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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2016年7月3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创建与创新：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共收到全国各地学者论文50篇，最终25篇入选并收入会议论文集。上海市党史界、史学界及相关领域专家，上海大学基层学院党委书记及师生代表80余人到会。与会学者围绕“创建与创新：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的主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史以及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创新与发展史。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党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使得这座近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和中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城市的发展，又使得上海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世人。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新实践》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个创新实践，就是中共在上海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最先成立共产党、共青团、工会等早期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第一步党章，多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工作在上海开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是在上海开始摸索积累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团结众多知识分子，取得了这一时期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从上海开始的，由国民党领导的孤岛斗争基本失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接过了领导的大旗，依靠人民群众，灵活对敌斗争。上海地下党在白区的斗争形成第二条战线，并为上海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领导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创新建设。使上海由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上海由一个黑色大染缸变成了红色大染缸，上海的面貌焕然一新。上海创造性地进行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抓住沿海城市发展的机遇，发展上海的工业，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很多领域和工作先行先试，走在改革开放前沿。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张云在《一座近代国际大都市与一个先进政党的诞生》主题报告中指出，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上海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中心，为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各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上海诞生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奠定了厚实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次，上海优越的人文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上海是近代中国新生代群英荟萃之地，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广泛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块革命圣地，凝聚在这块“诞生地”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彰显了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标志日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吴海勇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标志日的历史考辨》一文中追溯党的诞生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梳理中共成立前后涌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情况，提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日当以中共一大首日为是，误闯会场事件不影响党的创立等论点，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论证。他认为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创建由来已久，但二者不易作不当比附。另外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上海解放初经毛泽东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就加以确认，建党标志日的确立可解决党的诞生地的不必要纷争。
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党的创建中的作用，上海理工大学副编审杨卫民《“五四”前后从觉悟到团结的红色革命启蒙——以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的思想传播为例》考察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使红色革命启蒙越来越成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和社会实践工程。在红色革命传播语境中，觉悟成为科学、民主的理论升华，团结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基础，社会生活成为红色革命启蒙扎根的基点。在红色革命启蒙从自觉到团结到解放再到建设的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起着关键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认识主体内在品质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者言说的方式和启蒙的特色在不断发生着转化，简单的革命宣传论已经很难涵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研究方面，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俞敏、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刘雪芹的《解密档案中的俞秀松》从档案、文献、口述三个方面介绍了现存俞秀松相关档案的情况。文中认为一些历史细节，例如俞秀松是否参加中共四大以及俞秀松被斯大林派往新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已有的档案文献没有佐证，应当存疑。另外在俞秀松档案的寻访过程中还有很多新发现。俄罗斯档案显示，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而这是发生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1921年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颁发给俞秀松参加青年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任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可见，此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组织已经存在，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与目前中国共青团成立于1922年显然不符。作者对“1934年周恩来派俞秀松到浙江活动”问题以及一些历史遗迹的考证也有新收获。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问题，上海大学讲师杨雄威、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武文汇《天理与人欲之争——施存统脱党声明事件与早期中共革命气节问题》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量中共党员在白色恐怖面前动摇变节，书写了党史上最黯淡的一页。施存统作为早期党内的重要成员，也公然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其政治影响自然十分恶劣，也对本人的名誉造成极大影响。施存统的行为，是革命的天理和一己的人欲之间相互纠缠的结果。1927年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充满了矛盾。一些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产生幻灭感，从而做出了脱党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否决。血与火的考验虽然大大削减了中共的人数，却让它成长为一个更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政党。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让中共倍感革命气节和党性的重要，通过不断提高党员素质铸就了一个具有强大行动力的革命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创新实践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座举足轻重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很多是在这里进行。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方奇《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考证与研究》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长期在上海，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亦在上海形成。从1927年到1935年，在周恩来等中央军委负责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传奇篇章。作者对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形成、1927年—1935年在上海的活动、工作进行梳理，并对上海时代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活动进行了评价。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长林、上海大学出版社编辑刘强在《革命史叙事下上海大学的党性建构》中指出，核心史料的大量丧失，大大增强了研究者重构上海大学本真历史的难度。但在试图通过档案材料完整重现历史真相已很困难的情况下，上海大学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上海大学红色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回忆资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从国民党革命史视阈下的叙事与中共革命史视阈下的叙事两个方面详细讲述了上海大学红色形象的建构过程。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策略方针的五次演变》中认为，中共在领导上海抗战的过程中，分析上海的具体环境及条件，适时调整抗日斗争的策略方针。“从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领导群众运动”；“抓紧有利时机创造发展，加强我们的力量”；“深入生产，严密组织，巩固发展”；“勤学勤业交朋友”；“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顺应了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发展和巩固了党的力量，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群众，推动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忻平与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张仰亮在《关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几个问题》中认为，中共中央选址上海并非偶然，这是与上海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紧密相关的。此外，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均是重要因素。对上海中共中央的评价应分阶段为宜，中共中央在1927年之前的领导总体上是得力的，使革命高潮迭起。1927年之后由于决策方面错误连连，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上海大学副教授陈德军在《中共对1948年上海“国际化”计划的因应》中指出，《大美晚报》主张将上海“国际化”，吴国桢、杜月笙等上海官绅积极推动，蒋介石政府担心上海经过“国际化”之后或成为反对自己的据点，则缄默以对。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企图借助美国军事保护上海的计划。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不但断然拒绝为之牵累，还试图将此拒绝郑重其事地解释、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孤立苏联，以及对中共进行施压、利诱的战略性布置。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本主义改造、工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举措顺利进行，保证了城市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诸多创新实践，才使得这座城市现在以一个繁荣、文明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展现给世界。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实践缩影》一文认为，解放前夕，毛泽东把进入上海看作中国革命要过的一大难关，谆谆告诫华东的同志：全中国与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上海作为我国第一大城市，解放以来的发展历史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写照。包括以城市的繁荣发展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注重将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以发展先进文化引领群众全面发展。
上海大学副教授丰箫的《国家塑造与塑造教师——新中国初期上海市高校政治课教师研究》一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政治课教师极其缺乏，教师队伍亟需建设。无论是政治教授还是政治助教，都是高校政治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因而极其重视其政治素质。教师建设以强政治干预的方式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高校教师接受了国家对其教师身份的塑造，并保持与国家理念一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军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初探》中认为，由于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中共的长期领导下有其丰富的斗争传统和历史，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力依据，也是推进工会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基本工作。由于中国革命胜利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正在谋求独立、解放的一些国家的人士，对中国的历史经验感到极大的兴趣。很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到上海观光时，总是要求有关方面能够介绍一些有关上海工人斗争的历史，这也提出了收集和整理工运史料的需求。“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倡导设立并具体领导。
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闫艺平在《上海工业三废的回收与综合利用（1956—1966）》中指出，十年建设时期，上海工业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对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上海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的萌芽起步阶段，群众运动、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厂学研互助既是这一时期上海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工作的特点，也是党领导下的伟大创新。通过变废为宝、综合利用，一方面促进了三废资源化，扩大了工业原料的来源，带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保障了居民身体健康，巩固了工农联盟。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东保在《解读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群众路线实践——上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历史回顾及现实启示》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上海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坚持让群众“唱主角”，引导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为建设美丽上海作贡献，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他认为，通过对上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历史解读，其基本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让群众“唱主角”；坚持虚功实做，注重可操作性；坚持上海特点，发挥特色优势，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作者刘长林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润鑫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党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使得这座近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和中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城市的发展，又使得上海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世人。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新实践》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个创新实践，就是中共在上海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最先成立共产党、共青团、工会等早期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第一步党章，多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工作在上海开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是在上海开始摸索积累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团结众多知识分子，取得了这一时期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从上海开始的，由国民党领导的孤岛斗争基本失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接过了领导的大旗，依靠人民群众，灵活对敌斗争。上海地下党在白区的斗争形成第二条战线，并为上海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领导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创新建设。使上海由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上海由一个黑色大染缸变成了红色大染缸，上海的面貌焕然一新。上海创造性地进行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抓住沿海城市发展的机遇，发展上海的工业，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很多领域和工作先行先试，走在改革开放前沿。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张云在《一座近代国际大都市与一个先进政党的诞生》主题报告中指出，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上海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中心，为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各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上海诞生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奠定了厚实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次，上海优越的人文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上海是近代中国新生代群英荟萃之地，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广泛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块革命圣地，凝聚在这块“诞生地”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彰显了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标志日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吴海勇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标志日的历史考辨》一文中追溯党的诞生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梳理中共成立前后涌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情况，提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日当以中共一大首日为是，误闯会场事件不影响党的创立等论点，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论证。他认为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创建由来已久，但二者不易作不当比附。另外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上海解放初经毛泽东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就加以确认，建党标志日的确立可解决党的诞生地的不必要纷争。
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党的创建中的作用，上海理工大学副编审杨卫民《“五四”前后从觉悟到团结的红色革命启蒙——以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的思想传播为例》考察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使红色革命启蒙越来越成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和社会实践工程。在红色革命传播语境中，觉悟成为科学、民主的理论升华，团结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基础，社会生活成为红色革命启蒙扎根的基点。在红色革命启蒙从自觉到团结到解放再到建设的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起着关键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认识主体内在品质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者言说的方式和启蒙的特色在不断发生着转化，简单的革命宣传论已经很难涵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研究方面，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俞敏、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刘雪芹的《解密档案中的俞秀松》从档案、文献、口述三个方面介绍了现存俞秀松相关档案的情况。文中认为一些历史细节，例如俞秀松是否参加中共四大以及俞秀松被斯大林派往新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已有的档案文献没有佐证，应当存疑。另外在俞秀松档案的寻访过程中还有很多新发现。俄罗斯档案显示，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而这是发生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1921年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颁发给俞秀松参加青年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任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可见，此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组织已经存在，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与目前中国共青团成立于1922年显然不符。作者对“1934年周恩来派俞秀松到浙江活动”问题以及一些历史遗迹的考证也有新收获。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问题，上海大学讲师杨雄威、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武文汇《天理与人欲之争——施存统脱党声明事件与早期中共革命气节问题》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量中共党员在白色恐怖面前动摇变节，书写了党史上最黯淡的一页。施存统作为早期党内的重要成员，也公然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其政治影响自然十分恶劣，也对本人的名誉造成极大影响。施存统的行为，是革命的天理和一己的人欲之间相互纠缠的结果。1927年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充满了矛盾。一些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产生幻灭感，从而做出了脱党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否决。血与火的考验虽然大大削减了中共的人数，却让它成长为一个更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政党。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让中共倍感革命气节和党性的重要，通过不断提高党员素质铸就了一个具有强大行动力的革命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创新实践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座举足轻重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很多是在这里进行。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方奇《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考证与研究》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长期在上海，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亦在上海形成。从1927年到1935年，在周恩来等中央军委负责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传奇篇章。作者对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形成、1927年—1935年在上海的活动、工作进行梳理，并对上海时代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活动进行了评价。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长林、上海大学出版社编辑刘强在《革命史叙事下上海大学的党性建构》中指出，核心史料的大量丧失，大大增强了研究者重构上海大学本真历史的难度。但在试图通过档案材料完整重现历史真相已很困难的情况下，上海大学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上海大学红色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回忆资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从国民党革命史视阈下的叙事与中共革命史视阈下的叙事两个方面详细讲述了上海大学红色形象的建构过程。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策略方针的五次演变》中认为，中共在领导上海抗战的过程中，分析上海的具体环境及条件，适时调整抗日斗争的策略方针。“从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领导群众运动”；“抓紧有利时机创造发展，加强我们的力量”；“深入生产，严密组织，巩固发展”；“勤学勤业交朋友”；“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顺应了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发展和巩固了党的力量，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群众，推动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忻平与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张仰亮在《关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几个问题》中认为，中共中央选址上海并非偶然，这是与上海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紧密相关的。此外，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均是重要因素。对上海中共中央的评价应分阶段为宜，中共中央在1927年之前的领导总体上是得力的，使革命高潮迭起。1927年之后由于决策方面错误连连，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上海大学副教授陈德军在《中共对1948年上海“国际化”计划的因应》中指出，《大美晚报》主张将上海“国际化”，吴国桢、杜月笙等上海官绅积极推动，蒋介石政府担心上海经过“国际化”之后或成为反对自己的据点，则缄默以对。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企图借助美国军事保护上海的计划。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不但断然拒绝为之牵累，还试图将此拒绝郑重其事地解释、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孤立苏联，以及对中共进行施压、利诱的战略性布置。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本主义改造、工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举措顺利进行，保证了城市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诸多创新实践，才使得这座城市现在以一个繁荣、文明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展现给世界。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实践缩影》一文认为，解放前夕，毛泽东把进入上海看作中国革命要过的一大难关，谆谆告诫华东的同志：全中国与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上海作为我国第一大城市，解放以来的发展历史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写照。包括以城市的繁荣发展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注重将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以发展先进文化引领群众全面发展。
上海大学副教授丰箫的《国家塑造与塑造教师——新中国初期上海市高校政治课教师研究》一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政治课教师极其缺乏，教师队伍亟需建设。无论是政治教授还是政治助教，都是高校政治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因而极其重视其政治素质。教师建设以强政治干预的方式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高校教师接受了国家对其教师身份的塑造，并保持与国家理念一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军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初探》中认为，由于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中共的长期领导下有其丰富的斗争传统和历史，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力依据，也是推进工会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基本工作。由于中国革命胜利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正在谋求独立、解放的一些国家的人士，对中国的历史经验感到极大的兴趣。很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到上海观光时，总是要求有关方面能够介绍一些有关上海工人斗争的历史，这也提出了收集和整理工运史料的需求。“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倡导设立并具体领导。
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闫艺平在《上海工业三废的回收与综合利用（1956—1966）》中指出，十年建设时期，上海工业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对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上海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的萌芽起步阶段，群众运动、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厂学研互助既是这一时期上海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工作的特点，也是党领导下的伟大创新。通过变废为宝、综合利用，一方面促进了三废资源化，扩大了工业原料的来源，带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保障了居民身体健康，巩固了工农联盟。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东保在《解读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群众路线实践——上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历史回顾及现实启示》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上海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坚持让群众“唱主角”，引导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为建设美丽上海作贡献，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他认为，通过对上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历史解读，其基本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让群众“唱主角”；坚持虚功实做，注重可操作性；坚持上海特点，发挥特色优势，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作者刘长林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润鑫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