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与黑》是中译本最多的外国小说。本文从多个中文译本中选出了四个中译本进行文本分析，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四个中译本风格进行对比研究。
　　关键词：复译；译者；风格
　　《红与黑》是一本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法国小说。1944年由赵瑞蕻先生第一次翻译成中文。五年后，罗玉君重译《红与黑》，作者译为“斯坦达尔”。1966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红与黑》没有新的翻译版本问世。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政治氛围逐渐宽松，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法国文学重新在中国展现勃勃生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红与黑》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中译本，其中包括郝运先生1986译本，闻家驷先生1988年译本，许渊冲1988年译本，郭宏安先生1993年译本和罗新璋先生1993年译本。《红与黑》翻译热甚至在当时的翻译界掀起了一阵大讨论，持不同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们纷纷发表观点。
　　一、复译的必要性
　　从表一可以看出，面对这么多的中译本，我们不禁要问：当高质量的译本已经出现之后，还有必要进行复译吗？黑格尔有云：“存在即合理。”任何经典的译本都存在“保质期，任何译本都无法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成为“唯一”的译本。笔者认为，复译的必要性有三。其一：翻译的“历史性”。旧的译本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读者品味的变化、文学流派的更迭、语言的演变更新，这些新的变化都呼吁新的译本的出现。其二：旧译本中的错误需要修正。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其所处时代背景、诗学观、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三：不同的译本才能满足不同的受众群。比如，以小学生为对象的译本必会采用更浅显易懂的文字。
　　二、三位位译者的不同风格
　　本论文以郝运、许渊冲和罗新璋译本为研究对象。
　　郝运的译文风格
　　郝运曾在给许钧的信中写道：“我从事法国文学译介工作时间不算短，但始终不敢好高骛远，只追求一个目标：把我读到的法文好故事按自己的理解尽可能不走样地讲给中国读者听。我至今仍认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候原作十分精彩，用中文表述却不流畅，恰似营养丰富的食品偏偏难以消化。逢到这种情况，我坚持请读者耐着性儿咀嚼再三，而决不擅自用粉皮代替”（许钧，《红与黑》风格的鉴识与再现，78页）。郝运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将原文的字句点滴不漏地全部译出。但是，译文的句子却显得艰涩难懂，不伦不类。
　　许渊冲的译文风格
　　在《世界文学》杂志中，许渊冲曾写道：“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作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在这种翻译理论指导下，许渊冲并不重视译出原作者的风格。对于“如何還原原文风格”这一问题，他这样回答“我的经验是除非一个句子，一看就是某作家写的，如普鲁斯特的，巴尔扎克的。一般句子，很多作家都可能那样写，如司汤达的，罗曼罗兰的，那只要译得忠实通顺，基本风格就传达了。”在许渊冲《红与黑》译本的前言中，他写道“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一种艺术；而竞赛中取胜的方法是发挥译文优势，或者说在创作。……如果《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不是法国人，而是今天的中国人，他用中文的写法就是在创作。”对他而言，译者的任务在于赢得竞赛，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译文“要比原文描写的更深刻，更精确，更精彩。”
　　罗新璋的译文风格
　　罗新璋认为“译作应该模仿原作的风格，呈现原作的艺术特点。”但是关于风格的模仿，他表示“模仿本国作者风格就已经非常困难，更遑论模仿国外作者的风格”。着手翻译之前，他就深入研究了司汤达的行文风格，并力求模仿到位“力求字字不闲；凡可有可无的字，一概删却净尽，以求一种洗练明快的古典风格。”正因如此，罗新璋译本中大量运用了四字成语和极其精简的表达方式，如“更其”、“资肤”、“昭示”、“不期”、“如许”等。借助于古汉语凝练的表达，传递出了简练的文风，与原文的风格正好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