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说过：“唐诗之后再无诗。”但赵翼认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浩浩千载，唐诗之后有宋词，有元明清诗，还有近体诗和现代诗，据此排斥元明清的诗文是荒谬且无知的。正如已故著名文化学者张秉戍所言，“元明清三代的诗歌，是继唐宋诗之后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阶段。”“三朝之中，优秀的诗人和诗作仍是层出不穷，不乏佳篇美什，其中不少诗人诗作完全可与唐宋大家相媲美。”比如清代黄景仁的《少年行》，“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豪迈不输李太白、苏东坡；再如邵齐焘《玉兰堂诗集》中的“少年意气争雄壮，縢骞欲出青天上”大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壮志。
　　同唐朝一样，诗歌仍是元明清的主流文体。但不同之处在于，元明清的诗人基本无法靠诗歌博取声名，更不能靠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显贵发达。所以他们写诗自然少了些“刻意炫才”“婉曲其语，深晦其意”“歌时颂圣”之意。而在笔者看来，诗歌创作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元明清诗与唐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回归诗人自身，“诗歌成为文人自身生活和群居社交生活的需要，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只是自我情感和朋友交往的需要”（查洪德《元诗发展述论》），这决定了诗人构成身份的复杂性。“诗人构成身份的复杂性”，又使诗人的写作领域更具广阔性和多元丰富性，让诗歌表达的内容超越了唐诗，使得元明清诗呈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情感体验。
　　元诗的发端，上溯蒙古破金中都，下追趙宋南迁。金朝文学家元好问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中写道，“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以纪实的描写和凄惨恐怖氛围的刻画控诉了蒙古军队的罪行，表达了他对国家将亡的痛惜之情。
　　叙事纪实不但是元诗诗境的扩展，更是文学与历史的交汇。“通过叙事纪实，元诗为元代历史文化充实了丰富生动的细节”（杨镰《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借助于诗，许多未能见诸史笔的细节得以记载。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运用绝句形式比较系统地进行文学批评及阐述诗歌理论的重要著作。在《元明清诗》中，张秉戍选评了其中的三首，这也是元好问诗论的精粹。
　　明诗的主流是复古，出现了以刘基、高启为代表的作家群。这些人不但亲身经历了元末社会大动荡，亲身感受到战乱对国家、对人民的深重灾难，还参与了新朝建设。所以他们的诗多有“时代情绪”，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元明清诗》中，张秉戍选评了刘基的《不寐》和《古戍》两篇，前者表现了“无力匡世”“凄婉悲怆”的无奈，后者则通过对蒙元暴政的不满曲折地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根由。
　　无独有偶，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也经历了元末东南战乱，他感时伤乱，抒怀述志，一概发之于诗，写下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元明清诗》选评了《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宫女图》《秋柳》等篇。《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既显露出博大昌明之气象，又表现出一种雄健、豪迈、俊逸、崇高的阳刚之美；“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既表达了对新王朝的赞美歌颂，也表达了对邦国安定、民生幸福的期望。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的最后一个繁荣期，以纳兰性德为代表，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清代诗人的创作数量又极大，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朝代更替的清初，还是在号称盛世却危机潜伏的乾嘉时期，亦或是进入衰世、内外交困的清末，都创作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在《元明清诗》中，张秉戍选评诗人129家、诗作243首，通过“作者简介”“诗文”“注释”和“讲评”，使人认识到元明清时期诗词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并感受到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及议论化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产生了“以斑窥豹”“尝鼎一脔”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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