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科院编写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广东境内真正的大、中型企业只占全部外资企业总数的8％，大量是承接来料与进料加工的小企业。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仰仗的是珠江三角洲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以及物流成本。
　　东莞市虎门镇就是典型的服装加工镇，在1997年到1999年之间，它被称为广东经济发展的“飞虎”。
　　“现在的‘飞虎’是插翅难飞了。”创办“耐安迪”服装品牌的肖士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随着虎门经济发展，消费高、用工难、工人工资高，已经没有以前的优势，再加上政策环境越来越紧，土地租金和税收攀高，浙江其他市场的崛起，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压力之下，市场前景也渐显渺茫。从汕头到虎门镇淘金的肖士炎见证了东莞服装交易会火爆的十年，也亲历了冷清的三年。“来服交会下单的外商越来越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服装厂参加服交会了，但是服装城的摊位租金却还是没下去。”肖士炎说。
　　黄河服装城和富民服装城是虎门的两大服装城，肖士炎在富民服装城8平方米的固定摊位每月需要5万元租金，这还不包括管理费和税收，而厂房租金也越涨越高。
　　除此以外，虎门镇的工人工资保底是一人1800元／月，再计件取酬，还得加上新《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每人每月200元的社保。肖士炎雇用了300多名员工，感觉成本甚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政府规定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但是服装不做够12小时根本不赚钱。”
　　这使得虎门镇的服装厂面临两种出路：倒闭或者转移。
　　2004年，肖士炎开始着手将一部分加工转移到湖北潜江，他与湖北的合作伙伴结交已久。转移的好处是当地政府给予许多优惠，免三年税收，对转移的企业也非常照顾，土地价格低，工人工资也低，运输成本也同样低廉。
　　2008年，肖士炎的工厂全部转移到湖北潜江。四年过去，潜江的产业配套已经非常完善，广东加工企业在当地占据了半壁江山。“商人就是哪有利可图往哪跑，虎门的大服装企业几乎全部转移了，转移地大多还是外省，广东省内即便是粤北的物价还是比外省高。”肖士炎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暗合了广东省政府“腾笼换鸟”的政策逻辑，但企业前仆后继向外迁移，却是东莞市政府不乐于见到的局面。
　　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在出席与台商座谈的会议上，呼吁“转移不如转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书记在东莞调研时，给东莞想出的办法是：“产业转移出去。可以把研发设计、组装包括总部仍放在原地，这样附加值就还在，将来税收并不会少。”
　　“企业分地经营，这需要更高的成本，也会带来许多执行上的不便利。”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说。
　　
　　
　　“打工经济”何处转?
　　
　　“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这相当于对外来务工者的“逐客令”。
　　据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08年4月，东莞市有台企6200多家，占全市利用外资总额的1／3。台商转移严重影响到东莞的台商学校。
　　学校的报告称，早前就读的台商子女陆续完成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教育后，若未有新一波台商再进入该区域投资，甚至是部分原有台商陆续迁厂，未来生源问题，本校必须审慎因应。
　　然而，这部分人，并不是东莞市政府希望减少的人口。
　　5月27日，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发布了《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
　　《报告》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和配置功能，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这相当于对外来务工者的“逐客令”。事实上，作为世界级的“打工城市”，珠江三角洲近30年的发展，与外来务工人员密不可分。东莞现有1200万常住人口，其中：1000万是外来人口，被称为“新莞人”，成为东莞城市的主力。
　　东莞市厚街镇党委书记黎惠勤提供的资料显示，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了人口过快膨胀，尤其是低学历、低技能、低收入“三低”人群的大量聚集，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厚街目前实际人口接近100万，城市管理、治安管理、公共服务等一下子无法适应这种过快的变化……
　　1978年人均收入仅有为：189元的厚街镇，在2007年全镇生产总值达143．1亿元，在23个村(居)中有16个村组的可支配收入总额超3000万元，有14个村的村组两级净资产超2亿元。
　　而厚街的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与人气密不可分。总面积。126平方公里的小镇，却有酒店旅馆130多家，其中五星级酒店就有三家。桑拿中心、沐足城更是星罗棋布， 被旅游酒店业专家称作是中国特有的“东莞现象”。
　　风情沐足中心是厚街镇一家较为正規的沐足中心。今年3月份刚从河南过来打工的梅子(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平时过来的客人多数是在东莞打工的人。”梅子今年只有16岁，初中还没毕业就来了东莞。
　　她的姐姐是沐足中心的按摩技师，尽管东莞的消费成本远高于河南，但姐妹俩并没有想过离开，“租不到房子就住在沐足中心里，反正这么多床也是空着的。”梅子说。
　　“新莞人”不愿离开，本地人也不愿意他们离去。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改革开放30年，东莞大量的农民‘洗脚上田’了，过着很特殊的生活，我们广东人叫他们‘二世祖’——就是自己不劳动，靠集体分红。”
　　
　　所谓的集体分红，一部分是集体用地建造厂房出租给企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农民自己建的“握手楼”“亲吻楼”——这样的民宅建得密密麻麻，用于出租。
　　“这些企业只要一搬走，工人离开了，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没有来源保障。”丁力说，所以他们不愿竟见到“新莞人”离去。
　　
　　30年魔咒
　　
　　旧鸟走不走，新鸟来不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30年之后，广东制造能否走出“微笑曲线”的谷底？
　　在推进“双转移”过程中，广东省部级领导在部分市(县、区)及省直部门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点。
　　3月26日，汪洋前往东莞调研，其中一站就是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这里是东莞市的科技中心，“拉动产业升级的引擎”。
　　汪洋对松山湖的评价是：“未来这里会是高科技企业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的地方。”但是“内容太少”，汪洋所说的“内容太少”指的就是松山湖园区的项目太少。
　　命令下达之后，松山湖马不停蹄四处招商引资。5月份，北京推介会；6月份，香港推介会；9月份，北欧推介会。
　　松山湖产业园区提供的资料显示：“东莞市委市政府对松山湖招商引资只定标准，不压指标，严格实施“选商选资”。 六年来从数千个大中型项目中选取了74个项目。”
　　而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晓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不在乎你是哪个行业，只要能自主创新，企业能够增强自己的成长性，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污染环境，都欢迎来松山湖，我们没有说过不要小公司。”
　　“东莞市财政每年拨出10亿元用于扶持企业自主创新，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松山湖。”陈晓慧说。在她看来，“双转移”并不是空间上的转移，而是企业的革命。“在大形势下，对于那些自主升级不了的企业，空间没有了，资源又缺乏，自然会被淘汰，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80年代中后期，毗邻的港澳台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受困于本地成本高涨而向外转移。“当时都生存不下去了，广东省政府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来。”东莞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庆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可以说，台湾80年代的那次产业转移是天然的。台商们在广东重拾了事业，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
　　外商的进驻，使得珠江三角洲经济迅速起飞，成就了“中国制造”。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面积为4．17万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23.2％。2006年，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4634万人，约占广东省常住人口的49．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5953．7亿元和6748．4亿元，占广东省的73．3％和74．0％。
　　而事实上，历经3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矛盾也已经凸显出来，地方的环境资源、人口的压力不堪重负。
　　莫世祥在他的《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一书中表示，台港澳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都不超过30年。
　　这成了广东省政府心头的伤痛。
　　“实际上，产业升级这件事情是全世界各地都面对的。但是，用‘腾笼换鸟’来实现产业转移升级是很难的，就是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不能划等号，产业升级改变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更重要的产业发展的能力。东莞要‘腾笼换鸟’，仍然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丁力说。
　　丁力认为“旧鸟走不走，新鸟来不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莞在它现在环境、资源条件下，适合把什么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来抓好，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个“微笑曲线”。它指的是，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形成“V”曲线，即高端研发和末端品牌营销附加值最高，而加工环节则处于利润最低端。
　　30年之后，广东制造能否走出“微笑曲线”的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