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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万颅之魂”，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保持着该领域5项世界纪录；从医60年，他已数不清曾开过多少颅，从死神手里抢救回了多少生命；有人说，他是“华佗再世”，也有人说，他现在能治的病，大概当年华佗也治不了。他就是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
作为医学工作者，王忠诚在临床技术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进展：
上世纪60年代，王忠诚首先在国内采用并推广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施行逾千例动脉瘤手术，使该病死亡率由lO％降到2％以下。
上世纪70年代，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开展神经外科显微技术，把中国的神经外科从传统方法带进了现代，使颅内动脉瘤等重症死亡率由10％降至2％。
上世纪80年代，王忠诚摘除了直径为9厘米的巨大颅内动脉瘤，至今为世界罕见。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主席、德国的萨米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好的教师不仅仅是培养学生，而且要培养出一些大师来，我认为，王忠诚教授就是培养出大师的人。他为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组建了一支不同年龄的队伍。用不了10年，中国神经外科将可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王忠诚属牛，本命年的他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荣誉：2009年1月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总书记把大红的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了王忠诚那双上万次打开病人头颅的手中。
感谢恩人
“得奖首先要感谢党。第二，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我的团队。第三，我要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83岁的王忠诚院士是个讷言的人，但他的每一句话都如珠玉掷地有声：“我更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有了病人和病人家属齐心协力的合作，共同向疾病发起挑战，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回首往事，“感谢”是老人说得最多的词。然而透过那一幅幅历史的定格，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人如其名，“忠诚”始终是贯穿他人生的脉络。
病人的安危是王忠诚心中的“晴雨表”，而让患者术后基本享有正常人的生活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他常说：“只要我拿起手术刀，就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
王忠诚至今还记得那一次手术。患者脑部长了一个直径约9厘米的巨大动脉瘤，这是有文献记载以来该部位发现的最大肿瘤。更危险的是，这是一个无血栓巨大动脉瘤，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像气球一样充满了血，哪怕是碰破了一点皮都会造成大出血。
手术刚一开始病人的呼吸、血压就都没了，不救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王忠诚并没有放弃，他一边叮嘱助手们进行抢救，一边进行手术。王忠诚一只手按压住出血点，另一只手慢慢地把动脉瘤剥离出来切掉。在大家的努力下，病人慢慢恢复了呼吸，血压也逐步恢复正常，逐渐清醒过来。王忠诚回忆说：“当时我们想。只要有一丝渺茫的机会，就要试试看。”
王忠诚常说：“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脑部是人类身体最精密、最复杂、最神秘的区域，在神经外科领域很多情况下是治好了病，却造成了瘫痪、无意识等不可弥补的后遗症。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张俊廷是王忠诚的学生，他回忆说，入门之初老师曾告诉他：“你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不能为了钻研技术影响病人今后的生存质量，甚至不顾病人的死活。第一是不能死人，第二是不能让病人重残。”
王忠诚的学生刘佰运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恩师在他第一次临床时跟他说的话：“你一定要爱护病人，要去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渴求康复的心情，要把他们当亲人看待。他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甚至是生命才换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神经外科。”
然而这位把60年的岁月都交给神经外科事业并在世界领域取得骄人成就的大家，竟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说：“我出过错，也害怕过，教训也不少，医生的成长离不开病人的理解和谅解。”
脑干曾经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禁区，如果不考虑到病人的预后，单纯强调全部切除脑干肿瘤，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但王忠诚没有这么做，他说：“我想到的是病人的安全，所以我首先研究了脑干旁边的肿瘤，发现把它切掉后脑干的功能和形态都有所恢复，从中我发现了脑干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我还是不放心，毕竟脑干是神经中枢，对于既保留神经功能又进行肿瘤切除我并没有太大把握。后来我考虑到肿瘤是有囊性的，就尝试着先用针穿刺，把肿瘤抽出来，结果发现对脑干功能并没有影响。然而我还是怕全部切除会影响病人的生理机能，就尝试着对肿瘤做部分切除，慢慢地有了经验，才开始对肿瘤进行全部切除。”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知名的神经介入专家吴中学是王忠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王教授经常对他说：“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始终鞭策着吴中学不懈地研究医术，在治疗脑动脉瘤方面他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吴中学说，王忠诚不仅要求学生们医术精湛，还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护病人的心理健康。“老师曾说，我们要让病人身体康复的同时，也得到心理康复。即使回天无力，我们也要让病人带着希望、带着梦想活到最后一刻。”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介绍说，王忠诚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医德考核标准。“手术该做到什么程度、该和病人怎样交流、该用什么样的药……老先生甚至把一些细微之处都提炼出来。”王晨说：“老先生常说医生要以德为先，他就用这套量化标准来判断一个人可不可用，能不能培养造就。”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人们折服于他对事业的忠诚：“国外能做的先进神经外科手术我们都能完成，做的效果不比国外差。或者说更有经验。”
贫穷逼出来的医学专家
“对我而言，贫穷就是童年的代名词。为了生计，父母什么都做，摆小摊、回农村种地……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尽管已经相隔七十多年，回忆起童年的艰辛，王忠诚的话语中还是带着酸涩。正是目睹父母的无助和残酷的贫穷，小小年纪的他才真切地意识到：能改变人命运的只有知识。
王家在福山门楼，一共有9个孩子，由于贫穷，王忠诚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他的两个弟弟也只读 到初中。
“父母是文盲，干体力活挣钱，吃吃不饱，穿穿不暖，孩子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为改变命运，我就吵着闹着要上学读书。”王忠诚说，在自己的坚持下，1931年，他终于成为养隽小学的一名学生。
小学毕业后，王忠诚进入烟台市立第一中学，1940年，初中毕业的王忠诚意识到北京的教育更好，自己拿主意选择了北平汇文中学，父母四处借钱凑出了学费。尽管这样，在汇文中学读到二年级时，王忠诚身无分文，无奈，他忍痛离开北平回到烟台，在道恕街小学找了一个当“教员”的工作，负责整个六年级的教学任务。
“当时的工资是金圆券，上午领了就得赶紧去买米买面，否则下午就可能贬值。”王忠诚说，在那段日子里，支撑他的信念只有一个：攒钱复学。
当了一年教员后，返校读书的钱还没攒够，备受“煎熬”的王忠诚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出于爱才之心，汇文中学校长亲自给王忠诚写来回信，召回了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学生，免费让他补学了一年。
“高中快毕业时，我的理想是学工，可以建设国家，但是没钱，学医不交学费，我又选择了学医。”王忠诚打定主意后，考了三所大学，最后从中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医学系，原因是那里“不要学费”。或许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被“穷”逼出来的选择最终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整个医学界。
1944年到1950年，6年的大学生涯是王忠诚最为艰辛的岁月。自己做的窝窝头、一杯开水、一块咸菜——这是王忠诚大学时最好的伙食，饥饿、寒冷一直困扰着他。整个大学期间，他一直半工半读，有时给当官的孩子教英语；有时在煤场当监管，给各家各户送煤；有时还打过零工……到底做过多少差事，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即便如此，钱还是远远不够，还要时时靠同学帮助。
同屋同学“借”给他的棉袄至今让王忠诚记忆犹新：同学家庭条件比较好，见王忠诚连件棉衣都没有，就把自己的新棉袄借给了他，这一“借”，王忠诚再也没能还上，穿了好几个学期。他说：“‘混合面’那种发霉的味道我至今都忘不了，那时候，同学吃一块糖都能让我馋得要命……”
那段贫困艰苦的岁月，给了年轻的王忠诚坚毅和韧劲。
“幸亏解放了，不解放，我又得穷得休学。”王忠诚说，因为解放，医学系的学生得以提前毕业分配，这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毕业后，王忠诚被分配到天津总医院外科，成为一名住院医生，每月工资是50斤小米，他可以“吃饱肚子了”。
为了一个梦想
1951年后，作为业务骨干，王忠诚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在一片荒林雪野里，他们搭起土坯，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得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那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王忠诚和同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觉得自己无能啊，很对不起他们。骨科、外科、内分泌科等我都能治，却治不了脑外伤。”回想起这段往事，王忠诚仍感痛心。当时，他就暗自立下誓言：“回国后，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让中国的神经外科跻身于世界之林”。中国的神经外科起步艰难，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世纪。刚刚进入这一领域时，手中连一个颅脑实体标本都没有，他就和同伴们到郊外的乱坟岗里寻找头骨，消毒漂白，制成标本。
当时，我国对脑外伤和颅内肿瘤的检测手段非常落后，确定脑肿瘤部位和性质，只能采用“开颅控查”的办法，手术死亡率高达24％。
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我的心里憋着一股劲，你们封锁，我就拼了命也一定攻克它。”回想起最初的艰辛，王忠诚难掩激动。
当掌握了“脑血管造影”之后，由于长期受x射线辐射，王忠诚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有一个同伴做脑血管造影，白血球降到了2000，得了放射病。而王忠诚的白血球也降到了4000以下，非常危险，经常发烧。
“那时候经常出去会诊，坐火车一到目的地就发烧。抢救病人的时候，先要治疗自己的发烧。”王忠诚说。
就在白血球减少、抵抗力下降期间，他还一连7次患肺炎，最后两次差点丢掉性命。但是，王忠诚说：“那时候豁出去了。”
“我曾经做过一例持续24小时的手术，救一个病人。病人就在手术台上，你不可能休息。那时，在手术台上很有精神，不觉得怎样，但是下来以后，一坐到沙发上就起不来，24小时没尿。医学上讲，24小时必须有500ml以上的尿，才能解毒。为什么没尿啊，病人的手术出血很厉害，他每出一次血我就全身冷汗，非常紧张，所以当然没有尿，都出汗了。结果休息了一个月才恢复原状，每天都躺在床上休息，浑身没劲儿。”
就这样，王忠诚用7年时间积累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于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这本中国神经外科史上里程碑式的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了30年。
上世纪70年代，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开展神经外科显微技术，把中国的神经外科从传统方法带进了现代，使颅内动脉瘤等重症死亡率由10％降至2％。
王忠诚率先提出了“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观点，总结出一套不同脑干肿瘤采取不同手术人路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打开了脑干这个医学界的禁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从1980年到2008年，他带领他的团队已实施脑干肿瘤手术1100余例，手术死亡率低于1％，手术质量和数量居世界领先。
在此基础上，王忠诚又得出“脊髓对于慢性的肿瘤压迫也同样具有可塑性”的结论。从1995年到2007年，他带领团队施行髓内肿瘤手术840余例，无一例死亡和手术致残。
血管内栓塞技术治疗脑血管病是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刚开始，这一学科在国内无人问津，进口的栓塞材料价格昂贵。王忠诚瞄准这个难点，成立课题小组，把攻关任务交给了博士生吴中学。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吴中学不负众望，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国产栓塞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广泛应用于临床后，为1700多名患者解除了病痛。吴中学感慨地说：“王老师花费的心血比我多得多，只是面对成功和荣誉，他把我推在前面，自己退到了后面。”
高超的红包拒绝术
曾经有一天早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王忠诚和他的老伴儿。打开房门，一位60多岁的农民老汉跪在门口着急地说：“俺要找王院长救救俺儿子。”王忠诚急忙把老汉扶起来，搀进了屋里。
这位山东老汉的儿子得了重病，昏迷不醒，当地县医院诊断是脑肿瘤。看病的医生告诉他：“快去北京吧，天坛医院的王忠诚大夫能治这种病。”于是，老汉一家东 拼西凑借了钱来到北京。见到王忠诚，老汉眼圈儿红红地说：“您不救他，孩子就没命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捧到王忠诚面前。王忠诚握住了老汉的双手，轻轻地把钱推回到老汉的怀里。老汉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您不接这钱，俺就不起来。”看着老汉手里那沓皱皱巴巴的钱和他那为儿子求命的眼神，王忠诚赶快说：“好，钱我收下啦，您快快起来吧。”
那天的手术持续了五六个小时，见疲惫不堪的王忠诚走出手术室，老汉急忙迎上前去。没等老汉开口，王忠诚就说：“手术很顺利，请放心吧。”说完，从衣兜里掏出那沓儿钱，还给了他。老汉一把拽住王忠诚的胳膊说：“您救了俺儿子的命，这1000块钱说啥也得收下!要不，俺一辈子都心里不安哪!”
王忠诚微笑着说：“老兄弟，我收了您的钱，您心安了，我可就亏心啦。”
我们可以看到，王忠诚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拒收红包的艺术同样高明。 王大夫首先懂得病人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及时治疗，所以，他没有在手术前一味拒绝红包，而是以“接受”方式先暂时收下，这就是抓主要矛盾，争取时间的艺术。 接着，在手术做好之后，把那个红包还给病人家属，这时就有时间去说服对方。他的说服是讲道理，讲透道理，讲出对方无法不接受的道理。上面他讲的那简短的一句话，不正是把我们中国天理国法人情，一言以蔽之吗?
从而，王忠诚对红包的拒绝，让病人家属无法拒绝，只有接受。这就是艺术，这种艺术和他的医术同源，都是由于思想境界，坚强意志而产生。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卓也是王忠诚的学生，他介绍说，为了能够救治更多病人，王忠诚创建了北京天坛医院，扩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并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神经外科培训基地。1990年以来，北京天坛医院每年做神经外科手术约7000余例，目前平均每天做神经外科手术约30台。
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张亚卓说，王忠诚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70余人，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1／3是从他领导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或著名专家。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王忠诚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王忠诚的带领下，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医院是天坛医院的技术协作单位之一，院长向德芬回忆说，医院成立时请王忠诚到黔讲学，还请他为一个7岁的孩子做手术。谁知贵阳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医院停电了。有人问王忠诚，安排好的手术要不要推迟?王忠诚说：“7岁的孩子耽误不得，就是发电也要手术。”这台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
手术后，精疲力竭的王忠诚连饭都没吃，就直接走进会议室为贵阳及附近市县的150多位医生作学术讲座。“我们想推迟讲座时间，王老不肯。我们只得让人给王老端了杯牛奶。讲座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王忠诚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他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退出手术台后，王忠诚开始潜心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希望把经验都留存下来。
王忠诚的大弟子李世卓谈到师生情谊时，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他与老师的交往。“生活中我们交往并不多，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支持是深刻而坚定的。”
有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一位受王忠诚培养多年、颇受倚重的技术人员突然离他而去“赚大钱”。王忠诚谈起此事时，只是淡淡一笑，说：“有更好的出路，就让他去吧。”
83岁高龄，王忠诚依然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想整顿一下全国的神经外科。全国13亿人，只有1万多名神经外科大夫。日本这个小国家有4000名神经外科大夫，都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而我们的1万名大夫里，还有一半是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
王忠诚说，他最近在乌鲁木齐看到一个病人，一家人两个孩子，小儿子得了脑瘤，在当地治病花了两三万元，这些钱是靠把大儿子租出去给人家做劳工换来的，但在当地无法治愈。“我去看瘤子是良性的，但是压在脑干上，呼吸都不行了，眼看就要死了，真可惜啊，本来完全可以治愈的。如果在北京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行啊，运到路上就要死的。”
王忠诚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到培养，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王晨院长说：“其实说到底，王老就是要培养出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后备队伍和为病人安全着想的医生体系。”
王忠诚说：“如今，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医院、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基地，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在教学中，王忠诚很严厉。脑科手术容易出血，止血不能像外科手术用线勒上，而是用电烧，烧成一个血块，把出血点给堵住。一用力血管就会脱落，可能会再出血。他曾经定了规则：手术后病人出现血肿给一个黄牌，如果出现两回手术后出血，给一个红牌，就别做手术了。
“我入学后，得到了导师的多方指导。”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二病区副主任刘佰运回忆说，“我写出一篇文稿后，自己觉得内容还满意，就大胆地送给导师审阅。几天以后，导师将文稿转给我，我仔细地读完后就感觉脸上发烧，真有些羞愧难当。”
原来，王忠诚除了对文稿内容进行修改外，还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进行了纠正。“从中可看出老师治学严谨求实，细致认真。他为人也十分谦逊，所改之处，都是用铅笔勾写的。”刘佰运说。
“我把改好的文稿又送给了老师。这时老师很高兴，对我说，你可不要小看了遣词用语、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粗心大意不得。历史上由于一字之差而铸成大错的事例不少啊!”在学生们眼中，王忠诚平时话不多，但是每句话“一口唾沫一个钉”。
已是古稀之年的罗世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为了开展显微技术，王忠诚曾狠狠地批评过自己。“当时我的惰性比较大，长期形成的习惯是手术操作用裸眼，不习惯用显微镜。后来王院士说，你一定要做显微镜手术，如果不做将来你没法再进步。”在老师的督促下，罗世琪成为了神经外科显微镜手术的一把好手。“显微镜手术能够做到微创，最大限度地保护病人的脑组织。”罗世琪说，王院士推动的显微镜手术是中国神经外科技术上的一个革命。
对于德才双馨、桃李满天下的王忠诚来说，一切荣誉都无足轻重。谈到他最大的心愿时，不善言谈的王忠诚说：“如果我算是站在神经外科金字塔塔尖的话，真希望有人能超越我，而且最好是中国人!”
(据《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综合)
作为医学工作者，王忠诚在临床技术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性进展：
上世纪60年代，王忠诚首先在国内采用并推广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施行逾千例动脉瘤手术，使该病死亡率由lO％降到2％以下。
上世纪70年代，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开展神经外科显微技术，把中国的神经外科从传统方法带进了现代，使颅内动脉瘤等重症死亡率由10％降至2％。
上世纪80年代，王忠诚摘除了直径为9厘米的巨大颅内动脉瘤，至今为世界罕见。
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主席、德国的萨米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最好的教师不仅仅是培养学生，而且要培养出一些大师来，我认为，王忠诚教授就是培养出大师的人。他为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组建了一支不同年龄的队伍。用不了10年，中国神经外科将可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王忠诚属牛，本命年的他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荣誉：2009年1月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总书记把大红的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了王忠诚那双上万次打开病人头颅的手中。
感谢恩人
“得奖首先要感谢党。第二，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我的团队。第三，我要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83岁的王忠诚院士是个讷言的人，但他的每一句话都如珠玉掷地有声：“我更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有了病人和病人家属齐心协力的合作，共同向疾病发起挑战，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回首往事，“感谢”是老人说得最多的词。然而透过那一幅幅历史的定格，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人如其名，“忠诚”始终是贯穿他人生的脉络。
病人的安危是王忠诚心中的“晴雨表”，而让患者术后基本享有正常人的生活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他常说：“只要我拿起手术刀，就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
王忠诚至今还记得那一次手术。患者脑部长了一个直径约9厘米的巨大动脉瘤，这是有文献记载以来该部位发现的最大肿瘤。更危险的是，这是一个无血栓巨大动脉瘤，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像气球一样充满了血，哪怕是碰破了一点皮都会造成大出血。
手术刚一开始病人的呼吸、血压就都没了，不救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王忠诚并没有放弃，他一边叮嘱助手们进行抢救，一边进行手术。王忠诚一只手按压住出血点，另一只手慢慢地把动脉瘤剥离出来切掉。在大家的努力下，病人慢慢恢复了呼吸，血压也逐步恢复正常，逐渐清醒过来。王忠诚回忆说：“当时我们想。只要有一丝渺茫的机会，就要试试看。”
王忠诚常说：“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脑部是人类身体最精密、最复杂、最神秘的区域，在神经外科领域很多情况下是治好了病，却造成了瘫痪、无意识等不可弥补的后遗症。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张俊廷是王忠诚的学生，他回忆说，入门之初老师曾告诉他：“你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不能为了钻研技术影响病人今后的生存质量，甚至不顾病人的死活。第一是不能死人，第二是不能让病人重残。”
王忠诚的学生刘佰运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恩师在他第一次临床时跟他说的话：“你一定要爱护病人，要去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渴求康复的心情，要把他们当亲人看待。他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甚至是生命才换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神经外科。”
然而这位把60年的岁月都交给神经外科事业并在世界领域取得骄人成就的大家，竟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说：“我出过错，也害怕过，教训也不少，医生的成长离不开病人的理解和谅解。”
脑干曾经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禁区，如果不考虑到病人的预后，单纯强调全部切除脑干肿瘤，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但王忠诚没有这么做，他说：“我想到的是病人的安全，所以我首先研究了脑干旁边的肿瘤，发现把它切掉后脑干的功能和形态都有所恢复，从中我发现了脑干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但我还是不放心，毕竟脑干是神经中枢，对于既保留神经功能又进行肿瘤切除我并没有太大把握。后来我考虑到肿瘤是有囊性的，就尝试着先用针穿刺，把肿瘤抽出来，结果发现对脑干功能并没有影响。然而我还是怕全部切除会影响病人的生理机能，就尝试着对肿瘤做部分切除，慢慢地有了经验，才开始对肿瘤进行全部切除。”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知名的神经介入专家吴中学是王忠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王教授经常对他说：“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始终鞭策着吴中学不懈地研究医术，在治疗脑动脉瘤方面他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吴中学说，王忠诚不仅要求学生们医术精湛，还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护病人的心理健康。“老师曾说，我们要让病人身体康复的同时，也得到心理康复。即使回天无力，我们也要让病人带着希望、带着梦想活到最后一刻。”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介绍说，王忠诚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医德考核标准。“手术该做到什么程度、该和病人怎样交流、该用什么样的药……老先生甚至把一些细微之处都提炼出来。”王晨说：“老先生常说医生要以德为先，他就用这套量化标准来判断一个人可不可用，能不能培养造就。”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人们折服于他对事业的忠诚：“国外能做的先进神经外科手术我们都能完成，做的效果不比国外差。或者说更有经验。”
贫穷逼出来的医学专家
“对我而言，贫穷就是童年的代名词。为了生计，父母什么都做，摆小摊、回农村种地……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尽管已经相隔七十多年，回忆起童年的艰辛，王忠诚的话语中还是带着酸涩。正是目睹父母的无助和残酷的贫穷，小小年纪的他才真切地意识到：能改变人命运的只有知识。
王家在福山门楼，一共有9个孩子，由于贫穷，王忠诚的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他的两个弟弟也只读 到初中。
“父母是文盲，干体力活挣钱，吃吃不饱，穿穿不暖，孩子们一个个都营养不良，为改变命运，我就吵着闹着要上学读书。”王忠诚说，在自己的坚持下，1931年，他终于成为养隽小学的一名学生。
小学毕业后，王忠诚进入烟台市立第一中学，1940年，初中毕业的王忠诚意识到北京的教育更好，自己拿主意选择了北平汇文中学，父母四处借钱凑出了学费。尽管这样，在汇文中学读到二年级时，王忠诚身无分文，无奈，他忍痛离开北平回到烟台，在道恕街小学找了一个当“教员”的工作，负责整个六年级的教学任务。
“当时的工资是金圆券，上午领了就得赶紧去买米买面，否则下午就可能贬值。”王忠诚说，在那段日子里，支撑他的信念只有一个：攒钱复学。
当了一年教员后，返校读书的钱还没攒够，备受“煎熬”的王忠诚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出于爱才之心，汇文中学校长亲自给王忠诚写来回信，召回了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学生，免费让他补学了一年。
“高中快毕业时，我的理想是学工，可以建设国家，但是没钱，学医不交学费，我又选择了学医。”王忠诚打定主意后，考了三所大学，最后从中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医学系，原因是那里“不要学费”。或许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被“穷”逼出来的选择最终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整个医学界。
1944年到1950年，6年的大学生涯是王忠诚最为艰辛的岁月。自己做的窝窝头、一杯开水、一块咸菜——这是王忠诚大学时最好的伙食，饥饿、寒冷一直困扰着他。整个大学期间，他一直半工半读，有时给当官的孩子教英语；有时在煤场当监管，给各家各户送煤；有时还打过零工……到底做过多少差事，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即便如此，钱还是远远不够，还要时时靠同学帮助。
同屋同学“借”给他的棉袄至今让王忠诚记忆犹新：同学家庭条件比较好，见王忠诚连件棉衣都没有，就把自己的新棉袄借给了他，这一“借”，王忠诚再也没能还上，穿了好几个学期。他说：“‘混合面’那种发霉的味道我至今都忘不了，那时候，同学吃一块糖都能让我馋得要命……”
那段贫困艰苦的岁月，给了年轻的王忠诚坚毅和韧劲。
“幸亏解放了，不解放，我又得穷得休学。”王忠诚说，因为解放，医学系的学生得以提前毕业分配，这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毕业后，王忠诚被分配到天津总医院外科，成为一名住院医生，每月工资是50斤小米，他可以“吃饱肚子了”。
为了一个梦想
1951年后，作为业务骨干，王忠诚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在一片荒林雪野里，他们搭起土坯，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得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那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王忠诚和同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觉得自己无能啊，很对不起他们。骨科、外科、内分泌科等我都能治，却治不了脑外伤。”回想起这段往事，王忠诚仍感痛心。当时，他就暗自立下誓言：“回国后，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让中国的神经外科跻身于世界之林”。中国的神经外科起步艰难，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世纪。刚刚进入这一领域时，手中连一个颅脑实体标本都没有，他就和同伴们到郊外的乱坟岗里寻找头骨，消毒漂白，制成标本。
当时，我国对脑外伤和颅内肿瘤的检测手段非常落后，确定脑肿瘤部位和性质，只能采用“开颅控查”的办法，手术死亡率高达24％。
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我的心里憋着一股劲，你们封锁，我就拼了命也一定攻克它。”回想起最初的艰辛，王忠诚难掩激动。
当掌握了“脑血管造影”之后，由于长期受x射线辐射，王忠诚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有一个同伴做脑血管造影，白血球降到了2000，得了放射病。而王忠诚的白血球也降到了4000以下，非常危险，经常发烧。
“那时候经常出去会诊，坐火车一到目的地就发烧。抢救病人的时候，先要治疗自己的发烧。”王忠诚说。
就在白血球减少、抵抗力下降期间，他还一连7次患肺炎，最后两次差点丢掉性命。但是，王忠诚说：“那时候豁出去了。”
“我曾经做过一例持续24小时的手术，救一个病人。病人就在手术台上，你不可能休息。那时，在手术台上很有精神，不觉得怎样，但是下来以后，一坐到沙发上就起不来，24小时没尿。医学上讲，24小时必须有500ml以上的尿，才能解毒。为什么没尿啊，病人的手术出血很厉害，他每出一次血我就全身冷汗，非常紧张，所以当然没有尿，都出汗了。结果休息了一个月才恢复原状，每天都躺在床上休息，浑身没劲儿。”
就这样，王忠诚用7年时间积累了2500份脑血管造影资料，于196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术》专著。这本中国神经外科史上里程碑式的专著，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了30年。
上世纪70年代，王忠诚带领他的团队开展神经外科显微技术，把中国的神经外科从传统方法带进了现代，使颅内动脉瘤等重症死亡率由10％降至2％。
王忠诚率先提出了“脑干和脊髓具有可塑性”的观点，总结出一套不同脑干肿瘤采取不同手术人路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打开了脑干这个医学界的禁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从1980年到2008年，他带领他的团队已实施脑干肿瘤手术1100余例，手术死亡率低于1％，手术质量和数量居世界领先。
在此基础上，王忠诚又得出“脊髓对于慢性的肿瘤压迫也同样具有可塑性”的结论。从1995年到2007年，他带领团队施行髓内肿瘤手术840余例，无一例死亡和手术致残。
血管内栓塞技术治疗脑血管病是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刚开始，这一学科在国内无人问津，进口的栓塞材料价格昂贵。王忠诚瞄准这个难点，成立课题小组，把攻关任务交给了博士生吴中学。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吴中学不负众望，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国产栓塞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广泛应用于临床后，为1700多名患者解除了病痛。吴中学感慨地说：“王老师花费的心血比我多得多，只是面对成功和荣誉，他把我推在前面，自己退到了后面。”
高超的红包拒绝术
曾经有一天早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动了王忠诚和他的老伴儿。打开房门，一位60多岁的农民老汉跪在门口着急地说：“俺要找王院长救救俺儿子。”王忠诚急忙把老汉扶起来，搀进了屋里。
这位山东老汉的儿子得了重病，昏迷不醒，当地县医院诊断是脑肿瘤。看病的医生告诉他：“快去北京吧，天坛医院的王忠诚大夫能治这种病。”于是，老汉一家东 拼西凑借了钱来到北京。见到王忠诚，老汉眼圈儿红红地说：“您不救他，孩子就没命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沓钱，捧到王忠诚面前。王忠诚握住了老汉的双手，轻轻地把钱推回到老汉的怀里。老汉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您不接这钱，俺就不起来。”看着老汉手里那沓皱皱巴巴的钱和他那为儿子求命的眼神，王忠诚赶快说：“好，钱我收下啦，您快快起来吧。”
那天的手术持续了五六个小时，见疲惫不堪的王忠诚走出手术室，老汉急忙迎上前去。没等老汉开口，王忠诚就说：“手术很顺利，请放心吧。”说完，从衣兜里掏出那沓儿钱，还给了他。老汉一把拽住王忠诚的胳膊说：“您救了俺儿子的命，这1000块钱说啥也得收下!要不，俺一辈子都心里不安哪!”
王忠诚微笑着说：“老兄弟，我收了您的钱，您心安了，我可就亏心啦。”
我们可以看到，王忠诚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拒收红包的艺术同样高明。 王大夫首先懂得病人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及时治疗，所以，他没有在手术前一味拒绝红包，而是以“接受”方式先暂时收下，这就是抓主要矛盾，争取时间的艺术。 接着，在手术做好之后，把那个红包还给病人家属，这时就有时间去说服对方。他的说服是讲道理，讲透道理，讲出对方无法不接受的道理。上面他讲的那简短的一句话，不正是把我们中国天理国法人情，一言以蔽之吗?
从而，王忠诚对红包的拒绝，让病人家属无法拒绝，只有接受。这就是艺术，这种艺术和他的医术同源，都是由于思想境界，坚强意志而产生。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张亚卓也是王忠诚的学生，他介绍说，为了能够救治更多病人，王忠诚创建了北京天坛医院，扩建了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并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神经外科培训基地。1990年以来，北京天坛医院每年做神经外科手术约7000余例，目前平均每天做神经外科手术约30台。
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张亚卓说，王忠诚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70余人，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1／3是从他领导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当地的学科带头人或著名专家。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王忠诚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王忠诚的带领下，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
贵州省贵阳市金阳医院是天坛医院的技术协作单位之一，院长向德芬回忆说，医院成立时请王忠诚到黔讲学，还请他为一个7岁的孩子做手术。谁知贵阳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医院停电了。有人问王忠诚，安排好的手术要不要推迟?王忠诚说：“7岁的孩子耽误不得，就是发电也要手术。”这台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
手术后，精疲力竭的王忠诚连饭都没吃，就直接走进会议室为贵阳及附近市县的150多位医生作学术讲座。“我们想推迟讲座时间，王老不肯。我们只得让人给王老端了杯牛奶。讲座后，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王忠诚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他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退出手术台后，王忠诚开始潜心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希望把经验都留存下来。
王忠诚的大弟子李世卓谈到师生情谊时，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他与老师的交往。“生活中我们交往并不多，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支持是深刻而坚定的。”
有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一位受王忠诚培养多年、颇受倚重的技术人员突然离他而去“赚大钱”。王忠诚谈起此事时，只是淡淡一笑，说：“有更好的出路，就让他去吧。”
83岁高龄，王忠诚依然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想整顿一下全国的神经外科。全国13亿人，只有1万多名神经外科大夫。日本这个小国家有4000名神经外科大夫，都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而我们的1万名大夫里，还有一半是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
王忠诚说，他最近在乌鲁木齐看到一个病人，一家人两个孩子，小儿子得了脑瘤，在当地治病花了两三万元，这些钱是靠把大儿子租出去给人家做劳工换来的，但在当地无法治愈。“我去看瘤子是良性的，但是压在脑干上，呼吸都不行了，眼看就要死了，真可惜啊，本来完全可以治愈的。如果在北京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行啊，运到路上就要死的。”
王忠诚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到培养，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王晨院长说：“其实说到底，王老就是要培养出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后备队伍和为病人安全着想的医生体系。”
王忠诚说：“如今，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医院、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基地，培养更多的青年人。”
在教学中，王忠诚很严厉。脑科手术容易出血，止血不能像外科手术用线勒上，而是用电烧，烧成一个血块，把出血点给堵住。一用力血管就会脱落，可能会再出血。他曾经定了规则：手术后病人出现血肿给一个黄牌，如果出现两回手术后出血，给一个红牌，就别做手术了。
“我入学后，得到了导师的多方指导。”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二病区副主任刘佰运回忆说，“我写出一篇文稿后，自己觉得内容还满意，就大胆地送给导师审阅。几天以后，导师将文稿转给我，我仔细地读完后就感觉脸上发烧，真有些羞愧难当。”
原来，王忠诚除了对文稿内容进行修改外，还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进行了纠正。“从中可看出老师治学严谨求实，细致认真。他为人也十分谦逊，所改之处，都是用铅笔勾写的。”刘佰运说。
“我把改好的文稿又送给了老师。这时老师很高兴，对我说，你可不要小看了遣词用语、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粗心大意不得。历史上由于一字之差而铸成大错的事例不少啊!”在学生们眼中，王忠诚平时话不多，但是每句话“一口唾沫一个钉”。
已是古稀之年的罗世琪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为了开展显微技术，王忠诚曾狠狠地批评过自己。“当时我的惰性比较大，长期形成的习惯是手术操作用裸眼，不习惯用显微镜。后来王院士说，你一定要做显微镜手术，如果不做将来你没法再进步。”在老师的督促下，罗世琪成为了神经外科显微镜手术的一把好手。“显微镜手术能够做到微创，最大限度地保护病人的脑组织。”罗世琪说，王院士推动的显微镜手术是中国神经外科技术上的一个革命。
对于德才双馨、桃李满天下的王忠诚来说，一切荣誉都无足轻重。谈到他最大的心愿时，不善言谈的王忠诚说：“如果我算是站在神经外科金字塔塔尖的话，真希望有人能超越我，而且最好是中国人!”
(据《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等综合)