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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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人本学唯物主义,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关注人类社会的个体主体的生产生活条件。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作为直面资本主义制度、直面市场制度的理性审视和辩证反思,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魅力之谜,就在于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社会现实恰巧成为21世纪人的普遍的现实境遇并由此构成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尴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本学唯物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8)08-0044-05
  
  在人类进入新的千年纪元前夕,西方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命运有着两个相反的预言。雅克·德里达呼喊:“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弗朗西斯·福山断论:20世纪最后2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面积塌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批判过的社会现实成为21世纪人类普遍的、尴尬的存在境遇。由此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反思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解读
  
  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和内容,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决定了它的科学性。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了这一理论的价值:“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① 1858年马克思将这一规律的内容表述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 对人的社会历史活动的三个领域以及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精神活动之间关系的揭示,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中驱逐出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在于它对历史活动的主体即人的准确定位。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历史哲学也曾有过对人的历史主体的定位企图和努力,但在唯心主义者那里,历史活动的主体“被宣布为宗教的人”③。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者看到了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指出:“社会是人的结合”④,将社会看成是人的社会。费尔巴哈既从本源学意义上考察人,通过批判宗教说明人的本体论来源,指出“人不是导源于天,而是导源于地,不是导源于神,而是导源于自然界;人必须从自然界开始他的生活和思维”⑤,又从研究对象或语义学意义上研究人,“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⑥ 但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是“抽象的人”,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人。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根据意识、宗教”等区别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反对以“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界定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主体界定为人,指出“主体是人”;“主体,即社会”⑦。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⑧。马克思主义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⑨,它“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⑩。这样,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被还原为对社会的主体的考察;对社会主体的考察被还原为对个体主体的考察;对个体主体的考察被还原为对个体主体的生活条件的考察:“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1}
  马克思主义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渡到考察人类社会的主体,从考察人类社会的主体过渡到考察人类社会主体中的个体,从考察人类社会的个体过渡到考察人类社会的个体的生产生活条件,由此决定了它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主体向度。
  作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作为对社会的个体主体的存在际遇的深刻关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两种主要社会制度的国家,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表现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
  
  苏联、东欧局势变化后,世界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有越南、古巴、老挝、朝鲜、中国。这些国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而解决民生问题,维护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从两个维度上得以展现,即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面对苏联、东欧国家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教训,这些国家通过对社会主义的不断试错和纠偏,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越南目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越南共产党带领越南人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92年)第一章第二条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由人民组成,为了人民;第一章第四条规定,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1996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八大作的报告题目就是《为了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目标,继续革新事业,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稳步走向社会主义》。2001年4月,在越共九大上,对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共识,认为它应该具有6个方面的特征:在政治上,体现社会主义的阶级特征,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建立在现代化生产力和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的高度发达的国民经济;在文化上,建设既具有先进性又充分体现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社会发展方面,使人民摆脱压迫、剥削,实现社会公正,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人民生活富裕幸福,得到全面发展;在民族关系方面,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在国际关系方面,与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2006年4月,越共十大强调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越南实行市场经济,一定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方向,要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社会公平、民主与文明”。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国的颠覆,古巴政府和古巴共产党一直将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主权作为执政的主要任务,一直重视国家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建设。1959年2月公布的“基本法”规定,在古巴,一切权力归于人民。1976年古巴颁布的宪法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1992年7月,古巴制定的第二部宪法规定,古巴要在“何塞·马蒂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治社会思想的指引下”建设国家。古巴共产党于1997年10月召开“五大”,指出马列主义、马蒂思想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是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古共“五大”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在2000年之后也将是古巴的唯一选择{12}。古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通过文化软国力凝聚民心,提升综合国力。古巴全国1100万人口中,有820万人是“保卫革命委员会”会员。2004年12月中旬,古巴举行了一次有400万军民共同参加的“堡垒2004”军事演习,显示了全民抵御外来之敌的决心。社会主义的古巴尽管一直是美国打压的对象,但“用思想打败美国”,将社会主义不仅看成生产现象(努力发展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更主要看成意识形态现象的古巴贫穷并且快乐着。
  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步入21世纪后,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分化、西化和颠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全党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得到高度凝聚和高度统一。高度凝聚和高度统一的基础在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的依靠力量、能动性、目的性等维度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得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提升文化软国力进而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服务宗旨、力量之源的确定以及民生问题的意识和预解决、试解决,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理性审视和辩证反思
  
  马克思主义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市场制度的批判以及其被取代的设想为主要内容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直面资本主义制度、直面市场制度的理性审视和辩证反思而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学界和社会界的爱戴和尊崇。
  马克思主义辩证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步性,肯定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仿佛用法术创造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即庞大的商品堆积方面的贡献,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发挥,是因为资产阶级对市场制度的成功借用。一方面,马克思将竞争看成是“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分析了市场经济导致的物是人非和反人性的方面,因为“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13},“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4}。就人的社会存在方式而言,在市场经济下,在交换价值中,人的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的尊严和价值淹没在商品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为人类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英国坎特布雷肯特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麦克莱伦教授将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带来的这种物是人非和反人性方面概述为:“资本主义社会,更概括地说,市场经济,从人们的生活意义上来看,它不能够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满足,从人们的价值观上看,它不能带来良好的道德风尚。”{15}市场经济导致的反人性还通过事实上人的不平等性表现出来。美国社会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无论就起点看,还是就结果言,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不平等。就起点看,按照市场调节体系,那些在才干和能力上处于同一水平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的前景,但单靠市场调节体系的效率原则无法实现社会正义,因为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生来就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处于一个特定的地位,这一地位的性质实质上影响着他的生活前景,也就是说,作为竞争的起点,每个人的资质天赋是不一样的。就结果看,市场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受到社会环境以及诸如好运和厄运这类偶然因素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导致分配的份额是由自然抓阄、自然拈阄这种自然的贵族制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即使把市场经济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等因素撇开,劳动者获得相等的市场收益,但由于“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富些”{16} 等等这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市场制度“只是从生产方面保证了高效率,而同时造成了物欲横流,挥霍无度,人以过度消费为荣”,它“隐含着提倡人的占有欲望。所谓私人占有欲,换句话说,就是不让别人占有。市场制度又产生了贫富的分化,这是另一种人与人的不公平”{17}。当人的平等性发展的权利追求表现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巨大鸿沟时,人类的理性面临着文明发展的新拷问。
  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市场制度、批判贫富分化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广泛认可。英国剑桥大学、BBC广播公司、路透社在1999年、2002年、2005年组织的4次千年第一思想家评选中,马克思3次荣登榜首。这体现着资产阶级社会对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和眷恋。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魅力之谜
  
  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160年。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社会现实恰巧成为21世纪人的普遍的现实境遇并由此构成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尴尬。这种尴尬表现为:
  (一)人的全面性发展的尴尬。马克思主义从个人的维度考察人,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8}。个人现实关系的全面性取决于他的阅历、职业、视野的全面性。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旗手、启蒙运动的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个人。但随着现代分工的发展,人已经越来越被片面化,任何个人都被固定在现代分工体系的某一个环节,成为现代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碎片。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上评价过分工,但马克思同时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9}这种职业的痴呆性不可避免地消失着每个人的个性,使得个人更多地带有职业性。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形象地指出了专业化对于人的个性的泯灭:“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全人’,而只要人的一个肢体或器官。再没有比这更生动的证据,说明过度的专业化把人如此残忍地当牛做马了。”{20}人的发展本以个性的丰富为目标,但这种个性被日趋统一、机械的职业性所取代。
  (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尴尬。马克思主义从主体性的维度考察人,认为主体是一个关系概念,“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21} “为我而存在”揭示了主体性的以下含义:第一,从本体论即本源性意义上看,人是关系的本源,是关系的发起者和承担者。在关系世界中,只有人才能成为主体,人之外的自然、动物不具备主体的资格。第二,从能动性意义上看,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和承担者。这个意义上的主体性是通过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表现出来的。第三,从交互关系意义上看,人是交互关系的发起者、承担者{22}。马克思主义高扬主体性旗帜,就是为了树立人的尊严和权威。但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当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例,当所有的人都被工具化为商品的生产者、分配者、交换者、消费者时,当人要通过自己的对象世界特别是物质对象世界如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等捡拾自己的影子而又无法支配这个对象世界特别是物质对象世界时,当“人类中心主义”的泛滥导致环境的破环和资源的枯竭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时,“主体性的消解”、“放逐主体性”就成为对商品世界中资本是社会的灵魂的愤怒和抗争。它构成了以人为本的背景资源,是基于主体性自觉的价值理性对膨胀的技术理性的新的校正。
  (三)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尴尬。马克思主义从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本质两个维度考察人的本质,指出人的类本质、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而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即社会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类本质而言,人的发展是指人摆脱动物状态、提高自己的类本质能力的过程和状态。“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3}但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发挥,如某些核技术、生物技术、战争技术等的掌握及其非正义的使用,已经走向了反人类的目的。就社会本质而言,马克思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上考察人的发展。就过程而言,因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4},所以人发展自身的过程,表现为不断地冲破原有社会关系的束缚,从血缘、地缘走向业缘从而建立、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的过程。“片面的”、“异化的”、“偶然性的”、“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向“完整的”、“自由的”、“有个性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的发展,就是这个过程的表现。就结果而言,《共产党宣言》曾设想了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主张在这个联合体里,联合起来的个人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但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25}即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的理想的社会存在方式的绝妙的讽刺。
  (四)人的发展的异化的尴尬。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化指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离开人、脱离人,反过来控制人、压抑人。马克思曾在积极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异化是异化的克服的临界点,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6}),但更多的是在否定的意义上直面异化,当物质对象世界、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世界、观念世界这些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产物的异化成为一种社会统治现象,而物质对象世界、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世界、观念世界的创造物的主人表现为这些创造物的奴隶的时候,“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7}将会是新的世纪宣言。
  
  注释:
  ①{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305页。
  ②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第3、19页。
  ③⑧⑨⑩{11}{14}{19}{21}{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73、73、74、67-68、287、169、81、47页。
  ④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9页。
  ⑤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77页。
  ⑥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7页。
  {12} 参见郭元增《古巴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红旗文稿》2007年第4期。
  {13}{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159页,第36页。
  {15} 参见魏小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何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卫·麦克莱伦访谈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
  {17} 茅于轼:《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丛书序言》, [澳]杨小楷、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张玉纲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0} [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页。
  {22} 参见王海传《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页。
  {25}{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123页。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0页。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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