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中央局、六大军区的设立，与六大行政区并不同步。
　　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代表机关，党在各个时期都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过，如红军时期的苏区中央局，抗战时期的长江局、南方局、西北局等。解放战争时期设有西北局、华中局、东北局、华东局、华北局、南京局、上海局等。南京局、上海局在新中国成立前被撤销。
　　在军事上，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时，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级军区共5个， 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华中军区、西北军区。1950年1月，在华中局改为中南局一个月后，华中军区也改称中南军区。1950年2月， 在西南局成立两个多月后，西南军区成立。至此6个大区的党政军系统格局形成。
　　这时的6个大区里，中央局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肩挑的有3位：中南的林彪、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华东的饶漱石亦集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于一身，军区司令员为陈毅。华北由薄一波、董必武、聂荣臻，西南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书记、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
　　无论何种情况，他们主政一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并向他汇报工作。

指挥刘邓贺，戏耍蒋介石

　　蒋介石在退至台湾以前，设想像抗战那样，再度凭借大西南的天然屏障负隅顽抗，并建都重庆。1949年8月29日，他在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了“固守四川，确保西南”的作战方针，精心构筑以西南为基地、重庆为指挥中心、四川为主要据点、川陕边为守备重点、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的“大西南防线”，部署了约90万人。
　　毛泽东早就看出蒋介石的伎俩，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并安排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在华东参加渡江战役后进军西南。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等人：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当时蒋介石向美国求援，毛泽东基本摸清了美国不会出兵的底牌后，即令刘邓大军开始西进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温瑞茂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在主力西进的同时，毛泽东还需要一野一支部队南进，协同二野作战，他想到了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还让他不要急着过秦岭，要在秦岭一带与驻守在此的胡宗南周旋，牵制他从秦岭地区向南撤退。”于是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在秦岭实施佯攻，突而不破，迟滞了胡宗南的南撤，为二野部队占领要点赢得了时间。

　　二野从华东向西南推进，路途遥远，耗时较长。为确保战略意图得以实施，解放西南的计划是秘密推进的。“毛泽东特意安排二野的陈赓率第四兵团与四野林彪一起进军中南，参加对白崇禧作战，放松西南敌人的警惕。”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原所长姜铁军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
　　10月1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此时，刘邓二人参加完开国大典，暂住北京，10月21日参加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才乘车南下。
　　贺龙佯攻秦岭，使蒋介石认为解放军入川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且白崇禧集团集结在湘桂地区，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更不会冒腹背受敌的危险。他制定了以秦岭为主、巴东为辅的防御部署，并抽调东线的罗广文兵团北移，加强川北防线。刘伯承决定将计就计。南下行至郑州时，他特意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这让蒋介石更加相信，解放军会从北面入川。结果，刘邓大军实行大迂回，潜行至贵州，夺取贵阳、遵义，出现在四川东南，直逼重庆。蒋介石这才发现失算了。
　　“解放重庆后，本来二野可以早点解放成都，但小平同志说：咱们不要进成都，成都要留给北边一野的第十八兵团。他的意思是，兄弟部队辛辛苦苦从西北一路与胡宗南打仗，快打到成都了，应该让他们高兴地进驻成都。”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一纵队58团政治处主任的阴法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49年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野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合围成都，并电告贺龙率兵由秦岭南下，从北面合击成都。12月27日，成都解放，解放军用军车拉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入城。蒋介石却在12月10日从成都飞往台北，终生没有再回大陆。成都战役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胡宗南集团被歼灭。
　　1950年初，陈赓兵团在完成协同四野作战任务后，对小股敌军发起云南围歼战，重新回到刘邓大军当中，并于2月2日率部进驻昆明。陈赓后出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三龙际会”，经略西南

　　在进军西南之前的一次会议上，三野司令员陈毅曾提出：“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
　　刘伯承首先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毛泽东说：“我可没有偏心啊！”并解释说，三野的老底子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点，三野不仅要解放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解放舟山、金门、台湾等岛，轻车熟路。
　　“毛泽东也清楚，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尤其刘伯承，熟悉西南诸军阀的派系，对瓦解蒋军阵营有把握。”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贺龙原来和彭德怀在西北，这两位‘老总’脾气都很大，不一定适合在一起工作。而刘伯承年龄比较大，是长者，又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在重庆念过军校，后来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有一套。贺龙是旧军阀出身，没念过什么书，应该是很尊重刘伯承的。毛泽东把贺龙从西北调到西南，可谓知人善任。”
　　贺龙于是出任西南军区司令，主军务。1950年2月初的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远迎到郊外的歌乐山林园隘口，沿成渝公路两旁等候贺龙。这是他们三人经略西南以来的首次见面，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邓小平说：“我和刘司令员欢迎贺老总就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今天，是我们三龙际会……”
　　“且慢，三龙际会怎么讲？”贺龙不解地问。“你贺老总是在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一条龙，刘司令员今年57岁，属龙，我邓小平比刘司令员小一轮，也属龙。”邓小平解释道。刘伯承说：“好，三龙际会，我们在大西南搞出一个样子来。”
　　四川解放后，某些上层人物利用起义为政治资本，在筹建人民政权时争权争位。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刘伯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政务，他批驳说，四川解放前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在反动阶级政治之下，无论刘湘、杨森、张群，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才能由乱到治，才有了大发展的希望。“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土地甚为集中。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用巧取豪夺的方式集中土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破产失业的过程。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并从地主恶霸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西南解放较晚，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群众尚未普遍发动与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刘伯承说，“应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中心。这个步骤不但可以初步解除农民的痛苦，为恢复与发展工、农、商业创造初步的条件，而且也是为明冬后春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城市接管后，百废待兴，开支巨大，财政严重困难。邓小平是西南局第一书记，主党务，也懂经济。他强调，保障财政，最重要的是稳定税收。他说：“不把税收搞好，城市税收不占到全部财政收人的第一位，我们就过不了關。”他很重视平衡财政，强调“要保证开支不超过预算”。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有人主张采取多发票子的办法，邓小平坚决回答“做不得”。他说：“票子发多高，物价涨多高。”“市场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并且，如果物价一波动，投机又起来了，我们就受不了。物价稳定的基础是收支平衡，这是最可靠的。”
　　1951年5月，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随中央统战部西南土改工作团到四川参观访问。他回京后，毛泽东专门把他请来，听取意见。梁漱溟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听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西北复杂，幸有“彭习军”

　　西北也面临复杂的建设任务。1949年9月10日，毛泽东就新疆的问题向彭德怀发电报：“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陶峙岳、赵锡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汗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半月左右，彭德怀致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甚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陶峙岳和包尔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于25日和26日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自青海致电彭德怀，要求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如何对待藏民，彭德怀深入思考过。就在班禅来信前半个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青海现状和藏民工作的意见。他说，甘、青两省藏民不少，把青海藏民的工作搞好对川、康、西藏很有影响，还提出了对藏民工作的方针：“第一，慢慢做到政教分离，把喇嘛和土司的统治权力分开，然后经过发动群众再逐渐取消土司的独裁;第二，实行贸易自由，帮助组织消费合作社，进行等价交换，取消土司的垄断;第三，主张信教自由，信教与不信教各随自愿，不得强人当喇嘛;第四，在进行工作时是利用上层，靠近下层，达到团结下层，以便逐步完成经济上、政治上的逐渐改造。”毛泽东在9月23日发来电报，对此评价：“ 9月18日报告已悉，各项意见均好。”

　　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当时各族人民之间有隔阂，有的甚至互相仇恨，个别地方有械斗和仇杀。解放西北时期，彭德怀就挤时间翻阅大量的地方志和历史资料，翻阅左宗棠文集，找熟悉边疆情况的人询问，了解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 　　彭德怀是党政军一肩挑，同时还有个好搭档——西北局书记习仲勋。1945年10月，原在西北工作的高岗奉命离开延安到东北工作。在选择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建议：“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与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二是随陈毅去华东。但毛泽东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习仲勋留在工作过多年的陕北，领导西北局建设，巩固好陕甘宁边区。这一年，习仲勋32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习仲勋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为党内领导同志所公认，毛泽东也很了解。1947年冬季，各个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有些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战时期的半老区，发生了与新区土地改革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习仲勋发现了这个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3次致函，列举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毛泽东收到这份报告后，即于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彭德怀与习仲勋二人的默契，毛泽东也很了解。
　　因战争环境所限，习仲勋与年长自己15岁的彭德怀常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回忆：“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据不完全统计，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以及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96份之多。这些电文均以彭习并列，毛泽东在电文中直称他们为“彭习军”。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彭德怀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较多，习仲勋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政策的工作。每到一地，习仲勋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
　　彭德怀多次向各级指挥员表扬习仲勋：“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就值得大家学习。”彭德怀曾经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彭德怀“挂帅”抗美，习仲勋挑重任

　　1950年1月19日，西安市10万余人举行集会，庆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就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时，彭德怀在西安《群众日报》上发表了《新西北一年来的工作》特约文章，总结了一年来西北在军事、政权、财经、民族、文化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工作。
　　“十二月初即达全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到祖国遥远的边疆帕米尔高原。”
　　“一年来的生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开荒种地一百六十余万亩，现各地正在准备秋收。兴修水利十九处，如全部完成，可灌地一百七十余万亩，牧牛、羊、猪等十六万八千只，其他还开办煤窑、金矿、造纸厂、木工厂等。”
　　……
　　“总的来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消灭了胡马匪帮，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基本上肃清了土匪，建立了革命秩序，初步恢复了生产建设，稳定了金融物价，各民族间开始建立了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文化教育也有初步整顿和改革。”

　　但是3天后，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突然接走了彭德怀。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委托，来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与彭德怀面谈，拟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率兵援朝，征求其意见。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接着，彭德怀继续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经略西北的重任落在了习仲勋的肩上。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处长何载回忆：“彭老总离开以后，全面工作都是由他做的。习仲勋和彭德怀一样，第一是很尊重民主人士，所以张治中等这些军政委员会的人，都佩服彭德怀，也佩服他，他们处得很融洽。第二个，习仲勋很关心他们，经常去看望民主人士，找民主人士谈话，征求意见，习仲勋在这一点上比较突出。还有一个事情，习仲勋处理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比如说宁夏的民族问题，青海的民族问题，他都处理得比较好，这个都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突出表扬过。”
　　习仲勋结交的党外知名人士有新疆的包尔汗、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达理扎雅亲王、甘肃的邓宝珊……有一次，邓宝珊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五省残兵混杂，肃清匪患成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紧迫任务。当时的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青海黄河上游的尖扎、同仁一带是藏族聚集的地区。青海解放后，尖扎县昂拉部落头领项谦发動叛乱，凭着险要地势武装割据。时任中共青海同仁县县委书记杜华安回忆：“西北局当时有指示，注意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发生大的动荡，就是不要发生叛乱。昂拉管着八个县，那个时候，项谦是昂拉千户。他管的地区不小，他叛乱了，叛乱以后，我们就想办法争取项谦嘛。”
　　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坚持军事进剿，并向西北局发电陈述进剿理由。习仲勋收到电报心情焦急，回复说：“对昂拉问题，西北局一直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应当进行军事进缴，只是考虑到怎样才对我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我们顾虑这些藏区的庞大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先不说军事上不好打，致令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坚持原来的想法，习仲勋立即给青海方面打电话，指示他们“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用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后来，青海先后派出官员和藏族部落首领、活佛等50多人，17次到昂拉劝说项谦，只要他和残留在青海的国民党脱离关系，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昂拉地区的土匪、特务，就可保证他本人生命和财产安全。1952年夏天，项谦终于向人民政府投诚，特意到兰州向习仲勋敬献了哈达。毛泽东曾当面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大行政区完成了使命

　　其他大区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向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颁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改归中央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辖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两天后，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向毛泽东递交一份报告——《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其中写道：“许多地方在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前，都进行了充分的筹备工作，成立筹备机构，利用座谈会、报纸、黑板报、讲演会、画报、漫画和秧歌等方式，宣传解释各界代表会议的任务和代表的标准、职权等，先行广泛搜集群众意见，给会议作准备;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对此，毛泽东指出：“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10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华北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办理移交，华北人民政府被正式撤销。
　　1949年12月18日，林彪坐专列由衡阳经长沙返回汉口。下午1时，列车驶入武东车站，林彪率先走下列车。第二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汉口举行，林彪致开幕词，委员会讨论中南区1950年的工作任务，审查、修改并颁布人民法庭组织条例和减租减息条例，讨论土地改革问题，讨论并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饶漱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华东地区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他制定的政策都有独到之处。1950年1月13日，毛泽东就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等问题给林彪发电报，谈到饶漱石在土改工作中的成绩，“漱石1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
　　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吹响全国“三反”运动的号角。当年11月1日，他向中央做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运动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还请全国各地引起重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大行政区对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1952年下半年，中央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转向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年8月，中央决定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西南的邓小平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的高岗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调回北京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的饶漱石赴京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南具体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子恢赴京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北的习仲勋赴京接替陆定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这被称为“五马进京”。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大区一级党、政机构被撤销，结束了使命。而大军区历经多次调整，在2016年被撤销，新的五大战区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