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创设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经李鸿章推荐，张元济南下上海，先后出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一职，期间曾任代总理（校长）职。主持编译严复译《原富》等书，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
　　1903年初，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先后主持编纂整套中、小学教科书，多种辞典工具书，汉译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期刊，等等，主持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并以史学和校勘学的研究成果，当选为我国现代科学研究制度下的第一批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朱德委员长领衔，陈毅、李维汉、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曹荻秋、顾廷龙、梁思成、郭沫若等均列入名单。同年8月17日，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曹荻秋副市长致悼词，顾廷龙先生作事迹介绍。仪式结束后，遗体火化，骨灰葬于上海联义山庄，陈叔通先生为墓碑题字。20世纪70年代迁入家乡浙江海盐张氏公墓。
　　张氏公墓是张元济发起创建的海盐第一个公墓。1925年底，张元济与族中几位长老商议，征得同意后，出资在海盐县城南门外红木桥，张氏涉园遗址之西侧购地十六亩，开辟张氏公墓，号召薄葬，破除迷信。并表示，将来他本人亦必葬于此。张氏公墓的创建，对改变当地旧丧葬陋习有很大的推动，县里徐、冯等大族相继效仿。1929年，海盐县政府也建立了全县公墓。
　　张元济自认“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商务印书馆能有此成绩，“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张元济晚年著有《新治家格言》，提出“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 这是张元济对于旧丧葬的“喜新”论，认为厚葬并非礼制，且仪式繁杂，耗费巨大，成为死者家属的一项沉重负担，只有少数的大户才操办得起。而其他人家因无力厚葬，又不敢薄葬死者，生怕有违礼制，受到非议，故只好将棺木停放起来，待日后再葬。张元济曾痛斥这种现象“窃维停棺不葬，最为恶习”“民智蔽寒惑于风水之说，吾邑大盛，欲葬必先卜地，地师日吉，则其值颇昂。力不逮者辄逡巡而止”“……凡此皆溺于迷信之说也”。他在《新治家格言》中明确提出：“迷信必当破除， 不作无益害有益。”
　　张元济的此种“喜新厌旧”、崇尚新风的进步思想，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为了清除当时泛滥成灾的“停棺”现象以及旧丧葬陋习，张元济亲自主持创办张氏合族公墓，“号召薄葬”，反对庸俗的礼尚往来，不请宴，不做道场。提出“亲友送葬，万不敢当”，主张“庆吊勿侈多仪；此为改造旧家庭，更求适应新社会”。
　　2001年，《海盐日报》曾刊登了多篇因城市建设可能波及张氏公墓而引发的讨论文章，随后海盐县政府也专门出台了保护性文件，并确定了保护范围，四周立起界桩，树起了临时标志。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在这块有着名人之魂的土地上，除了种着庄稼以及依稀可见的当年遗迹，依然如故。大树掩映，小河依旧，爬满杂草的河边小石阶依然静静地陪伴着。
　　城市发展日益加速，张氏公墓早已在城市建设规划之中。在《海盐日报》的那场讨论中，作为张元济之孙的张人凤先生在来信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先祖父生前一直提倡薄葬……至今，我仍觉得先祖父数十年前对身后应薄葬的观念是十分先进，并应为后人学习的。既然已入土为安，也不必再有所举动，否则与他生前的想法相悖。”想必先生的开化、明智、淡定、稳健注定了他早已与深爱的故土融为了一体。
　　张元济是海盐籍的历史文化名人，对家乡的文化教育关心备至。早在1906年至1907年间，张元济就大力帮助家乡海盐筹办新式学堂，亲自到盐邑各处察看办学情况，出席劝学所会议并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亲自撰文《鹰窠顶观日》，刊《最新高小国文教科书》第四册。
　　1946年，张元济将坐落在虎尾浜南岸的故居（世称“张家翰林第”）三进，共三十六间房屋和六亩五分宅基地借给海盐县立初级中学使用，1951年致信海盐县人民政府，“愿将祖遗坐落城内虎尾浜现租与县立中学使用之房屋全所并余地捐与该中学为校舍”。
　　张元济不遗余力搜求保存海盐地方文献。海盐县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文献《海盐文献志》《盐邑志林》，以及海盐著名学者胡震亨、彭孙贻的著作，张元济均出重金搜求，使之不致湮没，有的还重新刊印。
　　张元济提倡薄葬、入土为安，但同时又以倡明教育作为平生志愿，对乡贤名人的坟墓却大力保护。1936年，先生为乡贤胡孝辕（胡震亨）坟墓被占毁一案联合朱希祖等人致书海盐县长，要求修葺坟墓，并拨还墓地，以让后人凭吊，学习他的读书精神。
　　纵观张元济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见过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无人企及。先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50年中国的大变动时代，为救国救民，最终选择了传播知识，启迪民智的道路，投身于商务印书馆。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企业，张元济也成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后人理应像张元济当年保护乡贤名人坟墓那样地去保护他的墓地，让人们永远铭记、学习张元济昌明教育、启迪民智的求实作风，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贯穿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我国的传统习俗中，墓地往往被视为不吉利的地方，而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公墓是平时大家散步的好地方，墓地游是平常的事，墓地甚至被视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选择墓园这种独特的人文纪念平台，在缅怀历史文化名人的同时，去思考和感受生命的主旨及社会的责任，是非常值得赞赏的行为。新时代的墓园应该包含着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墓碑、雕塑、园林绿化造型等设计都是值得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与名人对话，与历史对白，倾听心灵的声音。《死亡日记》的作者陆幼青曾深有感触地写道：“陵园确实是个好地方，有空去坐坐，会悟出很多事情，少很多烟火气，平很多不平事，笑很多可笑事。”
　　名人墓之所以需要保护，其重要的不仅仅是埋葬了谁，而是其主人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使人们有一个追念他们的切入点，一代传一代地了解当年那些名人的成长足迹，思想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进而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变迁中的历史人文风貌及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名人墓不单单是一个墓地那么简单，而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这或许是名人墓地之所以需要保护的最大意义所在。
　　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名人的史迹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必须按照“护其貌、显其颜、铸其魂、扬其韵”的思路，从速抢救保护，以彰显其文化底蕴，使之和社会发展相得益彰。在大力提倡重拾优秀传统文化，着力保护文化遗产的今天，如果能在遵从先人意愿的同时又能加强对历史遗物的保护意识，将名人之墓升格为平民化的“文保区”，也许更能时时提醒后人，不至于将历史遗忘得太快。
　　（作者单位：张元济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