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正月初三,浅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轻云,桔黄的阳光倾泻在群山之巅,如黄绸一般暖暖地铺洒在山间的坝子里,柔软温和。安宁静谧的剑川沙溪寺登街上,懒洋洋的人群移动。比之平日的寂寥,春节的寺登街涌动着少有的热情。即便如此,这里依然显得闲适而安静。驻足、翘首、徘徊、漫步的人们不敢惊动这条古街的梦。无论是来自异域的欧美游客,还是来自喧嚣之境的城里人,或是闲逛的村人,此刻好像都已修练到家,淡定、安详、欢喜,浅浅的笑,物我两忘的神情、慵懒的步态,似乎应了一句时尚的词:慢生活。
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在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中说,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何况,就在不远处,还有“南天瑰宝”的石钟山石窟。黑潓江,如一位柔情万千的女子,在寺登街旁愈加妩媚动人。她发源于老君山,穿过剑川、洱源、漾濞、巍山、南涧、凤庆,直入澜沧江,汇入国际河流湄公河。
寺登街,这是一条古老的小街,仿佛做着千年的梦。如果没有那些“遁世者”的万里寻访,或许她仍将沉睡。而现在,这里有了新的故事。
老槐树咖啡屋
老槐树咖啡屋,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静静地卧在寺登街古戏台旁,斜对面就是兴教寺。古戏台前,是一个广场。旧时,逢年过节,古戏台上总上演着滇戏、白剧、吹吹腔等地方剧种,来自四里八乡的人们就聚在这里看戏。说是看戏,其实也是赶集,广场四周,全都摆上摊点。如今,电视和网络早已进入了乡民们的生活。唱戏已经不再组织了,但这个沧桑的古戏台还在。戏台旁的老槐树咖啡屋,却是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平时总有一些欧美来的背包客,或是骑行者,一队队坐在这里,喝最地道的现磨咖啡,吃着很欧化而又纯生态的甜点。春节里,也有一些来自台湾、深圳和内地的游人,在这个咖啡屋里坐下来,哪怕是发呆,也是很惬意的。
算起来,老槐树咖啡屋是最早落户寺登街的。店主张锡飞和常小琴,一对中年夫妇,和善的笑容中流淌着曾经的沧桑。两人的头发已泛花白,那是“深圳速度”留下的记号。张锡飞祖籍河北,生长在湖南,原在长沙一个设计院工作,后来到了深圳,还干老本行。在那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兴城市,张锡飞和搞经济管理的常小琴过多地透支了身体,他们像机器一般运转着。他们真的累了。按照常小琴的说法,他们决心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女儿到荷兰读大学之后,他俩决定寻一方净土,过一种悠游自得的生活。
2004年,张锡飞和常小琴来云南旅游。从大理到丽江,一路兴致勃勃。高原之上,蓝天如宝石,白云似轻絮,夜幕上的星星闪烁旋转,高原湖泊镶嵌在山间。这里温润的气候、清新的空气、丰富的资源、生态的美食让他们流连忘返。这里生活成本低,花销不多。作为一块隐居之地,真是太适合了。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具体的地方。他们到了大理古城、到巍山、到丽江,他们发现,那些地方的商业气息已经很浓。最后,他们到了僻静的寺登街,第一眼便喜欢上这里。当时寺登街正准备开发,很古朴、很宁静,没有过多的商业氛围,没有旅游景点的刻意炒作。一切都很自然。张锡飞和常小琴就住了下来,房租签了十年。他们已经和当地的沙溪人处得很融洽。常小琴总会想起他们第一次来的情形。那时他们住在古道客栈里,准备离开时,街上开杂货店的老奶奶早早就站在风里等着。她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装了满满一袋花生、瓜子,硬是塞给张锡飞和常小琴,白族人的好客和温情让他们感慨不已。老人和他们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却如此友好热情,这在深圳哪里会有?如此淳朴的民风现在越来越稀少了。他们决定在寺登街长住下来。
两人在寺登街过上了一种怡然自得的日子。张锡飞习惯每天早上七点起床,之后便是爬山,四周的山都被他爬遍了。这还得益于附近的乡民们,他们带着张锡飞走村串寨,跋山涉水,饱览山水田园风光。张锡飞去过石宝山歌会,在那里,他感受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尽是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傍晚,人们用石头垒灶,用山泉水煮罗锅饭,整个石宝山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夜幕降临,火把与电筒的光柱闪烁交迭,照亮了大山。三弦琴响起,对歌声响起,山里热闹起来。这对于张锡飞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域情调。张锡飞后来才知道,石宝山歌会,就是白族的“情人节”。他感到白族的质朴热情之外,骨子里还浸透着浪漫。
张锡飞还喜欢到黑潓江畔钓鱼,一坐便是半天。此外,养花、上网都是他和妻子的共同爱好,平时生意清淡,他们还看看书,喝喝茶,或者站在门前发呆。在这里,常小琴和张锡飞也充分发挥了厨艺,自己包汤圆,自己腌萝卜干,自己烤面包,自己做咸鸭蛋,自己制作腊肉,吃不完还捎回老家,捎到深圳,捎给亲朋好友。这种自然、本真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有一种回到生活本身的感觉。常小琴说,在寺登街,菜的味道和城里的完全不一样了,买一点排骨来,清水一炖就很好吃,那种肉质的自然香味在大都市是没有的。常小琴最为自豪的还有她烤面包的味道,那是一种绝对独特的“常式面包”,是面包房的糕点师无能为力的。高原的麦面、纯粹的油料,土鸡蛋,葵花籽,还有新鲜的牛奶,做出的面点就会特别鲜。她和村里的奶牛养殖户订了牛奶,每天按时送来。用这样好的原料做面包、蛋糕,哪有不好的道理?常小琴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她说自己的咖啡、果汁、面包、蛋糕,都是一流的。她说,那些“老外”只要不离开寺登街,每天都会来我们这里喝咖啡,我们的咖啡很地道。外国人很惊奇,想不到在小小的寺登街还能喝到这样地道的咖啡。一次,一位澳大利亚游客在老槐树咖啡屋喝完咖啡,大为赞叹,他说,我要为你们做一块广告牌,说着便忙碌起来。广告牌做好后,亲自为他们写好挂上。白底红字的英文,很显眼地悬挂在咖啡屋一角。常小琴说,即便在沙溪这样的小地方,他们都要呈现最好的食品,不能敷衍了事。他们要让过往的客人留下关于食物的美好记忆。
张锡飞和常小琴在寺登街的日子过得无比轻松。与在深圳的日子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简单。他们的真名已经渐渐被人们所忽略,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们“老槐树”,周围的人和他们打招呼,也总是说,嘿,老槐树,今天怎么不去钓鱼啊?老槐树,到我家里闲嘛!哪家吵架了,男人闷闷不乐地走过来,站在张锡飞面前说,老槐树,我跟老婆干架了。接着就会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噼哩叭啦一通后,气也就消了。游客到了这里,心里藏着什么事也和“老槐树”讲。那些年轻的白领,在城市里压力太大了,背着包出来透气。喝着咖啡,就和张锡飞、常小琴聊天,工作中的压力、生活中的郁闷,什么都讲,反正不必设防。就这样,他们交到了不少游客朋友。那些游客,回到城里后还会给他们打电话,还会给他们寄一些礼物过来。张锡飞有两个手机号码,一个是大理的,一个是深圳的,深圳的手机他总是开着。
张锡飞和常小琴在寺登街的日子,更多的是一种闲适隐逸的生活。开咖啡屋,是为了让自己有点事做,也为了略补家用。但他们的隐居生活并没有真正地“隐”起来,还是有很多外地游客找到这里,来喝一杯地道的咖啡,来吃一块鲜香的蛋糕。剑川县政府也很关心他们,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来慰问,送来一份关爱。张锡飞说,这里人真是好。一年,县里一位领导到“老槐树”,见院里有一口井,回去后便安排人给他们做了井盖盖上了,生怕他们晚上不小心跌到井里,这让张锡飞很感动。浓浓的人情味,也是张锡飞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又签了十年的房租合同。
在寺登街的生活,也有让张锡飞和常小琴不尽如意之处,医疗问题、交通问题,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如果以后老了、病了,还得要回城里去,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58号小院
周晓芬是一名纤弱清丽的台湾女子,也是寺登街58号小院的现任主人。
58号小院是一个客栈,原来周晓芬还有一个合伙人,后来那人撤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打理着这家小店。说是打理,其实也没很多事,平时人不多,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显出少有的繁忙。春节这几天,58号小院已经住满了人。一茬茬的人走进来。第一句话便是“还有房间吗?”周晓芬歉意地一笑,不好意思,没了。接着便是那些背包客的麻烦事。有的要去爬山,有的要雇马,周晓芬就忙着张罗这些事。帮他们设计线路,帮他们找赶马人。她用台湾国语慢慢地讲着话。不像在做生意,倒像在聊天。这些事打理得差不多了,她又乐呵呵地洗衣服,乐呵呵地做午餐,然后招呼那些赖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客人吃饭。
2010年的春天来得早,春节已经有些暖和。简朴却干净的小院里,有躺椅,也有小方凳,有石桌。楼梯上,一只小狗卧在阳光下睡觉,它的身旁是一株繁茂的绿色植物。一位成都来的小伙子干脆坐在石阶上,他的双脚伸在阳光里,上半身却躲在客栈的阴影中。他端着一只古朴的茶杯,放在地上,不时端起来啜一口。他说他是来休息的,在城里睡不着,来这里可以静静地睡觉。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段时间。他叫周晓芬的时候,省去了姓,只叫“晓芬”,显得很熟悉的样子。他强调自己是来休息,可这次来,也休息不好了。58号小院对面有一家烧烤摊,每天都卖到凌晨一两点钟,有时还会打架,这让他受不了,休息不好。他说,寺登街变了,变得热闹起来,这是很可怕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在城里睡不着,才来这里休息,想静静地睡觉、看书、上网,呼吸新鲜的空气,吃没有被污染的食品,喝天然的山泉水,这是一种享受。哪里知道会热闹起来呢!
周晓芬生长于台北,可她的祖籍也在湖南。她的父亲在1949年的时候随蒋介石溃退到台湾。20年前,她第一次回大陆探亲,那时觉得很害怕,走到哪里都心虚,担心自己会因说话做事而获罪,慢慢地也就释然了。大陆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并不像台湾那边宣传的那种样子。
2007年,周晓芬第一次来到云南。她喜欢上了这片高原。高远而纯净的蓝色天空,白如轻絮的云朵,高原恢弘磅礴的气势都让周晓芬喜欢。她特别喜欢云南的气候。台湾的气候不大好,夏天闷热,冬天湿冷,可在云南,四季如春的气候让她感到很惬意。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
也就在2007年的9月,周晓芬决定回大陆“找生活”,原来选择在稻城,和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都联系好了,可去了之后还是让她感到不尽如意。于是她来到寺登街,一来就喜欢这里。她说寺登街吸引她的就是非常安静、民风淳朴,很简单。
周晓芬在寺登街的生活与在台北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她在台北,职业是销售,那是一种非常快节奏而又压力很大的生活,每天都是深夜才回到家中。她说,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的完全不同,以前很忙,所有的事都得按计划在做,在这里则完全没有计划地过日子,没有时间表约束你。以前所有的事都是为别人做,现在是为自己活。她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急性子,脾气很暴躁。来寺登街后,脾气变得很好。在台湾,每到夏天,她都会生病,都要看医生。而寺登街却是一个很养人的地方。到寺登街后,她不敢去医院,因为乡镇卫生院的环境和医疗设施、技术等等都实在让她有些担心。后来,病竟然慢慢好了,不治而愈。几年了,身体一直很棒。
谈到经营之道,周晓芬觉得更多的是在生活。日子过得简单了,放松了,这样就很好。她和当地政府签了十年的合约,希望能一直住下来。她的客栈生意从第二年开始就比第一年好,主要还是回头客多,自己也变得有些成就感。如果有空的话,她会在网路上看电影(台湾人管网络叫网路),读读书,爬爬石宝山。想怎么过都行,只要自己喜欢,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分享出来,喜欢很随意、很放松的那种生活方式。她希望夜晚就不再营业,不再有人打扰她的生活。她颇为自得的是开业至今,没有一个顾客打破一只杯子。她喜欢这样的顾客,他们有修养,素质高,不会大吵大闹、蛮横无理。
周晓芬也有自己的苦恼。为了方便游客上山,她在寺登街组织了一支由当地赶马人组成的马队,她要求他们买那种供人骑坐的软鞍,可他们不买,理由是担心挣不了马鞍钱。周晓芬感到无奈,这就是意识的差距啊!对当地的有关部门,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他们对外地人管得太严,而对本地的商户则失之以宽,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还有,现在深更半夜还会有人来敲门,这也让她感到烦闷。但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管在哪里,都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人和事,这都是无法避免的。而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才来的时候,坐公共车都会感到很难受,毕竟车况和路况都不好,而现在逐步好了。环境卫生条件不太理想,但现在也在逐步改进的过程中。事实上,只要慢慢地变,慢慢地进步,各方面都会得到提升的。
桔黄色的阳光把58号小院晒得暖洋洋的,安静、闲适、舒坦,一切都很慢,让人仿佛忘记了时间。周晓芬轻言细语地谈着自己的生活,穿着深灰色的上装,坐在小院里的石凳上。看起来,她还年轻,但她的脸上,却流露出少有的淡定与平和。
也许,活着本来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没有喧嚣与浮躁,坐在小院子里,让阳光的碎片倾泻,尽情地舒展着闲适的肢体。然后,慢慢啜一口茶,细数庭前花飞花谢。如此岁月,真是不可多得呀!
平常人家
58号小院的对面小巷里,就是“平常人家”。这是一间酒吧。酒吧的主人叫常平,把自己的名字镶嵌入店名,倒也贴切。
酒吧是喧嚣的,那应当是入夜之后。中午的酒吧,却显得静谧。阳光透进来,照着桌上透亮的玻璃杯,一杯白开水暖暖地散着热气。一名清瘦的背包客坐在吧台前,和吧台内的女人聊天。另一个,则缩在一株龟背竹后面,静静地上网。
吧台内站着的女人之一就是“平常人家”的主人常平,一个年轻爽朗的东北女性,从她的穿着也看得出来。头发是剪出来的,不短不长,一绺头发从侧边遮住了前额,晓不得叫什么发型。她着红衣、牛仔裤,看得出来是个外向的女孩。她的祖籍在黑龙江,后来移民深圳,2008年元旦,她从深圳直接就到了寺登街。
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常平一来,就买下了现在的房子。按她的话说,她现在可是地地道道的剑川人了。她的做法,也体现了东北人特有的爽快与大胆。“老槐树”和“58号小院”都是采取租房的方式,先签十年,觉得好了再签十年,不行了我又到别处去,思维方式完全是城里人的。常平却不是这样,看上了寺登街,于是就在这里买房子,安家落户。她说,也许她会找个“阿鹏”,也许会找个纳西男人,或者是康巴汉子,那都是不一定的。她站在吧台后,与客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说,我不是拒人千里之外,我刚吃了蒜,我担心蒜味会熏着你们。这就是常平,绝不藏藏掖掖,而是快人快语。
常平说,在深圳生活压力太大了,就像老牛拉车,几乎喘不过气来,每天都忙个不停。她在那边是搞建材生意的,想来也赚了不少钱,可突然放弃,想必也是累不住。她说,在这里,可以过一些随意的日子,人们也没有城里那般世故。人生本来就不长,何苦折磨自己?做人就是这个样子,凡事不能不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在深圳,她是被迫生活,在这里,她是享受生活。在乡下,她可以随心、随意、随性。她说,老兄,你是被生活领导,我是领导生活。很幽默,倒也挺实在。她说,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过日子,很多时候是不用钱的。深圳和寺登街,两个风马牛不及的地方,就这样与常平有了密切的联系。
常平和别的外来者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她与周围环境的迅速融入。她说,她是来定居的,那就得和大家一样。对这里的一切,她没有抵触,欣然接受。她说,白族不是有句话叫“入乡随俗”吗?她就是。她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她就是一个寺登街人。哪家娶媳妇、生孩子、盖房子、办丧事,都会请到她。有人还专门找她“冲壳子”,她不懂,后来才知道就是聊天的意思,在东北话里叫“唠嗑”;没事的时候,她也找人“冲壳子”。祭本主,她一年会去两次。石宝山歌会她也去,感觉相当不错。白族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民族,想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神是由自己定的。噢,原来她是这样看白族的呀!她还提到白族村里的神婆,会一种占卜方式,就是“看香”。她会拿一炷香来,在上面比比划划,就能占卜你的一切,真是太神奇了。她也请神婆“看过香”,看得很准,真是服了。
常平也会像村里的人一样,偶尔到剑川城赶街,接触城里的新鲜事。在深圳,她没觉得剑川是城。可在寺登街,县城已经是一座真正的城了,每次有进城赶街的机会,她都很高兴。就像村里那些人一样。
当然,她也有与村里人不同的地方。她也会出去溜狗、晒太阳,没事时,她也会一个人开上私家车,出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静。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酒吧,还有自己的车,有时也到城里逛逛。这就是常平,与村里人不一样,也和张锡飞、常小琴、周晓芬不一样。她说,不能想象自己半年时间都呆在一个地方享受寂静。有空,她也会溜出去的。这就是常平,不一样的常平,有时也很世俗的常平。不刻意为了遁世,只为了寻找不一样的生活。
给常平拍照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颇为肃然。对她说你可以自然一些。她说她照相时喜欢严肃一点,让人忍俊不禁。
常平,一个过得有滋有味的女人。
传说中的“黄先生”
在寺登街,常常会听到人们提起黄先生。在兴教寺前,就遇到了一名老者,他用沙溪话对赵贵根说,这两天黄先生也在。又走到一个街口,有人又说,这两天黄先生也在呀!呵,黄先生,传说中的黄先生,是不是一个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长者?
黄先生的家离“平常人家”不远,一个干干净净的白族农家小院。敲了半天门,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很诧异地开了门,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赵贵根问,您就是黄先生呀?黄先生说是。他有些无奈,似乎不愿意让人打扰他的生活。
院子里隔三岔五地出来几个人,全是城里人的样子。老头、老太太、年轻的女子,小女孩。院子里的茶几上,摆上了葵花、米花糖、糖果,年轻女人出门去买了纸杯来,沏茶。热情之中有些猝不及防,毕竟是大年初三。看着他们手忙脚乱,心中委实不安。黄先生说,这些都是他的家人,从武汉到寺登街过春节的。这里气候好,暖和。
“黄先生”大名黄印武,是湖北荆州人,当年关云长“大意失荆州”的地方。2003年到现在,黄印武已经在寺登街呆了七年了。他是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硕士,是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寺登街修复项目”负责人雅克博士的助手。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毕业后他就直接负责了寺登街的古建修复项目,用现在的行话说,就是项目经理人。所以他说他不是来隐居的,他是来工作的。而这工作一干就是七年,黄印武也在寺登街买下了这个小院子。不管他是否承认,实际上是边工作边生活。他可以惬意地坐在院子里喝茶晒太阳,也可以把全家人接到寺登街过春节,这其实都是享受生活。当然,也在享受他工作的成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也算是一个隐居者,只不过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而已。
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黄先生也不例外。他是一个矜持的人,说话总是点到即止。他说,沙溪寺登街古集镇修复项目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会一直关注这里的发展。他说,沙溪山青水秀,气候也好,各方面倒是落后了一点,但落后未必就是坏事。
黄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说话。他说,这个项目是用慈善资金做的,这笔钱放在这里,就要弄清楚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是给将来的旅游打下基础,以祖辈的基础来发展旅游,基础打好了,慈善资金不能一直做下去,后面还要靠当地人。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讲,需要自己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今天的沙溪与六七年之前的沙溪已经大不一样。但是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就会浪费这个成果。他认为政府要以项目取得的成果认真规划旅游。
黄先生还说,外地人到沙溪,对地区的发展是有促进的,但过犹不及。外来者的进入需要一个规矩,需要合乎规范。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如何处理好政府、百姓与外部的关系,是一个麻烦。沙溪已经决定不搞工业,但沙溪也不能走丽江这条路,不能走大理古城的路子。黄先生说,如果是那样,就很好。现在,寺登街还有很多事要做,只要政府发展这地方,是为老百姓着想,大方向就不会错。黄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寺登街能将外地人留得住?卫生间就是一个原因。他们到这里,可以用上抽水马桶。这在其他的乡镇就没有。可是黄先生希望的是能让村里人都用上抽水马桶,而不是只让外面的人来用。关于外来的隐居者,黄先生说,他并不觉得沙溪村里的人会比他们穷很多。言下之意,他希望当地人不要只是观望,也要想办法利用现有的基础发展。
黄先生不愧是专家,他考虑得更多的是老百姓,他们怎样用现有的基础发展。这也难怪,心里装着百姓的人,百姓也会尊重他。有人说,虽然黄先生很少露面,可寺登街上的人都晓得他。他们都感谢雅克博士,也感谢黄先生。
正午的阳光洒满小院,一个从湖北走出去,又从瑞士回来的专家,静静地坐在寺登街的自家小院里。他在这个小院里一住七年,心中自然感慨颇多。再过几个月,他就要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工作。可他的心中,依然会牵挂着这条小小的老街。
清瘦的黄先生,矜持的黄先生,彬彬有礼的黄先生,睿智的黄先生,浅浅地笑着,喝着淡淡的茶。他的心境,也是冲淡平和的。
他在门内拱手道别,笑容可掬。“吱呀”一声,古旧的木门关上了,一个世界在身后躲藏。另一个世界扑面而来。
下午,黄砂岩的地面,洒满了阳光的味道。张锡飞站在古戏台前笑看着来往的路人,常小琴是不是在烤面包?张键,古戏台另一侧的传奇人物,此时正忙着招待寻访的客人。周晓芬,在她的58号小院里晒太阳,或是上网看电影?常平,还在和那个瘦瘦的背包客隔着吧台“冲壳子”吧?黄先生呢,正享受天伦之乐。在2010年正月初三的这个下午,寺登街上的“遁世者”,过着很入世的生活。
蓦地,一队金发碧眼的骑行者,推着自行车步入寺登街。他们的脸上,是津津的汗,是欢悦的笑容。张锡飞是不是在“老槐树”等他们呢?
黑潓江在玉津桥下划了一个弓形的弯,缓缓地向南流去……
责任编辑 杨义龙
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在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名录中说,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何况,就在不远处,还有“南天瑰宝”的石钟山石窟。黑潓江,如一位柔情万千的女子,在寺登街旁愈加妩媚动人。她发源于老君山,穿过剑川、洱源、漾濞、巍山、南涧、凤庆,直入澜沧江,汇入国际河流湄公河。
寺登街,这是一条古老的小街,仿佛做着千年的梦。如果没有那些“遁世者”的万里寻访,或许她仍将沉睡。而现在,这里有了新的故事。
老槐树咖啡屋
老槐树咖啡屋,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静静地卧在寺登街古戏台旁,斜对面就是兴教寺。古戏台前,是一个广场。旧时,逢年过节,古戏台上总上演着滇戏、白剧、吹吹腔等地方剧种,来自四里八乡的人们就聚在这里看戏。说是看戏,其实也是赶集,广场四周,全都摆上摊点。如今,电视和网络早已进入了乡民们的生活。唱戏已经不再组织了,但这个沧桑的古戏台还在。戏台旁的老槐树咖啡屋,却是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平时总有一些欧美来的背包客,或是骑行者,一队队坐在这里,喝最地道的现磨咖啡,吃着很欧化而又纯生态的甜点。春节里,也有一些来自台湾、深圳和内地的游人,在这个咖啡屋里坐下来,哪怕是发呆,也是很惬意的。
算起来,老槐树咖啡屋是最早落户寺登街的。店主张锡飞和常小琴,一对中年夫妇,和善的笑容中流淌着曾经的沧桑。两人的头发已泛花白,那是“深圳速度”留下的记号。张锡飞祖籍河北,生长在湖南,原在长沙一个设计院工作,后来到了深圳,还干老本行。在那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兴城市,张锡飞和搞经济管理的常小琴过多地透支了身体,他们像机器一般运转着。他们真的累了。按照常小琴的说法,他们决心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女儿到荷兰读大学之后,他俩决定寻一方净土,过一种悠游自得的生活。
2004年,张锡飞和常小琴来云南旅游。从大理到丽江,一路兴致勃勃。高原之上,蓝天如宝石,白云似轻絮,夜幕上的星星闪烁旋转,高原湖泊镶嵌在山间。这里温润的气候、清新的空气、丰富的资源、生态的美食让他们流连忘返。这里生活成本低,花销不多。作为一块隐居之地,真是太适合了。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具体的地方。他们到了大理古城、到巍山、到丽江,他们发现,那些地方的商业气息已经很浓。最后,他们到了僻静的寺登街,第一眼便喜欢上这里。当时寺登街正准备开发,很古朴、很宁静,没有过多的商业氛围,没有旅游景点的刻意炒作。一切都很自然。张锡飞和常小琴就住了下来,房租签了十年。他们已经和当地的沙溪人处得很融洽。常小琴总会想起他们第一次来的情形。那时他们住在古道客栈里,准备离开时,街上开杂货店的老奶奶早早就站在风里等着。她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装了满满一袋花生、瓜子,硬是塞给张锡飞和常小琴,白族人的好客和温情让他们感慨不已。老人和他们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却如此友好热情,这在深圳哪里会有?如此淳朴的民风现在越来越稀少了。他们决定在寺登街长住下来。
两人在寺登街过上了一种怡然自得的日子。张锡飞习惯每天早上七点起床,之后便是爬山,四周的山都被他爬遍了。这还得益于附近的乡民们,他们带着张锡飞走村串寨,跋山涉水,饱览山水田园风光。张锡飞去过石宝山歌会,在那里,他感受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尽是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傍晚,人们用石头垒灶,用山泉水煮罗锅饭,整个石宝山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夜幕降临,火把与电筒的光柱闪烁交迭,照亮了大山。三弦琴响起,对歌声响起,山里热闹起来。这对于张锡飞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域情调。张锡飞后来才知道,石宝山歌会,就是白族的“情人节”。他感到白族的质朴热情之外,骨子里还浸透着浪漫。
张锡飞还喜欢到黑潓江畔钓鱼,一坐便是半天。此外,养花、上网都是他和妻子的共同爱好,平时生意清淡,他们还看看书,喝喝茶,或者站在门前发呆。在这里,常小琴和张锡飞也充分发挥了厨艺,自己包汤圆,自己腌萝卜干,自己烤面包,自己做咸鸭蛋,自己制作腊肉,吃不完还捎回老家,捎到深圳,捎给亲朋好友。这种自然、本真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活得有滋有味,有一种回到生活本身的感觉。常小琴说,在寺登街,菜的味道和城里的完全不一样了,买一点排骨来,清水一炖就很好吃,那种肉质的自然香味在大都市是没有的。常小琴最为自豪的还有她烤面包的味道,那是一种绝对独特的“常式面包”,是面包房的糕点师无能为力的。高原的麦面、纯粹的油料,土鸡蛋,葵花籽,还有新鲜的牛奶,做出的面点就会特别鲜。她和村里的奶牛养殖户订了牛奶,每天按时送来。用这样好的原料做面包、蛋糕,哪有不好的道理?常小琴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她说自己的咖啡、果汁、面包、蛋糕,都是一流的。她说,那些“老外”只要不离开寺登街,每天都会来我们这里喝咖啡,我们的咖啡很地道。外国人很惊奇,想不到在小小的寺登街还能喝到这样地道的咖啡。一次,一位澳大利亚游客在老槐树咖啡屋喝完咖啡,大为赞叹,他说,我要为你们做一块广告牌,说着便忙碌起来。广告牌做好后,亲自为他们写好挂上。白底红字的英文,很显眼地悬挂在咖啡屋一角。常小琴说,即便在沙溪这样的小地方,他们都要呈现最好的食品,不能敷衍了事。他们要让过往的客人留下关于食物的美好记忆。
张锡飞和常小琴在寺登街的日子过得无比轻松。与在深圳的日子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简单。他们的真名已经渐渐被人们所忽略,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们“老槐树”,周围的人和他们打招呼,也总是说,嘿,老槐树,今天怎么不去钓鱼啊?老槐树,到我家里闲嘛!哪家吵架了,男人闷闷不乐地走过来,站在张锡飞面前说,老槐树,我跟老婆干架了。接着就会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噼哩叭啦一通后,气也就消了。游客到了这里,心里藏着什么事也和“老槐树”讲。那些年轻的白领,在城市里压力太大了,背着包出来透气。喝着咖啡,就和张锡飞、常小琴聊天,工作中的压力、生活中的郁闷,什么都讲,反正不必设防。就这样,他们交到了不少游客朋友。那些游客,回到城里后还会给他们打电话,还会给他们寄一些礼物过来。张锡飞有两个手机号码,一个是大理的,一个是深圳的,深圳的手机他总是开着。
张锡飞和常小琴在寺登街的日子,更多的是一种闲适隐逸的生活。开咖啡屋,是为了让自己有点事做,也为了略补家用。但他们的隐居生活并没有真正地“隐”起来,还是有很多外地游客找到这里,来喝一杯地道的咖啡,来吃一块鲜香的蛋糕。剑川县政府也很关心他们,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来慰问,送来一份关爱。张锡飞说,这里人真是好。一年,县里一位领导到“老槐树”,见院里有一口井,回去后便安排人给他们做了井盖盖上了,生怕他们晚上不小心跌到井里,这让张锡飞很感动。浓浓的人情味,也是张锡飞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又签了十年的房租合同。
在寺登街的生活,也有让张锡飞和常小琴不尽如意之处,医疗问题、交通问题,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如果以后老了、病了,还得要回城里去,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58号小院
周晓芬是一名纤弱清丽的台湾女子,也是寺登街58号小院的现任主人。
58号小院是一个客栈,原来周晓芬还有一个合伙人,后来那人撤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打理着这家小店。说是打理,其实也没很多事,平时人不多,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显出少有的繁忙。春节这几天,58号小院已经住满了人。一茬茬的人走进来。第一句话便是“还有房间吗?”周晓芬歉意地一笑,不好意思,没了。接着便是那些背包客的麻烦事。有的要去爬山,有的要雇马,周晓芬就忙着张罗这些事。帮他们设计线路,帮他们找赶马人。她用台湾国语慢慢地讲着话。不像在做生意,倒像在聊天。这些事打理得差不多了,她又乐呵呵地洗衣服,乐呵呵地做午餐,然后招呼那些赖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客人吃饭。
2010年的春天来得早,春节已经有些暖和。简朴却干净的小院里,有躺椅,也有小方凳,有石桌。楼梯上,一只小狗卧在阳光下睡觉,它的身旁是一株繁茂的绿色植物。一位成都来的小伙子干脆坐在石阶上,他的双脚伸在阳光里,上半身却躲在客栈的阴影中。他端着一只古朴的茶杯,放在地上,不时端起来啜一口。他说他是来休息的,在城里睡不着,来这里可以静静地睡觉。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段时间。他叫周晓芬的时候,省去了姓,只叫“晓芬”,显得很熟悉的样子。他强调自己是来休息,可这次来,也休息不好了。58号小院对面有一家烧烤摊,每天都卖到凌晨一两点钟,有时还会打架,这让他受不了,休息不好。他说,寺登街变了,变得热闹起来,这是很可怕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在城里睡不着,才来这里休息,想静静地睡觉、看书、上网,呼吸新鲜的空气,吃没有被污染的食品,喝天然的山泉水,这是一种享受。哪里知道会热闹起来呢!
周晓芬生长于台北,可她的祖籍也在湖南。她的父亲在1949年的时候随蒋介石溃退到台湾。20年前,她第一次回大陆探亲,那时觉得很害怕,走到哪里都心虚,担心自己会因说话做事而获罪,慢慢地也就释然了。大陆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并不像台湾那边宣传的那种样子。
2007年,周晓芬第一次来到云南。她喜欢上了这片高原。高远而纯净的蓝色天空,白如轻絮的云朵,高原恢弘磅礴的气势都让周晓芬喜欢。她特别喜欢云南的气候。台湾的气候不大好,夏天闷热,冬天湿冷,可在云南,四季如春的气候让她感到很惬意。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
也就在2007年的9月,周晓芬决定回大陆“找生活”,原来选择在稻城,和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都联系好了,可去了之后还是让她感到不尽如意。于是她来到寺登街,一来就喜欢这里。她说寺登街吸引她的就是非常安静、民风淳朴,很简单。
周晓芬在寺登街的生活与在台北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她在台北,职业是销售,那是一种非常快节奏而又压力很大的生活,每天都是深夜才回到家中。她说,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的完全不同,以前很忙,所有的事都得按计划在做,在这里则完全没有计划地过日子,没有时间表约束你。以前所有的事都是为别人做,现在是为自己活。她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急性子,脾气很暴躁。来寺登街后,脾气变得很好。在台湾,每到夏天,她都会生病,都要看医生。而寺登街却是一个很养人的地方。到寺登街后,她不敢去医院,因为乡镇卫生院的环境和医疗设施、技术等等都实在让她有些担心。后来,病竟然慢慢好了,不治而愈。几年了,身体一直很棒。
谈到经营之道,周晓芬觉得更多的是在生活。日子过得简单了,放松了,这样就很好。她和当地政府签了十年的合约,希望能一直住下来。她的客栈生意从第二年开始就比第一年好,主要还是回头客多,自己也变得有些成就感。如果有空的话,她会在网路上看电影(台湾人管网络叫网路),读读书,爬爬石宝山。想怎么过都行,只要自己喜欢,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分享出来,喜欢很随意、很放松的那种生活方式。她希望夜晚就不再营业,不再有人打扰她的生活。她颇为自得的是开业至今,没有一个顾客打破一只杯子。她喜欢这样的顾客,他们有修养,素质高,不会大吵大闹、蛮横无理。
周晓芬也有自己的苦恼。为了方便游客上山,她在寺登街组织了一支由当地赶马人组成的马队,她要求他们买那种供人骑坐的软鞍,可他们不买,理由是担心挣不了马鞍钱。周晓芬感到无奈,这就是意识的差距啊!对当地的有关部门,她也有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他们对外地人管得太严,而对本地的商户则失之以宽,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还有,现在深更半夜还会有人来敲门,这也让她感到烦闷。但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管在哪里,都有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人和事,这都是无法避免的。而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才来的时候,坐公共车都会感到很难受,毕竟车况和路况都不好,而现在逐步好了。环境卫生条件不太理想,但现在也在逐步改进的过程中。事实上,只要慢慢地变,慢慢地进步,各方面都会得到提升的。
桔黄色的阳光把58号小院晒得暖洋洋的,安静、闲适、舒坦,一切都很慢,让人仿佛忘记了时间。周晓芬轻言细语地谈着自己的生活,穿着深灰色的上装,坐在小院里的石凳上。看起来,她还年轻,但她的脸上,却流露出少有的淡定与平和。
也许,活着本来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没有喧嚣与浮躁,坐在小院子里,让阳光的碎片倾泻,尽情地舒展着闲适的肢体。然后,慢慢啜一口茶,细数庭前花飞花谢。如此岁月,真是不可多得呀!
平常人家
58号小院的对面小巷里,就是“平常人家”。这是一间酒吧。酒吧的主人叫常平,把自己的名字镶嵌入店名,倒也贴切。
酒吧是喧嚣的,那应当是入夜之后。中午的酒吧,却显得静谧。阳光透进来,照着桌上透亮的玻璃杯,一杯白开水暖暖地散着热气。一名清瘦的背包客坐在吧台前,和吧台内的女人聊天。另一个,则缩在一株龟背竹后面,静静地上网。
吧台内站着的女人之一就是“平常人家”的主人常平,一个年轻爽朗的东北女性,从她的穿着也看得出来。头发是剪出来的,不短不长,一绺头发从侧边遮住了前额,晓不得叫什么发型。她着红衣、牛仔裤,看得出来是个外向的女孩。她的祖籍在黑龙江,后来移民深圳,2008年元旦,她从深圳直接就到了寺登街。
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常平一来,就买下了现在的房子。按她的话说,她现在可是地地道道的剑川人了。她的做法,也体现了东北人特有的爽快与大胆。“老槐树”和“58号小院”都是采取租房的方式,先签十年,觉得好了再签十年,不行了我又到别处去,思维方式完全是城里人的。常平却不是这样,看上了寺登街,于是就在这里买房子,安家落户。她说,也许她会找个“阿鹏”,也许会找个纳西男人,或者是康巴汉子,那都是不一定的。她站在吧台后,与客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说,我不是拒人千里之外,我刚吃了蒜,我担心蒜味会熏着你们。这就是常平,绝不藏藏掖掖,而是快人快语。
常平说,在深圳生活压力太大了,就像老牛拉车,几乎喘不过气来,每天都忙个不停。她在那边是搞建材生意的,想来也赚了不少钱,可突然放弃,想必也是累不住。她说,在这里,可以过一些随意的日子,人们也没有城里那般世故。人生本来就不长,何苦折磨自己?做人就是这个样子,凡事不能不认真,也不能太认真。在深圳,她是被迫生活,在这里,她是享受生活。在乡下,她可以随心、随意、随性。她说,老兄,你是被生活领导,我是领导生活。很幽默,倒也挺实在。她说,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过日子,很多时候是不用钱的。深圳和寺登街,两个风马牛不及的地方,就这样与常平有了密切的联系。
常平和别的外来者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她与周围环境的迅速融入。她说,她是来定居的,那就得和大家一样。对这里的一切,她没有抵触,欣然接受。她说,白族不是有句话叫“入乡随俗”吗?她就是。她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她就是一个寺登街人。哪家娶媳妇、生孩子、盖房子、办丧事,都会请到她。有人还专门找她“冲壳子”,她不懂,后来才知道就是聊天的意思,在东北话里叫“唠嗑”;没事的时候,她也找人“冲壳子”。祭本主,她一年会去两次。石宝山歌会她也去,感觉相当不错。白族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民族,想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神是由自己定的。噢,原来她是这样看白族的呀!她还提到白族村里的神婆,会一种占卜方式,就是“看香”。她会拿一炷香来,在上面比比划划,就能占卜你的一切,真是太神奇了。她也请神婆“看过香”,看得很准,真是服了。
常平也会像村里的人一样,偶尔到剑川城赶街,接触城里的新鲜事。在深圳,她没觉得剑川是城。可在寺登街,县城已经是一座真正的城了,每次有进城赶街的机会,她都很高兴。就像村里那些人一样。
当然,她也有与村里人不同的地方。她也会出去溜狗、晒太阳,没事时,她也会一个人开上私家车,出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静。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酒吧,还有自己的车,有时也到城里逛逛。这就是常平,与村里人不一样,也和张锡飞、常小琴、周晓芬不一样。她说,不能想象自己半年时间都呆在一个地方享受寂静。有空,她也会溜出去的。这就是常平,不一样的常平,有时也很世俗的常平。不刻意为了遁世,只为了寻找不一样的生活。
给常平拍照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颇为肃然。对她说你可以自然一些。她说她照相时喜欢严肃一点,让人忍俊不禁。
常平,一个过得有滋有味的女人。
传说中的“黄先生”
在寺登街,常常会听到人们提起黄先生。在兴教寺前,就遇到了一名老者,他用沙溪话对赵贵根说,这两天黄先生也在。又走到一个街口,有人又说,这两天黄先生也在呀!呵,黄先生,传说中的黄先生,是不是一个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长者?
黄先生的家离“平常人家”不远,一个干干净净的白族农家小院。敲了半天门,一名戴着眼镜的青年男子很诧异地开了门,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赵贵根问,您就是黄先生呀?黄先生说是。他有些无奈,似乎不愿意让人打扰他的生活。
院子里隔三岔五地出来几个人,全是城里人的样子。老头、老太太、年轻的女子,小女孩。院子里的茶几上,摆上了葵花、米花糖、糖果,年轻女人出门去买了纸杯来,沏茶。热情之中有些猝不及防,毕竟是大年初三。看着他们手忙脚乱,心中委实不安。黄先生说,这些都是他的家人,从武汉到寺登街过春节的。这里气候好,暖和。
“黄先生”大名黄印武,是湖北荆州人,当年关云长“大意失荆州”的地方。2003年到现在,黄印武已经在寺登街呆了七年了。他是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硕士,是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寺登街修复项目”负责人雅克博士的助手。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毕业后他就直接负责了寺登街的古建修复项目,用现在的行话说,就是项目经理人。所以他说他不是来隐居的,他是来工作的。而这工作一干就是七年,黄印武也在寺登街买下了这个小院子。不管他是否承认,实际上是边工作边生活。他可以惬意地坐在院子里喝茶晒太阳,也可以把全家人接到寺登街过春节,这其实都是享受生活。当然,也在享受他工作的成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也算是一个隐居者,只不过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而已。
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黄先生也不例外。他是一个矜持的人,说话总是点到即止。他说,沙溪寺登街古集镇修复项目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会一直关注这里的发展。他说,沙溪山青水秀,气候也好,各方面倒是落后了一点,但落后未必就是坏事。
黄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说话。他说,这个项目是用慈善资金做的,这笔钱放在这里,就要弄清楚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是给将来的旅游打下基础,以祖辈的基础来发展旅游,基础打好了,慈善资金不能一直做下去,后面还要靠当地人。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讲,需要自己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今天的沙溪与六七年之前的沙溪已经大不一样。但是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就会浪费这个成果。他认为政府要以项目取得的成果认真规划旅游。
黄先生还说,外地人到沙溪,对地区的发展是有促进的,但过犹不及。外来者的进入需要一个规矩,需要合乎规范。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如何处理好政府、百姓与外部的关系,是一个麻烦。沙溪已经决定不搞工业,但沙溪也不能走丽江这条路,不能走大理古城的路子。黄先生说,如果是那样,就很好。现在,寺登街还有很多事要做,只要政府发展这地方,是为老百姓着想,大方向就不会错。黄先生举了一个例子,为什么寺登街能将外地人留得住?卫生间就是一个原因。他们到这里,可以用上抽水马桶。这在其他的乡镇就没有。可是黄先生希望的是能让村里人都用上抽水马桶,而不是只让外面的人来用。关于外来的隐居者,黄先生说,他并不觉得沙溪村里的人会比他们穷很多。言下之意,他希望当地人不要只是观望,也要想办法利用现有的基础发展。
黄先生不愧是专家,他考虑得更多的是老百姓,他们怎样用现有的基础发展。这也难怪,心里装着百姓的人,百姓也会尊重他。有人说,虽然黄先生很少露面,可寺登街上的人都晓得他。他们都感谢雅克博士,也感谢黄先生。
正午的阳光洒满小院,一个从湖北走出去,又从瑞士回来的专家,静静地坐在寺登街的自家小院里。他在这个小院里一住七年,心中自然感慨颇多。再过几个月,他就要离开,到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工作。可他的心中,依然会牵挂着这条小小的老街。
清瘦的黄先生,矜持的黄先生,彬彬有礼的黄先生,睿智的黄先生,浅浅地笑着,喝着淡淡的茶。他的心境,也是冲淡平和的。
他在门内拱手道别,笑容可掬。“吱呀”一声,古旧的木门关上了,一个世界在身后躲藏。另一个世界扑面而来。
下午,黄砂岩的地面,洒满了阳光的味道。张锡飞站在古戏台前笑看着来往的路人,常小琴是不是在烤面包?张键,古戏台另一侧的传奇人物,此时正忙着招待寻访的客人。周晓芬,在她的58号小院里晒太阳,或是上网看电影?常平,还在和那个瘦瘦的背包客隔着吧台“冲壳子”吧?黄先生呢,正享受天伦之乐。在2010年正月初三的这个下午,寺登街上的“遁世者”,过着很入世的生活。
蓦地,一队金发碧眼的骑行者,推着自行车步入寺登街。他们的脸上,是津津的汗,是欢悦的笑容。张锡飞是不是在“老槐树”等他们呢?
黑潓江在玉津桥下划了一个弓形的弯,缓缓地向南流去……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