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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70年来，伴随着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形成了民众高度的国家认同和大国自豪感。这其中，作为政治符号的国庆纪念日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以行为符号、物件符号、声音符号和语言符号等四种可见、可闻、可参与、可感受的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并使之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在场”。仪式展现符号、符号借仪式的权威性和庄严性强化形象，最终形成“我”者的国内形象和“他”者的国际形象的强化。
关键词： 国庆节假日; 政治符号; 国家形象; 新中国70年
中图分类号： D62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6.004
一、 符号和政治符号
符号首先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最初指代的是实体，如标点符号、时间符号等。对其进行概念描述可追溯至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①。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符号作为整体则是所指和能指的统一”[1]102。后来人们开始把抽象概念用形象的符号展现出来，以此拉近学术与大众的距离，这涉及到诸多领域，如文化符号、经济符号、政治符号等。“当人们试图表达某种不能被直接触摸的、抽象的、看不见的实在的伦理存在的时候，符号就产生了。用‘可见之物质’表达‘不可见之精神’是符号的本质。用具体的物质表达抽象的精神，以熟悉的形象传达难言的感情，借‘可见的物质’象征‘不可见的精神’，使‘复杂的伦理’变为‘简单的约束’，这些就是‘符号’的全部意义和社会功能”[2]。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符号超越了其本身可见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本身，更多是其蕴含的意义和指代的隐藏特征。迄今为止，人类是唯一会使用符号的生物，可以说人类是“符号化动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离不开符号，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符号化是人类特有的智能现象，人类不断地进行着符号创造活动，赋予符号各种意义，最终形成和积淀了灿烂的文明。”[3]而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更是人的本质属性[4]。换言之，人类倾向于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符号化过程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将复杂的人物、事件、现象形象化，简化为具体的符号指代，同时用固定的词语搭配，使之与原本的人物、事件、现象产生本能的联系。如提到雷锋就联想到“为人民服务”、提到柳树就会想到女性形象、提到龙或长城就会联想到中国形象等。
政治符号是符号子系统中的一种。当某一符号携带政治信息时它就转变为政治符号。政治符号同样是由“能指”和“所指”这两个层面构成。“能指”即政治符号的物质外观或符号的形体，“所指”即政治符号的价值内涵或符号的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意义”。“无论是在舆论形成中，还是在宣传中，政治符号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着、操纵着。因为政治符号能消除、控制复杂多样的利害关系之间的对抗和斗争。”[5]179政治符号的重要性对任何一个已实现现代化或正在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均不能被漠视，换句话说，它是“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既是权力实践的产物，又是权力运行的服饰，更是权力行使的手段”[6]。事实上，所有国家均对政治符号的运作异常关注，小到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穿着打扮，大到一个国家的本国定位、政策走向等，均是各国着力构建政治符号的途径。
现今，学界对政治符号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相关分析，如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符号种类繁多，既有语言形式的，也有物件形式的，还有行为形式的，与此同時也不能忽略声音形式的符号的展现[7]。这些观点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思路，在此理论下，本文以新中国70年来的国庆纪念日为研究对象，在这一分析平台上认为政治符号的内容包括：行为符号，如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物件符号，如主题花坛和领导人画像;声音符号，如奏国歌、响礼炮;语言符号，如标语口号和领导人讲话。对我国而言，国庆纪念日是一个定期展现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各种政治符号如井喷一样出现，集合了政治符号的各种展现形式。如此看来，在我国的各种政治活动展现中，还没有一种政治活动有着国庆纪念日这样丰富多彩的政治符号展现，从形式上看，国庆纪念日构建了一个“文化璀璨、国力强盛、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记忆;从内容上看，国庆纪念日天然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二者互相结合，共同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
二、 新中国70年来国庆纪念日的符号展现
如上所述，在中国诸多节日中，没有哪个节日能如国庆节假日那样蕴含如此多的政治色彩了。1949年以来，每年的国庆节既是一个休闲节日（全国假日），也是一个政治仪式（国庆阅兵等），同时扮演着政治符号的角色。实际上，早在1949年12月23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仅仅两月有余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颁布《国务院、政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办法首次明确规定：“为统一全国之年节及纪念日放假之起见，规定下列各项办法：甲、属于全体者，新年放假一日一月一日。春节放假三日夏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劳动节放假一日五月一日。国庆纪念日放假两日十月一日、二日。”[8]这是新中国首个节日规定，在规定中将每年10月1日确定为与传统春节、国际劳动节等量齐观的节假日。新中国70年来，每年的国庆纪念日均有形式多样的展现形式，除全民放假之外，官方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塑造着民众对国家高度政治认同的生成。在诸多展示活动中，国庆节已超越节假日本身被赋予了政治符号的功能，其仪式是通过一系列象征物来表达的。
1.行为形式的符号：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由于是节假日，国庆纪念日完成了官方主导和民间配合的完美结合，政府也刻意通过一些行为形式增强民众的集体记忆。这其中国庆阅兵就是彰显成就的主要符号。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做出决定：国庆阅兵是国庆庆典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此后每年的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会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这已成为一项政府惯例和民众的心理默认，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均有国庆阅兵的呈现，这一程序已持续了11年。到了1960年9月，鉴于此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现状的发展变化，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一年一次的国庆阅兵模式进行改革，将其阅兵频率进行缩减，基本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9]，这也成为1959年以来我国历年国庆庆典的惯例。除1979和1989两个特殊年份以外。 此后的国庆阅兵体现在1984、1999和2009三个年度上。这三次阅兵均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民众参与性，这是一种有效的体认实践。从仪式感来说，阅兵庆典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正式庄严的仪式，除此之外，阅兵结束后的群众游行活动则是宽松的非正式的另一种纪念仪式，后者由于参与人数的众多、参与辅助表演的多样性以及参与场地的开阔性，更是增添了仪式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并对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个体均产生了深深的现场代入感。再加上许多细节成功唤醒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如领导人均身着中山装，乘坐的检阅车均为国产品牌红旗轿车以及在全国各地同样举行的规范仪式。
每次国庆阅兵虽然规模、主题不尽相同，但作为典礼的仪式很好地完成了同历史的承接（新中国开国大典），此为回顾性评价;同时又开创性地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民众对未来发展充满期许，此为民众获得感的满足并由此形成现场评价，同时，由于民众主动参与到观看阅兵表演和亲身融入群众游行之中，这样就将国庆纪念日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知道，仪式的构建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加以表现的，形式越复杂，仪式就越神圣，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新中国70年来每过10年举行的国庆大典就是通过这种规范仪式让所有民众体认到深刻的国家在场，由此也增加了民众的国家荣誉感和认同感，阅兵和游行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仪式。
2.物件形式的符号：主题花坛和人物画像。70年来每年国庆纪念日期间天安门均有不同主题的花坛展示，通过大手笔主题花坛和特色花车展示，一个强大的、充满伟大成就的国家形象跃然出现，无论是从1949至1959年的一年一度的庆典还是1960年后逢十周年的庆典，都是通过看似相同的方式（国庆纪念日）唤起民众的集体记忆，由此深刻强化着普通民众的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
人物画像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位领导人物的展现。从具体展现上来看，1949年开国大典是人海狂欢，民众齐喊“毛主席万岁”是此时期的主要声音表达;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国庆阅兵后举行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簇拥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巨幅画像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他们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到了2009年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上，游行群众高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位同志的巨幅画像渐次前进。这些都是普通群众的朴实情感表达，通过表现政治人物符号的方式表达民众对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和对当下经历的现状的认同。
3.物件和声音形式符号的结合：升旗仪式以及阅兵庆典中的音乐和礼炮。国旗、国歌和国徽都属可展示的政治符号，他们将抽象的国家用形象的符号展现出来，使国家具备了可主观感知、可形象触摸的外在实体特征。在诸多可展示的符号中，国旗的特征尤为明显。对中国人来说，五星红旗、天安门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国家独一无二的典型标志。在一个由不同国籍人们参与的公共场合中，只有国旗能鲜明体现每个个体的国家属性。也正是因为此，升旗通过庄严的仪式、一丝不苟的程序，配合着国人熟悉的国歌节奏，可以极大地调动参与者的国家认同感。同时，升国旗时要敬礼，这一动作的意图在于加强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提升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虽然天安门广场上每天均有固定化的升旗仪式，但是每年国庆节当天的升旗仪式由于时间的特殊性，民众自动将自己融入到特定的时间场域、地点场所，此时此景的酝酿发酵更能彰显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以及对国家历史发展、当下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回溯与展望，没有其他仪式能比国庆纪念日本身的升旗仪式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4.语言形式的符号：即文本展示，具体表现为统一编制的口号（阅兵口号和群众口号）、标语、领导人讲话和其他文字报道。这其中，标语和口号是典型的政治话语，传递着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领导人讲话的作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权威机构或者说政治精英成为创造政治符号的能手。他们运用巧妙的手法、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去塑造符合时代以及自身需要的政治符号。正如拉斯维尔所指出的：“任何政治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10]19三次国庆阅兵中都有领导人讲话，他们用激昂的姿态、铿锵的语言将在场和不在场的民众拉到庆典这一特殊的场域中，激起了深深的共鸣。
以上四种方式均是可视、可看、可闻、可参与、可感受的纪念方式，跳出了可展示的仪式本身，赋予了其特殊年代背景下的特殊功能，强化了民众认同，夯实了国家实力，彰显了不同时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这些展现过程中，有许多由不同人物组成的细节丰满了仪式本身，如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的庄严致辞;广场上的普通群众挥舞着手中的各种道具，有鲜花，有气球，也有彩色的绒球，还有可展现此时期中国发展的各种口号和标语;阅兵场上的战士们踢着整齐的正步、喊着雄壮的口号。除了人物细节外，还有诸多辅助场景，如漫天绽放的烟花、集体放飞的白鸽、震耳欲聋的礼炮等，这些生动的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也构成了仪式的全貌，而通过仪式的组织、参与、感受，共同构建了民众的集体记忆，生成了民众的社会认同，也唤起了全体国民对未来社会的无比憧憬和美好想象，由此夯实了个人责任和国家意识。
对于能指的政治符号，即国庆阅兵本身来看，它经历了变与不变的历程。对于前者即不变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开国大典是现代阅兵式的蓝本，迄今为止，其阅兵的程序和内容均未发生变化。对于后者即变的角度来看，历次阅兵的人员规模及数量、色彩的多元化和更为强烈的飽和度、彩车和平鸽等方式上的多元化，还有更大的视觉冲击及现场和离场人数的几何状增加等，都是国庆阅兵在能指上的变化。
对于所指来说，国庆阅兵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历次国庆阅兵本身将国家意志和民族情感通过更为强有力的现场表现将其表达出来;民众的反响也更为热烈，软实力的彰显愈益明显，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平共处等角色和功能的隐性体现。当然由于国庆阅兵的场所选在天安门广场，这里本身就是人民感受国家主人身份和接受国家政治教育的最佳场所，也自然烘托了爱国主义洗礼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不同年代的国庆纪念日也表达了不同政治内涵的变化。对于1949年而言，新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二十八年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直接书写和刻画着建国记忆，“新中国成立日”在国庆纪念日中得到强化，形成共享的社会记忆并得以传承，于是开国大典本身亦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构成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对于1984年来说，此时是“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全国大庆，在民众情绪低迷下需要一套在视觉上听觉上均能产生直接强烈冲击力的政治仪式来表达国家意志和政党主张，引导民众朝着既定方向迈进，万众一心，凝聚力量，促进共识。对于1999年来说，此时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中国和中国形象产生部分冲击，于是庆典用集体力量和集体行动来表达此时期的国家意志，构建有效的社会秩序，用三大历史人物画像，强调历史传承，对内帮助民众理解政治信息，坚定政治立场，对外展示国家软实力，传播国家象征。到了2019年，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成就斐然，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庆典激发了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以及向着美丽新世界奋斗的憧憬和激情，这种对美好未来的展示同时塑造着民众的政治心理，此时的庆典经济上成就的表达更为明显，高科技因素比比皆是，游行人群更为放松，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肢体语言，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贯穿于仪式庆典的始终。
三、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强化：“我”形象和“他”形象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如何把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从抽象的概念演化为形象的实体，让普通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对这个共同体深深的认同感，这里就需要可展示的外部符号，通过繁琐复杂的仪式彰显国家的存在，再通过文本构建、成就展示来强化国家的生命力，由此塑造出有形的国家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形象一方面是自我认知，另一方面是他者观感。对于前者来说，国家形象是一种自我体认，即我需要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并为之不断努力，也就是国内民众对这一可见实体的认识和评价;对于后者来说，就是作为国家的我在别人（其他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如何，这是一种外在形象评价，也就是国际形象。
一是从国内形象来看：从集体记忆到认同生成——仪式唤醒记忆，记忆生成情感，情感养成认同。
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率先提出和使用的，在他看来，集体记忆就是“同一社会中许多成员的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11]70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2]335。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从习惯记忆的角度来解读集体记忆，认为人们“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12]20。集体记忆一般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3]。
人是一个个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对于自然属性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体記忆;作为社会属性而言，每个个体同时也具有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人首先是一个个体，个体有着独特的个体记忆，这种对过往经历和事情的回忆，强化的是个人身份。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一员，有阶层属性和相同的身份属性。“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于集体，它定格过去，却被当下所限定，且制约着未来”[14]。因此，“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削减它们或者润色它们抑或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中不曾拥有的魅力”[12]91。很显然，作为一个阶层而言，有着同一阶层的共同话语;作为一个身份来说，相同身份属性使得这一群体有共同的价值指向，这些都是集体记忆生成的土壤和基础。“无论是纪念日仪式、祭礼仪式、宗教仪式、节日仪式还是周期性庆典，都在仪式的重演中，将社会记忆得到延续和发挥。”[12]89
“仪式和记忆是一对孪生兄弟，在政治范畴内，政治仪式和政治记忆密不可分。”[15]182“对于政治仪式而言，它是一种操演语言，它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13]70“只有每一个参与者心中都有一段共同的记忆，才能一直保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16]与此同时，政治仪式要的就是民众的全身心投入，其操作方式也是通过身体表演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仪式是一种将政治记忆刻写在身体之上，进而体现合法性的活动。”[17]377
这一记忆刻写是通过国内媒体报道带来的想象国家、创造国家、记忆国家的途径来完成的。
对于同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来说，这一国家属性，其重要性更为凸显。经历了积贫积弱历史的中国人更能感受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身份的来之不易，所以才有了1949年全国上下的扬眉吐气，“六亿神州尽舜尧”。即便到了新时代的环境下，集体庆典依然是社会团结的必要展现形式和诉求手段。只要国家这一共同体始终存在，那么庆典就可以为民众提供可展现的平台，与此同时，民众也“希望有意识地重复过去，在周期性庆典中找寻意义”[13]73。而每年的国庆节假日，细致入微、抽丝剥茧、娴熟老道的仪式制造方式，所有国家符号元素均扑面而来，直接唤醒的是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时空层面无缝连接。从时间上来说，国庆节假日的仪式展演，其原点瞬间回溯至1949年的开国大典，这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本能印象和反应。从空间上来说，无论是天安门广场现场参与的群众，还是一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观看网络转播、电视转播的民众，抑或是全国各地放松心情的游客，都会将眼前及自己经历的一切归因于国庆节假日带来的效应。“庆典是官方的独白叙事，观看电视直播同现场观看的差别已经逐渐缩小。电视转播与现场一样，同样会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认知带来整合性的效应。”[18]更多的人通过亲身参与到非主会场的国庆欢庆中感受国家的在场，这个国家的日臻强大、这个国家带给每个民众切实的荣誉感，这才是民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国家将各类政治符号进行编码和重新编码，使其融入到民众的内心体验中，让他们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同时，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精心策划和大力宣传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国庆节假日期间，所有门户网站、有线电视频道节目和文字媒体所推送、转播和书写的全部是关于国庆节的话题，更不用说大型国庆阅兵时国内所有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全方位覆盖，任何一个个体很难不受其影响。 如此看来，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直观感受，回顾性的历史评价和视线所及的现实性评价，在国庆节假日这一仪式展演中达到了高潮。媒体报道、网络直播、亲身参与（参与游行）、形象展示（主题花坛、标语口号）形成强烈对比，唤醒了集体记忆，将抽象的国家具象化，展现的是一个不断强大的国家形象，民众夯实此印象，进而产生由衷的自豪感和深深的认同感。每到此时，主流媒体对成就的宣传、普通民众视线所及能感受到的变化，全在每年的10月1日国庆纪念日时达到了顶点，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恒久的不断强化的国家形象。“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须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须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19]343，这也是认同生成的基础。“认同是人寻求自身本体性安全的结果”[20]524。即仪式唤醒记忆，记忆生成情感，情感养成认同。
二是从国际形象来看：“他”形象，外界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的改观。
在“他”形象的构建上，《时代》周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1984年是中国结束“文革”后的第八年，也是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后的第六年。诸多改革带来的是老百姓精气神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深深的自豪和认同感。此时期《时代周刊》敏锐意识到这一点[21]，在当年4月30日的封面上，可展现的画面就是一位青年男子手拿可口可乐饮料，笑容可掬地面对镜头。从装扮到笑容，再到手上的物品，无不体现了此时期中国的样貌：开放的大门渐次打开，全新的生活景象缓缓拉开帷幕。
还是以《时代周刊》为例，2009年《时代周刊》上关于中国的主题寓意极为明显。在这一年，《时代周刊》以中国为主要关键词出现在封面上的次数是两次，两次封面通过截然不同的视角传递了相同的信息：即对中国强大的不容忽视。在8月的封面[22]解说上，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将封面上的英语翻译过来就是：过去，这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命题;但是当全球经济深陷衰退不得自拔而中国却能独善其身时，又似乎突然间中国变成了“众望所归”。9月份[23]，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代周刊》封面再次聚焦中国。封面以红五角星加上汉字“中国”，以“中国时刻”报道新中国60周年以来取得的惊人成就。无论是对中国的期许，还是对中国成就的赞叹，都彰显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形象的鲜活。
根据近年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公布的国家形象全球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形象评价不相上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7年2月到5月，皮尤中心对全球38个国家4.2万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对美国抱有好感，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为47%。与此同时，中国的全球不受欢迎率为37%，而美国为39%。CNN认为，尽管结果接近，却显示世界在认知上的巨大分歧。”[24]
同样的结论出现在我国的对外调查上。2018年1月5日，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知名调查机构凯度华通明略和Light speed共同完成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中、英文版）在京发布。此前类似的形象报告已经出炉四轮，分别是2012、2013、2014和2015年。在此次的调查报告中（主要针对的是2016至2017年度），外界对中国的整体评价渐次上升，评价颇高，而无论是中国的内政抑或是外交层面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从具体调查数据来看，在此次全球调查报告中，中国国家整体印象得分为6.22分（总分为10），延续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势头[25]。
无论是国内形象的夯实，还是国际形象的改观，直接证明的是民众对中国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要使成员对国家形成认同和信仰，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运用政治符号的象征策略来建构和形成人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仰。一些政治象征符号如国旗、国徽、领袖人物的塑像等等，都是国家形象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它们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切切實实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26]。因为“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23]343由此可见，包含于政治符号中的意义是极为具有感染性的，政治符号是建构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年的国庆纪念日，其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相同的价值指向：展现本国实力、鼓舞民众意志、凝练国家精神以此增强大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是由于我国发展状况的阶段性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一穷二白到现如今富而强的过程，因此每一阶段的国家纪念日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价值取向上也是同质的，但历次国庆大典运用政治符号展现的国家形象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来看，这种差异体现在，一是不同时期的国家形象建构主体不同，从着重于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政党形象、社会形象再到现如今多种形象的展现。二是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也是一个递进过程，从最初的政治独白，参与者仅限于在场民众，到现如今的多元参与，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推动，使得离场人数倍增，同时人人都是传播主体的场域带来国庆纪念日本身的传播渠道和传播速度更是呈几何状增长。三是国家形象展示内容上的多元化，现如今的国庆仪式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同时生动塑造了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总之，国庆纪念日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任务、生动诠释了中国的对内展现和对外展现。
当下中国，随着网络的普及，每个人都似乎乐于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空巢老人、空巢青年及宅男宅女等话语的频繁出现正是说明人们过多沉浸在纷繁的网络世界，过多和生活层面的衣食住行相纠缠，看似带来个人生活的绚烂，实则无暇也无意触及更深层次的心灵层面，也渐渐选择性忽视了国家层面。而每年的国庆纪念日通过庄严的仪式唤醒了民众的政治意识，超越了简单的70后、80后、90后之争，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感受变化，形成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庆纪念日不仅是重要的休闲节日，更是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政治符号。 新中国建立70年来，伴随着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是民众的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由此形成了高度的国家认同和大国自豪感的过程。这其中，政府通过运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合力塑造国家纪念日的政治符号功能，并由此产生了巨大功效。在仪式（国庆纪念日）这一平台上展现符号、符号借仪式的权威性和庄严性强化形象，最终形成国家“我”形象和“他”形象的强化。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这个国庆纪念日的隆重纪念必将深深刻印于国民的心间，成为永久的美好记忆。
注释：
① 索绪尔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是根据其1907-1911年在日内瓦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记录整理，由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1916年编辑出版。
② 其分别是：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1984-10-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10-2（1）.三军雄风冠神州，1984-10-2（2）.在天安门城楼上，1984-10-2（2）.奔向二○○○年的伟大洪流，1984-10-2（2）.检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欢庆建国三十五周年，1984-10-2（4）.小平您好，1984-10-3（3）.
③ 这分别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9-10-2（1）.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1999-10-2（1）.为了世纪大阅兵，1999-10-2（2）.万岁，祖国！1999-10-2（2）.外国专家赞盛典，1999-10-2（3）.升起共和国的辉煌，1999-10-2（4）.难忘的日子，1999-10-2（4）.在希望的田野上，1999-10-2（5）.咱们工人有力量，1999-10-2（5）.祖国、我们心中至爱，1999-10-2（5）.56个民族是一家，1999-10-2（5）.观礼台上翘首盼，1999-10-2（5）.
④ 其分别是：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2009-10-2（1）.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9-10-2（2）.和平的力量，庄严的检阅，2009-10-2（2）.奋进！在民族复兴大道上，2009-10-2（3）.壮观恢宏大阅兵，2009-10-2（4）.“这一刻，我们热血沸腾”，2009-10-2（5）.我们走过天安门，2009-10-2（7）.检阅另一种精彩，2009-10-2（8）.聚焦北京，瞩目中国，2009-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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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Symbols and Images：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Day
关键词： 国庆节假日; 政治符号; 国家形象; 新中国70年
中图分类号： D62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6.004
一、 符号和政治符号
符号首先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最初指代的是实体，如标点符号、时间符号等。对其进行概念描述可追溯至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①。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符号作为整体则是所指和能指的统一”[1]102。后来人们开始把抽象概念用形象的符号展现出来，以此拉近学术与大众的距离，这涉及到诸多领域，如文化符号、经济符号、政治符号等。“当人们试图表达某种不能被直接触摸的、抽象的、看不见的实在的伦理存在的时候，符号就产生了。用‘可见之物质’表达‘不可见之精神’是符号的本质。用具体的物质表达抽象的精神，以熟悉的形象传达难言的感情，借‘可见的物质’象征‘不可见的精神’，使‘复杂的伦理’变为‘简单的约束’，这些就是‘符号’的全部意义和社会功能”[2]。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符号超越了其本身可见的含义，包括但不限于本身，更多是其蕴含的意义和指代的隐藏特征。迄今为止，人类是唯一会使用符号的生物，可以说人类是“符号化动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离不开符号，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符号化是人类特有的智能现象，人类不断地进行着符号创造活动，赋予符号各种意义，最终形成和积淀了灿烂的文明。”[3]而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更是人的本质属性[4]。换言之，人类倾向于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符号化过程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将复杂的人物、事件、现象形象化，简化为具体的符号指代，同时用固定的词语搭配，使之与原本的人物、事件、现象产生本能的联系。如提到雷锋就联想到“为人民服务”、提到柳树就会想到女性形象、提到龙或长城就会联想到中国形象等。
政治符号是符号子系统中的一种。当某一符号携带政治信息时它就转变为政治符号。政治符号同样是由“能指”和“所指”这两个层面构成。“能指”即政治符号的物质外观或符号的形体，“所指”即政治符号的价值内涵或符号的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意义”。“无论是在舆论形成中，还是在宣传中，政治符号都被最大限度地利用着、操纵着。因为政治符号能消除、控制复杂多样的利害关系之间的对抗和斗争。”[5]179政治符号的重要性对任何一个已实现现代化或正在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均不能被漠视，换句话说，它是“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既是权力实践的产物，又是权力运行的服饰，更是权力行使的手段”[6]。事实上，所有国家均对政治符号的运作异常关注，小到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穿着打扮，大到一个国家的本国定位、政策走向等，均是各国着力构建政治符号的途径。
现今，学界对政治符号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相关分析，如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符号种类繁多，既有语言形式的，也有物件形式的，还有行为形式的，与此同時也不能忽略声音形式的符号的展现[7]。这些观点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思路，在此理论下，本文以新中国70年来的国庆纪念日为研究对象，在这一分析平台上认为政治符号的内容包括：行为符号，如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物件符号，如主题花坛和领导人画像;声音符号，如奏国歌、响礼炮;语言符号，如标语口号和领导人讲话。对我国而言，国庆纪念日是一个定期展现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各种政治符号如井喷一样出现，集合了政治符号的各种展现形式。如此看来，在我国的各种政治活动展现中，还没有一种政治活动有着国庆纪念日这样丰富多彩的政治符号展现，从形式上看，国庆纪念日构建了一个“文化璀璨、国力强盛、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记忆;从内容上看，国庆纪念日天然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二者互相结合，共同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
二、 新中国70年来国庆纪念日的符号展现
如上所述，在中国诸多节日中，没有哪个节日能如国庆节假日那样蕴含如此多的政治色彩了。1949年以来，每年的国庆节既是一个休闲节日（全国假日），也是一个政治仪式（国庆阅兵等），同时扮演着政治符号的角色。实际上，早在1949年12月23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仅仅两月有余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颁布《国务院、政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办法首次明确规定：“为统一全国之年节及纪念日放假之起见，规定下列各项办法：甲、属于全体者，新年放假一日一月一日。春节放假三日夏历正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劳动节放假一日五月一日。国庆纪念日放假两日十月一日、二日。”[8]这是新中国首个节日规定，在规定中将每年10月1日确定为与传统春节、国际劳动节等量齐观的节假日。新中国70年来，每年的国庆纪念日均有形式多样的展现形式，除全民放假之外，官方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塑造着民众对国家高度政治认同的生成。在诸多展示活动中，国庆节已超越节假日本身被赋予了政治符号的功能，其仪式是通过一系列象征物来表达的。
1.行为形式的符号：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由于是节假日，国庆纪念日完成了官方主导和民间配合的完美结合，政府也刻意通过一些行为形式增强民众的集体记忆。这其中国庆阅兵就是彰显成就的主要符号。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做出决定：国庆阅兵是国庆庆典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此后每年的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会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这已成为一项政府惯例和民众的心理默认，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均有国庆阅兵的呈现，这一程序已持续了11年。到了1960年9月，鉴于此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现状的发展变化，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一年一次的国庆阅兵模式进行改革，将其阅兵频率进行缩减，基本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9]，这也成为1959年以来我国历年国庆庆典的惯例。除1979和1989两个特殊年份以外。 此后的国庆阅兵体现在1984、1999和2009三个年度上。这三次阅兵均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民众参与性，这是一种有效的体认实践。从仪式感来说，阅兵庆典本身就是一种规范正式庄严的仪式，除此之外，阅兵结束后的群众游行活动则是宽松的非正式的另一种纪念仪式，后者由于参与人数的众多、参与辅助表演的多样性以及参与场地的开阔性，更是增添了仪式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并对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个体均产生了深深的现场代入感。再加上许多细节成功唤醒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如领导人均身着中山装，乘坐的检阅车均为国产品牌红旗轿车以及在全国各地同样举行的规范仪式。
每次国庆阅兵虽然规模、主题不尽相同，但作为典礼的仪式很好地完成了同历史的承接（新中国开国大典），此为回顾性评价;同时又开创性地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民众对未来发展充满期许，此为民众获得感的满足并由此形成现场评价，同时，由于民众主动参与到观看阅兵表演和亲身融入群众游行之中，这样就将国庆纪念日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我们知道，仪式的构建是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加以表现的，形式越复杂，仪式就越神圣，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新中国70年来每过10年举行的国庆大典就是通过这种规范仪式让所有民众体认到深刻的国家在场，由此也增加了民众的国家荣誉感和认同感，阅兵和游行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仪式。
2.物件形式的符号：主题花坛和人物画像。70年来每年国庆纪念日期间天安门均有不同主题的花坛展示，通过大手笔主题花坛和特色花车展示，一个强大的、充满伟大成就的国家形象跃然出现，无论是从1949至1959年的一年一度的庆典还是1960年后逢十周年的庆典，都是通过看似相同的方式（国庆纪念日）唤起民众的集体记忆，由此深刻强化着普通民众的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
人物画像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位领导人物的展现。从具体展现上来看，1949年开国大典是人海狂欢，民众齐喊“毛主席万岁”是此时期的主要声音表达;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国庆阅兵后举行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簇拥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巨幅画像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他们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到了2009年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上，游行群众高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位同志的巨幅画像渐次前进。这些都是普通群众的朴实情感表达，通过表现政治人物符号的方式表达民众对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和对当下经历的现状的认同。
3.物件和声音形式符号的结合：升旗仪式以及阅兵庆典中的音乐和礼炮。国旗、国歌和国徽都属可展示的政治符号，他们将抽象的国家用形象的符号展现出来，使国家具备了可主观感知、可形象触摸的外在实体特征。在诸多可展示的符号中，国旗的特征尤为明显。对中国人来说，五星红旗、天安门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国家独一无二的典型标志。在一个由不同国籍人们参与的公共场合中，只有国旗能鲜明体现每个个体的国家属性。也正是因为此，升旗通过庄严的仪式、一丝不苟的程序，配合着国人熟悉的国歌节奏，可以极大地调动参与者的国家认同感。同时，升国旗时要敬礼，这一动作的意图在于加强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提升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虽然天安门广场上每天均有固定化的升旗仪式，但是每年国庆节当天的升旗仪式由于时间的特殊性，民众自动将自己融入到特定的时间场域、地点场所，此时此景的酝酿发酵更能彰显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以及对国家历史发展、当下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回溯与展望，没有其他仪式能比国庆纪念日本身的升旗仪式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4.语言形式的符号：即文本展示，具体表现为统一编制的口号（阅兵口号和群众口号）、标语、领导人讲话和其他文字报道。这其中，标语和口号是典型的政治话语，传递着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领导人讲话的作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权威机构或者说政治精英成为创造政治符号的能手。他们运用巧妙的手法、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去塑造符合时代以及自身需要的政治符号。正如拉斯维尔所指出的：“任何政治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10]19三次国庆阅兵中都有领导人讲话，他们用激昂的姿态、铿锵的语言将在场和不在场的民众拉到庆典这一特殊的场域中，激起了深深的共鸣。
以上四种方式均是可视、可看、可闻、可参与、可感受的纪念方式，跳出了可展示的仪式本身，赋予了其特殊年代背景下的特殊功能，强化了民众认同，夯实了国家实力，彰显了不同时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这些展现过程中，有许多由不同人物组成的细节丰满了仪式本身，如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的庄严致辞;广场上的普通群众挥舞着手中的各种道具，有鲜花，有气球，也有彩色的绒球，还有可展现此时期中国发展的各种口号和标语;阅兵场上的战士们踢着整齐的正步、喊着雄壮的口号。除了人物细节外，还有诸多辅助场景，如漫天绽放的烟花、集体放飞的白鸽、震耳欲聋的礼炮等，这些生动的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也构成了仪式的全貌，而通过仪式的组织、参与、感受，共同构建了民众的集体记忆，生成了民众的社会认同，也唤起了全体国民对未来社会的无比憧憬和美好想象，由此夯实了个人责任和国家意识。
对于能指的政治符号，即国庆阅兵本身来看，它经历了变与不变的历程。对于前者即不变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开国大典是现代阅兵式的蓝本，迄今为止，其阅兵的程序和内容均未发生变化。对于后者即变的角度来看，历次阅兵的人员规模及数量、色彩的多元化和更为强烈的飽和度、彩车和平鸽等方式上的多元化，还有更大的视觉冲击及现场和离场人数的几何状增加等，都是国庆阅兵在能指上的变化。
对于所指来说，国庆阅兵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历次国庆阅兵本身将国家意志和民族情感通过更为强有力的现场表现将其表达出来;民众的反响也更为热烈，软实力的彰显愈益明显，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平共处等角色和功能的隐性体现。当然由于国庆阅兵的场所选在天安门广场，这里本身就是人民感受国家主人身份和接受国家政治教育的最佳场所，也自然烘托了爱国主义洗礼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不同年代的国庆纪念日也表达了不同政治内涵的变化。对于1949年而言，新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二十八年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直接书写和刻画着建国记忆，“新中国成立日”在国庆纪念日中得到强化，形成共享的社会记忆并得以传承，于是开国大典本身亦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构成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对于1984年来说，此时是“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全国大庆，在民众情绪低迷下需要一套在视觉上听觉上均能产生直接强烈冲击力的政治仪式来表达国家意志和政党主张，引导民众朝着既定方向迈进，万众一心，凝聚力量，促进共识。对于1999年来说，此时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中国和中国形象产生部分冲击，于是庆典用集体力量和集体行动来表达此时期的国家意志，构建有效的社会秩序，用三大历史人物画像，强调历史传承，对内帮助民众理解政治信息，坚定政治立场，对外展示国家软实力，传播国家象征。到了2019年，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成就斐然，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庆典激发了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以及向着美丽新世界奋斗的憧憬和激情，这种对美好未来的展示同时塑造着民众的政治心理，此时的庆典经济上成就的表达更为明显，高科技因素比比皆是，游行人群更为放松，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肢体语言，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贯穿于仪式庆典的始终。
三、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强化：“我”形象和“他”形象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如何把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从抽象的概念演化为形象的实体，让普通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对这个共同体深深的认同感，这里就需要可展示的外部符号，通过繁琐复杂的仪式彰显国家的存在，再通过文本构建、成就展示来强化国家的生命力，由此塑造出有形的国家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形象一方面是自我认知，另一方面是他者观感。对于前者来说，国家形象是一种自我体认，即我需要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并为之不断努力，也就是国内民众对这一可见实体的认识和评价;对于后者来说，就是作为国家的我在别人（其他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如何，这是一种外在形象评价，也就是国际形象。
一是从国内形象来看：从集体记忆到认同生成——仪式唤醒记忆，记忆生成情感，情感养成认同。
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率先提出和使用的，在他看来，集体记忆就是“同一社会中许多成员的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11]70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2]335。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从习惯记忆的角度来解读集体记忆，认为人们“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12]20。集体记忆一般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3]。
人是一个个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对于自然属性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体記忆;作为社会属性而言，每个个体同时也具有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人首先是一个个体，个体有着独特的个体记忆，这种对过往经历和事情的回忆，强化的是个人身份。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一员，有阶层属性和相同的身份属性。“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于集体，它定格过去，却被当下所限定，且制约着未来”[14]。因此，“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削减它们或者润色它们抑或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中不曾拥有的魅力”[12]91。很显然，作为一个阶层而言，有着同一阶层的共同话语;作为一个身份来说，相同身份属性使得这一群体有共同的价值指向，这些都是集体记忆生成的土壤和基础。“无论是纪念日仪式、祭礼仪式、宗教仪式、节日仪式还是周期性庆典，都在仪式的重演中，将社会记忆得到延续和发挥。”[12]89
“仪式和记忆是一对孪生兄弟，在政治范畴内，政治仪式和政治记忆密不可分。”[15]182“对于政治仪式而言，它是一种操演语言，它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13]70“只有每一个参与者心中都有一段共同的记忆，才能一直保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16]与此同时，政治仪式要的就是民众的全身心投入，其操作方式也是通过身体表演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仪式是一种将政治记忆刻写在身体之上，进而体现合法性的活动。”[17]377
这一记忆刻写是通过国内媒体报道带来的想象国家、创造国家、记忆国家的途径来完成的。
对于同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来说，这一国家属性，其重要性更为凸显。经历了积贫积弱历史的中国人更能感受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身份的来之不易，所以才有了1949年全国上下的扬眉吐气，“六亿神州尽舜尧”。即便到了新时代的环境下，集体庆典依然是社会团结的必要展现形式和诉求手段。只要国家这一共同体始终存在，那么庆典就可以为民众提供可展现的平台，与此同时，民众也“希望有意识地重复过去，在周期性庆典中找寻意义”[13]73。而每年的国庆节假日，细致入微、抽丝剥茧、娴熟老道的仪式制造方式，所有国家符号元素均扑面而来，直接唤醒的是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时空层面无缝连接。从时间上来说，国庆节假日的仪式展演，其原点瞬间回溯至1949年的开国大典，这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本能印象和反应。从空间上来说，无论是天安门广场现场参与的群众，还是一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观看网络转播、电视转播的民众，抑或是全国各地放松心情的游客，都会将眼前及自己经历的一切归因于国庆节假日带来的效应。“庆典是官方的独白叙事，观看电视直播同现场观看的差别已经逐渐缩小。电视转播与现场一样，同样会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的认知带来整合性的效应。”[18]更多的人通过亲身参与到非主会场的国庆欢庆中感受国家的在场，这个国家的日臻强大、这个国家带给每个民众切实的荣誉感，这才是民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国家将各类政治符号进行编码和重新编码，使其融入到民众的内心体验中，让他们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同时，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精心策划和大力宣传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国庆节假日期间，所有门户网站、有线电视频道节目和文字媒体所推送、转播和书写的全部是关于国庆节的话题，更不用说大型国庆阅兵时国内所有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全方位覆盖，任何一个个体很难不受其影响。 如此看来，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同的直观感受，回顾性的历史评价和视线所及的现实性评价，在国庆节假日这一仪式展演中达到了高潮。媒体报道、网络直播、亲身参与（参与游行）、形象展示（主题花坛、标语口号）形成强烈对比，唤醒了集体记忆，将抽象的国家具象化，展现的是一个不断强大的国家形象，民众夯实此印象，进而产生由衷的自豪感和深深的认同感。每到此时，主流媒体对成就的宣传、普通民众视线所及能感受到的变化，全在每年的10月1日国庆纪念日时达到了顶点，在民众心中形成了恒久的不断强化的国家形象。“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须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须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19]343，这也是认同生成的基础。“认同是人寻求自身本体性安全的结果”[20]524。即仪式唤醒记忆，记忆生成情感，情感养成认同。
二是从国际形象来看：“他”形象，外界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的改观。
在“他”形象的构建上，《时代》周刊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1984年是中国结束“文革”后的第八年，也是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后的第六年。诸多改革带来的是老百姓精气神的变化以及对国家深深的自豪和认同感。此时期《时代周刊》敏锐意识到这一点[21]，在当年4月30日的封面上，可展现的画面就是一位青年男子手拿可口可乐饮料，笑容可掬地面对镜头。从装扮到笑容，再到手上的物品，无不体现了此时期中国的样貌：开放的大门渐次打开，全新的生活景象缓缓拉开帷幕。
还是以《时代周刊》为例，2009年《时代周刊》上关于中国的主题寓意极为明显。在这一年，《时代周刊》以中国为主要关键词出现在封面上的次数是两次，两次封面通过截然不同的视角传递了相同的信息：即对中国强大的不容忽视。在8月的封面[22]解说上，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将封面上的英语翻译过来就是：过去，这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命题;但是当全球经济深陷衰退不得自拔而中国却能独善其身时，又似乎突然间中国变成了“众望所归”。9月份[23]，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代周刊》封面再次聚焦中国。封面以红五角星加上汉字“中国”，以“中国时刻”报道新中国60周年以来取得的惊人成就。无论是对中国的期许，还是对中国成就的赞叹，都彰显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形象的鲜活。
根据近年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公布的国家形象全球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形象评价不相上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7年2月到5月，皮尤中心对全球38个国家4.2万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9%的受访者对美国抱有好感，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为47%。与此同时，中国的全球不受欢迎率为37%，而美国为39%。CNN认为，尽管结果接近，却显示世界在认知上的巨大分歧。”[24]
同样的结论出现在我国的对外调查上。2018年1月5日，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知名调查机构凯度华通明略和Light speed共同完成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中、英文版）在京发布。此前类似的形象报告已经出炉四轮，分别是2012、2013、2014和2015年。在此次的调查报告中（主要针对的是2016至2017年度），外界对中国的整体评价渐次上升，评价颇高，而无论是中国的内政抑或是外交层面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从具体调查数据来看，在此次全球调查报告中，中国国家整体印象得分为6.22分（总分为10），延续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势头[25]。
无论是国内形象的夯实，还是国际形象的改观，直接证明的是民众对中国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要使成员对国家形成认同和信仰，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运用政治符号的象征策略来建构和形成人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仰。一些政治象征符号如国旗、国徽、领袖人物的塑像等等，都是国家形象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它们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切切實实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26]。因为“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23]343由此可见，包含于政治符号中的意义是极为具有感染性的，政治符号是建构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年的国庆纪念日，其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相同的价值指向：展现本国实力、鼓舞民众意志、凝练国家精神以此增强大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是由于我国发展状况的阶段性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一穷二白到现如今富而强的过程，因此每一阶段的国家纪念日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价值取向上也是同质的，但历次国庆大典运用政治符号展现的国家形象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来看，这种差异体现在，一是不同时期的国家形象建构主体不同，从着重于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政党形象、社会形象再到现如今多种形象的展现。二是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也是一个递进过程，从最初的政治独白，参与者仅限于在场民众，到现如今的多元参与，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推动，使得离场人数倍增，同时人人都是传播主体的场域带来国庆纪念日本身的传播渠道和传播速度更是呈几何状增长。三是国家形象展示内容上的多元化，现如今的国庆仪式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同时生动塑造了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总之，国庆纪念日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任务、生动诠释了中国的对内展现和对外展现。
当下中国，随着网络的普及，每个人都似乎乐于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空巢老人、空巢青年及宅男宅女等话语的频繁出现正是说明人们过多沉浸在纷繁的网络世界，过多和生活层面的衣食住行相纠缠，看似带来个人生活的绚烂，实则无暇也无意触及更深层次的心灵层面，也渐渐选择性忽视了国家层面。而每年的国庆纪念日通过庄严的仪式唤醒了民众的政治意识，超越了简单的70后、80后、90后之争，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感受变化，形成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庆纪念日不仅是重要的休闲节日，更是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政治符号。 新中国建立70年来，伴随着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是民众的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由此形成了高度的国家认同和大国自豪感的过程。这其中，政府通过运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合力塑造国家纪念日的政治符号功能，并由此产生了巨大功效。在仪式（国庆纪念日）这一平台上展现符号、符号借仪式的权威性和庄严性强化形象，最终形成国家“我”形象和“他”形象的强化。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这个国庆纪念日的隆重纪念必将深深刻印于国民的心间，成为永久的美好记忆。
注释：
① 索绪尔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是根据其1907-1911年在日内瓦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记录整理，由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1916年编辑出版。
② 其分别是：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1984-10-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10-2（1）.三军雄风冠神州，1984-10-2（2）.在天安门城楼上，1984-10-2（2）.奔向二○○○年的伟大洪流，1984-10-2（2）.检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欢庆建国三十五周年，1984-10-2（4）.小平您好，1984-10-3（3）.
③ 这分别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9-10-2（1）.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1999-10-2（1）.为了世纪大阅兵，1999-10-2（2）.万岁，祖国！1999-10-2（2）.外国专家赞盛典，1999-10-2（3）.升起共和国的辉煌，1999-10-2（4）.难忘的日子，1999-10-2（4）.在希望的田野上，1999-10-2（5）.咱们工人有力量，1999-10-2（5）.祖国、我们心中至爱，1999-10-2（5）.56个民族是一家，1999-10-2（5）.观礼台上翘首盼，1999-10-2（5）.
④ 其分别是：首都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2009-10-2（1）.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9-10-2（2）.和平的力量，庄严的检阅，2009-10-2（2）.奋进！在民族复兴大道上，2009-10-2（3）.壮观恢宏大阅兵，2009-10-2（4）.“这一刻，我们热血沸腾”，2009-10-2（5）.我们走过天安门，2009-10-2（7）.检阅另一种精彩，2009-10-2（8）.聚焦北京，瞩目中国，2009-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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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Symbols and Images： A Study of the National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