去上学。两兄弟都是我当时极好的玩伴，礼胜年龄稍长，准备读二年级，礼光只大我三个月。看着好朋友都去上学，我当即向母亲央求，说我也要去读书。母亲当时觉得我才满五岁，年龄太小，但拗不过我们的央求，也就同意了。从外婆家到学校是要路过我家门前的，我顺路到了家里，问父亲拿过半截铅笔，涨红着脸追上了两个小伙伴。
一路都是起伏不定的石板路，依着山势，走过高高低低，低低高高地走。
一路都难平静充满期待的内心，抓着铅笔，攥得忐忐忑忑，忑忑忐忐地攥。
那是我第一次去见老师的路上。同时，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到学校，虽然不过是二里路的距离。
学校在山坳边依山而建。在桂西北连绵不绝的喀斯特丛山中，人们把挤在山海中的一处处小洼地称之为“弄”，我家所在的地方叫做弄卜，这所小学校就叫弄卜小学，它是周边三个弄共同的小学。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来到一处长长的瓦房前面，礼胜就说到了。
“这边一半是别人家的，往前面的小房是老师住的，再过去是教室。”礼胜说。
小房的门是打开着的，礼胜似乎也紧张了，扯了一下礼光的手，两兄弟突然往前面跑去，快速地跑过那扇小门前面，然后发出嘻嘻哈哈的笑。我知道他们是特意躲开老师，一下子也有了往前跑的冲动。可是我既紧张得想躲开老师，又想看看老师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走到那扇小门面前，好奇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师———一个四十多岁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朝着门外轻轻地笑。
“老师，我叫蓝凌，今年五岁了。”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话，大声地对老师说。
“我知道了，你先到教室去坐吧。”老师笑着回答。
老师给我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我甚至感觉老师其实很早就认得我了。
那天上午在学校上了什么课，做了些什么事情，我现在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回家的时候，我跑得飞快，冲进家门，便兴奋的对父亲母亲说：“老师他认得我！”
“都去了半天了，还不认得你？”母亲莞尔一笑。
“不是，老师以前肯定认识我！”
“才上半天学，回来人也傻了。”父亲在取笑我。
“老师就是认得我！”我不理他们的话，在院子里快活地乱碰乱跳，阳光将矗立门前的高山照得金灿灿的。
二
老师姓韦，但周边的大人小孩见他都只称呼“老师”二字，并不刻意地称他“韦老师”。因为弄卜小学只有一位老师，人们一提老师，自然只有他了。
学校是开设到三年级的，但我入学的时候，一年级出现了空档，就只剩下学前班和二、三年级。学前班有三个人，我、礼光和永社。二年级和三年级也各有三个人，全校一共就九名学生。我们九个人在同一间教室里面上课，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体育和音乐都是老师一个人在教。
这样的教學环境，看起来颇为复杂，但老师却是游刃有余。他似乎没有课程表，或者有，但不给我们看，再或者是给我们看过，但我实在记不住了。
我只记住一声哨子响起，我们或在追逐打闹，或在山上玩耍，都立马冲向教室，因为那是上课的指令。
有时候一节课老师分时段给三个年级讲课，语文数学都杂在一起，有时候他只给一个年级讲课。只有音乐课和体育课，那是三个年级上同一个内容的。但不管老师怎么上课，我都觉得来学校是挺开心的事情。至今，我依然记得老师那双沾满粉笔灰的手，记得那根磨得晶光透亮的云香竹教鞭，还有那一声声稍稍夹壮的讲课的声音。
当然，孩子的天性，最喜欢的自然是音乐课和体育课了。音乐课上，老师让我们专门准备一个本子抄歌词，抄好了歌词，他就逐句的带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些都是老师教我们唱的。放学以后，我们高唱老师新教的歌曲，沿着高高低低的山路，把在学校的快乐带回家中。
体育课一般是两个项目，分别是篮球和乒乓球。我们没有篮球场，甚至连块巴掌大的水泥地板都没有。所以篮球一般是原地拍球比赛。教室门外铺着的石板中，有一块是相对大且平的，老师拿个椅子往旁边一坐，就让我们在石板上拍球，他来计数，看同年级谁拍得最多。往往很多时候，球没拍几次就碰到旁边的凹凸不平的石板，接着远远地滚走了。旁边的人一见，就大叫着拼命在后面追。这时候老师都会站起来，在后面大声叫我们慢点。地上的石板并不平坦，他生怕我们给摔着了。
至于乒乓球，我们的教室里就有一张颇具年代的木球桌。我们差不多每个人也都有一支球拍，当然，那都是在家里寻到一块木板，然后千方百计央求家长帮做出来的光板，所以形状大小都不一样。只有到体育课的时候，老师才会拿出一副胶皮拍子给我们用。
“小心点，弄坏了就没有了！”他对那那副拍子很是宝贝，每一次都在旁边监督，害怕我们把它弄坏了。
老师很少和我们打球，也不知道怎么教我们打球，却喜欢看着我们幼稚地挥着拍子。他总是先告诉我们乒乓球是国球，然后说他的拍子有多宝贝。但我却莫名的因为这两点，从而深深地爱上了打乒乓球。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全校的冠军，还是全市学生联赛的冠军。直到现在，我依然肯定，如果没有老师，我不会那么喜欢打乒乓球。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那么简陋的条件下，老师却有着一种魔力，能让我每天感受在学校的快乐，能让那些快乐从此深深的影响着我。 三
我至今也依然清晰的记得和老师之间的一些事。
有一次我拿着读中专的大姐的音乐课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选中一首叫《童年》的歌，第二天兴冲冲地去找老师，想让他教我们唱这首歌。老师沉吟一下，告诉我这首歌有点难，他看了谱也不会唱。虽然心中不免失望，但我也没料到老师承认得那么坦率。老师的坦率给我树立了榜样，后来不管做什么事，我都没想过要欺骗老师。
他让我写一棵小树，我趴在屋后观察一棵小椿树，拿着本子在树下一边观察一边写，旁边传来阵阵鸡屎的臭味，我却全然不管；他让我回家找一样东西画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坐在门口画门前的柚子树。虽然，画出来的很不像样，但他却说很好，叫我再画一幅，他要推荐去参加村中心校的比赛。那种鼓励的力量似乎是无穷的，我后来极认真地对着柚子树又画了五幅，没想到交上去的一幅居然获奖了。
他有一次在路上看到我直接叫四姐的名字，就批评了我，告诉我要学会尊重人，说话注意称呼。我原先叫四姐的时候，一直是直呼其名。老师一说，我立马改正过来。我还专门找了永社和礼光，他们平时叫自己姐姐的时候也都是直呼其名。我们做了约定，当天就把对姐姐的称呼改了。
他还有一次主动向我认错，那是他带我去参加村中心校的数学竞赛的时候。试卷上的应用题我怎么也看不明白，竟不知如何下笔。那时是现场评卷，不多久成绩就出来的，老师拿着卷子找到了我，很严肃地说我差两分就可以得奖了，问我为什么有几道题留空。我指着卷子说这个字我没学过。他愣了一下，过了半晌就说对不起，是他的错，平时出题都没用到这个字，否则我应该都能做对的。那是一个“与”字，老师平时都用“和”字，我不懂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竟无法作答。但我从来没想过责怪老师，那天是老师踩自行车搭着我去参加竞赛的，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搭自行车的原因，回来时我趴在他背上，居然在后座睡着了，老师一手护着我，一手抓车头向前踩。到了公路尽头，他将车子寄存以后，我才在恍惚中醒来。
其实还有许多事，似乎是说不完的，想起来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怎么如此絮絮叨叨。
在弄卜小学读完了二年级，刚参加工作的大姐就把我接到了乡里的中心校读书。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班可以有那么多的同学；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做早操，什么是篮球场；第一次知道原来敲钟是上课，吹哨子是集合……
但是，我还是常常想起老师，虽然我忘了第一次想他是什么时候。
四
此后每年在外读书，寒暑假回家的时候，老师也放假离开了，所以都没能见到他。
后来听说他调到了别的校点，再后来是弄卜小学校点被撤销了。
我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年回来时在路上遇到了老师。他看了半天，我说我是弄卜的，他居然还能够说出我的名字，然后握着我的手，先感慨时间过得快，接着勉励我好好努力。那时他刚刚退休不久，我们随即匆匆别离。
然而没过两年便惊闻噩耗，那次见面，其实就是永别。
就在老师去世的那年，弄卜小学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村里把房子拆掉了，只剩些断壁残垣。
去年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特地去看看学校的旧址。当年的同班同学，永社在外地，礼光几年前因病走了。人们常受不了那些物是人非的感伤，感叹春波犹绿，惊鸿无影。而我站在这里，看著半堵矮墙上的青苔，几片碎瓦，以及石板缝里疯狂长出的茅草。我知道，此时人已非，物亦不再。
站到原来拍篮球比赛的那块石板上的时候，阿义来了。他家就在学校附近，我入学的时候他读二年级，和礼胜一届的。
“这是老师当年种的，拆房子的时候有人嫌挡路，要砍了，我不同意。”阿义指着边上的两棵桃树。
弄卜是个又偏僻又穷困的小山弄，现在全弄不到一百个人。可是在这样的僻壤，却先后有二十多个人考上了大学。他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命运。他们大多数人像我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地工作着。除此之外，也还有人是厅长市长县长级别的国家干部，有人是所处领域中全国一流的专家。他们并非都是老师的学生，但老师，一直是他们敬重的人，是整个弄卜都敬重的人。
还记得老师专门备有一套工具，教室里桌子腿坏了，椅子摇了，他立马就修。现在学校早就没了，他也去世多年，这些都不需要了。可是，在我看来，无论风雨如何洗刷，荒草如何生长，在这断壁残垣之中，都会永远留存着浩荡无边的师恩。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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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记得第一次上学去见老师时候的情形。
那个清晨风吹得稍大，天气凉爽。我起了个早，跟母亲去相隔不远的外婆家。快到外婆家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礼胜和礼光两兄弟。礼胜说学校开学了，他带着礼光去上学。两兄弟都是我当时极好的玩伴，礼胜年龄稍长，准备读二年级，礼光只大我三个月。看着好朋友都去上学，我当即向母亲央求，说我也要去读书。母亲当时觉得我才满五岁，年龄太小，但拗不过我们的央求，也就同意了。从外婆家到学校是要路过我家门前的，我顺路到了家里，问父亲拿过半截铅笔，涨红着脸追上了两个小伙伴。
一路都是起伏不定的石板路，依着山势，走过高高低低，低低高高地走。
一路都难平静充满期待的内心，抓着铅笔，攥得忐忐忑忑，忑忑忐忐地攥。
那是我第一次去见老师的路上。同时，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到学校，虽然不过是二里路的距离。
学校在山坳边依山而建。在桂西北连绵不绝的喀斯特丛山中，人们把挤在山海中的一处处小洼地称之为“弄”，我家所在的地方叫做弄卜，这所小学校就叫弄卜小学，它是周边三个弄共同的小学。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来到一处长长的瓦房前面，礼胜就说到了。
“这边一半是别人家的，往前面的小房是老师住的，再过去是教室。”礼胜说。
小房的门是打开着的，礼胜似乎也紧张了，扯了一下礼光的手，两兄弟突然往前面跑去，快速地跑过那扇小门前面，然后发出嘻嘻哈哈的笑。我知道他们是特意躲开老师，一下子也有了往前跑的冲动。可是我既紧张得想躲开老师，又想看看老师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走到那扇小门面前，好奇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师———一个四十多岁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朝着门外轻轻地笑。
“老师，我叫蓝凌，今年五岁了。”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话，大声地对老师说。
“我知道了，你先到教室去坐吧。”老师笑着回答。
老师给我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我甚至感觉老师其实很早就认得我了。
那天上午在学校上了什么课，做了些什么事情，我现在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回家的时候，我跑得飞快，冲进家门，便兴奋的对父亲母亲说：“老师他认得我！”
“都去了半天了，还不认得你？”母亲莞尔一笑。
“不是，老师以前肯定认识我！”
“才上半天学，回来人也傻了。”父亲在取笑我。
“老师就是认得我！”我不理他们的话，在院子里快活地乱碰乱跳，阳光将矗立门前的高山照得金灿灿的。
二
老师姓韦，但周边的大人小孩见他都只称呼“老师”二字，并不刻意地称他“韦老师”。因为弄卜小学只有一位老师，人们一提老师，自然只有他了。
学校是开设到三年级的，但我入学的时候，一年级出现了空档，就只剩下学前班和二、三年级。学前班有三个人，我、礼光和永社。二年级和三年级也各有三个人，全校一共就九名学生。我们九个人在同一间教室里面上课，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体育和音乐都是老师一个人在教。
这样的教學环境，看起来颇为复杂，但老师却是游刃有余。他似乎没有课程表，或者有，但不给我们看，再或者是给我们看过，但我实在记不住了。
我只记住一声哨子响起，我们或在追逐打闹，或在山上玩耍，都立马冲向教室，因为那是上课的指令。
有时候一节课老师分时段给三个年级讲课，语文数学都杂在一起，有时候他只给一个年级讲课。只有音乐课和体育课，那是三个年级上同一个内容的。但不管老师怎么上课，我都觉得来学校是挺开心的事情。至今，我依然记得老师那双沾满粉笔灰的手，记得那根磨得晶光透亮的云香竹教鞭，还有那一声声稍稍夹壮的讲课的声音。
当然，孩子的天性，最喜欢的自然是音乐课和体育课了。音乐课上，老师让我们专门准备一个本子抄歌词，抄好了歌词，他就逐句的带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些都是老师教我们唱的。放学以后，我们高唱老师新教的歌曲，沿着高高低低的山路，把在学校的快乐带回家中。
体育课一般是两个项目，分别是篮球和乒乓球。我们没有篮球场，甚至连块巴掌大的水泥地板都没有。所以篮球一般是原地拍球比赛。教室门外铺着的石板中，有一块是相对大且平的，老师拿个椅子往旁边一坐，就让我们在石板上拍球，他来计数，看同年级谁拍得最多。往往很多时候，球没拍几次就碰到旁边的凹凸不平的石板，接着远远地滚走了。旁边的人一见，就大叫着拼命在后面追。这时候老师都会站起来，在后面大声叫我们慢点。地上的石板并不平坦，他生怕我们给摔着了。
至于乒乓球，我们的教室里就有一张颇具年代的木球桌。我们差不多每个人也都有一支球拍，当然，那都是在家里寻到一块木板，然后千方百计央求家长帮做出来的光板，所以形状大小都不一样。只有到体育课的时候，老师才会拿出一副胶皮拍子给我们用。
“小心点，弄坏了就没有了！”他对那那副拍子很是宝贝，每一次都在旁边监督，害怕我们把它弄坏了。
老师很少和我们打球，也不知道怎么教我们打球，却喜欢看着我们幼稚地挥着拍子。他总是先告诉我们乒乓球是国球，然后说他的拍子有多宝贝。但我却莫名的因为这两点，从而深深地爱上了打乒乓球。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全校的冠军，还是全市学生联赛的冠军。直到现在，我依然肯定，如果没有老师，我不会那么喜欢打乒乓球。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那么简陋的条件下，老师却有着一种魔力，能让我每天感受在学校的快乐，能让那些快乐从此深深的影响着我。 三
我至今也依然清晰的记得和老师之间的一些事。
有一次我拿着读中专的大姐的音乐课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选中一首叫《童年》的歌，第二天兴冲冲地去找老师，想让他教我们唱这首歌。老师沉吟一下，告诉我这首歌有点难，他看了谱也不会唱。虽然心中不免失望，但我也没料到老师承认得那么坦率。老师的坦率给我树立了榜样，后来不管做什么事，我都没想过要欺骗老师。
他让我写一棵小树，我趴在屋后观察一棵小椿树，拿着本子在树下一边观察一边写，旁边传来阵阵鸡屎的臭味，我却全然不管；他让我回家找一样东西画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坐在门口画门前的柚子树。虽然，画出来的很不像样，但他却说很好，叫我再画一幅，他要推荐去参加村中心校的比赛。那种鼓励的力量似乎是无穷的，我后来极认真地对着柚子树又画了五幅，没想到交上去的一幅居然获奖了。
他有一次在路上看到我直接叫四姐的名字，就批评了我，告诉我要学会尊重人，说话注意称呼。我原先叫四姐的时候，一直是直呼其名。老师一说，我立马改正过来。我还专门找了永社和礼光，他们平时叫自己姐姐的时候也都是直呼其名。我们做了约定，当天就把对姐姐的称呼改了。
他还有一次主动向我认错，那是他带我去参加村中心校的数学竞赛的时候。试卷上的应用题我怎么也看不明白，竟不知如何下笔。那时是现场评卷，不多久成绩就出来的，老师拿着卷子找到了我，很严肃地说我差两分就可以得奖了，问我为什么有几道题留空。我指着卷子说这个字我没学过。他愣了一下，过了半晌就说对不起，是他的错，平时出题都没用到这个字，否则我应该都能做对的。那是一个“与”字，老师平时都用“和”字，我不懂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竟无法作答。但我从来没想过责怪老师，那天是老师踩自行车搭着我去参加竞赛的，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搭自行车的原因，回来时我趴在他背上，居然在后座睡着了，老师一手护着我，一手抓车头向前踩。到了公路尽头，他将车子寄存以后，我才在恍惚中醒来。
其实还有许多事，似乎是说不完的，想起来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怎么如此絮絮叨叨。
在弄卜小学读完了二年级，刚参加工作的大姐就把我接到了乡里的中心校读书。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班可以有那么多的同学；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做早操，什么是篮球场；第一次知道原来敲钟是上课，吹哨子是集合……
但是，我还是常常想起老师，虽然我忘了第一次想他是什么时候。
四
此后每年在外读书，寒暑假回家的时候，老师也放假离开了，所以都没能见到他。
后来听说他调到了别的校点，再后来是弄卜小学校点被撤销了。
我读大二的时候，有一年回来时在路上遇到了老师。他看了半天，我说我是弄卜的，他居然还能够说出我的名字，然后握着我的手，先感慨时间过得快，接着勉励我好好努力。那时他刚刚退休不久，我们随即匆匆别离。
然而没过两年便惊闻噩耗，那次见面，其实就是永别。
就在老师去世的那年，弄卜小学因为年久失修，成了危房，村里把房子拆掉了，只剩些断壁残垣。
去年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特地去看看学校的旧址。当年的同班同学，永社在外地，礼光几年前因病走了。人们常受不了那些物是人非的感伤，感叹春波犹绿，惊鸿无影。而我站在这里，看著半堵矮墙上的青苔，几片碎瓦，以及石板缝里疯狂长出的茅草。我知道，此时人已非，物亦不再。
站到原来拍篮球比赛的那块石板上的时候，阿义来了。他家就在学校附近，我入学的时候他读二年级，和礼胜一届的。
“这是老师当年种的，拆房子的时候有人嫌挡路，要砍了，我不同意。”阿义指着边上的两棵桃树。
弄卜是个又偏僻又穷困的小山弄，现在全弄不到一百个人。可是在这样的僻壤，却先后有二十多个人考上了大学。他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命运。他们大多数人像我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地工作着。除此之外，也还有人是厅长市长县长级别的国家干部，有人是所处领域中全国一流的专家。他们并非都是老师的学生，但老师，一直是他们敬重的人，是整个弄卜都敬重的人。
还记得老师专门备有一套工具，教室里桌子腿坏了，椅子摇了，他立马就修。现在学校早就没了，他也去世多年，这些都不需要了。可是，在我看来，无论风雨如何洗刷，荒草如何生长，在这断壁残垣之中，都会永远留存着浩荡无边的师恩。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