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而独特的议题。党的十九大在对党章的修改中删去了"政治核心"四字,增写了"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这意味着党组织参与治理从个人嵌入到组织嵌入的重大转变。基于相关法规文件和调研资料,文章研究了十八大后加强党建对国企治理结构的改变。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内部,横向上构建党委党组决定"什么不能干"、管理层决定"干不干/怎么干"决策分工机制;纵向上,党章修改区分国企党委(党组)和国企中党的基层组织,分别赋予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而独特的议题。党的十九大在对党章的修改中删去了"政治核心"四字,增写了"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这意味着党组织参与治理从个人嵌入到组织嵌入的重大转变。基于相关法规文件和调研资料,文章研究了十八大后加强党建对国企治理结构的改变。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内部,横向上构建党委党组决定"什么不能干"、管理层决定"干不干/怎么干"决策分工机制;纵向上,党章修改区分国企党委(党组)和国企中党的基层组织,分别赋予二者领导作用和围绕经营开展工作职能,完善了企业"决策-执行"层级分工。第二,在企业外部,"管资本就要管党建"重塑政治干预格局,管资本改革削弱了行政部门外部干预,而"领导作用"强化企业党组织内部干预,以期达到赋予国企完整决策权和遏制"内部人控制"的双重目标。
其他文献
自同治末年起，出版业开始逐步完成近代化改造，书价随之下降，小说读者群则不断扩大。阅读市场的迅速扩张，使传播领域进入失序状态，盗版是其典型表现，它在一个时期里还相当猖獗。版权问题开始受到人们重视，书局与作者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作了种种努力，官府也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经过二三十年的较量，盗版的猖獗势头已被压制，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小说传播领域的秩序也终于基本建成。
《21世纪政治经济学》作者、波兰前副总理、两任财长科勒德克先生6月23日至27日到访北京，参加其著作《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一世界将何去何从》的新书宣传活动。6月26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的主要外方代表，并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科勒德克作为与会外方代表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接见。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文章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是基于对当代世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及其总体趋势的认识和把握,体现了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理解。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一些错误思潮和极端趋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要求相背离,必须坚决反对和破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关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参与;中国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者,理应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从各方面着手将其付诸
近十年来，随着《全明词》及其补编的问世，明词研究异军突起，成果斐然。但总的来说，仍以对明词的文献整理和总括还原为主，深层次的挖掘和阐析尚未形成规模。接下来十年，将是明词研究走向纵深的十年，各类深入式的对话、商榷和重构，将取代平铺式的主题研究，成为明词研究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厘清明词与唐宋词、金元词、清词、近代词在发生学上的根本文化歧异，提供一套与明词特性相匹配的话语系统，将是明词研究的长远目标。而廓清和指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是建构这套明词研究新体系之基本前提。明词研究的前路实任重而道远。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形成与变化往往与国家政权建设及其国家治理目标相适应。文章认为,街道办事处作为重要的基层治理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多次变迁,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作用下,始终游离于"政府化"与"社会化"的属性之间。不论是对街道体制改革趋向的把握,还是对整体性基层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关键都在于对街道办事处这一特殊角色本身的理解与认知。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系统监管的力度之高,是罗斯福新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但是,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以过时的金融服务内容和金融服务提供方式为前提的。金融监管未能考虑到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及其在各个方面引领的变化。事实上,从银行业的运营方式,到融资方式,甚至货币本身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金融科技时代,这些变化要求全面重新认识金融监管。文章认为,监管机构把重点放在"大而不能倒"的大型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方面,从而忽视
无论是为了应对智能投顾、人工智能,还是应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兴起,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各国监管者都将监管迅猛发展的金融科技作为首要政策。然而,将传统监管策略应用于新的技术生态系统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困难。文章认为,部分挑战在于管理权衡伴随着监管创新,因为这些创新可能有益也可能损害金融消费者和市场参与者。困境也源于一种普遍认定,即今天的金融科技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金融创新实践的延续。通过展示三元悖论如何不可避免地约束着金融创新的监管,文章为理解和规范金融科技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在寻求提供明确规则、维护市场诚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的金融与科技融合中,金融科技应运而生。目前,这股金融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金融科技以其激进的创新姿态,激发了经济活力,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监管挑战。为应对金融科技创新的风险,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都在紧锣密鼓的探索中,对金融科技的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
英国作为老牌金融强国和全球金融监管科技的领跑者,其金融监管科技(RegTech)的发展思路和经验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分析中英两国金融监管科技的区别,挖掘两国金融监管科技在产生背景、市场发育、技术生态、法治逻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梳理两国金融监管科技在底层技术、原则理念、金融监管目标和内外联动机制上的相似之处,得出中国和英国金融监管科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不同演化路径,以及"冲突型"与"扶持型"两种不同的金融监管科技生态环境。文章认为,在辨异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
当前私营企业党建已经实现全覆盖,然而对党建如何影响企业发展的机制分析仍不充分。文章在区分党建的不同发展阶段后,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和企业治理的角度切入就党建对私营企业外部竞争与内部治理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党建可被视为企业在趋同压力下获取合法性以提高外部竞争优势的过程。其次,基于效益最大化,企业存在将党建嵌入到治理之中的需求。第三,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核心在于发挥党员人力资本优势。除此之外,将企业党建转换为内部治理优势仍然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随着制度趋同压力的增强,党建带来的外部竞争优势的效用可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