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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我毕业于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双城计划经济学校。
毕业了，到哪去？20世纪50年代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年的青年人都有一股“傻”劲，都有一个美好的目标，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不是我胡说，在当年人们的眼里，确实感到越是去艰苦的地方越光荣。因而，没有多少动员，也用不着宣传鼓动，只在学校食堂里站着开了一个大会，毕业班的同学一多半人都把去边疆填到第一志愿里。
我在辽宁锦西石油五厂毕业实习得到良好的认证以后，在毕业前夕参加黑龙江双城县西勒乡修渠劳动之后，从此“悲欢离合一铲土，东西南北万里程”。
我们到祖国大西北去的几十名同学背着行李，排着队，于1957年8月17日零点在黑龙江双城县火车站登上了南下再西去的列车，离开了生我养我教我和滚爬近20个春秋的黑土地。
我们背着行李，上了火车。那时穷学生没有资格托运行李，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火车卧铺，有个座位就是幸运的享受了。不过行李都不多，一个被子一个褥子，枕头都没有，用书做枕头。没有负担一身轻，说走就走，无牵无挂，“穷”乐融融。
第一次离开家园，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一去就是万里之遥。因为害怕走失，大家不由自主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挨着一个，甚至是后边的人牵着前边人的衣襟上了火车。
8月19日到达北京，没让逛一下，那是纪律要求，马上换车南下，经过石家庄到郑州再转车西行，列车驶出富饶的关中平原进入甘肃。
在一个已记不起名字的小站台上，我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几乎烂得成条的上衣，光着屁股，蓬乱的头发散落在肩上脸上，在我坐的车厢窗户下向我仰着头，向上伸出一双黑乎乎的小手，微弱地叫着“叔叔……”乞求着，那双昏暗得几乎失去光泽的眼光投过来，刺痛了我的心，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身无分文。
我一家十多口人，靠父亲在码头当搬运工的微薄收入过活，9个兄弟姐妹都无钱念书，姐姐没进过学校，不到16岁就嫁到农村去了；为了能活命，哥哥16岁就进了大兴安岭的原始大森林当了伐木工人；二姐患肺结核病躺在床上，可哪有钱治病啊，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东北大炕上。
1950年我考上初中，可生我养我的新甸镇还没有中学，要上学就得到松花江北30多里的木兰县去。我很幸运，恰好我妈妈的表妹住在县城里，姨夫是个木匠，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心地善良的姨妈接收我住在她家里到县中学念书。
1953年秋，我初中毕业了，家里穷得实在撑不下去了，父母亲让我赶紧回家帮父亲务农。可我不甘心，偷偷地给远在山东平原县邮电局工作的叔伯哥哥写信，请他给点钱去念书。他叫宋金玉，原名叫宋守玉，据说是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平原县邮电局领导，我是拿着他寄来的20元钱，不听父母的劝阻而偷偷地跑出来上学。因为太穷，吃穿住学都是靠国家助学金才念完中专的。
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看到眼前的景象，十分无奈，我也是一个穷孩子呀，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帮他们的，只有把车上统一供给的盒饭给了她，还有一点干粮。我看到几个小孩奔跑过来疯抢，一个男孩伸过手去，在盒饭里抓了一把往嘴里塞。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可那凄凉的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望着那小女孩狼吞虎咽的模样和那个闪着银光再也无法回归到列车上来的空饭盒，眼眶湿润了。是的，国家刚成立才7年，旧社会留下来的千疮百孔还没有修补完，生活的困苦还不能一下子都得到解决，为了这乞讨的人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奋斗，还是走吧，坚定地到边疆去，去奉献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因为，我小时候，在日军铁蹄下的东北也讨过饭，我深知乞讨的饥寒交迫和低三下四的难堪，我深知慷慨相助情深义重。
列车冲出了万里长城西方的终点嘉峪关，我从山海关外进关，又越过嘉峪关出关，第一次远离家门，第一次完完全全地历经万里长城全程，西行，去经受人生的坎坷和磨难。
1957年8月27日，火车轨道已到了尽头，再也无路可走了。我们几十名同学把行李往两辆尕斯-63货运汽车上装，行李排成三排，大家呼啦啦地上了汽车，以行李为凳，不论男女，一个挨一个，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中间一排是背靠背坐在行李上，似蒸馍一般装满车厢。
汽车跑了多日，天蓝得深不可测，地远得没有尽头，没有绿色，没有飞鸟，只是“古道西风瘦马”，却见不到“小桥流水人家”。
白天从没有休息过，都是整日颠簸，只有到了吐鲁番才让休息，到天黑时才走。那不是刻意关照，那是因为火焰山地带温度高，夏季地表温度高达摄氏70多度，也因为当时的汽油质量问题，怕汽车驶过火焰山时汽油遇到高温而着火，过去已发生过类似事故。如同遇到“三碗不过岗”的劝告，汽车停驶等待后半夜较凉爽的时刻再开。
老天有眼，我们总算可以有时间一览火焰山了。随后终于到了绿地——吐鲁番。可过了火焰山，过了葡萄的故乡，依然是满目的凄凉，依然是沉默无语的沙石，依然没有飞鸟的影子，没有虫声，甚至连苔藓都找不到。但地面平坦极了，汽车像一艘快艇飞驰在戈壁瀚海上。路是平，可风沙大，尘土飞扬，傍晚下车后，人就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全身上下包裹一层沙土。
从玉门出发，汽车整整跑了5天，8月31日才到达充满异域风光的乌鲁木齐市。
1957年9月1日，我们这帮青年学生到乌鲁木齐市明园新疆石油管理局报到，我的第一志愿实现了。
毕业了，到哪去？20世纪50年代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年的青年人都有一股“傻”劲，都有一个美好的目标，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不是我胡说，在当年人们的眼里，确实感到越是去艰苦的地方越光荣。因而，没有多少动员，也用不着宣传鼓动，只在学校食堂里站着开了一个大会，毕业班的同学一多半人都把去边疆填到第一志愿里。
我在辽宁锦西石油五厂毕业实习得到良好的认证以后，在毕业前夕参加黑龙江双城县西勒乡修渠劳动之后，从此“悲欢离合一铲土，东西南北万里程”。
我们到祖国大西北去的几十名同学背着行李，排着队，于1957年8月17日零点在黑龙江双城县火车站登上了南下再西去的列车，离开了生我养我教我和滚爬近20个春秋的黑土地。
我们背着行李，上了火车。那时穷学生没有资格托运行李，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火车卧铺，有个座位就是幸运的享受了。不过行李都不多，一个被子一个褥子，枕头都没有，用书做枕头。没有负担一身轻，说走就走，无牵无挂，“穷”乐融融。
第一次离开家园，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一去就是万里之遥。因为害怕走失，大家不由自主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挨着一个，甚至是后边的人牵着前边人的衣襟上了火车。
8月19日到达北京，没让逛一下，那是纪律要求，马上换车南下，经过石家庄到郑州再转车西行，列车驶出富饶的关中平原进入甘肃。
在一个已记不起名字的小站台上，我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几乎烂得成条的上衣，光着屁股，蓬乱的头发散落在肩上脸上，在我坐的车厢窗户下向我仰着头，向上伸出一双黑乎乎的小手，微弱地叫着“叔叔……”乞求着，那双昏暗得几乎失去光泽的眼光投过来，刺痛了我的心，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身无分文。
我一家十多口人，靠父亲在码头当搬运工的微薄收入过活，9个兄弟姐妹都无钱念书，姐姐没进过学校，不到16岁就嫁到农村去了；为了能活命，哥哥16岁就进了大兴安岭的原始大森林当了伐木工人；二姐患肺结核病躺在床上，可哪有钱治病啊，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东北大炕上。
1950年我考上初中，可生我养我的新甸镇还没有中学，要上学就得到松花江北30多里的木兰县去。我很幸运，恰好我妈妈的表妹住在县城里，姨夫是个木匠，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心地善良的姨妈接收我住在她家里到县中学念书。
1953年秋，我初中毕业了，家里穷得实在撑不下去了，父母亲让我赶紧回家帮父亲务农。可我不甘心，偷偷地给远在山东平原县邮电局工作的叔伯哥哥写信，请他给点钱去念书。他叫宋金玉，原名叫宋守玉，据说是地下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平原县邮电局领导，我是拿着他寄来的20元钱，不听父母的劝阻而偷偷地跑出来上学。因为太穷，吃穿住学都是靠国家助学金才念完中专的。
回想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看到眼前的景象，十分无奈，我也是一个穷孩子呀，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帮他们的，只有把车上统一供给的盒饭给了她，还有一点干粮。我看到几个小孩奔跑过来疯抢，一个男孩伸过手去，在盒饭里抓了一把往嘴里塞。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可那凄凉的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望着那小女孩狼吞虎咽的模样和那个闪着银光再也无法回归到列车上来的空饭盒，眼眶湿润了。是的，国家刚成立才7年，旧社会留下来的千疮百孔还没有修补完，生活的困苦还不能一下子都得到解决，为了这乞讨的人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奋斗，还是走吧，坚定地到边疆去，去奉献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因为，我小时候，在日军铁蹄下的东北也讨过饭，我深知乞讨的饥寒交迫和低三下四的难堪，我深知慷慨相助情深义重。
列车冲出了万里长城西方的终点嘉峪关，我从山海关外进关，又越过嘉峪关出关，第一次远离家门，第一次完完全全地历经万里长城全程，西行，去经受人生的坎坷和磨难。
1957年8月27日，火车轨道已到了尽头，再也无路可走了。我们几十名同学把行李往两辆尕斯-63货运汽车上装，行李排成三排，大家呼啦啦地上了汽车，以行李为凳，不论男女，一个挨一个，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中间一排是背靠背坐在行李上，似蒸馍一般装满车厢。
汽车跑了多日，天蓝得深不可测，地远得没有尽头，没有绿色，没有飞鸟，只是“古道西风瘦马”，却见不到“小桥流水人家”。
白天从没有休息过，都是整日颠簸，只有到了吐鲁番才让休息，到天黑时才走。那不是刻意关照，那是因为火焰山地带温度高，夏季地表温度高达摄氏70多度，也因为当时的汽油质量问题，怕汽车驶过火焰山时汽油遇到高温而着火，过去已发生过类似事故。如同遇到“三碗不过岗”的劝告，汽车停驶等待后半夜较凉爽的时刻再开。
老天有眼，我们总算可以有时间一览火焰山了。随后终于到了绿地——吐鲁番。可过了火焰山，过了葡萄的故乡，依然是满目的凄凉，依然是沉默无语的沙石，依然没有飞鸟的影子，没有虫声，甚至连苔藓都找不到。但地面平坦极了，汽车像一艘快艇飞驰在戈壁瀚海上。路是平，可风沙大，尘土飞扬，傍晚下车后，人就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全身上下包裹一层沙土。
从玉门出发，汽车整整跑了5天，8月31日才到达充满异域风光的乌鲁木齐市。
1957年9月1日，我们这帮青年学生到乌鲁木齐市明园新疆石油管理局报到，我的第一志愿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