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兰克福书展刚刚闭幕，各路媒体对她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人们希望了解到中国与世界对话在图书领域是怎样进行的?希望了解中国文化与西方思维相遇的时候会碰撞出哪些火花?图书出版在推广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哪些难题，又将如何破解。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外国的图书就像浪花一样不断扑向中国的陆地，而中国文化外国人到底了解多少，在他们的书店里能有多少人翻阅有关中国的图书?
很久以来，中国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形成的逆差是多年来的痼疾，无论是从国家、政府角度，还是从出版社、出版人的角度，大家都很焦急。因为中国的图书走不出去，不仅仅是中国的图书贸易问题，它使中国文化没有办法和世界对话，没有办法融入世界。文化的差异可以吸引读者，理解的差异丧失读者。中国图书走不出去，不仅意味着彼此文化的不能理解，不光丧失读者，同时也会增加和国外沟通的成本。
在2004年之前，我们做过若干尝试，比如我们跟外国出版商商量，你们看好了哪本书，我们负责给你买版权，或者我们买了版权之后送给你，都不成功。他们觉得你们替我买版权，这不是要强加于我吗，你们送我们版权是怎么回事啊。他觉得你有强行推广的意思。
到2004年中法文化年时，借鉴国外的做法，图书推广的方式有了些改变，比如，我们给法国出版社一个推荐书目，请他们从中挑选，我们资助翻译出版。后来资助翻译出版了七十种中国图书，在法国图书沙龙上，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到中国展台，原计划待七分钟，结果在那儿看了四十几分钟。不光是总统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展览的四五天时间里，三分之一的书就卖完了。
资助出版获得成功，我们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效果不错。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解决版贸逆差的问题。目前我国图书引进和输出是严重失衡的，每年引进一万本左右，才输出两千多本。这次法兰克福书展版权贸易创出历史最高水平，输出有2417项，是去年的463项的5倍多，是2006年历史最高的1096项的两倍多，几乎是过去一年的输出量。我们希望持续这种高度。
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国家，渴望了解世界。表现在出版上，就是与世界同步出版畅销书，比如，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出了22本书，我们不仅全都引进了，自己又编写了二十多本。我去书店一看，满书架子都是奥巴马，中国人也实在是太热情了，别的国家不会有我们这样出书的热情，这恐怕也是版贸逆差的原因之一。
改变这种现象，中国出版人要有相当的耐心和耐力。说有耐心，是不要企图通过一个项目、一个书展解决问题；说有耐力，是我们要持之以恒。要寻找那些对中国主题图书有兴趣的出版社。比如，像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前出过《剑桥中国史》、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有这种传统，就有可能继续。
我曾推荐两套书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EO潘仕勋，一套是《中华文明史》，这是中国专家学者联合撰写的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应该代表着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与剑桥的出版路数相符。另一套是中国人编撰翻译的大众化“中国文化丛书”。潘仕勋回去不久告诉我，中国文化丛书通过了他们学术委员会的审查。这和我的预想完全相反，我以为他们会看中《中华文明史》的。
后来反复和他们沟通，才知道原因。中国文化丛书全是英文版，虽然我们中国人的英文离英美还有点距离，但它图文并茂，又是说中国人生活中的事，学术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人拿起这本书。《中华文明史》四卷，原书要请汉学家看，其中又涉及唯物史观的内容，如，第二卷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他们认为不能只介绍马克思主义史观。我坚持这个不能删改。我们谈了很多次，最后达成一致，为了平衡，同时介绍一些其他说法。作者袁行霈先生也觉得能接受。负责这个项目的剑桥大学的布朗博士也特别兴奋，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媒体沟通中，发现大家很关心反映中国价值观的书推广起来是否有困难?这也是外宣工作者最为关心的。可以说，对西方讲到我们的价值观时，用极其困难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目前我们出版的小说这几年比前些年数量要多，但效果并不理想。像哈珀·柯林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5年出版50本书，结果才出了两三本小说，像《古船》什么的卖得不好，他就不愿再继续出版。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义务。他也许看着你的面子给你出几本，长此以往就不行。所以，中国小说到底怎么样能够传播，这是一个问题。
比如陕西作，开会，希望我谈谈，如何让“陕军”走向国际，陕西的文学创作还是很厉害，我跟国外的出版社谈，他们也愿意出版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作品，结果没有人翻译，贾平凹作品里有很多陕西方言，我们说普通话的人都不懂，外国人就更加不懂了。再比如阎连科的《受活》，2004年版权就卖出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翻译出来。为什么啊，人家不会翻，不懂你的方言。
我们输出版权，不仅是语言的对接，还有文化背景的对接，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现在外国人很关心你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关心的是是否威胁到她了?要怎么遏制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他们和原来的中国差不多，你经过了三十年能发展成这样，他就特别想知道你怎么发展的。去年我去越南，越南人就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有兴趣，希望能从里面学到点什么。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书太少，写得好的少，翻译得好的更少。
我们特别欢迎有翻译资质的人进入翻译家队列，帮助中国图书“走出去”，把翻译中国图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兴趣和使命。我们会把这些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出版商和外国的出版商。现在急缺这样的人才。目前，不仅中国的出版商需要好的翻译，就是国外的出版商也希望购买中国图书的版权后，中国的出版社能够提供翻译初稿，国外出版商再修改、加工，这样会省很多时间，出版起来也快了。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有，请自荐、推荐都行。
关于中国的形象，我们自己看自己和别人看自己，有差距，有时差距还很大。2000年我们在美国搞“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记者在美国街头有一个随机调查，问美国人对中国什么东西了解，对中国什么东西印象深，结果是一长城，二熊猫，三春卷儿。长城、熊猫吧，这毕竟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春卷儿怎么回事啊，不就是街头小摊的食物嘛。这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东西。
如何增进中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其中，图书是很好的桥梁，我们已经实施三年多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项目，我们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上(WWW.chinabookinternational.cn)，设有翻译专家库和外国专家库，还有最新推出的中国图书介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有专门的杂志《China Book International》，每一期大概介绍500本左右图书，杂志发行的范围和对象是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出版公司、发行公司以及图书馆。
可喜的是，在中国图书推广计划等政府项目的推动下，在中国出版人的努力下，我们有过很好的成绩，如200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这是20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时隔一个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版权贸易顺差再现。这在中国出版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成绩更大，恐怕今后若干年都很难突破。但这不代表中国版权贸易顺差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外国的图书就像浪花一样不断扑向中国的陆地，而中国文化外国人到底了解多少，在他们的书店里能有多少人翻阅有关中国的图书?
很久以来，中国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形成的逆差是多年来的痼疾，无论是从国家、政府角度，还是从出版社、出版人的角度，大家都很焦急。因为中国的图书走不出去，不仅仅是中国的图书贸易问题，它使中国文化没有办法和世界对话，没有办法融入世界。文化的差异可以吸引读者，理解的差异丧失读者。中国图书走不出去，不仅意味着彼此文化的不能理解，不光丧失读者，同时也会增加和国外沟通的成本。
在2004年之前，我们做过若干尝试，比如我们跟外国出版商商量，你们看好了哪本书，我们负责给你买版权，或者我们买了版权之后送给你，都不成功。他们觉得你们替我买版权，这不是要强加于我吗，你们送我们版权是怎么回事啊。他觉得你有强行推广的意思。
到2004年中法文化年时，借鉴国外的做法，图书推广的方式有了些改变，比如，我们给法国出版社一个推荐书目，请他们从中挑选，我们资助翻译出版。后来资助翻译出版了七十种中国图书，在法国图书沙龙上，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到中国展台，原计划待七分钟，结果在那儿看了四十几分钟。不光是总统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展览的四五天时间里，三分之一的书就卖完了。
资助出版获得成功，我们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效果不错。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解决版贸逆差的问题。目前我国图书引进和输出是严重失衡的，每年引进一万本左右，才输出两千多本。这次法兰克福书展版权贸易创出历史最高水平，输出有2417项，是去年的463项的5倍多，是2006年历史最高的1096项的两倍多，几乎是过去一年的输出量。我们希望持续这种高度。
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国家，渴望了解世界。表现在出版上，就是与世界同步出版畅销书，比如，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出了22本书，我们不仅全都引进了，自己又编写了二十多本。我去书店一看，满书架子都是奥巴马，中国人也实在是太热情了，别的国家不会有我们这样出书的热情，这恐怕也是版贸逆差的原因之一。
改变这种现象，中国出版人要有相当的耐心和耐力。说有耐心，是不要企图通过一个项目、一个书展解决问题；说有耐力，是我们要持之以恒。要寻找那些对中国主题图书有兴趣的出版社。比如，像剑桥大学出版社以前出过《剑桥中国史》、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有这种传统，就有可能继续。
我曾推荐两套书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EO潘仕勋，一套是《中华文明史》，这是中国专家学者联合撰写的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应该代表着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与剑桥的出版路数相符。另一套是中国人编撰翻译的大众化“中国文化丛书”。潘仕勋回去不久告诉我，中国文化丛书通过了他们学术委员会的审查。这和我的预想完全相反，我以为他们会看中《中华文明史》的。
后来反复和他们沟通，才知道原因。中国文化丛书全是英文版，虽然我们中国人的英文离英美还有点距离，但它图文并茂，又是说中国人生活中的事，学术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人拿起这本书。《中华文明史》四卷，原书要请汉学家看，其中又涉及唯物史观的内容，如，第二卷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他们认为不能只介绍马克思主义史观。我坚持这个不能删改。我们谈了很多次，最后达成一致，为了平衡，同时介绍一些其他说法。作者袁行霈先生也觉得能接受。负责这个项目的剑桥大学的布朗博士也特别兴奋，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媒体沟通中，发现大家很关心反映中国价值观的书推广起来是否有困难?这也是外宣工作者最为关心的。可以说，对西方讲到我们的价值观时，用极其困难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目前我们出版的小说这几年比前些年数量要多，但效果并不理想。像哈珀·柯林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5年出版50本书，结果才出了两三本小说，像《古船》什么的卖得不好，他就不愿再继续出版。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传播中国文化的义务。他也许看着你的面子给你出几本，长此以往就不行。所以，中国小说到底怎么样能够传播，这是一个问题。
比如陕西作，开会，希望我谈谈，如何让“陕军”走向国际，陕西的文学创作还是很厉害，我跟国外的出版社谈，他们也愿意出版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作品，结果没有人翻译，贾平凹作品里有很多陕西方言，我们说普通话的人都不懂，外国人就更加不懂了。再比如阎连科的《受活》，2004年版权就卖出去了，到现在也没有翻译出来。为什么啊，人家不会翻，不懂你的方言。
我们输出版权，不仅是语言的对接，还有文化背景的对接，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现在外国人很关心你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关心的是是否威胁到她了?要怎么遏制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他们和原来的中国差不多，你经过了三十年能发展成这样，他就特别想知道你怎么发展的。去年我去越南，越南人就对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有兴趣，希望能从里面学到点什么。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书太少，写得好的少，翻译得好的更少。
我们特别欢迎有翻译资质的人进入翻译家队列，帮助中国图书“走出去”，把翻译中国图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兴趣和使命。我们会把这些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出版商和外国的出版商。现在急缺这样的人才。目前，不仅中国的出版商需要好的翻译，就是国外的出版商也希望购买中国图书的版权后，中国的出版社能够提供翻译初稿，国外出版商再修改、加工，这样会省很多时间，出版起来也快了。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有，请自荐、推荐都行。
关于中国的形象，我们自己看自己和别人看自己，有差距，有时差距还很大。2000年我们在美国搞“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记者在美国街头有一个随机调查，问美国人对中国什么东西了解，对中国什么东西印象深，结果是一长城，二熊猫，三春卷儿。长城、熊猫吧，这毕竟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春卷儿怎么回事啊，不就是街头小摊的食物嘛。这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东西。
如何增进中外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其中，图书是很好的桥梁，我们已经实施三年多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项目，我们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网”上(WWW.chinabookinternational.cn)，设有翻译专家库和外国专家库，还有最新推出的中国图书介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有专门的杂志《China Book International》，每一期大概介绍500本左右图书，杂志发行的范围和对象是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出版公司、发行公司以及图书馆。
可喜的是，在中国图书推广计划等政府项目的推动下，在中国出版人的努力下，我们有过很好的成绩，如200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这是20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时隔一个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版权贸易顺差再现。这在中国出版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成绩更大，恐怕今后若干年都很难突破。但这不代表中国版权贸易顺差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的任务还非常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