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中有三次提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
　　关于市场在配置中的作用的认识，中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其内涵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描述运行机制时谈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虽然隐含了国家计划走向间接调控的意思，但计划仍占据着重要地位。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改革陷入低潮，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一度被质疑，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认识也再次发生争论，有人简单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改革回到了正确的航向。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此后，经过对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得失的认真总结，我们认识到，发展经济必须要遵循价值规律，必须要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因此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要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大理论突破。
　　但与此同时，由于仍然存在着对市场的疑虑，十四大报告认为，为了防范“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将表述修正为“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支柱。这个解放思想的提法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个提法并不完全科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关于市场经济的内涵，亟须进一步完善。
　　第二个阶段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并运行多年之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过程中，我在当年4月23日召开的起草小组会议上作了主题为“改革无止境、完善无止境”的发言，其中包括了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的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包括：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是作为对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属于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原来的这个表述字面理解应为前提，但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本应是市场经济一个内容。其他疑问还包括宏观调控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资源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原有的定义均无法厘清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搞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沦为计划经济的翻版。
　　我的这个建议受到温家宝同志的重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确立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
　　在此基础上，十八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表述的延续和发展。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所经历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已经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的这个基础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容易被混淆，“看得见的手”经常取代“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造成市场的紊乱。各级政府和部门总是过分强调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尤其是在遇到国际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时，政府的紧急干预措施被当做“中国模式”的圭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同时造成了产能的大量过剩。必须明确，政府宏观调控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和腐败。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划清市场与政府的界限，有利于明确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环境当中的角色地位，有利于市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是改革的重大理论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