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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0～11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大学政府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政府新闻学与中国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交大举行，来自海内外政界、学界、新闻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总编(台长)和官员通过主题演讲、专题报告和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就政府新闻学这一理论创新探索展开讨论，就北京奥运中的国家传播建设实践和国际传媒报道等课题，进行回顾、反思与分析。
政府新闻学是“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科
2008年是中国政府与媒体关系走势至关重要的一年。从2008年3月藏独势力制造动乱开始，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人权、北京奥运的片面和负面报道，尤其是2008年4月以来对奥运圣火全球传递过程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传媒、民众(包括海外华人)的反应都表明了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关系和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的问题，正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焦点之一。政府新闻学针对中国政府与传媒的关系，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操作层面的总结提炼，是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创新探索，也为中国的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框架。
首创“政府新闻学”概念的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教授认为，政府新闻学是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管理公共化、新闻社会化、公关多元化背景下诞生的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传播学、新闻学和公共关系等诸多学科为理论依据，立足政府传播的角度，研究当代政府如何遵循公共管理和大众传播规律，自觉而有效地应对媒体、引导媒体、借助媒体，发挥媒体在公共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达到社会善治的目的。
广州市新闻办公室主任叶敏就广州市政府应对突发新闻事件的实践分析了政府如何与媒体沟通的策略。她认为信息及时、准确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的关键，健全机制、主动沟通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工作的保证，权威发布、快速反应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的基础，加强培训、提高素质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工作的保障。
新华社上海分社党组书记李志勇结合自己在南京从事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实践，提出政府要开放，媒体报道要及时、公开。《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结合地震报道和奥运报道，提出政府官员和媒体要贯彻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新闻报道原则。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光明日报》的郑晋鸣以及《时事报告》杂志的王万征都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阐述了政府与媒体互动的关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则从理论角度阐述，政府的媒介形象具体可分为理念形象、实事形象、机构形象、人员形象等四种类型。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的戴元光教授则着重强调，政府新闻竞争力的基础是公信力。
英国牛津大学全球谈判项目主任、世界银行前新闻发言人Tim Cullen教授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谈了新闻发言人的素质要求，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需协调好讲“真实”(Reality)、“雄辩”(Rhetoric)和“声誉”(Reputation)3者之间的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孟建教授从理念、规则和实践3个层面全面、深刻地梳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理论脉络。
外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
来自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专家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具体阐述了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政治传播学》前主编、美国杜克大学David Paletz教授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解剖了2008年6月以来《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他认为《纽约时报》信息偏见的产生不是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主要与派遣的记者、新闻选取的标准、消息来源的渠道、记者的价值观、记者的个性以及报道数量的限制等“新闻专业性”相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赵心树教授结合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勾勒了在新闻报道中的“理想的平衡传播”模型，认为目前中美报道两国之间的失衡不是故意妖魔化，而是由于失衡螺旋造成的客观妖魔化。打破这种失衡螺旋，不仅西方媒体有责任，而且中国政府乃至所有中国人都有责任。
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中心Colin Sparks分析了英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他将英国媒体有关中国报道的信息分为大报、小报、中间报纸3种类型。相比较而言，精英媒体的大报对中国关注的范围更广，也更少明显的偏见。而英国民众阅读的大部分大众媒体则很少关心中国的全貌，呈现的信息也是扭曲的，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林晓光教授在日本留学、从教数十年，他结合日本对华舆情变动的历史轨迹，考察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认为影响日本国民对华认知的因素主要有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战争赎罪意识、集权专制的东方与民主自由的西方的“东西意识”和经济发达的北方国家与未开发的南方国家的“南北意识”等4种社会意识。
塑造多元和多样化的中国形象
著名政治传播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Doris Graber教授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阐述了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推广的重要作用。她认为，一方面中国“魅力攻势”的公共外交手段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的负面形象还有待改善。英国西敏寺大学教授、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教授认为，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国有好的历史声誉，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品牌。一旦有负面的事情发生，中国的“脸谱化的妖魔形象”马上就出来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的王坚副教授认为，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可引入管理学的品牌概念，从品牌构建、品牌识别和品牌管理等要素来塑造的国家形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建议，中国要建立强大的软实力，就要拥有中国的全球性传播渠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学者和智库学者，依靠他们争取普世价值思想和概念的定义力、国际政治和经济标准制定力、全球议程设置力、新闻报道框架力，冲破西方为约束中国的软实力编织的“复杂的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葛岩教授则采用心理测试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用Dragon能否很好地传达中国龙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目前使用long代替dragon无助于龙的正面意义传播，民族象征物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不是由语词，而是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决定的。
政府新闻学与中国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大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认为，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张，但中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软实力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通过外交、经贸、传播、文化与教育交流方面向世界展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形象，虽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迅速崛起和现代化的大国的正面形象，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一个极为复杂、矛盾、不确定的形象。对于中国来讲，社会参与、民间声音是当下塑造国家形象战略中最需要提升和拓展的，而政府的力量应更多体现于“后台”的公共财政支持和公共产品的组织协调。一个民主、开放、和平、自信的国家形象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这一动态、复杂但又确实可信的真实形象，才应该是世界所理解、认可、接受的中国形象。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政府新闻学是“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科
2008年是中国政府与媒体关系走势至关重要的一年。从2008年3月藏独势力制造动乱开始，到西方媒体对西藏、人权、北京奥运的片面和负面报道，尤其是2008年4月以来对奥运圣火全球传递过程的负面报道，中国政府、传媒、民众(包括海外华人)的反应都表明了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关系和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的问题，正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焦点之一。政府新闻学针对中国政府与传媒的关系，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操作层面的总结提炼，是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跨学科领域的理论创新探索，也为中国的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框架。
首创“政府新闻学”概念的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教授认为，政府新闻学是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管理公共化、新闻社会化、公关多元化背景下诞生的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传播学、新闻学和公共关系等诸多学科为理论依据，立足政府传播的角度，研究当代政府如何遵循公共管理和大众传播规律，自觉而有效地应对媒体、引导媒体、借助媒体，发挥媒体在公共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达到社会善治的目的。
广州市新闻办公室主任叶敏就广州市政府应对突发新闻事件的实践分析了政府如何与媒体沟通的策略。她认为信息及时、准确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的关键，健全机制、主动沟通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工作的保证，权威发布、快速反应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的基础，加强培训、提高素质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应对工作的保障。
新华社上海分社党组书记李志勇结合自己在南京从事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实践，提出政府要开放，媒体报道要及时、公开。《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结合地震报道和奥运报道，提出政府官员和媒体要贯彻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新闻报道原则。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光明日报》的郑晋鸣以及《时事报告》杂志的王万征都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阐述了政府与媒体互动的关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则从理论角度阐述，政府的媒介形象具体可分为理念形象、实事形象、机构形象、人员形象等四种类型。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的戴元光教授则着重强调，政府新闻竞争力的基础是公信力。
英国牛津大学全球谈判项目主任、世界银行前新闻发言人Tim Cullen教授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谈了新闻发言人的素质要求，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需协调好讲“真实”(Reality)、“雄辩”(Rhetoric)和“声誉”(Reputation)3者之间的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孟建教授从理念、规则和实践3个层面全面、深刻地梳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理论脉络。
外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
来自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专家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具体阐述了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政治传播学》前主编、美国杜克大学David Paletz教授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解剖了2008年6月以来《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他认为《纽约时报》信息偏见的产生不是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主要与派遣的记者、新闻选取的标准、消息来源的渠道、记者的价值观、记者的个性以及报道数量的限制等“新闻专业性”相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赵心树教授结合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勾勒了在新闻报道中的“理想的平衡传播”模型，认为目前中美报道两国之间的失衡不是故意妖魔化，而是由于失衡螺旋造成的客观妖魔化。打破这种失衡螺旋，不仅西方媒体有责任，而且中国政府乃至所有中国人都有责任。
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中心Colin Sparks分析了英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他将英国媒体有关中国报道的信息分为大报、小报、中间报纸3种类型。相比较而言，精英媒体的大报对中国关注的范围更广，也更少明显的偏见。而英国民众阅读的大部分大众媒体则很少关心中国的全貌，呈现的信息也是扭曲的，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林晓光教授在日本留学、从教数十年，他结合日本对华舆情变动的历史轨迹，考察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他认为影响日本国民对华认知的因素主要有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意识、战争赎罪意识、集权专制的东方与民主自由的西方的“东西意识”和经济发达的北方国家与未开发的南方国家的“南北意识”等4种社会意识。
塑造多元和多样化的中国形象
著名政治传播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Doris Graber教授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阐述了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推广的重要作用。她认为，一方面中国“魅力攻势”的公共外交手段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的负面形象还有待改善。英国西敏寺大学教授、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教授认为，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过程中，中国有好的历史声誉，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品牌。一旦有负面的事情发生，中国的“脸谱化的妖魔形象”马上就出来了。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的王坚副教授认为，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可引入管理学的品牌概念，从品牌构建、品牌识别和品牌管理等要素来塑造的国家形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建议，中国要建立强大的软实力，就要拥有中国的全球性传播渠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学者和智库学者，依靠他们争取普世价值思想和概念的定义力、国际政治和经济标准制定力、全球议程设置力、新闻报道框架力，冲破西方为约束中国的软实力编织的“复杂的网”。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葛岩教授则采用心理测试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用Dragon能否很好地传达中国龙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认为，目前使用long代替dragon无助于龙的正面意义传播，民族象征物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不是由语词，而是由其象征的对象——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及中国与他国的实质关系决定的。
政府新闻学与中国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大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认为，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张，但中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软实力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通过外交、经贸、传播、文化与教育交流方面向世界展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形象，虽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迅速崛起和现代化的大国的正面形象，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一个极为复杂、矛盾、不确定的形象。对于中国来讲，社会参与、民间声音是当下塑造国家形象战略中最需要提升和拓展的，而政府的力量应更多体现于“后台”的公共财政支持和公共产品的组织协调。一个民主、开放、和平、自信的国家形象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这一动态、复杂但又确实可信的真实形象，才应该是世界所理解、认可、接受的中国形象。
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